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泽克在《抵制民粹主义诱惑》中对我的著作《民粹主义理性》提出了批评。在本文中，我对齐泽克的批评进行一一回应。齐泽克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理解为物化，而没有理解霸权关系；认为民粹主义是具有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未能理解需求、要求和主张之间的关系，系统地误解了拉康的实在界，把实在界等同于资本逻辑；对于齐泽克而言，经济具有首要性，政治最终由经济决定，而对我而言，政治具有首要性，经济导向政治。齐泽克误解了我所说社会的建构性的异质性，误解了B之B性，把它降格为经验性的。齐泽克的政治极左主义的解放主体是某种天外来客般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关键词：建构人民   激进政治   齐泽克    异质性   民粹主义

作者简介：李西祥，1971年生，山东泰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

对于齐泽克对我的著作《民粹主义理性》[①]所作的批评，我极为惊讶。[见齐泽克：反对民粹主义诱惑，critical Inquiry 32[spring 2006]：551-574页]由于后者强烈批评了齐泽克的方法，我当然期望着来自他的回应。然而，他为自己的回应选择了相当间接和迂回的道路；他并未回答我对其著作批评的任何一个，而是对我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这些反对只有采纳了他的理论视角才有意义——确切的说，这就是我所质疑的东西。为了避免对牛弹琴式的对话，我打算单刀直入，再次说出我所认为的齐泽克方法的基本错误；在此过程中，我将回应齐泽克的批评。

一、民粹主义与阶级斗争

我将弃置齐泽克论文中论及法国和荷兰投票的部分——在此事情上我的基本观点与他没有很大区别[②]——而是将集中讨论理论部分，在这里他指出了我们之间的区别。齐泽克从对我偏爱民粹主义有甚于阶级斗争说起[p554]。这是表述这一论点的相当荒谬的方式。它认为阶级斗争和民粹主义是两种世界上现实存在的实体，人们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就如人们必须在一个政党和一个足球俱乐部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事实是，我的人民的概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是两种不同的思考社会同一体建构的方式，因此，如果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就应该被舍弃——或者不如说，根据替代性的观点重新吸收和重新界定。但是，齐泽克给出了对这两者之间区别的正确描述：

 阶级斗争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作为有特权的政治行动者；这种特权本身不是霸权斗争的结果，而是以这一群体的“客观社会地位”为基础——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由此最终被还原为“客观”社会过程、权力及其冲突的副现象。相反，对拉克劳而言，某些特殊斗争被提升到所有斗争的“普遍等同”不是预先决定的事实，而是本身即争夺霸权的偶然性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某些情形中，这一斗争可以是工人的斗争，而在另外的情形中，可能是爱国者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在第三种情形中，则可能是为文化宽容而进行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在某些特殊斗争的内在实证性质中，不存在仿佛使其注定成为作为所有斗争的“普遍等同”这样霸权地位的东西。[p554]   

尽管对这一对比描述显然并不完整，但我不反对它所给出的两种方式基本区别的一般图景。然而，齐泽克对此提出了民粹主义的一个进一步的特征，对这一特征我并未思考过。我本可正确指出赋形于敌人的主人能指的空洞性特征，然而我本应提及化身于敌人形象的准具体性但并未提及。我必须说，在这一指控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我的整个分析精确地奠基于肯定任何政治话语领域总是通过一个相互过程结构起来的，通过这一相互过程，空洞性削弱了具体能指的特殊性，然而反过来，特殊性的反应则是给予普遍性一个必要的具体化身。我把霸权界定为一种关系，通过这个关系，特定的特殊性变成了完全不可比的普遍性的名字。

因而普遍——它缺乏任何直接性的再现方式——通过将其投资于某一特殊性，获得了一个借来的呈现。但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因为齐泽克对我的民粹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基本的补充。在他看来：

人们也需要思考民粹主义话语置换对抗和建构敌人的方式。在民粹主义中，敌人被外在化或者具体化为一个实证的本体论实体（即使这一实体是幽灵性的），消除这个实体就能恢复平衡和正义；对称性的，我们自身的同一体也被感知为前存在于敌人之攻击。[p555]

当然，我从未说过，民粹主义的同一体前存在于敌人的攻击，而恰恰相反：这种攻击乃是任何民众同一体的前提条件。为描述我头脑中所想的这种关系，我甚至引用了圣-鞠斯特所说的，共和国的同一体仅仅是与其相对立的东西的摧毁。但是让我们来看齐泽克是如何展开其观点的。他断言，将对抗具体化为实证实体包含了意识形态神秘化的基本形式，并且，尽管民粹主义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运动（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民族主义的等），然而“就民粹主义将内在社会对抗置换为联合起的人民与其敌人之间的对抗而言，正是在其概念中，它最终持有一种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倾向。”[p557]对此他补充了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永远不会是民粹主义之理由，在法西斯主义中，理念要服从于领袖意志，而在共产主义中斯大林是第二位的领袖——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因为他服从于理念。对斯大林多么美好的恭维！众所周知，斯大林并不服从于任何意识形态，而是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来操纵意识形态，使其为自己的实用主义目标服务。例如，民族自决原则在斯大林意识形态世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前提是它必须被“辩证地”使用，这意味着只要为了政治上的便利，它就可以被侵犯。斯大林不是一个可以归属于概念普遍性的特殊性；相反，概念普遍性归属于斯大林之名字。从这一观点来看，希特勒也并非缺乏政治理念——祖国、种族等等——他同样可以为了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操纵这些理念。当然，在此我所说的并非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是不可区别的，而是说相反，无论它们之间如何有差异，人们都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奠基于领袖与理念之间差异的本体论关系中。[③]（关于民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真实关系，我马上就会回到它）。

但是，让我们先回到齐泽克结构自己分析的逻辑步骤——就是说，他如何思考对我的理论架构的补充的。他的论点是不如说是一系列不成系统的结论。这一序列如下：1、他从引用我书中的一段话开始，在这段话中，通过参考宪章运动中民众同一体建构的例证，我说明社会之恶呈现为不是来自经济制度，而是来自于寄生和投机群体的权力滥用；[④]2、他发现，在法西斯话语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那里犹太人形象成为了所有社会弊病的具体化身（这种具体化被他呈现为一种物化（具体化）运作）；3、他的结论是，这表明在所有的民粹主义中（为何？如何？）都存在着一种长远的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4、然而，共产主义不会受民粹主义的污染，因为在共产主义话语中，并不发生物化（reification具体化），领袖稳定地处于一种第二性的位置。不难在这整个论点中发现其错误。首先，宪章运动与法西斯主义被显现为同种的民粹主义之两个属；其次，其中一个属（法西斯主义）的做法被认为是物化；第三，由于并未言明的原因（在此宪章运动的例子被悄无声息地遗忘了），使这一属的做法变为了整个种的定义性的特征；因而第四，其中一个属的命运变成了属于这个种的所有其他属的目的论命运。作为进一步的未证实的结论，对此我们还需补充第五点，即如果共产主义不是作为种的民粹主义之一个属的话，很可能（这一观点并未在任何地方公开说出）是因为物化并不发生于共产主义之中。在共产主义这一情况中，我们将得到一种无中介的普遍性；这将是为什么具体的最高化身，即领袖，必须从属于理念之原因。毋庸讳言，最后这个结论不是以任何历史自明性为基础，而是以纯粹的先验论观点为基础。

然而，比坚持齐泽克的整个论证明显的循环性更为重要的是去探讨两个未加论述的臆断，后者正是以此臆断为基础的。这两个臆断如下：（1）在特殊性中任何普遍性的化身（incarnation）都应该被看作物化；（2）如此化身内在地是法西斯主义的。对这个假设我们提出以下对立的观点：（1）物化观念不适用于普遍在特殊中的化身，这种化身乃是民众同一体建构中的内在因素；（2）如此化身——被正确理解地——远不是法西斯主义或任何政治运动的特征，它是内在于任何种类的霸权关系之中的——就是说，内在于政治本身固有的关系中。

让我们从物化开始。这不是一个日常语言的词语，而是具有十分具体的哲学内容的术语。它首先被卢卡奇所引入，尽管其大部分维度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已经运作了，尤其是在《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的章节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价值的无所不能使人们不可能通达总体性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物的特征，而个人被变成了物，物表现为真正的社会行动者。现在，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物化的结构，一个突出特征立即就清晰可见：本质上，物化存在于一种颠倒运作之中。派生性的东西变成了原初的东西；表象的东西却呈现为本质。主语/谓词之间关系的颠倒，是每一种物化的内核。在这个意义上，它彻头彻尾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过程，其主语的相关项乃是虚假意识的观念。然而，只有当意识形态的歪曲可以被颠倒时，物化/虚假意识的整体才有意义；如果它对意识是构成性的，歪曲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坚持其虚假意识观念，齐泽克必须将社会对抗视作以某种内在机制为基础，这种机制把社会行动者的意识看作只是派生性的——或者不如说，在这一机制中，后者（虚假意识）——如果被承认的话——仅仅是前者（社会对抗）的透明性表达。普遍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言说，而不需要任何来自具体中介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民粹主义“将内在的社会对抗置换为联合起来的人们与其外部敌人之间的对抗”。这就是说，对敌人之话语建构呈现为一种歪曲的运作。确实，如果对抗所栖居的普遍性果真具有一种无中介的表达的话，这一通过具体的中介只能被看作是物化。

遗憾的是，对齐泽克而言，我的民众同一体问题的论证方式以之为前提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这种链接，与诸如此类的物化和意识形态歪曲观念毫无相容之处。简言之，我们所讨论的不是与真实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它将作为一种目的论的程序化宿命等待我们——而是在讨论意识的偶然性建构。因而齐泽克所提出的对我的方式的补充根本不是什么补充，而是对其基本前提的质疑。这些前提来自于对普遍与特殊之间、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对此我在我的著作中从三个视角进行了讨论——精神分析的，语言的和政治的——在此，我想简要地做一下概括，来表明它与齐泽克粗陋虚假意识模式之间的不相容性。

让我们从精神分析开始。在《民粹主义理性》中，我已经试图说明霸权逻辑与拉康的对象a逻辑是如何重合的，并且提及了基础的本体论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完满只能经由对部分对象的激进贯注而触及——部分对象不是总体性之内的部分性，而是本身即是总体性的部分性。在这一点上，我的著作从琼·科普耶克的分析中受益良多，她对拉康范畴的逻辑内涵做了严肃地探讨，而不是像齐泽克那样以肤浅的黑格尔类比来歪曲它们。与我们的主题至为相关的要点是完满性（即弗洛伊德的原质）不可获得；完满只是一个回溯性的幻觉，它被体现了不可能之总体性的部分对象所替代。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崇高化存在于将对象提升为原质之尊严之中。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霸权关系再生产了所有这些结构性的环节；某一特定的特殊性承担了总是退却的普遍性之代表。如我们所看到的，物化/歪曲/虚假意识的模式与霸权/对象a的模式是根本不相容的；前者预设了通过物化过程的颠倒来获得完满性，而后者把完满性（原质）视作不可能获得的，因为它缺乏任何内容；前者把在具体中的化身看作歪曲的物化，后者则把在对象中的激进贯注看作某种完满性获得的唯一方式。只有付出在政治关系领域彻底消除对象a的逻辑的代价，齐泽克才能坚守其物化/虚假意识的方式。

第二步：意义（signification）。（我称之为语言角度的方面不仅指狭义语言学的，而且指所有的意指体系。因为后者与社会生活密切相连，语言分析所探讨的范畴和关系不属于局部领域，而是属于一般本体论领域。）在此，我们拥有与我们在精神分析视角中发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同的重叠(imbrication)。我已经在别处说明，没有构成性的排除，差异系统的总体化是不可能的。[⑤]然而，作为首要的逻辑效果，后者（构成性排除）具有在等同与差异两方面之间意指因素的断裂。由于这两方面在逻辑上是不可缝合的，结果是任何缝合都是修辞性的；某一具体的特殊性——并不停止其特殊性——将承担普遍意义的特定角色。因此，意义内部的不均衡是意指过程展开的惟一领域。误喻=修辞=意义之可能性。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所发现的（不可能的）原质与对象a之间相同的逻辑，作为意义之条件，被重新发现了。齐泽克的分析并未直接针对意义展开，但是不难从其物化方式中引申出结论：任何在完满的意指调和前踌躇不前的修辞替代最终都被归结为虚假意识。

最后是政治学。让我们使用一个在《民粹主义理性》中使用的一个例证：波兰的团结工会。在那里我拥有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中多元要求在压迫性政权那里遭遇了挫折，由此在多元要求之间创造了某种自发的等同性，然而，这些等同性需要以某种形式的符号统一体来表达。在此我们拥有一个清晰的选择：或者是存在一种最终在概念上可以清晰表述的内容，这一内容被压迫性政权所否定——在此种情况下，内容可以在其实证的差异同一体中被直接表达；或者，这些要求是彻底异质性的，它们所惟一共有的乃是其否定性特征——即它们与压迫性政权的共同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在不同要求之下实证特征的直接表达问题；因为必须被表达的是不可还原的否定性，其表征将必然拥有符号性特征。[⑥]团结工会的要求将会变成更广泛的一系列要求的符号，这些要求围绕这一符号不稳定的等同将建构一个更为广泛的民众同一体。民众阵营的符号统一体的建构——及其相关项（correlatum），即通过相同的话语的/等同的方式对压迫性政权的符号统一化——即是齐泽克认为我们应该视为物化的东西。但他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物化中，我们拥有一个在真实和歪曲的表达关系之间的颠倒，然而这里的真实/歪曲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由于在完全异质的要求之间确立了等同的连接，它们通过虚空能指而进行的“同质化”就是纯粹的付诸行动（passage a l’act），是本质上全新事物的建构，而不是任何潜在“真实”同一体的揭示。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著作中，我坚持虚空能指是不属于概念秩序的纯粹名称。因此，这里并不存在关于虚假意识或真实意识的问题。正如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中一样——在那里对象被提升为原质；正如在意义的例子中一样——在那里我们拥有一个误喻（catachrestical）的形象化术语，因为它命名因而也给予意指结构内部的本质空洞一个话语呈现，在政治学中我们也拥有一个新行动者的建构——人民，在我们意义上的——它是通过等同和差异逻辑之间的链接而被建构的。这些逻辑包含着来自于无中生有的形象赋形，它们不可能被还原为先在的或终极的文字性。因此，忘掉物化吧。

在我们看来，至此我们所说的这些已经预示着齐泽克的第二个论题——根据这一论题，符号代表（他视为物化的东西）将本质上，或至少是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绝不会更幸运。在此齐泽克使用了蛊惑人心的工具：纳粹话语中的犹太人的角色，这立即激起了对大屠杀的所有恐惧，并引起了否定性的反应。尽管法西斯话语使用了符号代表的形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法西斯分子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话语不以那种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符号。我甚至要说，这种建构恰恰是与政治学有关的东西的定义。与齐泽克所选择的可能的不同意识形态例证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如果不是符号性赋形，那么在把华尔街显现为所有经济罪恶之源的政治话语中包含了什么？或者，如果不是符号性赋形，在焚烧美国国旗的第三世界游行者行动中，包含了什么？还有，如果不是符号性赋形，在毕龙主义大众焚烧大教堂的行为中包含了什么？在拒斥其他的符号时，我们确定了某些符号，但是没有理由断言符号结构的母体根据符号的物质内容而变化。如果不抛弃齐泽克的物化观念，这个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齐泽克的物化观念使我们可能将某些内容归之于真实意识，而将另外的内容归之于虚假意识。但是，如果不进一步假定任何形式的符号化身都将是符号虚假意识的表达，即使这种素朴的运作也不会成功，而真实意识将完全不受符号中介。（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康的理论变成了齐泽克的诅咒；完全放弃符号化中介，拥有真实意识的纯粹表达，与声称存在着进入原质自身的直接道路，而对象a只是被赋予歪曲的表象之地位，二者是相同的。）二、要求（demand）：在需求（request）与主张（claim）之间

     在我们的社会分析中，最小单位是要求范畴。它预设了社会群体最终不是同质性的指涉而是其统一性应该被视作异质性要求之链接为前提。齐泽克对这种方式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要求的观念未能把握革命行动的真正的对立性质（“真正的革命行动或解放的政治行动是否未能超出要求的视域？革命主体不再在向当权者要求某事物的层次上运作；他想要摧毁它们”[p558]）；第二，在要求的等同链条观念中所蕴涵的多元性与民粹主义运动的实际目标之间不存在相互联系，因为大多民粹主义运动是围绕着单一目的建构起来的（“在此对于单一目的运动应该做出一个更为一般的评论。例如，以美国的抗税运动为例。尽管他们是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起作用的，围绕不能被民主体制所满足的一个要求来动员人们，它似乎并不依赖等同的复杂链接，而是仍然聚焦在一个单一的要求上。”[p560]）

齐泽克的两个反对意见完全错失了问题的关键点。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尽管齐泽克提到了我们的要求观念是清晰地围绕需求/要求之间的的张力建构起来的，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其理论后果。在我们看来，任何要求都开始于需求；例如，地方权力机构被要求满足特定地区人们的痛苦——例如住房。这是齐泽克所惟一能够预想的东西；当权者被要求仁慈地同意人民群体的需求。从这一视角看，情形完全是不平等的；要求的满足来自当权者的让步。但是将问题还原为这种情况就忽视了我们分析的第二个维度，即需求被转化为主张的社会过程。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如我们所述，是通过等同逻辑的运作。那些关于住房的要求遭遇挫折的人们看到了关于交通、健康、安全、学校等也未能得到满足的其它要求。这引发了我在我的著作中描述为扩散（in extenso）的过程。它意味着如下这些：就人们把自己看作权利未受到认可的承受者而言，个体要求的受挫把需求转变为主张。然而，这些主张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所对之发出要求的相关实体是可以被完全确定的——在我们的例子住房中，是市政部门。但是如果这些主张中的等同被扩展——在此例证中，即住房、交通、健康、学校等等——确定这些主张是对谁发出的就变得更为困难了。人们必须在话语上建构敌人——寡头、当权者、大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诸如此类——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发出主张者的同一体在目标和敌人的普遍化过程中也就被转化了。俄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肇始于三个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这些要求是对谁发出的？等同越是扩大，就越是清楚地显示出，它们并不仅仅针对沙皇政权。一旦我们超越出一定的点，体制内的需求就转化为向体制发出的要求，并且在某一阶段它们就变为针对体制秩序的主张。当这一过程超出一定的点而溢出了体制机器，我们就开始拥有了民粹主义的人民了。

我们可以自问，为什么社会行动总是被视作要求呢？如我在《民粹主义理性》中所解释的，原因在于主体总是匮乏的主体；它总是出自共同体（不可能的）完满性与表达场所的特殊性之间的不对称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完满之名称总是源自于普遍价值激进地贯注在某个特殊性中——再次重申：特殊的对象被提升到了原质之尊严。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种贯注并非使这一特殊对象保持不变。通过在等同关系基础结构内部的铭写，它使这个对象普遍化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过程从来都不像齐泽克所论述的那样是纯粹物化的原因。（物化，如我们所说，包含了一个颠倒，通过这个颠倒，普遍性与特殊性交换位置而并未改变其同一体，而霸权关系却以特殊与普遍之间的相互熏染为前提。）

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特定的特殊性从来不是纯粹特殊性，因为它总是被使其内容普遍化的等同关系画上了叉——足以回答齐泽克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即具有特殊性目的的单一运动不能建构更广泛的政治同一体。这完全是一个幻觉。一个表面问题可能是特殊的，但它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个别问题之后，一个关系和情感的更为广泛的世界熏染了它，将它转化为更一般趋势的表达。把运动的单一特征真的看作如其表面显示的那样，与把梦之分析还原为其显在内容相同。法国和荷兰的全民投票是很好的例证。这一问题是即时性的，但是如齐泽克所表明的那样，挫折、恐惧和偏见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不”中得到了表达。人人都知道，在美国的税务全民投票中至关重要的是共同体之共同感的深刻政治置换。结论是，运动的潜在意义从来都不能在其字面的口号或者宣称的目标中来解读；只有当人们对支撑字面意义的多重规定进行探讨时，名副其实的政治分析才开始。

那么，从这一系列民众同一体和要求之间以及在要求内部，需求与主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可以引申出什么一般结论呢？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在这个结构的机制中，每一个可能的链接都导向建构社会同一体的不同方式，并导向在它们主张的普遍化中的不同程度。在极端状况下，当要求并未超越纯粹需求的阶段时，我们拥有一个高度体制化的安排。社会行为者在描绘了社会建制秩序的客观定位中拥有“内在的”存在。（当然，这仅仅是纯粹理想的一极；社会的行为者完全被吸收在建制内部，而社会从来都不是这样建构的。）第二种场景即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场景中，要求与体制秩序可以吸收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更为永恒的张力。在此需求趋向于变为主张，并且存在着一种对体制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对体制合法性的被动接受。最后，当多元要求之间的等同关系超出了一定的点，我们就拥有了反对作为总体的体制秩序的广泛运动。在这里，作为更普遍的历史行动者的人民出现了，其目标必然围绕着作为政治同一体对象的虚空能指而结晶。这里存在着一种能够导向整个体制秩序的革命性重塑的主张的激进化。这很可能就是齐泽克在谈及不是从当权者那里要求任何东西，而是要求摧毁它们时所想到的东西。然而，他与我的方式的不同在于，对我来说，解放行动者的出现具有其自身逻辑，它被卯定于作为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的要求的结构之中；而对齐泽克而言，不存在如此逻辑，解放的主体被视作完整发展的，其出现不需要任何遗传过程，就像密那发来自丘比特的脑袋一样。我的著作中的探讨齐泽克的著作的这一节的标题是“齐泽克：等待火星人”。诚然，在齐泽克的解放主体中，存在某种天外来客般的东西；作为革命主体，它的条件是在如此的社会效果的严格的几何学中被详细规定的，以致没有任何经验行动者可以满足其规定。然而，在齐泽克的近著中，他在命名革命主体中部署了其新策略，这一革命主体存在于他对某些现实存在的社会行动者的挑选之中，然而，齐泽克赋予它们了如此多的想象性特质，以致使它们在方方面面都变成了“火星人”，只有名称未变。以后我们会转向齐泽克的“火星化”的策略。

三、异质性与社会实践

现在我们进入齐泽克所作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理论地位的评论。最重要的一个评论指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据他看来，我对后者的基本批评是，它是“界定了物质性社会现实的实证的‘实体性’科学，因此，任何将解放的政治学直接奠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做法，（或者说，任何给予阶级斗争以特权的做法）都将把政治还原为植根在物质现实中的副现象。”[p565]接着，为驳斥其归属于我的主张，齐泽克开始了一个冗长的三元组，试图说明商品拜物教是资本形式本身的内在结果，这一形式不是抽象的，因为它决定着现实的社会过程：“这个抽象在规定物质的社会过程的精确意义上……[是]真实的。全体公民整个阶层的命运，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以被资本的唯我论思辨舞蹈所决定，资本追逐其利润，而完全不在乎其运动对社会现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566]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性的制度暴力之后，齐泽克得出结论：“在此我们遇到了拉康的现实与实在界之间的区别：现实是是现实的人们在相互作用和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现实；而实在界则是决定在社会现实中何者会发生的不可抗拒的抽象幽灵逻辑。”[566]

最后的评述是——纯粹是且仅仅是——对拉康之实在界概念的错误再现；这是齐泽克如何系统地歪曲了拉康理论，以便使其与黑格尔主义相容的极佳例子，而在大部分方面，拉康理论是与黑格尔主义相对立的。实在界不能是无法抗拒的幽灵逻辑，更不是决定社会现实中发生事情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实在界不是被赋予了其自身运动规律的可具体说明的对象，而是相反，它是某种仅仅通过其在符号界内部制造的混乱后果才存在和显示自身的东西。[⑦]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阻止任何客观性最终建构的内在界限。把实在界与资本逻辑同一，是齐泽克总是返回的物化概念的一个极佳例证。他的错误与康德相同，当康德断言范畴仅仅适用于现象而不适用于自在之物之后，又断言后者乃是表象的外在原因，因此将范畴——原因范畴——用于无法合理的归属于任何范畴之下的东西。在此，以这种方式，齐泽克必须歪曲实在界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只有当资本逻辑是自我决定的，它才能作为决定社会现实中发生之事的基础来运作；但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恰恰与此相反，它确立了阻止由任何由符号界来自我决定的界限。所有这些现实/实在界二元性的廉价的隐喻使用，来指涉仅仅是陈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的东西，是完全不恰当的；很明显，资本逻辑与社会现实一样是符号性的，而社会现实却被说成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结果是：如果资本逻辑和社会现实都是属于同类事物（in pari materia）——二者都是符号性的——在社会现实中被实在界的显现所创造的洞穴和混乱，也将在资本自我发展的逻辑内部出现（因此，资本的自我发展也将被与其异质的某种东西所熏染；它将不再是纯粹的自我发展）。

我所说的不是实在界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而是说齐泽克在完全错误的地方寻找实在界。把实在界看作客观的可以用概念来具体说明的逻辑毫无道理。然而，在试图给予实在界以精确的本体论定位之前——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术语与某种确切地说其呈现完全颠覆了任何定位的东西相联系的话——我想提及齐泽克的断言，他断言我指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实体性的界定社会现实领域并将政治还原到副现象地位的科学。这一归诸于我的“指责”纯粹是齐泽克的发明。我从来都未断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局部的科学，原因很简单，无论其具有何种优点或缺陷，它是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话语（“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即政治经济学”）。因此对之进行批判的仅有的两种方式是或者证明在其范畴的序列中存在逻辑矛盾，或者说明存在一个异质性外在，它阻碍政治经济学自身围绕其内在范畴的闭合，因此建构了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第一个批判是可能的，并且——尽管我自己并未开始对其进行阐释——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批判不断被人们重复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与其提出时相比，已经所剩无几。这里仅仅提到以下名字就够了：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拉斯洛·波特克维奇（Ladislaus Bortkiewicz）、 琼·罗宾逊（Joan Robison），或者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⑧]二十世纪开端时期价值转化为价格的整个讨论，是这个批判分析的第一个阶段。齐泽克完全无视这些文献，继续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版本是无法挑战的教义。

但是，让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教条主义上，而转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第二个可能的批判，这与我们的主题更为相关。选项如下。第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在由一系列经济学范畴描述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外在；历史只不过是内生性的展开。因而它们刻画的实体的（用齐泽克的术语说）故事同时也是本体论的。由此我们就拥有不被任何外在所扰乱的纯粹内在过程。逻辑的连续性也拥有形而上学的价值。然而，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如何呢？在这一模式中，它们只能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效果。众所周知，在这种客观主义视角中，阶级斗争是如何出现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其自身的掘墓人。第二种情形来自于相反的假定：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结果，而是从外部对它的扰乱，因此资本主义的故事不可能来自于其内在范畴的展开。仅举一例：如一些研究所表明的，从绝对剩余价值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过渡不仅仅是在无冲突的空间中利润逻辑的运动结果，而且是对工人运动的回应。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存在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纯粹内在历史，而是不能被任何概念可把握的发展所理解的布满冲突的历史。我将坚持这一点，因为这将把我们直接导向在《民粹主义理性》中给出的人民概念。

不消说，关于这个选择中的两个选项，我们确定无疑地选择后者。事实上，《民粹主义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企图展开遵循这一选择而来的理论结果。然而，齐泽克认为自己比我更明白，并否认这个选择的存在。由此：“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工人阶级是实际上的特殊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指称主体位置。”（p564）然而，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做出这种区分。也许他本应该做，但他没有做。相反，他所有的理论努力都是为了说明，只有革命的主体性坚实地扎根于来自由内在和必然规律所支配的过程的客观立场之中，历史之谜才能得以解决。齐泽克曾经读过《共产党宣言》吗？如果他读过，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资产阶级不但锻造了使自身灭亡的武器，而且制造了使用这一武器的人——现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⑨]他曾经读过《神圣家族》吗，在那里，针对鲍威尔为确切的说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非人化（这种非人化是由私有财产的逻辑而导致的）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做论证？他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吗，在那里，他们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劳动的分工——就是说，客观社会地位的被结构的整体——显现为人类异化的根源？还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什么，除了持续的试图将剥削植根于其必然的对应物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之中？够了。继续指出任何本科生都知道的观点没有意义。况且，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本来应考虑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类型学划分；他本应该说，从社会总体性观点来看，重要的不是二者之间的区别本身，而是它的两个术语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逻辑和地形学；并且，《<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对他而言这种相互联系是什么。

事实上，这里我们所提出的选择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在齐泽克的思想中被反思过。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对齐泽克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遵循巴迪欧情境与事件的二元性[⑩]，他想要在革命的断裂与其之前的事物之间确立彻底的非连续性。结果是革命行动与它所发生于其中的情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另一方面，齐泽克也令人作呕地坚持反资本主义经济斗争的中心性，这意味着在现存情境中的某事物——在社会地形学中作为特殊地位的经济——具有某种超验结构的作用，先天地决定着实际发生的事件。因此情境就具有对事件的本体论优先性，因此，事件与情境之间的裂隙不可能是彻底的。因而，齐泽克就面临着一个排他性选择。他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继续以完全矛盾的方式肯定这两种选项，这是非常荒谬的。

让齐泽克自己沉醉于自己的矛盾中吧，现在让我们离开齐泽克而转向这一选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如何被论述的。毋庸置疑，对马克思而言，客观方面具有优先地位。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确立了其潜在意义，所以历史是连贯性的故事。技术进步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剥削，因而工人的斗争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但这并不是危机的根源。制度的最终崩溃尽管不是机械性的，在工人的行动中没有起终极来源，但是，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必然性将把自由行动还原为纯粹的副现象，这将是一个错误。问题毋宁说是历史必然性与自由的革命行动二者是重合的，它们以一种使它们无法相互区别的方式重合。斯宾诺莎式的作为必然性意识的自由概念——它在黑格尔那里仍然具有本质的思辨维度——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必然与自由相同一的能动性原则。这是为什么对马克思来说不可能对描述和规范进行区分，以及作为结果，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具有独立基础的伦理学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在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区分，对马克思是一种诅咒的原因。

伴随着日益认识到存在着阻碍从一个经济范畴向下一个经济范畴平稳过渡和一个社会对抗向另一个社会对抗平稳过渡的本质不透明性，困难后来才开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观点基于一个假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的简单化。农民和中产阶级将会消失，最终，人口的主要部分成为巨大的无产阶级大众，因此，历史面临的最后一个对抗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较量。然而，很快就会看到，这种策略模式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矛盾，这既表现在理论层面，也表现在对社会中所发生之事的解读中。劳动价值论表明自己被理论矛盾所困扰，经济部门之间的内在差异无法被任何趋势的统一规律所理性把握；社会结构，远不是变得愈加同质性，而是变得更为复杂化和多样化；即便在工人阶级内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裂变得越来越难以在政治上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初始的反应是试图维持阶级理论的基本线索，但是也使中介体系多样化，这些中介体系将承担使异质物同质化的英雄式使命，而同时变为其终极有效性的保证。卢卡奇的虚假意识概念——其相关项在政党中无产阶级真实意识的场所中——就是这种殚精竭虑而最终却百无一用的努力的典型表达。在结构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中，普兰查斯在“最终决定”与“统治地位”之间的区别的命运也没有好多少。惟一可能的选择是接受自身所是的异质性，而并不试图将其还原为任何被遮蔽的或基础的同质性，并提出某种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这种总体性与不可还原的异质性是相容的。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描绘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的轮廓。

但是，在展开之前，我想先对齐泽克论文中565-568页之间的部分进行评论，因为在这一片段中它们显示了齐泽克的大多方式是多么连续和前后一致的论证。主要之点如下：

1.存在着两种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普遍性逻辑。第一个作为普遍阶级，社会秩序的直接行动者，与黑格尔的思考相对应。第二个是多余的普遍性，它内在于现存秩序，但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朗西埃所谓“不是部分的部分”（the  part  of no part）。因此，我们将不再拥有把普遍性的空洞形式霸权化的特殊内容，而在普遍性本身的两个互相排斥的形式之间斗争。

2.无产阶级将为第二种普遍性赋形。（这正是齐泽克以我们讨论过的方式区分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地方。）在此齐泽克批评我的著作中对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方式，认为它与无产阶级的区别严格说来并不是“客观社会群体与非群体的区别（非群体是在社会大厦中没有合适地位的的剩余物-过剩），而是产生两种主体不同的主体位置的剩余物——过剩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p564]尽管流氓无产者，作为一个非群体，可以被整合进任何社会群体的策略之中——就是说，它是无限可控的——作为群体的无产阶级却处于矛盾的位置上，一方面它在资本主义积累中具有精确定位，另一方面它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内找到位置。

3.资本的抽象逻辑产生了具体的效果。在此齐泽克提出了他关于现实与实在界之间的区别（现实是“现实的人陷入相互作用和生产过程”,而实在界是“决定社会现实中什么将会发生的资本的无法抗拒的幽灵逻辑”）。我已经说明了这种区分的矛盾性，这里不拟再次回到它。然而，他补充了另一个观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比如，劳动力的商品价值或利润率）不是客观社会经济数据，而是总是标志政治斗争的结果的数据。”[p566]因而政治不能是副现象。

4.齐泽克接着对我概念化的方式补充了一个批评，在A-B的对立中，B之B性抗拒将其符号化转换为A-非A的纯粹关系。由于对这一点的讨论需要参考我的论点的前提，这是我在本文中后来将要说到的，我把对这一批评的讨论推迟到后面。

5.“资本主义因此不仅仅是描绘实证的社会领域，而是结构了整个社会空间的形式的超验母体——严格说来，就是生产方式。[p567]

在这些不同的批评之中，哪一种具有至少是实验性的可行性？答案很简单：没有。让我们逐一来探讨。

1.齐泽克描述的这两种普遍性不能在同一表象空间中共存，甚至不能在对抗性的显现形式下共存。仅仅它们其中之一的显现就使另一个成为不可能的。内在于黑格尔普遍阶级的普遍性使社会空间总体化了，因而在它之中任何最终的对抗事物都不能存在；否则，国家就不会是市民社会特殊性的调和领域，国家也不能完成其普遍性的角色。然而，如果这个角色被它所无法控制的特殊性所威胁，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不存在调和；被视作不可污染的普遍性之普遍性就是虚假的。因为国家的普遍性与逃避了其调和性作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纯粹外在性关系，它本质上是偶然的，这与说它应该被视作权力制度相同。普遍性不是潜在的数据，而是一种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它将自己施加给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种类的普遍性都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性，它成功地然而偶然地将大量的差异链接起来。但是，这只不过就是霸权关系的定义而已。现在我们转向齐泽克的第二个普遍性——不能被看作社会空间一员的部门的普遍性，尽管它是在社会空间内出现的。法国的移民（san  papiers）的例子经常被作为相关的例子来引用。首先，我们说外在于界定社会框架的定位系统这一纯粹事实不能赋予人的群体以任何的普遍性。移民（Sans papiers）想要得到公民权（papiers），并且如果国家向后者让步，他们就能变为在扩大了的国家之内的另一个差异。为变为普遍的，还需要另外的东西——即，他们作为外在者的状况变为对社会内部其他外在者或边缘人的象征——就是说，发生一种异质性因素的偶然性聚合。这种聚合物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民的东西。再次说明，这种普遍化即我们以霸权来理解的东西。我们达到了我们在说到国家普遍性时的相同结论。这也即是为什么葛兰西谈及了“工人阶级的国家生成”，它以在某一纽结点上以牺牲其他因素为代价而达到某些因素的聚合为前提。葛兰西称这一运动为对抗性的普遍性之间的“阵地战”。如下事实表明齐泽克甚至并未理解霸权理论最基本的东西：他将他的两种普遍性实体化，不能解释它们之间的斗争由什么来组成；此外，他把霸权斗争视作一种特殊性支配了（霸权化）了普遍性的空洞形式。

2.在关于流氓无产者的问题上，齐泽克再次混淆了问题。他说，在无产阶级的问题上，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精确定位与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无产阶级地位的缺乏中存在着矛盾；而在流氓无产者问题上，第一种定位是缺席的，因而其社会政治同一体是无限可塑的。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地位的缺乏是否如此卯定在其在资本主义积累内部的精确定位之中，以致不能与其他不在其位的部门确立等同，以便使被排除部分的溢出了任何特殊定位的更广泛的同一体可以形成。果真如此，那么流氓无产者的边缘性将是一个更为宽泛现象的征兆。我们将回到这一点。

3.对齐泽克而言，经济领域内在地是政治的，因为它是阶级斗争在其中被结构的领域。对这样一个一般的断言，我当然表示赞成。葛兰西写道霸权的建构始于工厂层次。然而，当我们试图去界定被理解为政治的东西时，不同意见就出现了。对我而言，政治具有首要的结构地位，因为社会关系最终是偶然性的，任何普遍链接都是来自于其结果并非预先决定的对抗性对立。相反，对齐泽克而言，社会经济数据总是标志着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从经济数据到政治结果存在一个逻辑过渡，政治仅仅是经济的内在范畴。也许在其本体论定位并非仅仅是实体性现实的反映而就是后者的一个部分的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副现象；但是确切地说，是因为它缺乏任何自主性。我的分析导向经济的政治化，而齐泽克的分析则终结于政治的经济化。

4.如我所说，我们将在后面来讨论第四点。关于5，齐泽克并不仅仅坚持存在着称之为生产模式的结构空间这样的东西这一观念，他还断言，这样的空间1)是形式的-超验的母体；2）直接结构了整个社会空间——就是说，无论如何社会现实都不能溢出这个母体的决定和控制（如果说，除非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换的过程中，但是，因为这种转换——如果这个模式是内在一致的——必须是被内在于生产模式本身的逻辑所支配，这将没有任何不同）。齐泽克的整个说明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这个两个臆断的有效性。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

四、异质性和辩证法

我们将从试图确定异质物的地位来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把存在于不属同一表象空间中要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异质性关系。这一观念需要一系列具体说明，因为表象空间可以被多样化的建构。[11]首先，这样一个空间的统一性可以是辩证中介的结果——就是说，它是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系，以便我们在每一个要素中拥有可以逻辑地转向所有其他要素的所需之物。在A与非A的二元性中，每一极本身都为另一极的纯粹否定所穷尽。因此辩证转化不仅与矛盾相容，而且必须依赖矛盾在同质性空间中作为其统一体的条件。在辩证的矛盾中不存在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正因如此，辩证转化只能在一个饱和空间中发生。任何不能被整体辩证掌握的偶然性经验剩余都将使整体陷入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掌握的因素的偶然性就使整体同样变成偶然性的，并且，正是这个辩证中介的可能性将被质疑（这就是克鲁格对辩证法的书面反对（pen objection），黑格尔对此以敏锐的拒绝作了回答，但这个拒绝几乎未能掩盖黑格尔无从回答的事实）。齐泽克关于社会经济数据乃是政治斗争结果的断言，是辩证转化的极佳例子——即是说，是一个发生于同质空间中因而完全消除了激进否定性之可能的例子。[p566]但是，同质性并不必然要求界定空间要素之间的辩证转化。要素之间的语义学关系也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就其每个要素的同一体都要求它与所有其他要素差异而言，索绪尔作为差异系统的语言概念也以异质性为前提。只有当表明了正是总体性逻辑——辩证法的或语义学的——由于某些在总体性结构原则之内不能解决的难题（aporia），在某些点上失败了，异质性才进入了游戏。

让我们以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为出发点。基本前提是历史事件的运动是被内在逻辑支配的，是概念上可理解的，并且被看作一系列辩证的颠倒或回返。不同的人们进入历史的战场就是对如此逻辑的现象显示。然而，在这幅图画中存在一个盲点：这就是黑格尔所谓“无历史的人”，他们不代表这个辩证序列中的任何差异环节。在我的书中，我曾经将他们与拉康称为残渣的东西做比较——所谓残渣乃是在化学实验完成后试管中的剩余物。这种非历史的呈现，仿佛将玷污了一瓶蜂蜜的一滴汽油一样，因为这种溢出了历史辩证法的偶然性剩余使辩证法也变成了偶然性的，并且因此，作为内在一致的整个历史图景也至少陷入了危险。这同样发生在齐泽克的历史性模式中。为使资本主义成为“结构整个社会空间的形式的超验母体”，必要的是这一母体严格地作为基础发挥功能，就是说，社会空间中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超出这一母体的控制能力。[p567]然而，某种实用主义的辩证法模式的版本就是可能的，尽管这种新版本将强烈冲淡辩证法的雄心，但仍然可以肯定这个“剩余”相对历史发展主线是边缘的，因而从普遍历史的视角看，它可以被忽视而没有任何危险。如果整个问题达到了这一点，那么很显然，它只是一个承认问题——决定实际事物是否给予了这种实用主义新版本臆断的承认问题。

 在此点上我们应该从黑格尔转向马克思。关于马克思的著作，齐泽克的大部分分析可以被认为是引申的。但是，首先让我们来概述一下前面的理论步骤。第一，如我们看到的，任何辩证转化都以饱和的逻辑领域为基础，在这一领域中，任何事物都不能逃脱辩证决定性。但是第二，这种逻辑的封闭性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某种东西逃脱了辩证的掌控；我们采用了无历史的人的例子，但很显然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可以提出来。第三，现在来看历史领域，这种相对辩证发展的剩余只有通过其与历史发展主线的偶然性关系才能得以概念化。第四，这一主线与外在于它自身之某物具有偶然性联系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历史主线）本身变成了偶然性的。因而，第五，被声称为主线的线索不再以必然的辩证发展为基础，而只能被断言为历史证明了的偶然性过程。因此，问题如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在其偶然性中，是否存在着与黑格尔的“无历史的人”相同的实体？在我看来，存在着这样的实体，它就是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出现的结果是，它摧毁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行动者具有先天核心地位的声称。

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就其是内在连贯的历史而言，是生产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与生产关系的适应和不适应）。因此，对马克思而言，在生产关系内部占据确切的定位是成为历史行动者的唯一可能的要求。但这种定位确切地说是流氓无产者所不可能拥有的。马克思从其前提出发，毫不犹豫地引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流氓无产者应该被否认任何历史性；它是一个栖居在所有社会构成缝隙间的寄生部分。在此我们看到了它与黑格尔“无历史的人”的相似；相对于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言，它的存在是边缘和偶然的。如果问题就是如此，那就不存在主要问题了；尽管流氓无产者在辩证理解的历史叙事中没有位置，作为范畴它被限制在城市平民（暴民）之中——它们显然也是边缘部分——这不会对辩证法故事的实用主义版本提出质疑。然而，困难仍然存在。无疑，对马克思而言，作为直观地指涉，流氓无产者具有城市暴民的意义，然而他也给予了这一指涉以概念界定，这可以在流氓无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间距中找到。然而，他很快认识到，这一间距并非城市暴民所独有的，而出现在许多其他部门之中；例如，他说到了在社会高层作为流氓无产者出现的金融贵族。随着有关生产和非生产劳动者整个讨论的展开——一个引起了经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作为生产历史的历史观念愈加受到批评，并且对它的捍卫需要最不可能的歪曲。显然，它未能通过实用主义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流氓无产者问题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原因。它是使更宽泛的问题——即关于结构社会现实的逻辑学的整个问题——得以阐明的捷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流氓无产者的问题是征兆的原因。

然而，还有对齐泽克的方式进行激进质疑的其他原因。这就是关于社会对抗理论地位的整体问题。让我们回到他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大厦之内的群体，自在地是一个非群体，换言之，一个其地位自在地矛盾的群体；他们是生产力，为了再生产自身和他们的规则，社会（以及当权者）需要他们；但是，他们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p565]这只能意味着以下两种之一：或者是，生产关系之内工人的客观地位是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内的他或她的矛盾立场的根源；或者是，工人在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客观地位的缺失，是从他们是超越其在生产关系内的客观地位的这一观念派生而来。由于齐泽克的一般观点，很显然他仅仅意指第一种。但是这就是理论上不能维系之处。为使工人地位在生产关系内成为纯粹客观的，工人必须被还原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范畴，将资本家还原为将劳动力作为商品来购买的范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在界定任何对抗，因为事实上资本家从工人那里抽取劳动力的剩余并不包含对抗，除非工人反抗这种抽取，但这种反抗并不能从劳动力出卖者的范畴的单纯分析中派生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著作中的许多地方我认为社会对抗并非客观关系而是所有客观性的界限，因而社会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秩序，而是围绕着终极不可能性被建构起来的。[12]

在这一点上，很明显，走出这一理论死胡同的惟一出路是转向齐泽克断言的第二种可能的意义(这是他处心积虑地绕开的)，即资本主义并未否定工人中内在于劳动力出卖者这一范畴的东西，而工人却超出了这一范畴（在低于一定的工资水平时，他或她就不能维持最低消费，不能维持体面生活，诸如此类的事实）。因此，对抗不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而是发生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某种东西之间。换言之，对抗的两极是由非关系的关系连接的；就是说，它们之间本质上是相互异质性的。由于社会被对抗打了叉，异质性就在社会关系的核心处发现了。

从同质的、饱和的空间观念向异质性是构成性的观念置换的后果随之而来了。首先，作为必然的结论，断言社会对抗出自无法克服的异质性包含了对抗关系是无法概念把握的。不存在可以将客观可决定的内容归属于它的绝对精神。这意味着其两极并不归属于相同的表象领域。在此我们处于与拉康通过其著名的格言不存在性关系描述的场景严格相同的情境中。拉康的格言很显然不是断言人们并不做爱，而是说不存在可以将男性和女性两极在统一的、互补的整体中吸收的性的单一公式。这是一个无法符号性把握的激进的外在性。异质性是实在界的另一个名字。[13]这完全解释了齐泽克为什么不能理解拉康实在界的理论地位。如果生产方式——如对他来说那样——是社会的形式的超验母体，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解释为出自这一母体的内生运动；因此，将不存在异质性（=实在界的呈现）的位置。齐泽克对形式-超验内容的荒谬归属与拉康理论的最基本概念相矛盾。觉察到在马克思主义自身传统内，生产模式范畴的帝国主义认识论雄心在很久以前就被降格了是有趣的事情。只要参照一下阿尔都塞学派，巴里巴尔消除了《读<资本论>》的本质主义，并且表明社会构成的统一体不能被思考为出于生产模式的母体中。[14]

然而，给予异质性以构成性作用，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后果，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范畴在所有方面的溢出。这里我们提一下最重要的方面。

1.如果对抗不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而是发生于生产关系与社会行动者在生产关系之外被建构的方式之间，那么，单纯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分析来确定对抗的性质和模式就是不可能的——对抗，在其界限上：即它是否存在和其强烈程度。经验上，我们知道，人们的群体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在剥削率中对什么是（严格意义的）运动做出反应。理论上，我们也知道，由于异质性内在于对抗中，它不可能是别的。因而这里就不再存在关于虚假意识的幼稚探讨的任何空间了，虚假意识预设了存在着文明的精英人士，他们掌握了真理，因而使其能够确定一个阶级的真正利益是什么。

2、但是，异质性还在另一种意义上动摇了工人阶级的核心性。一旦对抗性预设了激进外在性被接受，就没有理由认为在生产关系之内的定位会成为对抗出现的优先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和批判领域：生态危机、边缘化和失业、经济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剥削如此等等。这意味着对抗点将变为多元化的，并且任何民众主体性的建构都将从这一异质性出发。任何窄化阶级为基础的限制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3、这还将引起第三个我在我的著作中讨论过的重要后果。任何被等同逻辑的狭隘阶级同一体的溢出都必须虑及这一事实：等同逻辑针对本质上异质的要求的底层而运作。这意味着这种从中被建构的统一体将会是名义的而非概念的。如我所论，名字是事物的基础。因而民众统一体总是历史的单一性。

现在，我们拥有了回答齐泽克关于他所声称的我将实在界还原为对象的经验规定的反对的所有因素。他的批判对象是我书中的一段话，在那里断言“A与B的对立绝不能完全变为A与非A。B之B性在终极意义上是非辩证化的。人民总是某种超出权力的纯粹对立面的东西。存在着抵抗符号化整合的人民的实在界。”[p566]针对这段话，齐泽克提出了如下反对意见：在我的说明中存在着一种模棱两可，因为它摇摆于接受实在界的形式概念与将其还原为不可归属于形式对立的对象的经验规定之间。对齐泽克来说，关键问题是发现在人民中何者是超出了权力之纯粹对立面的东西，因为如果它是纯粹经验规定的财产问题，“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抵抗符号化整合的实在界，因为在此例中，实在界确切而言不是A与非A之对抗，因而‘B中超出非A之物’不是B之实在界，而是B之符号化规定。”[p567]

这一反对意见是高度征兆性的，因为它以可能是最为清晰的方式表明了齐泽克关于实在界、对抗和民众同一体所未能理解的一切。首先，对他来说有两种选择：或者我们拥有辩证的矛盾（A-非A），或者我们拥有两个东西（A-B）的实体经验性——康德所谓的现实对立（Real-repugnanz）。如果这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很显然任何超出非A的B性只能具有经验性，并且齐泽克将明显地很容易就说明，在这里我们涉及的不是实在界而是对象的符号规定。但齐泽克错失了关键要点。真正的问题是在A中我是否拥有我所需要的转向其对立面的所有东西（因而，这个对立面就被还原为非A）。回到我们前面的讨论：是否能够从资本形式中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事物，从而在工人中逻辑地推出对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将拥有一个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矛盾，因为它在统一的符号空间中将是可完全被代表的。并且，由于它完全可符号化，我们所涉及的就根本不是实在界。围绕着A与非A的对立结构起来的空间是完全饱和的空间，通过对立它已经穷尽了所有选择，不能忍受任何的扰乱。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辩证法无能去处理对抗的实在界——它要求饱和的（符号性）空间的打破——尽管黑格尔辩证法的雄心壮志是获得实体秩序与本体论秩序之间的完全重叠。我们的作为客观性的界限的对抗概念是命名实在界的另一种方式，其前提是我们从任何饱和的A与非A空间中摆脱出来。

然而，如果我们转向第二个齐泽克式选择，断言非辩证化的B之B性，难道我们不是处于相同的情境——即处于饱和空间之中了吗？确实，如果这个剩余与对象之经验性同一的话，我们将会如此。完全符号化的空间将不再是辩证性的而是差异性的或符号学的；然而，整个客观的可代表性将仍然是其定义的维度。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关于异质性的整个分析的全部结果被引申出来。我们已经断言，在前面的讨论中，对抗不是内在于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社会行动者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中确立的。这意味着资本家的剥削的具体扰乱性效果。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即对抗之实在界。因而对抗的出现否认了社会行动者的同一体的完满性；因而，存在一个同一化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某些对象、目标等变成了短缺的完满之名称（它们是“提升到原质之尊严的”对象）。这就是B之B性所精确意指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对象，而是一个被溢出其本身的实体特殊性的、代表了完满性的功能所投入、贯注的对象。因此，如我们看到的，齐泽克的选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第一，他把对抗之实在界看作A与非A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其两极的完全可代表性消除了实在界的干扰性。第二，他把B之B性还原为对象的经验规定，因而就忽视了对象a的整个逻辑。在齐泽克的反对意见中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五、关于人民的谱系学

在我们的评论中达到了这一点，下一个阶段就是对建构性的异质性在社会同一体的建构中的自我反思说些什么。首先，辩证的同质化/异质化应该在后者的首要性的前提下来思考。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底层，不存在现存的社会链接可以在其中被解释的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链接不是任何事物的上层建筑，而是社会客观性建构的首要领域。这包含了其本质的偶然性，因为它们是由不遵循除了它们事实上在一起之外的任何内在逻辑的关系总体所组成。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向任意方向变动，相反，霸权构成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自身乃是对多元异质因素的运作的建构的结果。异质性总是获得性的，而绝不是被给予的。在这方面，巴特勒的工作具有高度相关性。遵循我们先前分析的第二个维度是构成性的异质性包含了在社会连接的确立中政治的首要性。应该清楚的是，在这一阶段我所理解的政治，不是任何行动的部门领域，而是社会连接的偶然建构。正因如此，霸权范畴在社会分析中才获得了核心性。结果是霸权构成的范畴替代了作为现实的自我包含的总体性生产方式概念。理由很明显。如果生产方式本身给予其自身的存在条件——就是说，如果后者是被外在给予的而不是经济的上层建筑的结果——那么，这些存在条件就是首要的社会总体性的内在规定。如果我们补充了经济过程的不同环节和成分之间的连接本身即是霸权链接的结果，情况甚至更为明显。

第三个加以思考的维度是，如果异质性是构成性的，那么霸权链接序列将作为同样是构成性的叙事被结构，并且不是逻辑上可以规定的过程之颠倒。这意味着在社会同一体的建构中，异质性的反映自身将采用同质的事物被异质的事物扰乱的形式（再次地，实在界的出现）。如我们所知，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着历史必然规律的观念组织的，思考一下异质性他者在其话语领域出现并导向作为有特权的历史行动者重现的方式是值得的。

在其范畴系统内部，作为同质话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被无法控制的异质性所打乱的点是不计其数的。但是，我们只提及列宁主义的经验，既是因为在左派的政治想象中它的中心地位，也是因为它以一种范式的清晰性表明了我们想说到的那种政治理论危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组织为话语代表的同质空间的原则有几个。一个是历史行动者的阶级性质的假设。第二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系列由统一的内生决定的经济逻辑所支配的一系列有序阶段的观点。第三，这是对我们的论点极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工人阶级的战略目标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俄国处于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专制统治的推翻只能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这个革命遵循与西方相同的模式，将开启长期的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所有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预想与战略观点都完全一致。然而，存在着异常的异质性——一个例外性（exceptionality），使用时代的词汇来说——它使这个图景复杂化了：俄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来得太晚了，因此，它很软弱，无能开展其自身的民主革命。自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宣言（由彼得司徒威所起草的）这一点就被认识了；即使死硬的教条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也不敢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领导地位归属于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任务就必须被不同的阶级所承担（根据列宁是工农联盟，在托洛茨基的观点中，则是工人阶级）。这种被不是其自然承担者的阶级所承担任务的征兆被俄国社会民主党称为霸权（领导权），由此将这个术语引入了政治语言。在此我们已经发现了打乱了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平稳系列的异质性。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话语持续不断的企图使这些扰乱性的效果可以控制。问题并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同一体由于其承担了民主任务而改变，或者是当工人是这一任务的承担者时，任务本身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列宁主义的阶级联合的概念在这方面很清楚：共同斗争，分步前进。对托洛茨基而言，不断革命的整个逻辑奠基于一系列的革命阶段之上，这些革命阶段只有其行动者和其任务保持它开始阶段的阶级性质才有意义。而且情形的“例外性”被视作暂时性的；只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力量才能生存。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革命，异质性的外在将被正统的正常发展所重新吸收。

然而，西方革命的失败——尽管在错位性的效果中极为重要——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包括其俄国变种）失败的惟一决定因素。在列宁主义的世界政治观点中已经隐藏着预示这一失败的种子。对列宁而言，世界资本主义是政治现实而不仅是经济现实，它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因此，在其中一个连接上的危机，在其他连接中的关系力量中创造了不平衡。这一链条注定被其最薄弱的连接所打破，不能保证这样的连接一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情况恰恰相反。在被认为支配任何社会历史的一系列有序发展阶段中，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观念是这种错位的清晰表达。当1930年代托洛茨基断言不平衡和联合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一切社会斗争的领域时，他他把死亡证书颁发给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狭义阶级论（尽管他自己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越是不平衡与联合发展对任务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错位越深刻，将任务赋予先天规定的自然行动者的可能性就越小，行动者就越是不被看作具有不依赖于其所承担任务的同一体。由此我们进入了我称之为偶然性的政治链接的领域，进入从严格的阶级论向更广义民众同一体的转化。在权力斗争中，任何群体只有当它霸权性的将力量施加于比自身更宽泛的领域，它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这反过来又将改变其自身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葛兰西谈到了集体意志。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出现在那一时期所有成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齐泽克关于民粹主义——以这种意义来理解的——与共产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断言是完全无根据的。在长征中，除了创造出更广泛的民众同一体，甚至说到“人民内部矛盾”，由此重新引进了人民这个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是诅咒的范畴，毛泽东还做了什么？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齐泽克的祖国南斯拉夫，如果铁托狭隘地诉诸于工人而不是号召更大的大众抵抗外国占领，他将获得怎样的灾难性后果。部门的认同除非被看作更广泛的民众意志建构的核心和出发点，那么在异质性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有意义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六、有关进一步的批判

最后，有几个齐泽克对我著作不重要的批判，我不想对之置之不理。

关于我的虚空能指范畴与列福特的权力空位的概念之间的区别，齐泽克写道：“这两个空是不可比的。人民的空是霸权能指的空，它总体化了等同链条，或者说其特殊内容转化为社会整体的赋形，而权力空位的空是一个间距，它使权力的每个经验承担者变为短缺的、偶然的和暂时的。” [p559]我绝不否认齐泽克所作区别的正确性。事实上，在齐泽克从我的著作中引用的那一段中，我自己就做出了这个区别：“在我看来，空是一种同一体，而不是结构的定位。”[p559]近年来，我一直反对人们将我的方式与列福特的方式同化的趋势，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二人的分析中都使用了空这个单词。但是，两种方式中空的概念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间的比较是不可能的。我的著作所断言的是如果空的概念是限制在任何人都可占据的权力位置上，那么整个问题的关键方面就被省略了，即，没有占据位置的力量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即虚空能指的生成，空位的占据就是不可能的。齐泽克在“每个经验的权力承担者都是短缺的、偶然的、暂时的”的观念中所保留的是被其他的承担者所替代的可能性，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短缺、偶然和暂时的条件对其承担者的同一体产生的影响。由于齐泽克对政治的霸权维度完全无视，这并不让人吃惊。

关于美国的反种族运动，这是由马丁路德金所概括的，齐泽克断言“尽管它努力去链接现有的民主体制中未被适当满足的要求，但它在任何这个术语的意义上，都不能被称为民粹主义的。”[p560]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所给出的民粹主义定义是什么。在通常的狭隘意义上，这个术语的贬义内涵联系着的只不过是纯粹煽动性，无疑民权运动不能被认为是民粹主义。但是，这一术语的这种意义正是我的整本著作对之质疑的。我的观点是，作为集体行动者的人民的建构要求将民粹主义概念扩展到许多传统上不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运动和现象。[15]并且，从这一观点出发，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民权运动在不同的方向上扩展了等同逻辑，并使以前被排除的受迫害者整合进公共领域。

最后，我想提及轶闻的要点，仅仅因为齐泽克提出了它。在我给Buenos Aires的一个访谈中，我提到了与齐泽克的在不同的报纸上的另一个访谈，在那里他断言在世界政治中美国的问题是它们全球化的行动而地方化的思维，以这种方式是不能作为世界警察而行动的。从齐泽克要求美国既要全球化行动又要全球化思维这一点我得出结论，即齐泽克要求美国变为在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的普遍阶级。在《批判研究》的论文中齐泽克愤怒地对他称呼我的“荒谬的恶意的”阐释做出回应，并指出他所意指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裂隙在结构上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长远来看在自觉坟墓的原因。”[p563]让我们看一下齐泽克在那个访谈里确切地所说的。对记者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出兵伊拉克是美国所做出的正确决定？）齐泽克回答说：“我认为重点是不同的。你还记得生态主义者的口号‘全球化思维，地方化行动’吗？好，问题在于美国做的与此相反：他们地方化思维，而全球化行动。与许多总是指责美国帝国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反，我认为该国应该更多的干预。”在给出卢旺达和伊拉克的例子后，他做出结论：“这就是美国的目标：短期来看他们赢得战争，而长期来看他们最终加剧了他们应该解决的冲突。问题在于他们应该更为忠诚地履行其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并未这样做，并且为没有做而付出了代价。”[16]

当然，我是否在未认识到当齐泽克说美国要“更忠诚地履行其世界警察的角色”时，他意思是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裂隙在结构上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长期来看是自掘坟墓的原因”时是特别荒谬和恶意，这需要读者做出决定。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将到处是荒谬和恶意的人了。我记得在齐泽克的访谈发表的时候我在阿根廷对几个人做出评论，我未发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现在他所说的应该被阐释的那样来阐释它。即便访问他的记者本人也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要求美国作为国际警察来行动的人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如坠雾中。访谈的题目即《齐泽克：美国在世界上干预越多越好》。（如果失败被认为“结构上的必需”，给出这个建议的意义是什么？）

然而，为什么失败在结构上是必需的？在此齐泽克求助于黑格尔：“在此存在着我的黑格尔主义：历史本质过程的‘动力’，确切地说就是行动与思维之间的裂隙。”[p563]但黑格尔的评论并不特别地指向国际政治，因为它绝对地适用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此，齐泽克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的回答是，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实在界的结构中，在思维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裂隙。无论如何，带着美好的意愿我准备接受齐泽克对自己评论的解释。但是，我友好的忠告是，如果他不想被完全误解的话，在作出公共评论时，他应该更为谨慎的选择其用语。

七、政治的极左主义清算

我们把一系列的范畴置于密切的联系中：政治、人民、虚空能指、等同/差异，霸权。每一个术语都要求另一个术语的在场。对抗及社会要求的分散性——这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规定性特征——需要所有社会同一的政治结构，这唯有在异质性因素之间的等同关系确立之后并且命名的霸权维度被强调之后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政治同一体必然都是民粹的之原因。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方面必须加以强调。对抗的异质性，如我们已经说明的，指向社会客观性建构的界限，但是，确切地说，正因如此，它不能处于相对于其与其对立的系统完全外在的情形中。完全的外在性将意味着相对系统而言可以精确界定的地形学位置，并且，这种情况下，它将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完全的外在性只不过是内在性的一种形式。真正的政治干预从来都不是纯粹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辩论的词语的替代，是在新的构型中重新链接场景。墨菲在其著作中曾经说到激奋/对抗(agonism/antagonism)之间的二元性，指出政治行动不仅具有在一定语境中选择立场的责任，而且具有结构这一语境的责任，在这一语境中，多元立场将表达自己。[17]这就是“阵地战”的含义，这个范畴我们已经探讨过。这就是使极左主义者诉诸于完全外在性的东西，完全外在性与对政治本身的取消是同义词。

发现一个比齐泽克的著作更极端的例子是困难的。让我们来看看下列段话，它值得我们全部引证：

这里有一个获得“信任跳跃”并走出起作用的全球循环的意志，一个在越南战争中的众所周知的事件中以极端和可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意志：在美军占领一个村庄之后，他们的医生为显示其人道主义关怀，在儿童的左臂上种了痘；第二天，当村庄被越南军队重新占领后，他们砍掉了所有被种痘的儿童的左臂……尽管很难将其作为一个严格的模式来遵循，这种敌人在其关怀的人道主义方面的完全的拒斥，无论其代价如何，在其基本目的上是应该赞成的。以同样的方式，当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占领一个村庄后，他们并不致力于去杀死驻扎的战士和警察，而是更多的致力于杀死联合国或美国的农业顾问或者是试图帮助当地农民的健康工作者——在对他们做了几个小时的演讲，然后逼迫他们公开承认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同谋后，射杀了他们。尽管如此的野蛮，但它却植根于一种敏锐的洞见：是他们而不是警察或军队是真正的危险，是最为不忠的敌人，因为他们是“带着真理的幌子撒谎”，——他们越是无辜（他们确实试图帮农民），他们就越是成为美国的工具起作用。只有针对敌人的最佳的地方，在敌人“确实帮助了我们”的点上予以打击，这种打击才能显示出其革命的自主和主权。[I，pp.83-84]

让我们忽略这段话的残忍而集中于其重要意义：这一陈述之下的政治观点。一个特征立即就可以看见的：在阵地战中重新链接要求的这个观点是百分之百缺席的。相反，这里存在着巩固现存权力集团统一体的清晰企图。如通常一样，极左主义变成了现存霸权构成的支持的来源。试图在新的民众集团中霸权化要求的理念作为原则遭到了拒斥。只有暴力的、面对面的与敌人本身的对立才被视作合法的行动。只有面对现状的完全外在性的立场才能保证革命的纯洁。为使作为外在性的外在性成为最高的政治价值，赞成为暴力而暴力，从这里开始只需要一步。在我对齐泽克所作的他离开这一步绝不遥远的建议中没有任何“荒谬的恶意”，这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到：

惟一的“现实主义的”前景就是通过选择不可能，完全地占据例外的位置，没有戒律，没有先天规范（“人权”，“民主”），尊重那些阻止我们再次指涉的恐惧，权力的无情使用、牺牲的精神的东西……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普遍性。如果这一激进选择被某些伤心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为左翼法西斯主义（linksfaschismus）,随它们去吧！[18]

然而我们可以自问，对齐泽克而言，什么是他所谓左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主体？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齐泽克在涉及到讨论左翼的策略时，齐泽克总是闪烁其词。因而齐泽克关于伊拉克的著作很有用，因为他对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的主角投入了几页精力。他提到了三种：苏维埃传统的工人委员会——他自己已经认识到已经消失;卡努杜斯（Canudos）——十九世纪巴西的太平运动；以及巴西的贫民窟（Favelas）的居住者。后二者之间的关系被齐泽克以下列语句来表述：

卡努杜斯的回响在今天的拉美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中清晰可辨：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他们不是第一个“自由的地区”，未来自我组织的社会的细胞？……巴伊亚（Bahia）的卡努杜斯的自由地区将永远是解放的空间的典范，是完全否定了国家的现存空间的替代性共同体的颠覆。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允许的，直到并包含宗教迷信。[I，p82]

这是纯粹的谵妄之言。巴西的贫民窟是被动的穷人的贫民窟，屈从于完全非政治的使这人们恐惧的罪犯帮派，对这些帮派人们必须附加警察的行动，他们执行通常被媒体所拒绝的任务。说到巴西的贫民窟存活了卡努杜斯的记忆这一断言，它包含了如此奇怪的错误信息，以致惟一的答案只能是“回去好好做功课。”在当代的巴西，没有任何单一的社会运动能够确立与十九世纪太平运动的传统的连接——更不必说巴西的贫民窟的居民，他们根本不知道卡努杜斯为何物。齐泽克完全无视今天、昨天或者曾经在巴西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对他而言，这不是做出关于巴西革命策略的最全面陈述的障碍。这就是我以前所说到的“火星化”的过程：赋予现实存在的主体最荒谬的特征，而保留其名称，以便保持与现实相联系的幻觉。巴西的贫民窟的人们有足够多的急迫的问题，无暇注意齐泽克的末世论指令。因此，齐泽克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火星人。但是他们太聪明了，不会仅仅为了满足齐泽克的残忍梦想就降落到我们的星球上。

（原文载于《批判研究》第32期，2006夏季刊，芝加哥大学。[critical inquiry 32（Summer 2006）]本文的删节版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录入编辑：李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