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是人类思维中经常碰到的一对互相对立又互相关联的方法。毛泽东在这方面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是从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言论，特别是从他的作品、文章中所实际体现的历史和逻辑方法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认真总结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见解，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训练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实质上是科学抽象和具体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因此，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我们就从毛泽东的逻辑方法开始考察。

逻辑的方法

逻辑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也叫做“论理”。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的所谓的“论理学”也就是“逻辑学”，所谓的“论理的认识”也就是“逻辑的认识”。“论理”是日本人对西方logic的一种译法。中国学术界在30年代前借鉴了这个译法。30年代初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也都采用这个译法。毛泽东在30年代(以及以前)所写的著作以及哲学批注，也就采用了这个译法。

逻辑有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毛泽东在1965年12月杭州会议上指出，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他说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二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他认为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在他看来，所谓辩证逻辑，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逻辑。他在读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时，对其中的一段话给予了注意：“唯物的辩证法透视于研究对象之内部的本质，它在对象自身中找出矛盾力量、矛盾倾向、矛盾方面、矛盾定性之内部的联系来。”毛泽东认为这就是“辩证论理与形式论理的区别” [1]，即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1958年，他在对北戴河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中，针对一些同志不大懂辩证逻辑时又写道：“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2]总之，毛泽东所谓的辩证逻辑，就是矛盾的逻辑，辩证法的逻辑，就是事物和概念的内部联系和关系，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在考察事物时，既运用形式逻辑，也运用辩证逻辑。运用辩证逻辑去考察事物，就是从事物和概念的内部联系和关系，从事物和概念的本性、内在矛盾和发展的规律性、内在的必然性去考察事物。运用辩证逻辑研究事物的一些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就已经形成了。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对其中的一段话非常注意，划了很多的线。这段话是：“伊里奇接着说：‘这正是辩证法的一般的叙述方法或研究方法’。发现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中，暴露主要矛盾；探求主要矛盾的发展、斗争、及以主要矛盾为基础而出现的全体矛盾、充满了矛盾的方面、发展的倾向——过程之自始至终的发展；探求发展中的过程各阶段的质的变化，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运动之相对的特殊性、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之相互联结及相互推移——这是必须研究的任何过程的路程。”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写道：“研究的原则如此。” [3]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把这些研究原则系统地化为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和矛盾。根据这些一般的原则，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较为特殊的矛盾关系，这些也构成了他逻辑方法的内容：精神与物质、内部与外部、现象与本质、质与量、肯定与否定、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根据与条件、内容与形式、目的性与因果性、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可能与现实等等。他还研究了一系列更加特殊的矛盾的关系，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内部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经济领域中的矛盾、政治领域中的矛盾、军事领域中的矛盾、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矛盾、国际社会中的矛盾等等。对这些矛盾的关系的分析，构成了他的逻辑分析的主要内容。在实际工作中，他还特别注意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大局与小局的区别，主流与支流的区别，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因而也是逻辑分析的对象。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4]1958年，他在批阅《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针对其中一处把“绝对全面的完成”与一般的“完成”混淆在一起并加以修改时写道：“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

注意概念、判断、推理的准确性、合乎逻辑性，注意整篇文章的条理、结构，是毛泽东的逻辑方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在致陆定一、周杨、邓拓的信中说：“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形容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问题，也就是各种词语的准确性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 [5]他说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他特别提到，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6]”是一种不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一再强调，写文章要注意前后不矛盾。“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 [7]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就是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他说这本书看起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成教科书的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使人觉得是一本经济学词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他认为分工合作，集体写作，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写，像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毛泽东认为文章和文件有逻辑性就能势如破竹，高屋建瓴，引人阅读，读过后很舒服，相反，如果没有逻辑性，读起来就没有兴趣。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但是就其实质说，他是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腔，并不是主张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这里的关键是文章是否有条理，即是否有逻辑性。1951年他在《纠正文字缺点》中说道：“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8]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把文章和文件的逻辑性问题当作芝麻小事，大老爷用不着去管。他一再号召做经济工作、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1958年他在《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中，表扬了农村类文件，认为这类文件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同时他严厉批评了工业类文件，特别是“说明要点”这个文件。他写道：“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成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兔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他还写道：“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词。我的意思，痛切一道，引起注意(过去我所做的一万次的唠叨历史，只当做一阵西北风)。如不同意，可用通信方法鸣放辩论。我写的是一张大字报，你们也写吧。如果同意，请你们会谈一下。我看你们的心意，把这类事当作芝麻，你们注意西瓜去了。却是写出文件叫人不愿意看，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是不是呢?建议：重写一遍，二遍，三遍，以至多遍……”。毛泽东还批评说，“你们做工业官，有工业志，就是不用心思，毫无理论研究，以致文件写成这样。” [9]

从以上一段话还可以看出，要运用好逻辑的方法，首先要懂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其次要懂行，“内行出逻辑”，对自己的本行要熟悉，再次是要用心思。这三点也是毛泽东所历来强调的。

要运用好逻辑就要学习逻辑，懂得逻辑。人的逻辑思维即理论思维能力需要培养。恩格斯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10]毛泽东之所以逻辑思维能力强，文章写得好，在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写出他那样好的著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重视学习哲学。他既钻研过西方哲学中的康德的二元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钻研了中国先秦诸子、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特别是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的“经世致用”、“践履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是发奋读哲学。建国以后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兴趣更浓。据说他出差要带的书籍种类很多，但带的最多的书是各种哲学书籍。他还十分关注国内外哲学问题的讨论情况，对于有的讨论文章，他不仅自己读，还介绍给其他同志传看，同时还经常找一些哲学家们共同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喜爱哲学、努力学习和探讨哲学，这是他善于进行逻辑思维的秘密。今天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逻辑思维方法，除了像毛泽东那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仍然没有别的手段。

毛泽东既强调学哲学，也强调学逻辑。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就专门列有“学哲学，学逻辑”的项目，它甚至成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里，他又一次把“学一点文法和逻辑”作为讲话的一个内容。后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列有专门的一条：“学点文法和逻辑”。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毛泽东重视研究逻辑，不仅表现在重视研究辩证法，重视研究辩证逻辑，即研究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等等，还特别地表现在对形式逻辑这门专门科学的研究上。还在30年代，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就重点摘录了关于逻辑方面的有关论述。潘梓年著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他也很感兴趣。他在1938年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50年代我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有关讨论文章，还多次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有关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还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1959年7月28日他在致康生的信中淡到：“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 [11]他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著作；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学感兴趣，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也感兴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过，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到了晚年，他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书印成大字本来读。

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干部要学好逻辑，用以规范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逻辑的“认识论”问题给以注意，强调客观事物的逻辑、实践的逻辑是思维逻辑的基础。1964年他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遍课文，但不要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学的时候就不大懂，在用的时候才逐步懂了。”毛泽东强调逻辑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因为逻辑作为思想方法，是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服务的。他认为，学逻辑首先要注意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在《论持久战》中，他号召人们要研究“战争的自然逻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号召教哲学的要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此外，他还要求人们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的界限，认清“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事业的逻辑”的根本区别。这里的所谓“逻辑”是指客观事物本身的逻辑即规律。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了“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又说，任何人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毛泽东还从“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的角度把上述思想具体化了，他说：“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12]这段话指出属概念是从种概念抽象出来的，种概念是属概念的基础。

毛泽东强调形式逻辑的认识论基础，目的在于把形式逻辑同认识的辩证法统一起来。他明确说过：“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大前提内容的真假，“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13]。这就是说，逻辑前提问题与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史相关，此其一。其二，他认为单用演绎推理“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要把演绎和归纳结合起来，强调在获得一般性认识之后，不要仅仅依靠演绎法，还要“从一般到个别”，使之再回到实践中去。毛泽东对逻辑的认识论基础的见解，体现了他在逻辑学上的彻底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要训练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必须熟悉情况，熟悉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所论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经阐明，只有当感觉材料不是零碎不全而是十分丰富、不是错觉而是合乎实际时，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逻辑来。这就要反复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只有反复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熟悉了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向逻辑的认识飞跃，产生出逻辑的认识来。

有从事社会实践的经验，有达到逻辑认识的要求，就是不用心思，仍然是不可能产生出逻辑的认识来的。所谓用心，就是运用一整套逻辑思维手段，包括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历史和逻辑、归纳和演绎、以及比较等等。毛泽东形象地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也即逻辑的认识阶段。“多想出智慧”，多想出逻辑，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而是必须运用脑筋多想苦想才能够发现的。毛泽东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他自己也是善于思索的典范。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都是他善于思索的结果。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例，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坐了一天，动也不动，专心构思，然后，又用一天的时间，饭也没吃，一气呵成，完成近万字的名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简明精炼，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它是新中国建国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之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历史的方法

毛泽东不仅注重对于事物进行逻辑的考察，而且注重对于事物进行历史的考察。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把它称之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14]毛泽东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分析了许多有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的。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它当作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特殊的事物来考察，这是毛泽东的历史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一开始就指出，“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他认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考察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也是首先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考察，而不是对它下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抽象的定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进一步写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15]毛泽东在这里是不是违反了思维的同一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楚呢?不是的，这是因为人民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一个时代、时期，人民的内涵是一回事；在另一个时代、时期，人民所指的是另一回事。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特征，事物在时间中是变化的。从历史方面考察事物，就是要着眼于事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和其发展，反对静止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

毛泽东从历史方面考察事物时，还注意考察现象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根源。早在1929年6月14日致林彪的信中，他在谈到四军党内的错误观点时，就从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上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他认为，研究红军中一些错误思想时，不能忘记红军的来源和他的成份；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能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16]在《学习和时局》中，他在谈到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时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我们党正是按照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才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泽东在揭示现象发生的历史条件时，特别注意于时代特点的分析。抗战时候，亡国论者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他们还搬出近代的英灭印度的故事，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时代的特点这个根据。他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从日本方面看，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同。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它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而中国方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它虽是弱国，但同时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而这种进步，不是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像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那种进步，而是特有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军和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从国际条件看，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亡国论者还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再战必亡”，毛泽东也用时代不同来答复。他指出，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但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与之相比，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毛泽东的这种历史分析，已为实践证明是完全科学的、正确的。

注意事物发展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也是毛泽东历史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他认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此，过程就显示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用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观点考察中国革命，他得出了革命发展阶段性的结论。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到胜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 [17]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教条主义“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 [18]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是个社会主义纲领。1958年，毛泽东看到这个纲领，批注道：“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的。” [19]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独创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思想，它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考察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从中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是历史方法的重要方面。他曾指出：“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20]毛泽东在一系列有关文章中都提供了这种通观事物发展的全体从而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典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对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怎么样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了科学的解答：“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21]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前打了十年内战，在抗日战争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抗战时的政策就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为此，毛泽东提醒人们，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已定，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毛泽东的对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分析使我党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和人民的方向发展。

从历史方面研究事物，是毛泽东的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把问题的历史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22]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在谈到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时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23]他的这一指示鲜明地表示出对事物作历史考察的必要性。对事物作历史的研究是毛泽东认识世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所历来重视的。

历史意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固有因素。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它的非历史的观点，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在认识论上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不了解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性质，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对于认识论的意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比较熟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不能摆脱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在阅读有关哲学著作时写道：“普列哈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24]在《实践论》中，他又从人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旧唯物论的本质区别，深刻地阐明了人的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实现了认识论上的根本变革。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本身也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赞同李达的观点。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写道：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写道：“用历史主义看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 [25]这深刻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作历史的理解。

历史主义的方法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方法，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指导原则。它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所谓唯物的，是说总结历史经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要尊重历史事实。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26]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找到历史过程的“逻辑”或规律，否则，历史就变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了。要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就一点也不能离开历史实际。从历史实际出发，就要全面地占有史料。史料的全面性是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基本条件。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够说得清楚。他认为，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他提出，对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象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所谓辩证的，是说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历史全过程为研究对象，就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27]，揭示历史过程的辩证运动。毛泽东把全面历史的方法称之为“古今中外法”。就是说，不仅要研究古今，还要研究中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 [28]研究党史要研究国共双方，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他主张，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党外的，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29]因此，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历史过程的矛盾运动的方法，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不是思辨的历史主义，历史不是在已经发生的意义上去理解，历史之所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就因为它与现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实是包含着过去、现时和未来因素的开放系统。因此，要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重要的是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历史方法是基于实践的“古今中外法”，他一贯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与科学的历史方法相背离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30]他在谈到向古代和外国学习的立足点时说：“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 [31]这就是说，学习外国的经验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古代历史也是这样，1954年冬，毛泽东与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这本书时，认为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32]

所谓历史的，就是具体的、分析的态度。要坚持全面历史的方法，就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贯彻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毛泽东在总结五四运动的成绩与不足时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33]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对历史事件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对历史事实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夸大或缩小，不要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毛泽东在对王明路线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34]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同时也是全面的历史方法的基本原则。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一致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一致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传统，同时也有一些新的表述和发展。

逻辑的研究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偶然性的历史研究方式，这是恩格斯在阐述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相互关系时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继承了这一观点。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这样说过：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马克思使(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摆脱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接着恩格斯对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了个对比：历史方法的特点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它的好处是比较明确，比较通俗。缺点是：由于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曲折地前进的，因而势必要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还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此外会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法的特点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它的好处是：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的纯粹形态上，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然而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35]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对之很是注意。还在延安时代，他就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谈到“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他援引当时翻译的恩格斯的话说：“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常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综地进行着。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一论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过舍去了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他还说，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从毛泽东的这些话来看，他对恩格斯关于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一致的思想早就注意到了，并作了一定形式的概括和总结。他主要抓住了恩格斯有关论述中的三点：(1)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是平行的；(2)历史方法包括对偶然性的考察；(3)逻辑方法从根本上说与历史方法是一致的，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而已。这些说明，毛泽东依据恩格斯的论述所理解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要比国内外一度流行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简单一致的概念要深刻得多：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致的，但同时存在着一个本质差别：历史的方法要考察偶然性，而逻辑的方法则摆脱了偶然性，这种差别也就是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历史方法由于要考察偶然性因而是具体的，而逻辑方法则是抽象的：它舍弃了历史的偶然性，而抽象出历史现象中的本质和必然性。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话来说，如果这种抽象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那末这种逻辑的东西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历史现象的东西。

“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这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见解。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根据思想是存在的反映而提出“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他是站在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的立场上来解决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的。他在《实践论》中具体阐明了这个问题：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与客观外界相接触，开始是感性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反复进行，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于是就产生一个飞跃，发展到理性认识，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造成了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即到达于逻辑的认识。在延安时代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逻辑范畴怎样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他说：“论理学的范畴，是外的定在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他认为上述列宁的那些话说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它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作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过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在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的基础上，唯物地解决了逻辑的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思维的逻辑体系是对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的反映。历史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是逻辑的客观基础；而逻辑的东西则是对历史的理论概括，是第二性的。因此，逻辑的方法只有以历史的方法为基础和前提，才能使逻辑的方法不至于变成脱离实际的纯粹抽象的逻辑推演，才不致变成主观主义的逻辑。恩格斯在阐述《资本论》的逻辑方法时就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 [36]毛泽东对《资本论》的逻辑方法的历史基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说：“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理论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把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个问题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他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作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理论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毛泽东自己也正是把逻辑认识建立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并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所谓毛泽东思想，正是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上升到逻辑的认识，也即用逻辑的方法加以整理改造而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历史方法要以逻辑方法为指导，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时的又一个注意之点。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对其中的一段话打了很多的杠杠，并在旁边写道“注意”：“任何对象的历史，比较种种的偶然，是无限的丰富。按照一切细目追求对象的经验的历史，这就是意味着不立脚于历史过程之指导的根据而在论理上说明它，反而是为混乱的历史过程所支配。” [37]历史认识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描述事件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必须要以理论、逻辑为指导才能办到。如果对历史认识不以逻辑为指导，那就会停留在对历史事件、过程的经验认识的水平上，把历史认识变成历史现象和具体事例的简单堆积，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达不到历史认识的目的。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研究就是由于局限于历史的方法，没有理论、逻辑的指导，所以只能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却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克服了这种局限性，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以逻辑和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这样才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资本论》就是由于马克思首先解决了一个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对待科学，批判地处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并以这个方法为指导来整理材料，从而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于是产生了《资本论》这部科学著作。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把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的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看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但是教条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用理论来指导现实历史的研究。理论、逻辑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为考察历史过程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理论观点和逻辑框架、范畴，指出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它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毛泽东把逻辑、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通俗地概括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和说明了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的种种问题而产生出来的。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是相互渗透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以纯粹形态而单独存在。不存在完全不包含逻辑方法的历史方法，也不存在完全不包含历史方法的逻辑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是以一种方法为主，同时结合使用另一种方法，二者有机地结合着。这在毛泽东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首先，逻辑方法渗透着历史的方法。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都包含着历史的分析，这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事物矛盾的分析。对事物矛盾的分析是逻辑的分析，它分析的是事物的关系和内部联系。但是毛泽东对事物矛盾的分析并不仅仅限于关系和联系，而是同时分析事物矛盾的发展史。他认为，“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于是新过程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38]他认为分析“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他援引列宁的话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39]毛泽东自己正是以《资本论》的这种矛盾分析方法为模样，将“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的分析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从而使他的逻辑分析总是贯彻着历史的分析。《实践论》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部著作首先分析的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然后分析这种关系、矛盾的各个发展阶段，直至暴露出认识过程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关于战争的分析，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抓住矛盾的发展、矛盾的自始至终的运动进行分析。这样，毛泽东的逻辑分析就不只是抽象的、理论的分析，而是逻辑分析中渗透着历史的分析，给人们以现实感、历史感，这是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之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理解、接受的一个原因。

历史方法中也渗透着逻辑方法。毛泽东的一些以历史方法为主的著作中，无一不渗透着逻辑的分析。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决不是单纯地描述事实，更不是把大量的历史材料杂乱无章地堆积起来，而是在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特别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中发现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个典型。这篇著作是一篇关于历史运动的报告，它主要是运用历史的方法，具体描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但是毛泽东并不是纯粹现象式的描述，而是抓住农村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基本矛盾，描述农民怎样把主要攻击目标对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以及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并阐明了农民造反的原因及其伟大意义，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农民、责难农民的论点，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说农民运动好得很，并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40]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历史显示了这篇报告中的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毛泽东的其他一些分析历史和现状的著作，诸如《井冈山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也都是这样，它们都不是仅仅描述历史事实而不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而是历史的描述中充满着逻辑的分析和力量。总之，毛泽东的逻辑方法中渗透着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中渗透着逻辑的方法，无论是理论著作还是历史著作，都是包含着两种分析：逻辑的和历史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完成认识客观世界的任务。

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而且还表现在它们的相互转化。毛泽东的矛盾同一性原理已经阐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对于逻辑的和历史的这对矛盾来说也是这样。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著作，毛泽东都善于使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适时地转换，生动地体现了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以《实践论》为例。它是论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的，是一篇以逻辑方法为主的理论著作，同时它又是论述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历史的方法。这篇文章开始是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标准和目的，这是逻辑分析；接着毛泽东描述了基于实践而发生的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运动，即描述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这是历史的分析；接着毛泽东又停下来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革命队伍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它们从两个极端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这又是逻辑分析；接着毛泽东又把认识的前进运动推回到实践，描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个“第二次飞跃”，论述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和发展；最后毛泽东把人类的实践和认识作为无限发展着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就是说，又归到理论的、逻辑的分析。逻辑的转化为历史的，历史的又转化为逻辑的，这样循环往复地或者说波浪式地前进着，逻辑的由于历史的例证而得到具体化，历史的由于逻辑的分析而深刻化，从而完满地达到了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目的，充分地显示了这种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和力量。

【注释】

[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2]《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8页。

[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91页。

[4]《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6]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7页。

[7]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7页。

[8]毛泽东：《纠正文字字缺点》，《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9]《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368页。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4页。

[12]《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5页。

[13]《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1页。

[14]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215页。

[1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16]参见石仲泉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18]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19]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20]转引自《人民日报》196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年3月15日。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2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页。

[25]《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26]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8]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页。

[29]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215页。

[3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2页。

[31]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216页。

[32]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8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l-832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页。

[3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尽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36]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37]《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08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原载李景源主编、李为善等撰写的《毛泽东方法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