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段时间参加核心价值观讨论时，提出一种看法，就是：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不等于意识形态认同，换言之，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有相同的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例如，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意识形态不同，但可以达到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从全球化环境看，我们还应该说，价值观认同，不但不等于意识形态认同，而且不等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可以认同相同的价值观，也因此，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才有可能和谐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是用或者可以用一种交迭共识的方式来支撑这种认同。民族、文化、政治、历史都不能取消这种基本的、基础的、核心的价值观认同。
由这次的大灾大爱，我想继续前段时间的讨论，进一步提出人性认同的观点，就是：人性认同不等于意识形态认同，不等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人性认同是价值观认同的基础，是无论什么文化、民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无法漠视和否认的最基本的存在。
过去，我们总是说，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但这次不分党派、阶级、国家、民族、文化、性别、年龄、职业，全都对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显示了超阶级、超国家、超文化、超地域、超党派、超贫富的人性，即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是只要是人，都可以认同的作为人而对人类同类生命的一种深切关切。它是人类从本性上能够具有、共鸣和激发的一种对人类的感情或激情，它所指向、尊重和珍视的首先是仅仅人的生物学的存在，即不是因为你是“张书记”，而仅仅因为你是人，是生命的缘故，也因此对幼小的生命，对含苞未放的生命的突然夭折，我们会产生巨大的悲痛。这种对看似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的尊重，是人的类属性的最基本和最普适的表达，是通过视觉、听觉和想象力达到的感同身受，使人们能够从自己的具体的社会规定性、从小我中超脱出来，从而达到对我们民族的同胞、对人类同胞的生命不带具体社会规定性的尊重和珍视。我们人性中的这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和源泉。
过去，我们不承认有超阶级的人性，用阶级性取代人性。结果我们人性中的这种对人类生命的关切之情，遭到否定践踏，生命体遭到摧残羞辱。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其极端化的结果是兽性，甚至兽性不如。例如，文革中，只要是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就没有任何人的权利可言；对阶级敌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最无情的践踏，就是阶级性最高最彻底的表现。韩美林先生因此耻于画人，只画动物狐狸。因为他觉得人不如动物。卢卡奇谈到：“人们经常称呼人的残酷为“动物式”的，而完全忘记了动物从来就不是残酷的。它们的生存，完全保持在从属于它们自我保存和种类繁衍的生物学的必然性的范围之内。当老虎驱赶一只羚羊并吃掉它时，老虎是在做其本性所决定的，再生产范围之内的事情，如同草地上的奶牛所完成的事情一样。老虎相对于羚羊和牛相对于草地，都不是残酷的。而只有当原始人大约已经开始刑讯他的战俘时，残酷—作为人类发展的因果性产物--包括其他后来愈来愈精致的现象，也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对动物受生物学必然性制约范围内的事情，无所谓残酷因而道德判断，但如果人在社会领域、在自由意志领域而像是受必然性支配的动物行为时，才是残酷的和应受道德谴责的。
由人性的认同，对生命体的尊重和珍视，我们可进而确认真善美的认同（如这次抗
震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真善美），承认有超阶级的共同的真善美。这是我们所有学科包括伦理学美学哲学应当承认、尊重和由以出发的基本事实。由这种基本事实，才可发展和构建健康的伦理学美学哲学。由对这种基本事实的承认和尊重，才可体现我们文化和民族的尊严，也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我们过去由于对人对己都是阶级性至上政治之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自尊，结果人也不尊。而这次抗震救灾，我们不仅对废墟下的生命的救助绝不放弃，而且举国降半旗默哀，用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高的哀悼形式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也因此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唁电，各国到中国使领馆哀悼，联合国开会默哀等。
这次中国文化的人性认同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仅以传统的方式，而且以现代
的方式，即不仅通过传统的仁、家庭美德，而且通过职业道德，如教师、警察、战士道德，而起作用，超越了熟人社会，达到了对非熟人的生命的普遍同等的珍重。二是，通过政府、党来认同。从以人为本，到这次的绝不放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尊重、珍视人的生命，而且是、并且应当是它的最勇敢最坚决的捍卫者和尊重者，不惜牺牲自己来捍卫维护这种对生命的最基本的尊重和珍视。以前我们说无产阶级能够作为领导阶级，因为它最大公无私，没有一阶级的私利，因为它认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同样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有也应该是对人性的最彻底最坚决最勇敢的捍卫者和珍重者，而不是用阶级性取代否认甚至践踏人性，从而才能表明自己优于其他政党，也才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国家、政府、政党的政策只有明确肯定和彰显这种基本的人道态度人性态度，才会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才能获得最深厚广泛的社会基础。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8年9月11日。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