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建国后领导我们国家经济恢复和随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于大量复杂的实际工作，形成了一套辩证的、科学的经济思想方法，解决了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和难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陈云的辩证、科学的经济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具体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陈云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它对于我们今天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不可低估的意义。

下面仅就陈云经济思想方法中的矛盾和平衡思想作一探讨。

1、重要的是研究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关系和问题

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这里所谓矛盾，是指相互联系着的两个对立面及其对立。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1]列宁也说，辩证法就本来的意义讲，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所以列宁常称矛盾或对立统一规律为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作家关于事物矛盾的思想，写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矛盾论》。陈云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很是赞赏，他在延安时认真研读过这本著作以及其他有关著作，并联系实际加以发挥和运用。陈云经济思想方法中的矛盾和平衡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思想观察和处理实际经济建设问题的结果，是一部实际经济建设的《矛盾论》。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矛盾是农业与工业的矛盾。本来，我国的农业与工业都很落后，建国后，如按照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和有计划按比例的思想，应该按照农业与工业的内在的比例平衡发展，这样将有最快的速度。可惜由于当时苏联模式的作用，我们选择了突击发展重工业的突击经济道路，这样就引发了我国农业与工业的矛盾。陈云在统购统销后不久，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个矛盾，他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 [2]他当时认为，“要真正根本解决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行。” [3]实际上，农业与工业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陈云的经济工作，并一直存在到今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状况没有改变”，这是合乎实际的。在今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又强调指出，我国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看来，我们离陈云所讲的“真正根本解决农业与工业的矛盾”，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另一类矛盾是建设与民生、基本建设规模和国家财力物力之间的矛盾。陈云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一再呼吁，在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同时要照顾人民的生活需要，基本建设规模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1979年，陈云在《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一文中说：“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4]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具体研究和处理较多的矛盾是产供销的矛盾，包括农业与商业的矛盾、工业与商业的矛盾等。农业与商业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粮食的供销矛盾。陈云指出，我们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5]1953年12月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就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6]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弥补粮食供销缺口，陈云提出进口部分粮食的建议，以部分解决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有人不了解当时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认为当时实行的统购统销是一个很臭的制度，这种意见把实行不实行统购统销完全看成一种主观选择，实际上，正是当时粮食供需之间的现实矛盾创造出统购统销制度，它的实行，对于稳定物价，保证城市人民生活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经常研究和处理工业与商业部门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处理工商之间的矛盾，要从扶助生产出发，并指示商业部门工作人员动脑筋，认真地去了解市场需要。陈云指出，“消费品供不应求，市场就有不稳定的可能性，而稳定市场是五年计划建设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五年计划建设就不可能进行。这是个矛盾。[7]为了稳定市场，解决供销矛盾，陈云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长期作为中央财经工作的领导人，研究和处理得最多的矛盾是财政金融领域的矛盾。由于当时我们的财政担负着支持战争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投资的重任，因此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矛盾，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又常常不得不增发大量钞票，结果引发物资的可供应量与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早在1948年，陈云在东北主持财经工作时，就感到这方面的矛盾和困难很大。他说，“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大困难。财政开支，工业投资与购粮，物价，这三个问题把我们搞苦了。……前两个问题需要发钞票，多发钞票物价就要上涨，显然与第三个问题‘物价’发生矛盾。困难就在这里。” [8]建国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全国部分地区仍在进行解放战争，随后又发生朝鲜战争，财政异常紧张，不得已发行大量钞票，结果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奸商又趁此机会哄抬物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领导大家打了一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

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经常遇到全局和局部的矛盾、眼前和长远的矛盾、重点和一般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矛盾，还有工业内部的矛盾、农业内部的矛盾、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对于这些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矛盾，陈云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尽力加以解决。

上述经济建设中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矛盾和关系这两个词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合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当然矛盾和关系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尽完全相同，关系还包括有同一关系、相互适应和平衡的关系，但这些都是相对的、一时的，而关系的两个方面的相互差别和对立则是绝对的，所以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和矛盾同义的。

上述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矛盾和问题的含义是相同的。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9]

陈云对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正是从上述这些矛盾、关系、问题出发的。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十分注意寻找经济现象后面所隐藏的内在的矛盾、关系和问题。陈云多次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 [10]他指出，“所谓政策，无非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11]陈云的经济工作之所以做得好，就在于他总是善于抓住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关系和问题，也就是抓住了当时经济工作的要害。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工作抓到了点子上。”

2、对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关系和问题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要“钻进去”，要善于在矛盾尖锐时摸索业务规律

对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关系和问题，陈云主张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要“钻进去”，“钻一件事情”，“花上十几二十天”，“身体好的话，能够钻两年到三年”，以求解决。他以他下决心搞粮食统购统销的事情为例说明怎样叫“钻进去”。他说他那时钻了两个礼拜时间，专门开会，上下午全开会，把孔祥熙搞过统购统销、伪“满洲国”搞过统购统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搞过统购统销等情况都搞清楚了，搞清楚了之后就力排众议，下决心搞粮食统购统销。[12]

陈云一再主张，“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 [13]一再强调，“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 [14]

陈云说，调查研究的方法可以是各式各样的，看材料，就专门问题开调查会，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找身边的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都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关键是要弄清“实事”，而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陈云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陈云对于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总的说是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的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陈云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际上是讲调查研究时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讲真理不讲面子。陈云的这九个字，其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1958年搞“大跃进”，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上级高指标的心理，一味谎报虚报粮食产量，逐级向上加码，弄到最后毛主席出来提问“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15]当时报纸上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有的科学家也出来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这种虚报浮夸风严重误导了当时中央的决策，“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 [16]结果在随后发生的自然灾害面前跌了个大跟头，饿死了许多人，得浮肿病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它充分说明实事求是的重要，说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的重要。

陈云讲的“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讲要全面看问题，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陈云指出，人们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所谓交换，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使我们的认识比较全面。陈云多次强调，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反面的意见，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注意听反面的话，因为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

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以便弄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陈云经常以《论持久战》为例说明比较的特点和重要性。他说，毛主席采用这种方法，把中日双方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说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17]

陈云指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反复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是说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要进行反复考虑。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对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陈云特别主张要善于在矛盾尖锐时摸索业务规律。他说，“摸业务要在出了问题的时候、碰了钉子的时候、矛盾最尖锐的时候，这样才能摸得准。所谓规律性、大道理、章程之类，也只有在失败的时候、碰了钉子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顺利的时候是摸不出来的。……所有的道理、章程，都是在失败了以后、在矛盾尖锐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18]矛盾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在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在矛盾采取激化形式时，最容易看出矛盾双方的特点和支配它们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在矛盾缓和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在矛盾尖锐时，如果我们肯“钻进去”，那么一定会有所收获。陈云在建国后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所提出和领导制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诸如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1953年的统购统销，1959年钢铁指标的落实，1960年提出以后又多次提出的进口粮食的决策，1962年的经济调整，1979-1980年的经济调整，1979年宝钢继续上马的决策等等，都是在矛盾尖锐时摸索出来的重大决策、章程之类，有效地扭转了当时的困难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善于在矛盾尖锐时摸索业务规律”的榜样。

3、努力寻求矛盾双方的平衡即合理的比例关系，使两者彼此配合，互相促进

平衡，从辩证法的角度说，意味着矛盾的暂时的解决，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陈云有时称之为“摆平”，如陈云说，“求得预算表面上的平衡并不困难，少打上一些开支就可以‘摆平’。” [19]这里“摆平”也就是平衡的意思。在更多的场合，陈云是把平衡与“比例”、“合比例”、“按比例”、“合理的比例关系”等联系在一起的。如陈云说，“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20] “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 [21]如此等等。由于矛盾双方达到平衡、合乎比例，也就会产生彼此配合、适应、互相促进的效果，所以平衡也就意味着彼此配合、适应、互相促进。陈云说，“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在发展先后和投资多少的问题上，也暴露了一些矛盾，要研究解决，使两者彼此配合，互相促进。” [22]这里“彼此配合，互相促进”，也就是平衡的意思，或者说是达到了平衡的结果。

矛盾这个东西，除了在少数场合如敌人营垒中的矛盾有某种利用的价值（如过去常说的“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外，一般而言，矛盾总是意味着恶，意味着对我们主体的危害，是我们主体要加以消除的。如我国农业赶不上工业发展需要的矛盾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正是我们要加以克服的东西。毛泽东说，“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 [23]而平衡同矛盾相反，在一般情况下（除少数特殊情况下存在的平衡对主体造成危害）则意味着善，是我们主体所要追求的东西。在经济建设中，所谓做工作，就是消除矛盾这种“坏的东西”，求得矛盾双方的平衡这种“好的东西”，由此推动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陈云在建国后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决国民经济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努力寻求矛盾双方之间的平衡，即在矛盾双方之间建立起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以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陈云总是依据暴露出来的农业与工业的矛盾，努力寻求农业与工业的平衡。他说，“我们讲平衡，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24] “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25]他常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他主张认真总结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同时主张国家要增加对农业投资的比例，工业要支援农业，要发展城乡交流等，以求得农业与工业的平衡。

陈云对于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主张平衡和按比例发展。陈云说，“我们要把各种庄稼分一下类，调整一下，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种棉花，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 [26]他主张粮田棉田的比例要适当，对于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提价，必须考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价，防止经济作物提价过多而挤了粮食。

陈云对于工业内部的比例即平衡问题也是很关注的，如重工业同轻工业的比例，钢铁工业同其他工业的比例，煤、电、运输等先行工业部门同其他工业的比例，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的比例等，都是陈云多次强调要加以注意的问题。特别是钢铁工业同其他工业的比例问题是陈云最为关心的。针对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度存在的单纯发展钢铁工业的弊病，陈云指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他说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我们国家在建国后的基本建设过程中，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这是一个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陈云强调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出毛病关系就大了。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要把握住这一条。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陈云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这是陈云一生经济工作的总结。在《陈云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们仍然看到陈云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27]

在经济建设中，物资供需平衡是个基础性的东西。陈云指出，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要留有机动。他批评有的同志主张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认为这样搞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是不行的。他说，现在我们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贸易机关要努力维持生活必需品的供求平衡，避免因供求失调而引起物价波动。

陈云认为，在进行经济建设投资和贷款时，“必须照顾现金和物资的平衡情况”。 [28]他主张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他说，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钞票发得太多，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上的破坏作用很大”。 [29]陈云主张，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这是市场稳定的基本条件，否则造成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他说，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人民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和消费品增长的程度相平衡。人民生活只能随着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逐步改善。

国家的经济建设离不开一定的外汇，陈云主张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压缩不必要的进口，节省外汇，留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在财政金融领域，财政的收支平衡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陈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30]陈云反复指出，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都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就会出毛病。陈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财政赤字有益论，认为财政有赤字，不是借债，就是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多发钞票则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则人民要吃亏。陈云指出，平衡财政的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节约支出就是尽量缩小开支，减少浪费，精兵简政，行政、文教、经济建设事业费都要厉行节约原则，除了保证必需的费用以外，都要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

4、努力寻求国民经济的整体的、全局的平衡，使整个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地发展

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时始终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最高目的，而不是某一两个平衡，即使是很重要的平衡，例如财政收支平衡。他说，“国家如果只争取财政收支平衡或经济建设投资，而不注意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关心整个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人民就不会满意。因为仅靠财政收支平衡起不了多大作用”。 [31]

陈云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从整体上综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搞好国民经济的整体的、全局的平衡，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说，“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要平衡的，不能互相矛盾。” [32]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本质上是对于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互相矛盾”情况的克服，陈云讲的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矛盾为前提的，离开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单纯地抽象地讲综合平衡，就会使综合平衡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

陈云所谓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平衡，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包括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各部门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等这些所谓经济结构平衡，同时还包括基本建设与民生、与生产、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平衡,包括物资供需平衡、物资供给和货币供应的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人民的购买力同消费物资的平衡、外汇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平衡等这样一些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无论是经济结构平衡还是经济总量的平衡，本质上都是对于相应矛盾的克服，或者说都是由于要克服相应的矛盾而提出来的。

有的学者把陈云所讲的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仅仅理解为物资平衡、信贷平衡、财政平衡这三大总量平衡，或者包括外汇平衡在内的四大平衡，这样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1962年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阐述他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时，周恩来曾有一段插话，在这段插话中，周恩来用一副对联，形象地概括了陈云所讲的综合平衡的基本内容，这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33]由此可见陈云所讲的综合平衡主要是指吃穿用、农轻重的综合平衡，即经济结构方面的平衡。这与毛泽东的综合平衡概念也是相一致的。毛泽东曾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34]又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35]

陈云所讲的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经济结构平衡和经济总量平衡的统一，其中经济结构平衡是基本性的东西。

陈云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很重要的。不搞综合平衡，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他举例说，生产100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5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所以他强调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36]

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陈云强调国家的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发展，避免马鞍形。陈云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陈云反复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即按比例，意味着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他说，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这是脚踏实地的前进。表面上看来像慢，但实际上是快。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 [37]

实践证明，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的平衡、协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保证。一旦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失衡，特别是经济结构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然遭受挫折。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我们基本能注意做到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就快，人民生活改善也较快。随后发生的大跃进离开了综合平衡，结果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38]

在大跃进的年代，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待将来经济发展了，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显然这种看法把综合平衡当作某种与经济发展无关的点缀物，陈云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大跃进年代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陈云指出，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 [39]陈云主张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说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同时对长线生产做出适当安排。

在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中，全局与局部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时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因此陈云主张，在进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时，一定要有全局观点，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使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既要照顾局部，又要照顾全局，把全局和局部很好地统一起来。

全局与局部的矛盾，就时间来说，主要表现为眼前和长远的矛盾。陈云指出，当前的生产和建设是重要的，决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为长远打算，宁愿牺牲眼前，保证将来。

陈云说，建设要有重点，综合平衡与抓重点并无矛盾，有计划按比例的本身是有重点的,并且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重点确定之后，就要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但是如果完全保证重点，削“肉”，有一天矛盾总会爆发。要看到重点中有轻点，轻点中有重点。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在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时，还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需要正确处理。陈云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认为，中央与地方主要是集中与分权的问题。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对发挥地方积极性有影响，后来分散过多。总的原则，是既要集中统一又要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把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的计划性结合起来。

关于地区的平衡和协调问题，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全国工业布局。1961年他就指出，东北的煤应力争自给，东北工业现在已经超过了动力的负担，这是个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在西北已经搞了一大摊子，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西南应有计划地搞云贵。[40]在工业中还有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陈云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应在沿海，哪些工厂应在内地。

陈云说，“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 [41]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 [42]根据陈云的有关论述，统筹安排的范围还包括我们今天常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在内。

陈云指出，我们是贫穷的国家，不富强，困难很多，如果不采取统筹政策，要以较快速度投入建设是不可能的，解放后的六年中，经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其中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在全国各方面保持稳定，然后还要迅速地转到五年计划的建设，这样做，帝国主义者认为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却都做到了，“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能做到全面的计划安排。因此，统筹是取得胜利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43]

陈云说，统筹安排要和机动结合起来。要分析哪些可以机动，哪些不准机动，不能一机动就无边际了，要把机动与统筹的关系摆恰当。当分散机动和统筹有了矛盾时要加以适当调整。

陈云说，“要经常地做平衡”， [44]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从辩证法的角度，所谓“要经常地做平衡”，是说我们所作的任何平衡，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因而要不断地调整。有的同志不同意平衡是相对的提法，认为平衡同矛盾、同不平衡一样都是绝对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一下子把我们子孙万代应当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将来我们的子孙万代除了出奇地望着我们所做的绝对的、一劳永逸的平衡而外，再也无事可做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我们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随着情况和条件的变化，我们的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又成为不平衡，需要我们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平衡。有时即使情况没有什么变化，由于认识的限制，我们原先所做的平衡并不符合实际，因而也需要我们做出新的调整。所以平衡是个不断的过程，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只有不断平衡中的“不断”是绝对的。

当前我们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特别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国民经济中的矛盾、关系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突出问题和矛盾，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协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陈云经济思想方法中的矛盾和平衡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页。

[2]《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3]《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6]《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7]《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页。

[8]《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2]《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14]《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1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

[18]《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19]《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0]《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24]《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26]《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7]《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28]《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29]《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30]《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31]《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

[32]《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33]《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3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3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36]《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37]《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3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39]《陈云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40]《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41]《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42]《陈云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43]《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64页。

[44]《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原载《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刊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