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之一。阶级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失误，这个错误应当引以为戒。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正确地调整和改善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离不开积极地正确地调整和改善对外的、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关系，一句话，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改革与暴力革命不同的地方不过在于，它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因而是对社会阶级、阶层、集团之间关系的自我调整。因此，认真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怎样用阶级分析方法处理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如何成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不是研究一般的阶级分析方法应当如何如何进行，而是要弄清楚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它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大量的历史材料，这些历史材料将涉及毛泽东整个一生的活动；有些历史材料看来与今天的现实并无多大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历史材料，就根本不可能了解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更不可能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应用。

阶级、阶层和划分标准

为了便于说明以后的问题，首先有必要说明毛泽东怎样理解阶级、阶层和它们的划分标准，从而弄清楚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实质和其发生的普遍的根据。

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概念是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揭明，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给阶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1]列宁的这一定义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基本特征，指明了阶级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这种地位的不同，首先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其次是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的不同，二者又决定了分配方式和多寡的不同。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强调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因此都反对那种在划分阶级时单把分配放在首位的错误做法。总之按照马克思和列宁，阶级的划分要以社会生产关系为依据，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从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阶级其实就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诚然，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其它方面。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指明，思想是经济的反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们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基础来说明。经济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的根据。阶级这一广泛的社会学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与马克思和列宁是一致的，即把阶级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其中决定性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早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为了正确解决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问题，曾专门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该文明确地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剥削情况、参加生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划分农村的各种阶级，如文中一开头就规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以非常简洁的语言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能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2]

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由于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方法，往往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加区别，对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不加区别，将其都用作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份，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同年冬，毛泽东又提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其前面两章是由毛泽东亲自写的，说明了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鉴于一些同志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毛泽东在第一章中强调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别，他写道：“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 [3]1950年，为着更好地进行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毛泽东致信刘少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阶级划分的标准问题。他说：“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至于作为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引者注)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 [4]毛泽东的这封信同他早年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的重要贡献，它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概念和阶级划分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本身包含有阶层分析。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 [5]一般说来，阶层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阶层指的是在同一个阶级中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从而政治态度不同而分成的若干层次，这些阶层虽然具有共同的一般特征，但是由于它们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不同，在经济地位上有所差别，所以也就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经济要求，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如地主阶级中有大、中、小地主之分，资产阶级可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此等等。广义的阶层是指社会上处于某种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其划分标准不完全是经济地位以及政治态度，它可以是职业状况、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年龄、居住地等等，因而广义的阶层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是跨阶级的，如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中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分属和依赖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既包括狭义的阶层分析，也包括广义的阶层分析。但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阶层分析都是从属于阶级分析的，都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还应看到，阶级和阶层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贯通的，它们的区别是相对的，如大地主这个社会集团，既可以看成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又可以独立地看成为大地主阶级。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包含有阶层的分析，这些阶层或者是阶级内部的阶层，或者是跨阶级的阶层，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它们都是从属于阶级分析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社会分层论通常根据收入水平、职业种类、教育程度、社会威望、生活方式等标准，将社会成员分成若干层次。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一个由财富(或收入)、声望、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美国社会学家华纳则根据财产、地位和声望等综合指标将美国社会中的人们划分为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下下层等六个阶层；美国社会学功能学派的代表帕森斯则主张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而冲突学派则认为只有权力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如此等等。上述几种社会分层理论虽然有些具体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把跨阶级的社会阶层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包含有对跨阶级的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的分析，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与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论是相沟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借鉴和利用西方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但是西方社会学的阶层论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它们只注意对跨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分析，而丢掉了阶级分析和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一句话，它们的阶层分析脱离了阶级分析。这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完全否认阶级分析，认为阶级这个概念已经过时，阶级和等级这类字眼“粗野”，“只配出诸乡巴佬和贱民之口”，而阶层这个字眼“冷静而纯洁”，“具有防腐性”、“文雅”、“可以防止鲁莽之弊”。另一种倾向是仍然采用“阶级”这个说法，但是这个“阶级”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只不过是跨阶级的阶层的另一种说法。在前一种情况下明显地反对阶级分析，在后一种情况下以阶层代替阶级，以阶层分析充当阶级分析。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取消了阶级分析，否定了生产关系是一些大的社会集团划分的基础或主要标准。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包含着阶层分析。毛泽东对这些阶层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经济地位去划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否参加劳动、是否占有他人劳动或出卖劳动力等具体情况划分，但是对于有些阶层的划分，毛泽东也根据收入大小和生活水准进行划分，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把小资产阶级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三个部分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但其生活水准不同。毛泽东对于有些阶层的划分也根据职业、甚至地区，如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等。阶层划分的标准本来就比阶级划分的标准广泛，这是阶层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阶层划分是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从属于阶级划分的，不过是阶级划分的进一步扩展。

毛泽东对社会阶级的不同阶层的分析很精细，也很有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统一战线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1941年10月30日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如果忽视团结小资产阶级，不照顾民族资产阶级，不把中间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就是极大的危险，就不能胜利。对农民还要分析，对工人也要具体分析，不加以分析，也会犯策略上的错误。为着引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不犯或少犯策略上的错误，毛泽东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几个部分，又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两个部分，在上中农和下中农中又进一步分出新、老上中农和新、老下中农。中农中的这些不同阶层，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治态度是有差别的。毛泽东正是通过对中农中的这些不同阶层的分析，以及对农民中的其它一些阶层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阶级路线和政策，从而顺利地领导了农村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领导了整个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总之，毛泽东对阶级的分析没有停留在一个阶级的整体上面，而是深入到它的内部，深入到它所由组成的各个不同阶层和集团。任何一个阶级内部都是有结构的，都不是整齐划一铁板一块的，而这些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都会存在某些差别甚至重大差别，因此它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就有所不同。毛泽东对这些阶层进行了精细的分析，针对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

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社会的最基本方法

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就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历史事变时，就已经看出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也从收入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可能形成完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阐明阶级和阶级斗争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和过程，特别是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以往的全部历史所作的一番新的研究，在肯定上述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达到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其基本点是；“(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6]这三点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阶级消灭的途径，为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和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既是关于社会的理论，又是关于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社会现象千变万化，纷然杂陈，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而作为指导线索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对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理论；拿了这样的理论反过来去看社会，看历史，去研究社会历史中的问题，去指导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工作，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阶级分析方法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应用，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它们在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

毛泽东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概是在1920年夏天以后。他回忆道：“记得我在一九二O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塑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7]这个回忆说明，尽管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算很早，阅读的阶级斗争原著不算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善于把理论转换成方法，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时起，他就不是采取学理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把它看成一种理论，而是看成“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身体力行，运用于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不是把它作为“死”的知识来记诵，而是作为“活”的理论来看待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就是“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一开始就能悟出这个道理，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自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将其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就把它作为最基本的了解社会的方法来看待。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在其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中，他总是把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中反复说，“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 [8]在1941年10月30日的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也是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与对立统一规律相提并论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的，他说：矛盾的统一与阶级斗争，一是辩证唯物论，一是历史唯物论，矛盾的统一就是辩证法，辩证法运用在社会方面就是历史唯物论。全国解放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 [9]在一次会议中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10]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分析方法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点，它是同对立统一规律一样重要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来说，调查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他批评一些同志离开阶级分析方法搞调查是错误的，是没什么用处的：“调查的结果就象挂了一篇狗肉帐，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11]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他继续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12]。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他又强调，一定要用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农村，分析农村小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丁解。毛泽东用阶级分析方法调查社会，调查农村，是他比同代人的许多社会调查或农村调查深刻得多的原因。当时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按照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到农村去调查，他们往往采取统计调查的方法，整理各种零星材料，但是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做指导，所以总是陷于诸如“财产多少”、“每年收入多少和支出多少”这类支离破碎的表面现象中，找不到问题的中心。费孝通先生在40年代总结自己的实证经验式的社会调查的弊病时说：“在实地调查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则在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是全书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 [13]费孝通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开座谈会、调查会，就抓住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把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搞清楚?因为他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能联系实际。” [14]历史证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从事社会调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开创了中国调查研究历史的新局面。

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经济调查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对象。也就是说，目的是要能动地去改造社会。要对社会进行改造，首先就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就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正是根据阶级分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同时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才引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达到了能动地改造社会的目的。

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生动地体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成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杰出篇章。在接下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无一不与阶级分析方法相联系。实际上，《毛泽东选集》的每一篇文章，都贯穿着阶级分析方法。不懂得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也就不可能读懂毛泽东著作，不可能掌握毛泽东思想。阶级分析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块基石，它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阶级分析方法正是毛泽东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一个根本方法呢?这首先是由于社会本身的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结构有许多种，例如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民族结构等等，为着某种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些结构都是有意义的。然而要科学地认识一个社会的性质，这些结构就无能为力了。只有阶级结构才具有这样的意义。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是最基本的划分，阶级结构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分析阶级结构，或者不能正确地分析阶级结构，就不能科学地阐明一个社会的性质。因为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阶级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分析阶级本质上就是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关系。因此，离开了阶级分析方法，从而离开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一个社会的性质，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只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做到。

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相反，五四以后，其他社会力量，政党组织和理论家们，提出的许许多多改造社会的方案，全都失败了，究其原因，离开阶级分析方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中尤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具代表性。梁漱溟极力反对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说：“我曾见毛泽东分析广东乡村社会为八个阶级，只其中低级之三四阶级准他加入农民协会，其余那些人不准加入，划的界格非常严。农民又武装起来，……与绅土们领导的民团，彼此之间，就发生冲突。” [15]梁漱溟想要取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阶级革命，因而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情谊关系、义务关系，没有阶级对立，主张乡村建设主要是文化建设，它包括精神陶炼、礼俗教育、自治自卫、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等等。结果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原因在于，“农民为苛捐杂税所苦，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在我们开头下乡工作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 [16]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其《最后一个儒家》中对梁漱溟的这种社会改造方案的效果也讲得很清楚：他的改良主义的生涯都耗费在从一个地方当权者到另一个地方当权者的奔波中。他试图使其相信，自己的理想主义方案，将挽救他们的最终利益。梁漱溟的这种号称积极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可以代替共产党的阶级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得不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就自行瓦解了。

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有关现象

毛泽东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把它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后，就用它观察社会、解释历史，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首先，他用阶级的观点观察人和社会，观察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他回顾自己最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经历说：小时候长住乡村，看见人就知道是人，不知道有阶级，后来读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回去再观察就变了样子，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运用阶级观点，对人性问题作出了透彻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人性这个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种人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观点，构成了毛泽东关于人的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创造的，但人们不是凌乱地无组织地活动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是划分为若干大的社会集团即阶级在进行活动的。毛泽东看到“人类分化为阶级”、“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 [17]这一事实，他把阶级斗争看做历史前进的动力，把以往几千年的文明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矛盾沦》中，他写道：“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18]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19]

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政治、国家政权和政治革命，是毛泽东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政治时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20]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论述土改政策时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2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与马克思关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述，与列宁关于“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的论述是相一致的。后来，毛泽东对政治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了它的阶级性将在怎样的情况下消亡的规律。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他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在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他不仅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政治，而且同时运用辩证法，因而看得远些，看到人类进步和政治进步的远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学说。

毛泽东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国家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国家体制的分类，国体和政体的区别以及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职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22]正是基于对国家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对他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作出了科学的分类，他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23]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总是以资本主义国家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这种欺骗人的做法由于毛泽东把“国体”和“政体”两范畴加以区别而被揭穿了。毛泽东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它表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联合哪些阶级，统治、镇压哪些阶级。“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这是“国体”问题。“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24]任何国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就无法实现阶级的统治。同一国体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政体，但是，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毛泽东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25]以后，毛泽东又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系统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它由工人阶级领导，其职能是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民主的统一。专政和民主，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的，是要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最后达到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民族问题，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一致性。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他指出，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在抗日战争中，他对作为入侵民族的日本也不忘作阶级分析，他认为侵华战争是由代表一小撮资本主义垄断财阀利益的日本军阀所发动的，而广大的日本人民是受骗者和无罪者。而中国就其作为被侵略的民族来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又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为了团结抗日，应当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这种政策总的说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是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同时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他认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坏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26]毛泽东由此指出，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的这种一致性，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认为这是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所致。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民族问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贡献，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一个贡献。尽管民族问题并不仅仅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离开阶级分析方法，民族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地就是要求人们善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分一切带有阶级性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他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有关的方面，对于指导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分析当时社会由哪些阶级、阶层构成，它们的主要特点和关系如何，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是毛泽东具体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内容。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指出，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就是要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状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 [27]由此可见，毛泽东具体进行阶级分析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社会的阶级构成，把握各阶级的主要特点，二是从总体上把握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为指导，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这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同时又是密切联系的。

一、分析社会各阶级、阶层，首先要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

分析社会有些什么阶级、阶层，就是要对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要注意到。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不是由某一个阶级、阶层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诸多不同阶级、阶层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阶梯结构。要认识社会，决不是只了解某一两个阶级、阶层就可以完成的，必须对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于毛泽东来说，作为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一两个阶级。

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时注意到了哪些阶级呢?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开列了以下一些：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28]毛泽东对这许多阶级阶层都给予注意，他提醒大家不要限于片面了解，他指出，“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29]正因为毛泽东于社会调查时注意到诸多的阶级和阶层，所以他能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全面的分析，因而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引导革命到达胜利。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对当时构成中国社会的许多阶级、阶层的分析。毛泽东把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阶级分为五大类，即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所划分的这五大阶级，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阶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进而作出阶层划分，从地主买办阶级中划出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将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下降的三个层次加以考察，至于半无产阶级，也作出上、中、下三个细别，对于无产阶级，又分出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一加以考察。由于毛泽东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因而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全面又深刻，因而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社会上的各种阶级或阶层是有各自的特点的，只有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才有可能发现一阶级(包括阶层)区别于另一阶级的特殊规定性，发现构成一阶级区别于另一阶级的特殊本质。阶级的特点又是制定阶级政策和阶级斗争策略的基础，对于不同的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历来注重于事物的特点和发展，对于阶级的分析也是这样。为了制定正确的革命政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区别，首先在于经济地位上的差别。经济地位的差别构成阶级斗争的根源。阶级斗争之所以发生，首先在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经济地位是对立的。经济地位又是决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根据。社会的各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对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30]。因此，对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的经济地位的分析，构成毛泽东具体分析阶级特点的首要内容。

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经济方面的特点分析，既包括那些构成阶级划分标准的基本经济特征的分析，也包括那些在基本经济特征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经济特征的分析。具体说，大致有以下一些：(1)分析各个阶级、阶层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是否占有土地、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如果占有的话，占有多少。(2)分析各个阶级、阶层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和生活来源情况：是否参加劳动，如果参加的话，参加多少；是否出卖劳动，如果出卖的话，出卖多少；是否剥削他人的劳动，如果剥削的话，剥削多少。(3)分析各阶级、阶层生产经营的特点：是大生产还是小生产，是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是从事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4)收入和生活状况的分析：是否吃用不够，负债亏欠，还是有余钱剩米，抑或大体自给。(5)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联系：是依赖、附属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还是受他们的排挤。(6)毛泽东根据以上五条，分析一个阶级或阶层代表何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如何：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属于进步的阶级或阶层，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31]而“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32]

各个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同，必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每一个阶级都有与它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集中地表现在政治领域。只有在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个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才能对社会各个阶级的特点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来说，之所以着重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目的是在于确定各个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特点的分析，包括分析各个阶级与革命的目的是否相容；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如果是支持革命的话，其革命性的大小程度如何，如果反对革命的话，其反动性的大小程度如何；进一步分析各个阶级在革命中处于何种地位，是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还是同盟军；如果是同盟军的话，是可靠的同盟军还是一时可以参加的同盟军，如此等等。通过这样的分析，就可以明了革命的阵线，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制定出一套相应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析，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围绕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系统的概括。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反动阶级，它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不能相容，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由于人数集中，经济地位低下，最富于革命战斗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因此，既要联合他们，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还预见到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将要发生分化，他们的右翼将跑到反革命方面去。这样，毛泽东就彻底阐明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

二、分析社会各阶级重要的是把握阶级关系

分析社会的阶级构成，不仅要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而且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各阶级之间本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它们的相互联结中考察，才能进一步把握各阶级的特点、本质，把握各阶级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对各阶级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变动的理性把握，是制定和调整党的阶级政策的客观依据。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曾明确说过：“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 [33]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是主要革命对象，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此之前，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讲过农民运动是工人运动的同盟军，但他们是以革命从无产阶级人数集中的大城市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为基点来考察农民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最好的结合点，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为把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1925年底至1926年9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又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主讲“农民问题”，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理清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关系。他指出，在经济方面受剥削最惨的就是农民，农民不仅受地主阶级重租、重息(高利债)的剥削，受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的重捐、预征钱粮等项的盘剥，而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刀万元的消耗，90％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的农民身上刮来的，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敲骨吸髓的各项赔款，最终也主要压在农民身上。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乡村地主阶级组成了一个剥削同盟。地主阶级是这一同盟的社会基础。从政治方面看，“中国的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 [34]，从乡村的祠堂(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到县政府，从县政府到省政府乃至军阀政府，其基础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各级政府乃至军阀不过是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和表征。所以，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35]由此，他提出农民问题乃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不解决，其他各阶级的问题也无法解决。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在乡村人口中，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他们既是农民协会的中坚，又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元勋。毛泽东正是在对农村阶级关系结构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的分析中，找到了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力量，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破口，看到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在挖掉封建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改造中国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结构中的巨大历史意义，抓住了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环节。尽管当时尚处于大革命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还未正式提到全党面前，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条分缕析，在逻辑上已蕴含着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势所必然。

如上所述，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总体分析，找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战略的基本前提。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36]他由此得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37]的结论。实践证明，要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战略，就必须制定出适合斗争需要的具体的土地政策，这同样离不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总体考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中国革命的力量在开始时是很弱小的。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依靠自己的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无误。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结果扰乱了阶级阵线，给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毛泽东认为：“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38]

毛泽东认为，要进行阶级力量的对比分析和制定正确的阶级路线，必须注意数量分析。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毛泽东强调，在作社会经济调查时，一定要注意数量方面出调查：“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份，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 [39]在土地革命后期，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这个文件着重从量的方面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对《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发展。在以往的规定中，是把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作为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但对什么是自己劳动，什么是附带劳动，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这个文件则作了明确规定：“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1人每年有1／3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1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时间不满l／3，或每年虽有l／3时间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40]在划分阶级时，往往把富裕中农错划成富农，原因在于富裕中农一般有轻微的剥削行为。为了划清两者的界限，该文件对剥削时间和剥削数量都作了明确规定：“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1年剥削收入的份量，不超过其全家1年总收入的15％，富农则超过15％”；而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份量，是“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3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剥削份量超过其家1年总收入的15％者，叫做富农” [41]。在划分标准上作出明确的数量规定，对于解决阶级划分和执行阶级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各种阶级矛盾(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主要的和次要的)错综复杂，当社会发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或者当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转折关头，善于从阶级关系的变动中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出相应的阶级政策和策略，是毛泽东的重要的政治斗争艺术。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在认真地分析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发展时指出，中国很久以来就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42]正是根据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所引起的中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变动，毛泽东及时地领导全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由原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为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同时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复杂的东方大国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深刻性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也证明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巨大贡献。

【注释】

[1]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3]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致刘少奇》注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378页。

[4]毛泽东：《致刘少奇》，《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7页。

[5]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

[6]《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9]毛泽东：《致章士钊》，《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2页。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13]费孝通：《禄村农田》，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5页。

[14]费孝通：《怎样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80-281页。

[16]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第1、1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1年版，第87l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页。

[22]《毛泽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5页。

[30]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1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8页。

[34]《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35]《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3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314页。

[3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40]见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198页。

[41]见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4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5-26页。

（原载李景源主编、李为善等撰写的《毛泽东方法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阶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