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经济伦理学在我国，也同80年代在西方，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它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人们在“经济伦理学”名称下究竟忙些什么？在西方，这方面已有大量文献可查，但在国内，尚是空白。本文将介绍西方一位著名学者乔治·恩德勒（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ｎｄｅｒｌｅ）的研究成果，他不仅提供了比较切实完善的经济伦理学概念和框架，而且对中国经济伦理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和建议。
乔治·恩德勒是美国圣母大学商学院教授、欧洲经济伦理学网络创始人之一、世界第一部《经济伦理学大辞典》（１９９３年版）主编。他的经济伦理学思想在当代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据有关文献以及和恩德勒教授数次面读的资料，从下述四个方面对其经济伦理学观点作一介绍和评论。
一、“新实践”和“自由空间”
恩德勒关于经济伦理学所做的第一步工作是提出了“新实践”的观点，主张经济伦理学应该是或者说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新实践”。这也是他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
最近一、二十年经济伦理学在西方引起了争论。“这种争论被一种动力强劲地驱使着，那便是经济伦理学应该对改进经济实践做出贡献。”恩德勒认为，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推动的：（１）经常引起经济伦理学讨论的是种种企业丑闻。它们激起公众的义愤，“要求有一种新的较好的经济实践”。（２）经济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渗透和支配着愈益多的领域。似乎唯有经济、利润才值得考虑。为改变这种社会经济化趋势，“要求经济伦理学去设立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使经济活动比较人性化，把经济伦理转化为‘新实践’”。（３）最具说服力的论据是未来一、二十年中人们将面临许多重大挑战。“我们不能仅仅被动地反应。而应采取有预见的、超前的创新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这就是在经济伦理学中努力倡导“新实践”的充分理由。
应该说，恩德勒的“新实践”概括，相当准确地反映了这些年来推动西方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向。主要在８０年代，接连爆发的商场丑闻在西方国家激起轩然大波。短短１０年间，经济伦理学从无稽之谈发展成社会热门话题，最后确立为商学院中的一门正式学科；同时还进入商界，成为公司运作意识和制度的一部分。人们关心经济伦理学的原因有多种，或怕被曝光，或出于公众舆论压力，或因为对自己负责的意识，然后他们都指向一个目标：改善经济实践，也即恩德勒所说的要求“新实践”。哈佛商学院院长J. H. 麦克阿瑟的话道出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那么，恩德勒所谓的“新实践”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他作了三方面的规定：（１）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强调实践优于理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回避这种选择）：经济伦理学从根本上讲，应该面向经济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另一方面，有着批判和建设任务：经济伦理学必须不仅证明现状（也不仅为批评而批评），相反它应该具有创造性并能为实践开拓新视野。”（２）“做”而不“说”，是经济伦理学的试金石。恩德勒谈到，“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承认，我的同事和我个人易于将决策和行动问题推开或束之高阁……然而，我们不能将答案无限期往后推。”如果考虑到，我们不能避免具体行动，那么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做得较好而不是对做过的事情理解得较好的学科，更不是一门空谈的学科。”（３）中心任务是改进决策和行动过程的伦理质量。他认为，决策和行动是人类本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的决策必然涉及到伦理方面，而这个方面不是从外部强加的。经济伦理学的中心任务就是“为在所有经济层次上改进整个决策过程的伦理质量做出贡献”。
从恩德勒对“新实践”所作的解释来看，有如下三个要点：（１）他所说的“新实践”同他所理解的经济伦理学在行动领域是一回事。区别仅在于：“新实践”是经济伦理学应该实现的目标，而经济伦理学则是尚未实现的“新实践”。（２）这种“新实践”的理论和实际方面在决策和行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３）它既要解决决策和行动问题，又要履行批判和建设功能。简言之，改进了伦理质量的经济实践即是“新实践”。
还可以看到，决策和行动是“新实践”的起点，是新质量的切入口。因为伦理方面就内在于决策和行动的考虑之中，因此就有理由和有可能通过对这方面的恰当考虑和处置，提高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达到“新实践”。下面将看到，恩德勒正是顺着这个切入口，提出了“自由空间”的概念，从而具体回答了如何达到“新实践”的问题。
恩德勒说：“要实现‘新实践’，最根本的是要了解自由空间及其限制条件。”因此，如果说，“新实践”是目的，那么，“自由空间”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或者用他的话说，“自有空间是‘新实践’的艺术。”
“自由空间”概念包含以下一些区分：（１）三个行动层次。恩德勒“依不同目标、利益和动力”而把经济行动分为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单个人，如雇员或雇主、同事或经理、消费者、供应商或投资者属微观；公司厂家等各类经济组织或团体属中观；经济制度和由经济秩序、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等经济条件构成的经济形态属宏观。（２）三组价值。人的行动总是受一定规范和价值指导的，所以与人的行动层次相应，又可以区分出三组价值：个人信念、集体价值和一般义务。个人信念对个人的行动有很强的决定作用和指导力量；集体价值是由集体在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为个人提供“客观”价值，实际指导集体的行动；一般义务则认同和证明应该指导人类行动的价值观和规范。（３）三方面责任。三个行动层次上的行为者又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和环境中，因此他们又都负有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三方面责任。（４）三种伦理挑战。三方面责任对行为者而言，是从伦理方面提出的要求或挑战。有些是起码的，有些则是需要有相当的道德素质或境界才能理解并做到的。因此，又可区分出三种不同程度的挑战：起码的伦理要求、超出起码要求的积极义务以及伦理理想追求。起码的伦理规范属于常识，也容易做到，“但越靠近伦理理想，伦理挑战就变得越多样化，并且越受文化的约束，因而也就越取决于道德行为者。”
上述三层次的区分是很重要的。（1）人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经常会忽视这一个或那一个层次。尽管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任何一个层次都不能完全左右其他层次，某一层次上的问题解决了，也并不意味着其他层次上的问题能自动解决。（2）“三层次概念的核心是尽可能具体认识决策、行动和责任之间的联系。”因此问题就变成：在每一层次上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每一行为者都不能把他的责任推给其他行为者，也无权把此一层次上的责任推给彼一层次。（3）由于不同层次的行为者受相应的价值观指导，因此既要注意“价值观变化”对不同层次的指导价值带来的影响，又要注意通过影响不同层次的指导价值，来提高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
总之，恩德勒的上述区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野或框架：行为者总是在一定层次上行动并受一定的价值观指导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他做什么、能做什么，以便能理解、设想他的伦理责任。因此，“自由空间”概念为人们认识和承担他们的伦理责任提供了恰当的依据，也为实现“新实践”目标指明了途径。如恩德勒所说：“我们并不是要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都负责任（否则我们最终会对什么都无法负责）。一个人的责任与他的决策和行动的空间有关，而这个空间受着诸多条件的限制……经济伦理学的艺术就在于必须意识到这种自由空间，负责任地利用它，并且承认它们的局限性。”
二、“新学科”及其四方面特征
恩德勒关于经济伦理学所做的第二步工作，是提出“新学科”观点以及这门学科应该具有的四方面特征。
他认为，在当前经济伦理学争论中，不仅“新实践”至关重要，而且关于经济学和伦理学及其两者关系的新思维也不可忽视。尽管在后一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也难以期望很快达到公认的经济伦理学框架，然而“澄清这种辩论，找到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起码共识，则是极为重要的。”
上一节谈到，经济伦理学从无稽之谈到成为商学院课程中的一门学科。应该说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关于这门学科的概念则仍然存有许多问题。例如，它究竟是或者应该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在这门学科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如何，两者是否有共同基础？作为一门学科，它同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恩德勒在这时提出并阐明他的“新学科”观念，是很有意义的。
他首先澄清了经济伦理学所要求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概念。（1）关于广义经济学概念和伦理学相关方法。他指出，“并非任何经济学模式都适合于经济伦理学中的交叉研究”。按对经济学传统的区分，有两种模式，即工程方法和伦理学相关方法。前者注意逻辑问题，不考虑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及行动的指导价值和规范。按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属的这种传统，经济伦理学只能与经济学无关。相反，“伦理学相关方法含有对经济学的广义理解”，它把人的动机问题和社会成就判断问题也包含在内，这些问题不可能不同伦理问题因而同伦理学相关联。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寻求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就必须采取‘伦理学相关方法’。”（2）经济伦理学需要道德推理。关于经济伦理学所要求的伦理学概念，他认为应该是规范伦理学。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对伦理规范只能描述不能评价，甚至否认有规范伦理学。恩德勒证明，规范伦理学不仅历史上早已存在，而且价值冲突和缺乏道德导向的现实也需要规范伦理学，“用道德推理来识别和证明伦理价值和规范。”因此他认为，“经济伦理学应该明确探讨伦理问题……尽管规范伦理学的任务极其困难，但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任务。”
经济伦理学既是广义经济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一种交叉学科，那么这种新学科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从他的论述来看，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1）合作的模式。在这门新学科中，伦理学与经济学两者互相依赖又具有同等价值。“伦理学不应支配经济学，经济学也不应凌驾于伦理学至上。”（2）面向经济实践。经济伦理学的目的是“新实践”。因此必须采取面向经济实践的方法，也即要具体注意三个层次的区分和联系，按层次去识别行为者的特征，分析和讨论他们的自由空间及其局限性和他们的责任。（3）面向问题。经济伦理学要以“问题”作为“议程”，这种问题来自实践，同时又兼有“难处理的经历和可能引起争论的伦理判断”。具体有三个步骤：一是假设，即对一个特定问题进行预想和分析。在这一阶段，必须顾及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伦理方面，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方面。二是交叉学科分析，考虑到实践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对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交叉学科分析，包括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与经济学分析。三是面向实践，即分析的目的仍然是实践，为决策和行动阐明前景，并为解决重大问题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恩德勒认为，在面向问题的方法中，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而且是循环往复的。（4）认真对待当今道德危机并正视“多元化事实”。前面提到，各个行动层次都受相应的道德价值观和规范的指导，然而，面对当今道德危机和“多元化事实”，在所有层次，尤其国际层次上，都会碰到例如这样的问题：如何既肯定道德多元化，同时又找到一种得到多元道德学说支持的“公正的政治观”？他认为，经济伦理学必须正视并且回答这个问题。而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见之于约翰·罗尔斯(J. Rawls) 所说的“交迭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中。这意味没有一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可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在国际生活中是唯一正确的。只有最低限度的交迭共识才提供了坚实的伦理基础。这部分共识必定植根于各自文化传统中并得到它们的支持。他认为，尽管很难回答不同层次上的“交迭共识”是什么，但“正视并解决这个挑战是经济伦理学在国际领域中的中心任务。”
综上所述，对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学科，恩德勒从它所要求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概念、两者在这门新学科中的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它同实践的关系、它的研究方法以及它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一一作了探讨和澄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和方法，例如“面向问题方法”，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其特色在于注意作交叉学科的理论分析，值得我们重视。尽管其中的有些问题可进一步研究，但他确实提供了可作为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学科最低限度的共识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框架。
三、“作用-能力”方法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恩德勒发现，从根本意义上看，三个行动层次上的决策和行动都既可促进又可阻碍人的发展。这就涉及到西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因此在阐明了他的“新实践”和“新学科”思想后，他又把研究放到了经济伦理学与人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同时对于上一节所提到的关于经济伦理学中采取经济学与伦理学合作模式的基础问题，也作了某种程度上的回答。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晦涩，而且没有充分展开，但仍然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基本思路。
（一） 用“作用-能力”方法澄清“人的发展”这个概念。他指出，要解决经济发展与
人的发展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弄清“人的发展”的含义。他认为，可以采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作用-能力方法”来澄清这个概念。森的方法的指导思想是：人应有获得福利的自由，对于“福利”可以用不同方法来衡量。如用“商品量”、“商品性质”、“收入”、“功利”或“基本物品”等。森提出，应该用“作用”（functioning）即按照人实际得到的东西来衡量“福利”。同时主张用“能力”(capability)即人取得“作用”的各种状况（每个人的内外条件）来定义“自由”。恩德勒认为，森的方法同其他方法最大的区别是：注重每个人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以及人能够得到什么。它具有两个特征：（1）同样的东西、收入因人而异，因此，把福利归结为各种物品、权利并不确切，而用转换为“作用”的方法则可了解人实际上得到什么。（2）注意人能够得到“作用”的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差异性，用具体的能力状况而不是空论来了解人的自由及其局限性。
我认为，恩德勒采用森的这种“作用-能力”方法确实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一方法既然注意，人实际上得到什么，实际上能够得到什么，而不是离开主体，离开人本身的状况和外在条件去空谈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注意经济发展也就必定要注意人的发展，包括社会和人本身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在“作用-能力”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
（二） 在“作用-能力”基础上对人的发展做出贡献。恩德勒不仅肯定了“作用-能力”
方法对“人的发展”概念的澄清作用，更重要的是，他还试图探讨经济伦理学用这种方法可以对人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他认为：（1）“作用-能力”方法为经济伦理学提供了了解各行动层次状况的信息基础，有助于经济伦理学评价、确定他们的决策、行动以及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2）这一方法向经济伦理学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哪些作用和能力与伦理评估相关？哪些基本能力是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为摆脱贫困提供了基础？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经济伦理学真正为人的发展做出贡献。（3）这一方法阐明了各行动层次的最终目标，同时在选择达到这些目标的步骤上又允许有伸缩性。
总起来看，恩德勒在经济伦理学与人的发展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思路。（1）使经
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在“作用-能力”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使经济伦理学有明确可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也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合作模式有了统一的目标基础。（2）用这种经过“作用-能力”方法阐明的发展标准来看待各自的具体情况确定达到目标的伦理步骤，这样就有可能使各层次负责地真正促进人的发展。
四、“公司中国”和公司伦理学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还对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发表了看法。
（一）“公司中国”及面临的任务
恩德勒注意到，90年代中国，各类公司蜂拥而起，并且正面临着不同的决策局面和复杂而紧迫的公司责任的挑战。而令人吃惊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很少引起西方新闻媒体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注意。他认为，具有各种结构、品行和表现的企业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们既可有力地促进也可阻碍人的发展。而且它们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重要环节，能够有力地影响和塑造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随着企业自主权和自由的扩大，企业的责任问题变得相当突出，并且这种扩大趋势还在增长之中，因此企业或者公司及其责任问题在“公司中国”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公司伦理学概念及其内容设想
按他的区分，公司伦理学属中观伦理学。因传统经济学研究注重政府作用等宏观政策问题，受其影响，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公司伦理学也遭到忽略。恩德勒在研究中国公司责任问题时，发展了他的公司伦理学概念和内容设想。
他提出，公司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商号、公司等中观经济组织，包括它们的目标、手段、结构、文化、行为及其对组织内外有关的人群的影响。公司伦理学具有或涉及三个特点：（1）企业具有某种自主权；（2）因此它是“道德行为者”，负有“道德或伦理责任”，面临三种伦理挑战；（3）公司组织包括它的所有方面，而不单是经理的决策。
（三）公司责任及其局限性
他建议，在确定中国公司的责任时，要考虑下述五方面因素：（1）注意作为公司行为评价标准的作用与能力；（2）不同企业不同自主权状况；（3）宏观经济影响（包括政治条件影响）以及宏观面临的诸种挑战对企业责任的影响；（4）它在三方面负有责任，而不单是经济责任；（5）最起码的伦理规范适用所有企业，不论破产或赢利与否。积极责任与伦理理想追求方面有很大潜力可以开发。最后他指出，在强调企业责任及其对人的发展的伦理意义时，还须注意公司责任受到企业自主权拥有的程度、宏观经济影响以及决策者个人的作用这些方面的制约。总之，公司伦理学必须实际地认清公司的自由空间及其局限性，帮助公司认识自己的责任。
恩德勒的研究尤其他对中国公司伦理学的看法，在以下四个方面将有助于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1）在注意经济成就时，不能只看商品量的增加或商品质上的提高，还需要注意人们实际上得到和能够得到的状况，从而注意人本身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发展。（2）行为者尤其是决策层在考虑决策和采取行动时，不能撇开伦理因素把它们单纯作为经济决策来处理，不能仅仅考虑到利润、效益，还应考虑这种决策所带来的道德影响或后果。例如在处理解雇问题时，应该考虑被解雇者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待遇等伦理问题。（3）处于任何一个行动层次上的行为者都负有三方面的责任。例如企业，不仅负有生产、赢利等经济方面的责任，还负有不污染或保护环境方面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以及基于其他社会规范至上的社会责任。（4）每一个行为者都在各自的自由空间活动，我们不能总是去问别人、公司或经济制度如何作为，问题必须是我本人、我所在的公司和所从属的制度能够怎样认识和提高伦理责任。总之，在中国开展经济伦理研究，吸收包括恩德勒的研究在内的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有益的成果，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
【参考文献】
Georges Enderle, “What is Business Ethics?” In Dunfee T.W., Nagayasu Y. (eds.), Business Ethics: Japan and the Global Economy，1993, 133-150.
Georges Enderle, "Some Perspectives of Managerial Eth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87, 6, 657-663.
Georges Enderl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ug., 1994.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