毛泽东论科学抽象法和具体分析法-哲学中国网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是人类认识中的一对辩证思维方法。毛泽东很重视科学抽象，同时也很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研究毛泽东关于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思想和方法，对于提高我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具体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所使用的抽象方法，包括有从特殊中抽出一般，从现象中抽出本质，从事物的整体中抽出这种或那种特点、特征、关系，矛盾、问题等。毛泽东最擅长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即矛盾来进行研究。他说，“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1]鉴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在事物矛盾的抽象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对于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抽象。面对一大堆模糊杂乱的事物的现象，毛泽东总是能把主要的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抽出来加以认真的研究，为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奠定方法论的基础。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从过去一切革命斗争经验中抽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决定革命性质的主要问题加以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为党奠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当时关于抗日战争的许多议论中抽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问题来加以研究，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的最抽象的著作是《矛盾论》。它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矛盾这个东西是一个最一般的抽象，它为一切事物所共有，同时又是古往今来的一系列哲学家加以探讨而又探讨不尽的永恒的课题。从对矛盾这个最一般的抽象的探讨，可以看到一个思想家抽象思维能力的大小。而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探讨，即使不算是最杰出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从古往今来一大堆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中，抽出有关矛盾性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矛盾精髓问题来研究，谱写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篇章。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即“两论”)是对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抄袭。其实这是一种肤浅之见。诚然，毛泽东的《矛盾论》利用了苏联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材料，但是苏联教科书却未能如《矛盾论》那样抽出有关矛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加以研究，因而缺乏概括性、系统性、深刻性。有几本苏联哲学教科书在论述中虽然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质的特殊性”的提法，并根据列宁的思想也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普遍的规律，但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不仅抽象出“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作为一对范畴加以论述，并提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苏联教科书虽然也设专节说明发现“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然而却未能加以展开论述，而毛泽东根据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往往由于找不到问题的中心结果如堕烟海的经验，从中抽象出“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加以透彻的研究，从而把这个问题深化了。总之，《矛盾论》虽然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材料，但决非抄袭之作，而是一篇抽象思维的杰出创作，它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分析诸多有关矛盾问题的材料中找出了像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等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把它们抽象出来并确定下来，从而大大超过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而形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篇重要著作。

善于抽象首先要重视抽象。毛泽东对抽象很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毛泽东在阅读这段话时打下了很多杠杠，并批注道：“不能用肉眼看见，必须用抽象力。” [2]毛泽东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但是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不仅引用了列宁说过的：“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而且在文中多处强调这一点。在谈到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时候，他说道：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在谈到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时，他又指出，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那就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毛泽东反复引用、强调列宁关于科学的抽象更深刻地反映着自然的论点，足见他对抽象问题的重视。

毛泽东还从人的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进一步说明了抽象思维的重要性。他说人的认识在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感性经验的阶段，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它只解决现象问题，不解决本质问题；而建筑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即理性认识阶段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本质、内部联系的东西。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到达于思维，到达于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即通过抽象思维到达于理论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革命队伍中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不知道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经验材料加以抽象，以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因而虽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是错误的。

抽象要科学，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

抽象要科学。这是毛泽东对抽象的基本要求。所谓科学，就是必须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而不是想象的、主观幻想的、随意的。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3]只有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抽象，才是可靠的，才是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没有用的，不正确的。

科学的抽象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科学就是实事求是，“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4]毛泽东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他认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这是因为现象是本质、规律的显现，我们掌握的感觉材料越丰富，越真实，就越能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仅仅根据一些零碎不全的材料，抓住“一鳞半爪”，就进行抽象概括，非得出错误结论不可。为此他极力提倡进行社会调查，把所研究的问题的“来源”找到手，把“现状”弄明白。正因为毛泽东尽一切力量、办法收集和整理各种材料，把握了事实的总和，因而他能够作出正确的、郑重的、科学的抽象，形成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抽象的过程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5]。这是毛泽东对抽象思维操作过程所作的概括。所谓经过思考作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多想苦想。“心之官则思”，他认为孟子的这句话给脑筋的作用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毛泽东是肯用脑筋善于思索的，他也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分析要达到“科学的抽象”，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加工。所谓“去粗取精”，就是对材料不是全部采取，而是“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6]，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也就是从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经过分析比较，把最反映本质、最说明问题的材料选择出来。“去伪存真”，就是对材料进行鉴别，分清真伪，去掉虚构的部分和错觉，保存真的；就是把真象和假象区别开来，揭露假象所掩盖的本质。“由此及彼”就是把片断的材料联系起来，发现事物的来龙去脉和相互联系。“由表及里”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这十六个字是相互联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主要是选择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分析比较必须“由此及彼”，对各种感性材料作“联贯起来的思索”，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最后达到“由表及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而达到“科学的抽象”。毛泽东的这个抽象思维操作过程的“十六字诀”，深刻而通俗地阐明了进行科学抽象的思维的步骤和方法，也是我们进行任何科学抽象时所必须遵循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运用科学抽象，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矛盾和问题，而且坚持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从特殊性、个体性、整体性上去研究事物，以达到对事物的具体的了解，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7]具体的研究要求注意多样性(特点)和全体，而这也就是要求完备的客观性。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具体分析的内容。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区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8]的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他在该文中指出：由于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9]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了“矛盾的特殊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矛盾的特殊性“着重地加以研究”。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分析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原则。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所谓表面性，就是不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只是远远地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动手解决矛盾。毛泽东认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这二者都没有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的相互联系和内部规律。

毛泽东还认为，教条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他们看问题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 [10]。

毛泽东反复强调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子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认识个性是认识共性的基础。他说，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又是我们认识事物之间的质的区别的基础。由于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各自特殊的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只有认识和把握这种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根据，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他还指出，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因而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教条主义者离开具体的分析，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因而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毛泽东反复强调列宁的话：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教条主义之所以失败，之所以弄得一无是处，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因此他提出，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具体研究的态度。

具体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求从具体存在的现象、事实出发，而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定义、理论命题出发，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反复地说明要从当前存在的具体事实出发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的方法论原则。他对这个同志说：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11]毛泽东的这封信，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以下一段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接着他枚举了当时摆在面前的事实，总结说，“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12]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了要从事实出发而不要从定义出发的具体分析方法。他指出，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从现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则来。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他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他回忆说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这是当时最重大的、大家都看得见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毛泽东认为，从原理原则出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理、原则的结果是要经过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13]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最大缺点是缺少辩证法，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对每个问题总是下定义，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毛泽东认为这是马列主义从来所反对的方法。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他说书上凭空的提出一连串的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中发现和证明的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毛泽东认为，只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为认识事物提供确实根据。他在阅读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对以下的一段话打下了很多的着重号：“任何领域之科学的研究任务，在于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底总法则(这是全部人类知识发展史底总结论)，根据事实的材料、去研究某一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所特具的矛盾发展底具体性。唯物辩证法底原则，是没有一条可以变为抽象的表式(或图表)的，以为可以根据这样的抽象表式、用纯逻辑的方法得出对于具体问题的答案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唯物辩证法要求切实地、具体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毛泽东对这段话非常注重，并写下了“两种研究法：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的批注，接着他又写道：“具体分析是确实根据。” [14]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研究就是这种切实地、具体地研究的典范。毛泽东不但具体地研究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表现形式，揭示了事物矛盾在其结构、层次上的不同特点，而且在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研究中，还把两种情形“特别地提出来”加以研究，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早在《矛盾论》写作之前，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地提出“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 [15]。在《矛盾论》中，他进一步指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就是说不重点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16]正是在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的研究中，毛泽东给予了教条主义以严厉的抨击。他批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说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说他们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他写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17]

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 [18]。具体的研究最后意味着要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也即形成“成套思想”，借以完整地反映事物。毛泽东认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到达于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于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总体”、“思想具体”相当。在毛泽东看来，要到达于这种“思想具体”，就要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要“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把对各部分的认识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19]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用综合的方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从而到达于对延安的“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则是综合，是整体作为一个思维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即马克思所说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总的说是思维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产物，即“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的产物，具体说它是通过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得到的。如果不是“用综合的方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要想达到具体的再现是不可能的。

“用综合的方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的方法，按照马克思，也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20]就范畴上升的逻辑顺序来说，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范畴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刻，从低级到高级地向前发展，从而在思维中再现具体，达到对具体整体的认识。对于这种范畴上升过程，黑格尔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说：“这个前进的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前进的运动看做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中，普遍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单独的东西中，保存在判断和实在中，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前进的辩证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失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 [21]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其中的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的上升运动就是从普遍的、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然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毛泽东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分析很是注意。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就认识的过程写道：“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 [22]在阅读河上肇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他对以下的一段文字既打了直杠杠，又画了横杠杠和波浪线，说明他对这段话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我们若想科学地分析事物，便要从那事物的最简单的范畴进行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复杂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就可理解，那要先尽可能地分解简单的东西，把它们一一加以研究，然后综合这些简单的东西去理解其全体，只有采取这种次序才行。” [23]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按照这种次序进行研究的。毛泽东首先研究战争，这是从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以来就有的一种最高的政治斗争形式；然后研究革命战争，它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然后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它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毛泽东集中力量认真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他批驳了那些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他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的《矛盾论》也是采用从抽象到具体分析的一个典型。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首先研究矛盾的普遍性，然后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然后研究更加特殊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及对抗性矛盾，从而有力地批驳了教条主义，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阐明了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实践的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有时按照从“为什么”到“怎么办”、从理论到方法的次序来进行范畴的上升，从而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论持久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讲为什么是持久战，后一部分讲怎样进行持久战。毛泽东就是按照从为什么到怎么办的次序，组成了—个严密的概念和范畴系统，回答了有关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从为什么到怎么办，也就是从理论到方法。1957年毛泽东就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给胡乔木写信说：“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 [24]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种从为什么到怎么办、从理论到方法的范畴上升方法不过是从抽象到具体分析的一种通俗化和变体，其实质和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从普遍的简单的东西开始，然后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从而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造成思维具体，达到对于事物的具体的把握。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结合

以上我们分别叙述了毛泽东的科学抽象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实际上，这两个方法在毛泽东那里是互相结合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着。

人的认识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又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长期过程中，毛泽东既运用科学抽象，又运用具体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真正的认识和把握，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和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不仅运用科学抽象考察一般战争的规律，同时也运用具体分析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特殊规律。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是一般战争和特殊战争的统一，这样就从两个方面把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定出了一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仅运用科学抽象考察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运用具体分析考察矛盾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了二者的联结，并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

实际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考察中，毛泽东都是既运用科学抽象，又运用具体分析，使二者互相补充的。这是因为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考察中都要既运用分析又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分析和综合是互相补充的，这就决定了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也必然是互相补充的，因为科学抽象是以分析方法为基础和前提的，具体分析是以综合方法为基础和前提的(这既包括感性的综合，也包括理性的综合，抽象思维的综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质和现象、部分和整体、系统和要素的辩证统一，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是必然相互补充的。“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 [25]这就是说，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既用科学抽象又用具体分析，来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如果不运用科学抽象，就不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把握事物的普遍的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也就不能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如果不运用具体分析，就不能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把握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不能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规律，也就不能理解矛盾和解决矛盾。毛泽东之所以既批评教条主义又批评经验主义，认为它们都是主观主义，就是因为它们都割裂了抽象和具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没有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有机地统一起来。教条主义只知运用抽象，对矛盾的普遍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抽象的研究，不去作具体的研究，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抽象空洞的教条；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只是掌握了一些具体经验，把握了一些特殊现象，却不能运用科学抽象从中抽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和问题，借以形成理论，指导全局，结果他们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既克服教条主义又克服经验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方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去具体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从这些具体分析中抽象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原则、论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相结合的产物。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是相互依存的。具体分析是科学抽象的基础和归宿。“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 [26]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研究矛盾的普遍性的基础。感性的具体认识是抽象思维发生的基础。“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 [27]另一方面，具体的认识又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归宿。“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 [28]，这样以解决人们生活实践中的问题，同时又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已经获得的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 [29]毛泽东还批评教条主义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的并且为客观实际所证明的理论，不知道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总之，毛泽东强调，抽象的、普遍的东西要以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为基础，否则，抽象的东西就成了纯粹抽象的公式，它就不能够为人们所理解，既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又不知道它要向哪里去，既没有基础，也没有归宿。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依存是相互的。科学抽象依赖于具体分析，具体分析也依赖于科学抽象。首先，各种具体事物的研究需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只有在这种共性认识的指导下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才能把握具体事物的深刻本质，才能正确地认识具体矛盾的特点，把握它的特殊规律，正确地解决矛盾。经验主义者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他们只凭具体经验办事，缺少抽象的一般的共同认识的指导，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具体分析有赖于科学抽象，还表现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而形成“成套思想”的过程中。“成套思想”是在思维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从对象抽取出来的各种规定的综合而产生的思维具体。抽象规定是它的构成要素。没有抽象规定，也就不可能形成思维具体。只有先通过分析，把对象的各种规定性区别出来，获得各种抽象规定，然后再通过综合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才能达到多种规定性统一的思维具体。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都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通过分析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关系、问题和论点，然后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它形成为一个思维具体而产生出来的。《论持久战》就是由“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样两大部分构成的一个思维总体，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就不能形成关于持久战的“成套思想”。总之，“成套思想”离不开抽象的规定，离不开思维抽象。思维抽象构成“成套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思维抽象就不会有“成套思想”。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是相互转化的，这首先表现在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区分是相对的，一定范围、一定阶段上的科学抽象，在另一范围另一阶段上则是具体分析的。《矛盾论》的每一个要素、部分即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相对于人们大量的关于矛盾的感性经验和一大堆关于矛盾问题的资料、材料，都是抽象的，但是就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而言，矛盾的普遍性则是抽象的而矛盾的特殊性则成为具体的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样的研究系列中，“革命战争的规律”相对于“战争的规律”是特殊、具体，而相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又是一般、抽象了。实际上在“成套思想”里，相比较而言，先行的范畴比后继的范畴要抽象，而后继的范畴比先行的范畴要具体，因为整个范畴体系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次序上升的，后继的范畴比先行的范畴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多的规定性。

客观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部分和整体的区分的相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区分的相对性。“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30]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看也是相对的。同一个事物相对于它的组成部分来说，它是整体，但是相对于它所在的更大的系统来说，它又成为部分。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本质上是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部分和整体的反映，由于普遍和特殊、部分和整体的区分是相对的，因而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区分也必然是相对的。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相互转化还表现在在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表现为首先从感性具体转化为思维的抽象，接着又从思维的抽象转化为思维具体。在这里，从感性具体转化为思维抽象的过程，主要是把已经获得的材料加以分析，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特性、关系即抽象的规定。从思维抽象转化为思维具体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综合把已经找出来的一系列抽象规定予以系统化，形成“成套思想”，形成关于对象的各种规定性的统一的完整的认识。《矛盾论》的完整的认识过程表现为，首先从大量感性经验和已有的材料中抽象出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等一系列抽象的要素，然后把这些要素予以系统化，把思维抽象转化为思维具体，即完整的《矛盾论》的著作。在这里，抽象和具体是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形式相互转化着。抽象的规定是对感性具体的否定，它离开了感性具体、感性材料；但是抽象的规定又是走向思维具体的一个中间环节，通过走向思维具体而实行了对自身的否定。在任何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中，抽象和具体总是这样相互转化着，它们构成了认识的前进运动。

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相互转化还表现在认识的总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从感性具体到达思维的抽象具体(由思维的抽象规定所构成的抽象思维系统)后，又从思维的抽象具体到感性的具体。也就是由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进到认识一般的事物、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后，接着又以这种一般的共同的认识为指导去研究新的具体事物。“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31]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教条主义的错误是：“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32]

“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个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总规律，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提法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最后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33]一般和特殊、认识和实践的这种相互推动、相互转化、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也就是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这两种人类认识的方法相互推动、相互转化、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列宁曾经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34]毛泽东根据长期曲折而又复杂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提出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认识的总公式，把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的辩证转化过程具体化了，同时把人类认识运动的总秩序、总规律揭示出来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10]《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页。
[11]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1943牢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1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76、177页。
[1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18]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1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
[2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2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9页。
[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
[2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3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34]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原载李景源主编、李为善等撰写的《毛泽东方法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抽象和具体的方法》。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