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以“慎重决策”、“多谋善断”、“处理麻烦问题的能手”闻名。他往往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提出和领导制定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建国后的一些重大经济决策，诸如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1953年的统购统销，1959年钢铁指标的落实，1960年提出以后又多次提出的进口粮食的决策，1962年的经济调整，1979-1980年的经济调整，1979年宝钢继续上马的决策等等，都有效地扭转了当时的困难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毛泽东曾称赞陈云曰“能”，说解放初期的平抑物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许多同志在缅怀陈云时，都盛赞陈云的一些重大决策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起的重大作用。今天，这些决策所面对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决策所体现的智慧和思想依然熠熠生辉，发人深醒。这是陈云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纪念陈云，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研究他的决策思想，用以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办事能力，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一、要慎重，不要轻率

陈云一贯主张慎重决策，主张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方针政策，认为干部“要采取科学态度，不要自以为是。……特别是政治家，对不认识和认不清的事物要持慎重态度，这不会丢脸，轻率才易丢脸。” [1]

陈云之所以主张慎重决策，是与他对于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分不开的。陈云历来都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认为干部、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 [2]，因此在做时决策时要有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要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经验不够，本领还不大，要兢兢业业地前进。

陈云在江西苏区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时，就主张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在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时，他主张审慎地按照条件去选派干部到游击区，以便保证游击区域中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在延安审查干部时，他主张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在建立东北根据地时期，他主张对于马歇尔的调处不能抱幻想，对于美国采取假仁假义的两面手法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

陈云在建国后主持财经工作，他感到责任重大，他说，国家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我们又如此不熟悉，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建国后在接收旧人员问题上，他主张“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政策”，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他说，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在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成为人民的海关这场根本性的大变革中，他主张采取稳重审慎的步骤，要把旧海关内有用的东西如验证、查缉等业务技术和管理经验接受过来。在建国初期统一全国财经、迅速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都审慎地依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存在着很多问题，在这个危难时刻，陈云特别强调要慎重决策，防止轻举妄动。他说，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时期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提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稳重的措施和办法，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说，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除了毛主席本人的原因外，就是因为不少人不谨慎，随便出主意，帮倒忙。他说：“帮倒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办事应该兢兢业业，但是过去有不少同志不谨慎哪!” [3]

文革后，我们国家面临着奋起直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又一再强调要慎重决策，防止重蹈过去覆辙。他说，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大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在世界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1979年3月14日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中，他说，我们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1984年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他建议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

陈云主张决策要慎重不要轻率，他所提出的每一项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都是非常慎重地而不是轻率地提出来的，这是他所作出的决策能够卓有成效的原因之一。这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都应当加以学习的。

二、事先要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

1980年中央成立书记处后，陈云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这是陈云一生工作经验的总结，是陈云的一个最基本的决策思想。

陈云回忆说，“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4]他说，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计划是主观的，但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要“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5]他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陈云说，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如果情况还不清楚，就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对策。情况不明是无法主动的。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

陈云认为，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因为他对客观的事物看错了，所以行动也错了，这是结果。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

陈云强调，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他指出，1958年的大跃进，就与当时“误认为粮食过了关”有关。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弄清“实事”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既复杂，又多变，而人们又往往为着某种目的和利益，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谎报瞒报情况，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是人们自己的活动，更是复杂多变，因此要求实就需进行艰苦的探索。历史经验证明，不少人也明明知道要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仍然会陷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错误中。因此陈云多次强调，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所以他一再主张，我们做工作，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他批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陈云说，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他还说，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

陈云强调，“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弄清楚全面情况”[6]。他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他说，“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7]

陈云指出，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由此也不难理解，陈云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研究情况”。

实事求是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肘，为了研究敌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他曾请来敌后根据地9个乡支部书记作调查，和他们彻夜长谈。在任西北财经办副主任时，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了解和研究市场情况。他还亲自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去枣园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并经常召开会议交流财经工作中重大问题的信息，研究对策。

解放初期，上海等大城市的投机倒把分子倒卖纱布、面粉和煤炭等重要物资，哄抬物价。陈云亲自去上海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深入了解情况后，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有计划地在各大城市同时抛售，给奸商以毁灭性打击，稳定了市场的物价。

1959年，陈云受毛主席委托落实钢铁指标这个棘手的问题。陈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详细调查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以及运输能力等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最后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为1300万吨，实践证明这个指标符合当时钢铁生产的实际。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为探寻克服困难的有效途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在 1961年6至7月进行了有名的青浦调查，吃住在农民家，历时半个月，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了解到了“大跃进”后农村的真相，对中央确定调整农村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宝钢是否干下去的问题出现后，陈云不顾体弱状况亲自去宝钢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和反复研究、比较，陈云提出宝钢要坚决干下去，先上一期，积累些资金再上二期，这样把资金搞活了，解决了宝钢的困境。

陈云一生注重深入调查研究，在做决定之前总是先把情况弄清楚，弄扎实。陈云对于每一个问题，都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入手，掌握的材料十分具体周详，这就为正确的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作出几个比较方案

陈云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8]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9]

所谓具体分析实际情况，首先表现为从多方面来分析问题，从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10]具体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中总是首先作为一个“混沌的表象”出现，它只有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才能作为一个清晰的整体出现。

1962年人们对于当时财政经济存在着困难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当时困难的具体情况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因为还没有经过分析，当时的困难情况还是处在一种“混沌的表象”中。是陈云1962年2月26日《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对当时财政经济困难首次作了具体分析。陈云根据大量调查研究，指出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有五个方面：一、农业在那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作了以上五点具体分析，就把当时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作为一个“清晰的整体”从5个侧面全面地揭示出来了，统一了大家对当时困难情况的认识。

陈云所谓具体分析实际情况，还包括分清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弄清楚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关系。陈云常说的比较，目的就是“弄清楚事物的本质”。陈云善于通过“比较”从大量材料中找出本质的东西，特别是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陈云在1962年就当时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困难做了五个方面的分析后，接着就通过比较指出，“以上讲了五点困难，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它三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这可谓“弄清楚事物的本质”的典型，它把基本的和所由派生出来的东西区别开来了，使我们一进门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主要是指隐藏在事物现象后面的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关系。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十分注意寻找经济现象后面所隐藏的内在联系和关系。他指出，所谓政策，无非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他多次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

陈云所谓具体分析实际情况，还包括分析情况出现的原因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和可能性。

陈云十分重视对情况和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以便针对原因制定措施。他有一句风趣话：“找毛病(原因)，抓关键，毛病知道了，才能对症下药。头痛吃阿斯匹林，‘打摆子’吃金鸡纳霜。” [11] 1956年由于货币流通量和信贷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经济建设“小冒”，初次出现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陈云指出这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因此，简单地从商业一个方面来找供应紧张的原因是不行的，还要从全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情况来找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12]他指出，长期以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中指出，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几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有人说，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陈云驳斥了这种看法，认为当时那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他指出，那几年的通货膨胀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而那几年出现的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陈云关于三年经济困难原因的分析帮助大家真正弄清了当时经济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就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陈云在具体分析中很注意“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陈云通过收集和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认识到原定夺取大城市和独占全东北的可能性在当时是没有的，而占据中长路两侧的广大地区具有充分的条件，这一正确的分析很快被中央和毛泽东采纳，形成了著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战略构想。

在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陈云历来反对不顾条件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十分注意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的分析。1962年他在讲到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时，指出计委、经委、农办要扎扎实实地做调查，认真研究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在上述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讲话中，陈云在讲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后，接着分析我们有克服困难的五个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已经制定了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工业企业“七十条”。第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第三，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第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第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以上五点有利条件的分析，大家对克服困难就有了信心。

陈云所谓具体分析实际情况，还包括历史情况的分析，分析这些条件的变化情况，分析它们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哪些比过去好，哪些比过去差。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在讲到农业在那几年有很大的减产时，拿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说明1961年粮食减产很多，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为了弄清楚增产的可能性，他从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以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说明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当时的情况并不比一五计划时期的情况好。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安排农业计划，必须照着这个意见办。

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就可以找到对策，对此，陈云主张，“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13]这是陈云的一个重要决策思想。

1958年，陈云提出，“我们要求有些重要设计，尽可能做出几个有比较的方案，就像修铁路有比较线路一样。” [14] 1980年2月中央成立书记处后，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陈云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同时建议，“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 [15]

陈云之所以要求准备不止一个方案，目的是为了从广泛的角度去寻找最佳方案，通过“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中辨别优劣，从而找出最佳方案。陈云说，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6]

陈云在领导工作中，无论作什么决策，他一般都拿出至少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比较。他用“比较”方法解决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如1947年要不要在南满坚持斗争的问题，陈云把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加以比较，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这一正确的决策，有力地促进了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53年，我国粮食购销缺口大，陈云受中央委托研究对策。他经过大量调查，摸实情，算细账，提出了解决问题可供选择的8种方案，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经过比较，他认为实行第一种方案即又征又配最好，有风险但不一定出乱子，可以解决问题。这一办法后来简称统购统销，它的实施，对于稳定物价，保证城市人民生活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定案前要反复考虑，广泛听取意见，实行时从试点入手，随时总结经验

陈云主张定案时宁慢勿急，以便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这样就可以把方案搞得更稳妥一些。他说，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做出决定。

定案前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主要的是为了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陈云一贯主张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他说，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象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工作就肯定做不好。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

陈云特别强调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他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

为了把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陈云主张，在把决策付诸实行时要从试点入手，随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也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摸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 [17]

从试点着手就是在局部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实施。1962年，陈云在讲到克服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时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他在讲到实行几种高价商品时说，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

1980年，陈云在讲到改革时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陈云特别强调要随时总结经验，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18]

陈云强调随时地不断地总结经验，目的是强调要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密切关注决策的运行效果，及时分析反馈信息，研究存在的问题，找出其中的原因，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作出调整和改进的措施。

随时根据实践情况调整，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是保证决策科学、合理，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从而取得决策成效的关键。陈云的决策思想以主观和客观在实践中逐步统一这一特征为核心，将决策的整个过程深深扎根在实践的土壤中。

五、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之所以善于决策，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

陈云的决策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科学性，这就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民主性，这就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陈云的决策思想是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有机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

陈云历来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多次强调说，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正确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陈云指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他多次回忆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讲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的情景，深有体会地说，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

陈云有一个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就是他在延安时期学习马列主义哲学以后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总结出来的体会。

“不唯上”，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而是说要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对于上级指示不要机械盲目执行，要考虑怎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不唯上”，也包含着不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不观看上级的眼色办事的意思。大跃进时期，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喜好，看上级“面子”或为了敷衍上级的“面子”虚报浮夸，瞎吹高指标，从而造成产量愈报愈高而粮食却愈来愈少的局面，群众对此很反感，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在青浦调查的座谈会上，有人认为这是老百姓在说怪话，陈云严肃地说：“这不是怪话，他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是在说实话。我们确实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虚报成绩，夸大产量，而且一级一级层层加码，以至于误导中央决策。虽然这是少数人，但危害很大，群众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正确。” [19]

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而是说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要把书本上的知识当教条，要联系实际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陈云说，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象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20]因此，“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 [21]

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客观实际的能动反映，它只有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是可信的。因此，只有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点条件下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去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把一切计划方案建立在客观实际和可能的基础上，才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特别是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这样做，可以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他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他经常拿茶杯做比喻，说明人们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互相交换意见的必要性。“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 [22]他常说，我们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话，要听各个方面的话，这样消息灵通，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陈云特别强调要多听反面意见。他说，要准备经常听反对的话。只听顺耳的话，是不能做好工作的。有个“反对派”站在我们面前，可是好事，逼着我们多考虑问题。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他说，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总之，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

陈云指出，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

陈云说，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

陈云说，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哪种意见是对的，哪种意见是不对的，取得一致看法。

陈云指出，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而是指反复认识、反复考虑、反复进行研究。因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陈云强调，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反复考虑，对原定计划方案进行修正，这样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不断循环往复，就可以弄清楚决策是否正确，办法是否完善。陈云强调的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凡是达到主观和客观一致，得到完全正确的认识，必须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辩证法观点在陈云的“反复”思想中，体现得十分具体、自觉，十分鲜明。

在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陈云运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个15字诀，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保证了决策建立在客观实际和可能的基础上，从而不至于导致盲目的行动，或事与愿违。我们的政策只有符合于客观实际和可能，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到达我们预定的目的。但我们的认识又常常不是完全符合于实际，常常是停留在表面的片面的认识上，不能够达到对事情的本质的全面的认识，这是一个矛盾。必须承认这个矛盾，采取必要的方法，使片面的认识逐步发展为全面的认识，使肤浅的认识逐步发展为深刻的认识。这就需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这一辩证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

陈云从实践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富于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决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充分反映了陈云决策的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与坚持原则的作风，“交换、比较、反复”，充分反映了陈云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善于倾听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在十五字诀里，我们看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以陈云为榜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端正我们的决策思想，加强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我们的决策能力，办好我们所从事的各项事情。

【注释】

[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5]《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7]《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8]《陈云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11]《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7]《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1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19]《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20]《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253页。

[2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l995年版，第371页。

（原载《陈云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