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的思想和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提出来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和方法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有：处理上下级关系的独立自主，国际共运关系中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这里考察的范围只限于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立和自主

一般地说，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主要由三要素构成：独立、自立和自主。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独立。毛泽东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也好，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单位来说也好，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说也好，都要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就是坚持自己方面的差异性、特殊性、独特性，就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根据自己方面所特有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地活动，而不受他方、外界的支配。独立性的问题首先是存在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解释道：“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1]坚持独立性，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权，保护它免受外界的侵犯，还要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毛泽东是最善于进行独立思考的人，他也经常劝人要独立思考。他在1956年4月所著《论十大关系》中写道：“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他认为那种以“风”为准、自己无主见，跟着别人走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批评说：“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不少人跟着转。毛泽东却能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3]，这是错误的。他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按着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的特点。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并不是鼓励人们去闹独立性、闹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于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们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局部和全体的关系的结果。毛泽东所主张的独立性是这样的独立性：它是与统一性相联系的，是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阐明了这种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4]毛泽东要求把统一性和独立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反对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总之，毛泽东所主张的独立性是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独立性，而不是脱离统一性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独立性。

“自立”，就是强调自力更生，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这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点。毛泽东历来主张，无论做什么事，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从事建设，都要采用自力更生的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5]毛泽东曾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6]在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总是把自力更生作为基本点，强调发挥我们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而不要贪图便宜，依赖外界。针对一部分干部对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时，他深刻地指出：“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7]但这是不是说毛泽东主张拒绝一切外援呢?不。自力更生不等于排斥外援，而是不依赖它：“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8]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进一步把自立和外援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自己作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内”、“主我”思想，向往意志自由，反对外来意见和势力的干涉，自主意识非常突出。他说，“意力受拂，最不好过”[9]。这为他此后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自主原则去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以后，他最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利，主张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下级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反对上级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以便于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他一贯反对外国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干涉，在新中国就要成立时，他强调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0]毛泽东主张我们要自主，反对受人控制，但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反对任何形式的服从和领导，反对任何外来的意见和建议。相反，毛泽东认为，下级要服从上级，全党要服从中央，任何人都要服从真理。自主不是自行其是，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它是受一定的条件所制约的，它是相对的。

不能认为独立、自立、自主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是独立自主的三个有机联系着的要素，是互相渗透、互相蕴含着的，由此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独立自主思想。其中，独立是最初始的因素。如果我们根本不具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一定的独立性，那么自立和自主就无从谈起。但是如果我们想获得真正的独立，就必须自立，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靠他人的力量生存。真正的独立也必然要有行动的自主权和自由权，在受人控制和干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这里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自立。我们要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路自己创造，不受外来干涉，保持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独立自主。由此可见，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自力更生是实现独立自主的根本保证。当然，独立和自主也反过来促进自力更生。总之，独立、自立和自主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毛泽东的完整的独立自主思想，就是由这三个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是他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因和外因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观点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是和特殊性相联结的，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它“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正是基于矛盾的特殊性这种“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原因”或“根据”之上。毛泽东关于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也是他的独立自主思想提出的根据。毛泽东历来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按照这种“自己运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主张，必然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从自身寻找动力，自主地解决有关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所以产生出来的一个原因或根据。既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那末，我们就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这种客观情况，如实地反映这种客观情况，并根据这种客观情况办事。独立自主原则也是毛泽东将其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运用于实际工作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11]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主张独立自主，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原因，也是他之所以反对对群众的“恩赐观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等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独立自主的思想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的革命和建设中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运用独立自主的方法处理人我关系，处理上下级关系，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曾回忆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接着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12]

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

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在处理上级和下级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所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它强调下级有正当的独立性，强调要充分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对对下级统得过死、包办代替或强迫命令。它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对于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把统一性和独立性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到上下级关系时，提出了“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时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为当时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指出由于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果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因此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都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当然，这种分散经营是以统一领导为前提的，它不是不要统一性，相反，“经济和财政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13]他认为，在军事指挥上也应贯彻这一原则。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要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术的分散指挥相结合。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这就是“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总之，毛泽东认为：“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14]

毛泽东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下级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接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因此他主张要有上下两个积极性。后来他又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认为，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仅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方面的工作都会生气勃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他对战略指导抓得很紧，在战役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依靠下级和群众创造，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打仗是这样，生产建设也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期，敌人的进攻和封锁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真是大极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15]。总之，统一领导不是把一切问题统统拿到上级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而是“放手让下面去做”，通过“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来将困难和问题加以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

注意发挥下级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反对上级对下级的强迫命令，这是毛泽东主张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又一个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尖锐地批评了中央领导机关对下级乱下命令的错误做法。他形象地说，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他一贯认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下级有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之的独立自主权。毛泽东多次批评不应把上下级关系搞成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他主张以平等态度相待。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称王称霸，下级也不应对上级唯唯喏喏、唯命是从、无原则地服从和“尽忠”。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下面同志、对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尊重。

对下级不要统得过死，而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不要包办代替而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强迫命令而要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主人翁地位，这些是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主要内容。其中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下级没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把下级和地方统得死死的，那就谈不上发挥下级和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强调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借以克服困难，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下级的积极性建立在一定的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同时又要靠主动性和主人翁地位来保证。

毛泽东关于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思想，关于下级有独立自主权的思想，主要是根据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提出来的。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不可能只有上级而没有下级，也不可能只有被领导而没有领导。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这种对立统一，要求我们要兼顾两头，一方面强调统一领导，同时又强调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这样就把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解决了。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又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辉体现。下级之所以应有“独立自主之权”，就是因为，下级要处理的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16]。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谁也没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把这么大国家的所有人的事不分大小巨细都能够知道得清楚，并能加以解决。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必须采取统一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处理好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958年3月9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到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时说，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针对这种情况，他特别主张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认为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他总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说，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他强调，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挣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各地情况的特殊。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应当好好研究讨论。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出基础上进行的。它的目的就是解决国家对企业对地方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激发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会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提高一步，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

毛泽东关于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思想是他在处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中国党和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所提出来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关于国际共运的独立自主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独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这种学习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失败后转而向俄国学习而发生的。这种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即照抄照搬，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学。一种是独立自主的态度，即学的时候有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独特的东西。毛泽东主张后者。他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7]他批评党内一些人搞教条主义，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结果使我们吃了大亏。他认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得敌人的。如果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打得敌人了。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同志的实践和独立思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也只有这样，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增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力，增强援助他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力量。因此，在国际共运中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又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神圣化，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以为这些决议、指示是再好没有了，它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照办就无往而不胜，因此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尖锐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此他写下了名篇《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18]他后来又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19]中国的革命不可能由共产国际包办代替，它的胜利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两个大国的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当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武装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紧紧地依靠群众而独立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当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自信心和自强自立的精神对待这个解散，它不但没有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解散，相反，却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使党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党的武装力量更加发展壮大，直至取得革命胜利。

坚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中国党自己作主和处理，反对外来的干涉，这是毛泽东坚持国际共运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又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他们的意见只限于“一般的策略”，至于怎样把它运用到各国的实践中去，“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20]。毛泽东既然反对照搬马列，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其认识的主体，选择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同志”自己，这就必然主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由“中国同志”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抗日战争时候，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和斯大林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形，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加之他们要求各国革命斗争服从“保卫苏联”这一“最高利益”的需要，因而唯恐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激化国共矛盾，导致蒋介石停止抗战，从而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于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国贯彻他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意见。毛泽东同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质上就是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分歧。毛泽东成功地排除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干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在这场民族战争中大大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斯大林害怕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因而希望我们对蒋介石让步，阻止我们过长江，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拒绝了这种对美国恐惧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右倾思想，最后终于打败了美蒋反动派。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主席抵制了斯大林……中国党没有听他的，结果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兄弟党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坚持各党各国都有独立自主之权，大家地位一律平等，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和霸权主义，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国际共运的独立自主的一个内容。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不能有“老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各国党应当彼此尊重对方的独立自主的权利。由于处境不同，各国党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这种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友好协商和互相等待来逐步解决，不允许任何的强制和包办代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只能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至于强迫别国党的政策为本党本国的政策服务，甚至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那就只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破坏。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苏联党的领导曾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在这种紧张局势中，中国党如何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反对来自苏联方面的霸权主义，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同时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不调和的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要尊重别党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21]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别国党的独立自主权利。

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

坚持国际共运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22]鉴于第一国际退出舞台后国际工人运动并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壮大的事实，恩格斯曾把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为第二国际的工作方针。他说在第一国际停止活动后，“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机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23]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贯彻上述原则的胜利。“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24]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按照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来的。邓小平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5]我们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租首创精神，才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注释】

[1]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3]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6]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14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9]毛泽东：《致彭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65页。

[1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7页。

[12]参见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896页。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

[17]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18]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39-40页。

[19]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页。

[20]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2页。

[21]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7-308页。

[22]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23]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9-480页。

[24]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5]邓小平：《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

（原载李景源主编、李为善等撰写的《毛泽东方法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