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克劳和齐泽克是当代享有有世界声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克劳和齐泽克都提出了一种解放话语，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总体的辩证法。但二者对解放话语的理解却有着根本的差异。在拉克劳看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的是霸权逻辑，而在齐泽克看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总体实践则是激进行动。本文通过对拉克劳的霸权辩证法和齐泽克的行动辩证法的阐释和解读，试图指明二者之间的相同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进行批判。

关键词: 解放的辩证法  后马克思主义  霸权逻辑  激进行动  拉克劳  齐泽克

作者简介：李西祥，1971年生，山东泰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

拉克劳和齐泽克是当代享有有世界声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我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解放话语，这种解放话语从根本上是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拉克劳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证明，经典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尤其是无法解释苏联和东方社会的历史，在他看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总体实践的是霸权逻辑；而在齐泽克看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总体实践则是激进行动。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替代马克思的总体性历史实践的解放辩证法的，在拉克劳那里，我们可以称之为“霸权辩证法”，而在齐泽克那里则可以称之为“行动辩证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然而，通过拉克劳和齐泽克得出的结论或者说试图建构的解放理论系统的不同，可以使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住两位思想家在思路上的重要差异。在此我们通过比较拉克劳和齐泽克的解放辩证法的不同，对拉克劳和齐泽克的解放理论进行探讨。

一、霸权辩证法：拉克劳的解放逻辑

拉克劳的霸权概念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后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但其真实意义仍然晦暗不明。何谓霸权？简言之，就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殊性质的特殊性替代了普遍性位置。拉克劳写道：“我把霸权定义为一种关系，通过这个关系，特定的特殊性变成了完全不可比较的普遍性的名字。因而普遍——它缺乏任何直接性的再现方式——通过将其投注于某一特殊性，获得了一个借来的呈现。”[①]在与齐泽克和巴特勒论争的过程中，拉克劳将自己的霸权逻辑较为清楚地、严谨地进行了论述。具体说来，霸权关系包含四个维度：1.权力的不平衡性是建构性的；2.只有当普遍性/特殊性的二分法被取代，才存在着霸权；只有普遍性被实体化在——且颠覆——特殊性中，它才能存在；但是，反过来， 如果没有同时变为普遍化效果的场所，任何特殊性都不能变成政治的；3.霸权要求一种倾向于虚空能指的产生，它在维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可通约的同时，能够使后者成为前者之代表；4.霸权扩张的领域是作为社会秩序建构条件的代表关系的普遍化的领域。[②]拉克劳霸权关系的四个维度内容比较艰深，在此我们从解放的维度，对拉克劳的霸权辩证法做一个简单梳理。我们所依据的重要文本，恰恰被拉克劳名之为“解放的辩证法”。

在对第一个维度的论述中，拉克劳主要强调了特殊对于普遍的制约作用。在拉克劳看来，普遍总是被特殊所污染的，因而并不存在纯粹的普遍性。拉克劳在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看到了一个裂隙，这个裂隙就是特殊之间的裂隙。拉克劳赞成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理论，即一个特殊集团将自己的特殊目标作为普遍的共同体目标显示出来，即霸权化了这个特殊目标，前提是另一个集团的在场，而这个集团被视为公认的罪恶。这是霸权的一个维度即激进排除；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即权力的不均衡，就是说，存在着一个主导性、占有较好位置的权力，其他的权力处于较差的位置。“权力的这两个维度——不平衡性和排除——预设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依赖：不存在作为纯粹普遍性而运作的普遍性，只存在着由围绕着核心的特殊性内核的等同链条的扩展而生成的相对普遍化。”[③]以此为基础的解放就是政治解放。拉克劳的意思是说，在政治解放中，其实质是具有较强力量的一个权力，占据了普遍性的位置，因而生成了一种相对的普遍性，成为一个主人能指。那么，难道不会存在一种完全废除权力的解放吗？就是说，所有的权力都废除了，社会成为完全透明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着不平衡，处于完全的和谐之中，这样一种解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或者说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拉克劳断然否定这样一种解放的谋划。因为那种解放只能是那种不依赖特殊性的或者说消除了特殊性的绝对的普遍性的解放——人类解放——而这种解放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正有这样一种解放，那么这种彻底自由就意味着自由的死亡。只有不排除特殊性的，在特殊性基础上的普遍性才是可能的，就是说，普遍性不可能完全排除特殊性。因而，权力是解放的前提条件。拉克劳说得很清楚：“解放被权力所玷污不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不可避免的经验主义缺陷，而是包含着比代表着在总体上和谐的人类本质更高的人类理想，因为一个充分和谐的社会、一个透明的社会在自我规定的意义上是完全自由的，但由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可能性已经从中排除，所以这种自由的完全实现就相当于自由的死亡。社会的分化、对抗和它的必然结果——权力——是一种不排除特殊性的自由的真正条件。”[④]由此可见，拉克劳对马克思总体性的人类解放是不认可的，在他那里，解放只能是权力基础上的、在特殊性基础上的争夺普遍性即争取霸权的斗争，解放过程就蕴含在争取霸权的斗争之中。

拉克劳霸权逻辑的第二个维度，即“只有当普遍性/特殊性的二分法被取代，才存在着霸权；只有普遍性被实体化在——且颠覆——特殊性中，它才能存在；但是，反过来， 如果没有同时变为普遍化效果的场所，任何特殊性都不能变成政治的”，虽然拉克劳这些论述极为晦涩，但却清晰地论断了在其霸权逻辑中所意味的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维度中，强调的是特殊性，即不可能取消特殊性，任何普遍性都必须依赖特殊性。在这第二个维度中，拉克劳强调的则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不能是二分的，即是说，特殊与普遍之间必须有某种通道，经过这一通道，特殊性化身为普遍性。换言之，就是特殊性的普遍化，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中，而这恰恰就是霸权逻辑所精确意指的东西，而我们知道，在拉克劳那里，政治不是别的，就是霸权。因此，拉克劳指出，如果特殊性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话，特殊性就仅仅是特殊性的而不是政治的。拉克劳指出，在这里，关键在于特殊性中某种非特殊性的东西使特殊性普遍化了。“核心的要点在于，对某一要求、主体立场、同一体诸如此类而言，成为政治的意味着某种不是其自身特殊性的东西，作为在等同链条中的环节或连接，超越了它，并以这种方式，普遍化了它。”[⑤]特殊性如何普遍化而成为普遍性的？原来是特殊性中某种不是普遍性的东西超出了特殊性。这里不可能对之做出详述，我们只能指出，这种超出特殊的东西即构成不同特殊的等同链条中的环节和链接。简言之，并不存在什么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中的某种等同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的通道，中介。这在拉克劳的《论民粹理性》中有更为细致和清晰的论述，在此我们暂时不做深究。

那么，这种特殊性普遍化为普遍性，那么这种逻辑的发展结果是什么？这正是霸权逻辑的第三个维度，即虚空能指的产生。霸权逻辑倾向于虚空能指的产生。我们知道，虚空能指是无所指的能指，就其根本的意义而言，它只是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却成为事物的基础。而这个虚空能指，这个空的名称，是作为一种集体意愿（collective will）的社会想象的核心。而这种社会想象是围绕着虚空能指作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一种解放话语。因此，任何真正的解放都不存在，除非在一种其铆钉术语依旧虚空的话语中。这就是说，只有在围绕虚空能指建构的社会想象，才是一种真正的解放，除此之外，解放并不存在。这就是我们在拉克劳下述话语中解读到的东西。“如果等同链条延伸到宽泛的不同的具体要求，以致等同的基础不能在任何它们之一的具体性中找到，很显然，作为结果的集体意愿将会在社会想象的层次上发现其锚定点，并且这些社会想象的核心就是我们所称之为虚空能指的东西。正是这些锚定点的虚空特征真正地普遍化了话语，使其变成超出其特殊性的多元要求的铭写表面。并且，因为一种解放话语预设了多元的独立的要求的集聚，我们可以说，除非在一种其锚定术语依旧虚空的话语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解放。”[⑥]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想到，这个作为社会想象的核心的虚空能指——围绕着它解放话语得以建构——恰恰就是一个主人能指，是社会想象的缝合点。霸权逻辑就是虚空能指成为主人能指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指出，因为左派的旧的社会想象（共产主义和福利国家）都已经遭到了失败，左派的主要任务就是建构新的社会想象。 “没有新社会想象的建构，就不会有左派的复兴。”[⑦]

霸权逻辑的最终结论是，必须经由一种代表关系，才能建构霸权，这就是拉克劳霸权逻辑的第四个维度，即霸权扩张的领域是作为社会秩序建构条件的代表关系的普遍化的领域。这句话暗含着两个论断。首先，代表关系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条件。拉克劳写道：“没有代表，便没有霸权。如果一个特殊的部门必须体现共同体的普遍目标，那么代表便本质地内在于霸权连接。”[⑧]其次，霸权逻辑是代表关系普遍化的领域。代表关系是普遍化的工具，是普遍性得以实现的中介，是解放的路径。这就是说，代议制是必需的，任何一种普遍性都必须通过代表关系来实现，没有代表关系，社会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构。“代表关系因此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工具，由于普遍化是解放的前提，它也可以成为通向后者的道路。在全球化的世界存在着的相互关联的条件中，只有经由代表关系，才能达到普遍性。”[⑨]拉克劳的结论是，代表是通向解放的道路。

拉克劳霸权逻辑的四个维度的论述内容艰深，比较难以把握。通过以上的解读和论述，我们看到，拉克劳的四个维度实际上是这样的，社会力量是不平衡的，因此解放只能是霸权建构，而霸权建构只不过是普遍性体现在某一特殊性中；这个逻辑的发展产生了虚空能指，围绕这个能指建构起社会想象；而这个霸权关系的领域是代表关系的普遍化。拉克劳的论断由如下相互缠绕、相互扭结、相互关联和相互指涉的命题构成：没有权力，就没有霸权；没有虚空能指，就没有霸权；没有特殊性的普遍化，就没有霸权；没有代表，就没有霸权；而最终的结论是没有霸权，就没有解放。解放只能通过霸权建构的途径，解放的辩证法就是霸权的辩证法。

关键在于，必须把握拉克劳关于其对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解读。拉克劳认为，霸权逻辑是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即反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特殊与普遍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二者不是不可通约的，而在拉克劳这里，普遍与特殊在保持不可通约的前提下，特殊僭越性地成为了普遍，这是通过一个虚空能指来实现的。成为普遍性的特殊性只是一个代表，而代表总是一种僭越，因此霸权逻辑总是一种保持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不能不说，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具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量。

霸权的辩证法是拉克劳的理论工具，是一种建构共同体建构普遍性的方法，其理论落脚点则是激进民主。在霸权逻辑中，始终起作用的是一种偶然性逻辑，这就是说，特殊性成为普遍性的具体的过程总是偶然性的和语境依赖的。“除了特殊性之间的等价物，不存在什么普遍性，并且这样一种等价物总是偶然的和语境依赖的。”[⑩]正如拉克劳在论证“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一命题时所指出的，共同体、同一体、系统这些对象是既不可能的，又是必需的，普遍性也是既是不可能的，又是必需的，而这个由特殊性争取普遍性的过程就是霸权过程。我们参照一下拉克劳在另一篇短文中的说法：“体系的整体是一个既不可能又必然的对象。不可能的：由于等同与差异之间的紧张是难以克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实际对象与那个整体相符合。必然的：如果没有那种对象，任何意指过程都不能发生。”[11]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同一体（整体）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是意指过程发生的必要，而在实证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拉克劳看来，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革命主体（女权主义的、生态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都是在争夺一种普遍性，试图建构自己的霸权。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作为确定的对象的社会，社会只能是差异的无限游戏。[12]这也就是拉克劳之所以主张激进民主的原因。由于共同体、同一体、体系既是不可能的又是必然的，所以永远需要一种霸权的争夺，这就是激进民主策略。而正是这一点遭到了齐泽克的质疑，齐泽克认为，霸权逻辑与激进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拉克劳主张的霸权的无限游戏，但他又选择了一个确定的民主策略，事实上对资本主义民主是认同的，因而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姿态。齐泽克采取的是更为激进的姿态，即所谓本真行动（authentic act）。

二、行动的辩证法：齐泽克的解放逻辑

尽管拉克劳的理论逻辑极为严密，论证也极为严谨，建构了一个貌似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然而，拉克劳的解放理论却被齐泽克认为是一种右翼的、修正主义的理论而加以批判。与拉克劳不同，齐泽克的政治立场更为激进，他强调的是激进的本真行动，对于齐泽克的解放逻辑，我们或可称之为齐泽克的行动的辩证法。在齐泽克那里，行动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在严格的拉康意义上来理解的行动，齐泽克称之为本真行动。齐泽克的行动辩证法乃是其理论体系的归宿——如果说齐泽克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的话，激进行动就是这个理论体系的结论所在。但是，齐泽克的行动概念远不像这个术语看起来那样意义明确、毫无分歧，毋宁说，它是齐泽克理论诸多的术语中极为晦涩的术语之一。理解齐泽克的行动辩证法，也许需要对齐泽克的整个思想体系予以完整的把握才有可能，因为行动与主人能指、对象a、实在界、幻象、不可能性、空洞等诸如此类的拉康齐泽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都密切相关。为便于理解，我们的探讨从经验的层面开始 。

齐泽克给出了几个本真行动的例子：在电影《内与外》中，凯文·克莱因在婚礼上脱口说出：是的，我是同性恋！这个环节中；在电影《生死时速》中，主人公与恐怖分子对峙时，不是射击敲诈者而是射中同伴的腿这个行动中；在《赎金》中，梅尔·吉布森向绑架者说决不付赎金，而是利用自己的所有财力与其周旋到底的姿态中；在《普通嫌疑犯》中，凯索尔·苏文打死被绑架的妻子和女儿，并疯狂追杀对手帮派的成员即家庭、朋友将其全部杀死。[13]齐泽克还给出了其他更具有政治意义的例子，例如克林顿的医疗改革、法国密特朗政府对死刑的废除、意大利对离婚法的通过、甚至拉康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院等等。当然，最为经典的行动还是安提戈涅埋葬她哥哥的行动。

齐泽克的行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和革命概念相去甚远。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是总体性的社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实践所面对的乃是社会现实——拉康精神分析中所谓的符号界。而齐泽克-拉康的行动概念，则是建立在实在界与现实的区分之上，齐泽克-拉康的行动面对的不是符号界，而是实在界。齐泽克写道：“正是因为实在界对符号界的这种内在性，才有可能通过符号界来接触实在界——这就是拉康精神分析治疗概念的全部关键；这是拉康精神分析行动概念所相关的——这种行动作为一种姿态，按照定义，它触及了某种不可能的实在界的维度。这个行动概念必须在既定领域中‘解决不同的部分问题’的单纯努力与颠覆这个领域的整个结构原则的更为激进姿态的区别之背景上被思考。行动并不只是发生在一个显现为可能的既定领域内——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可能的这一轮廓本身（行动所达成的是在既定的符号世界中显现为不可能的东西，而且它还改变了其条件，从而回溯性地生成了其可能性的条件）。”[14]

按照齐泽克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严格意义上的行动概念——齐泽克所谓“本真行动”具有如下特征。

本真行动是通过打击自己，做不可能之事，扭转符号坐标的行动。“在一个被迫选择的前景中，主体做出了疯狂的、不可能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他自己，打击对他来说最心爱的东西。这种行动，远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无力攻击，而毋宁说是主体在改变他在这种情境中的坐标……这样一种自残的激进姿态难道对主体而言不是建构性的吗？”[15]因此，齐泽克-拉康主张的本真行动乃是一种自杀式、自残式行动。而在齐泽克看来，这种自残式的姿态对主体而言是建构性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自杀式行动，它彻底扭转了现有的符号意义上的可能性，使主体能够重新界定自己的主体地位，重新定义新的可能性，由被动挨打变为主动出击，因此这种自残、自杀决不是一种无能的自我攻击，它所指向的是不可能性——做不可能的事。不仅如此，齐泽克还指出，行动实际上使不可能变得可见了，即是说，行动上演了这个在现存符号秩序内不可能之事，惟其如此，主体才成为真正的主体。在齐泽克看来，本真行动不是一种政治谋划或政治参与，而是一种主体直接占据了不可能的位置的行动，直接上演这个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本真行动使大他者、符号秩序的短缺、空洞显现出来了，它就是这个空洞，这个短缺。以安提戈涅典范，齐泽克指出：“她的行动并不是与那个不可能的空白彼此泾渭分明的谋划性介入；相反，它倾向于‘绝对地’上演这个不可能。……行动的观念不仅同‘他者的匮乏’不相抵牾——而且，它还直接预设其存在：只有通过一个行动，我才会实实在在地设定大他者的不存在，亦即，我上演了这个不可能：也就是说，上演了在现存的社会—符号秩序的坐标中显得不可能之事。”[16]而对主体来说，这种行动则重新界定了主体的内核。“对于主体的（代理的）同一体来说：在本真行动中，并不仅仅表达/实现我的内在本质——毋宁说，我重新界定自身，重新界定我的存在的内核。”[17]

本真行动是穿越幻象和转变生成社会征兆的丛结的行动。仅仅做不可能之事，还不是本真行动，还必须穿越幻象，转变转变生成社会征兆的丛结。例如，在纳粹的反犹主义中，纳粹也许做了不可能的事，但它是在维持一种幻象，因而没有穿越幻象，是一种伪革命的伪行动，它没有改变社会征兆的丛结。所谓社会征兆的丛结，乃是围绕社会征兆建构起来的虚假的幻象，即作为符号秩序的社会现实。简言之，就是说纳粹的行动虽然做了不可能之事，但并未改变社会幻象，不是本真行动。所谓穿越幻象，转变生成社会征兆的丛结，就是通过穿越幻象的激进行动，重新定义作为社会秩序的符号界。因此，行动不是从外部攻击符号秩序，而是从内部，从符号秩序的核心不可能性和空洞的立足点来干预它。这是所谓本真行动与非本真行动的分界线。齐泽克写道：“总之，一个本真行动对于它所扰乱的支配性符号领域，并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个行动是行动，仅仅对于某个符号领域而言的，是作为一种干预介入它。这就是说，符号领域总是且严格地自在地‘离心的’，是围绕核心的空洞/不可能性构造起来的；行动进入符号秩序扰乱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恰恰是从内在不可能性、障碍物的立足点上（这是符号秩序的隐藏的、不被承认的建构原则）扰乱它。与这种在建构性的空洞、失败点上干预的本真行动——巴迪欧称之为给定丛结的‘征兆扭转’的东西——形成对比，非本质行动指涉既定丛结（在政治领域：种族、真正的宗教、民族等）的实体性完满的点来合法化自身：它的目标确切说来是消除扰乱丛结之平衡的‘征兆扭转’的最后之踪迹。”[18]我们可以看出，本真行动是革命的、颠覆性的，是对现有秩序的彻底扭转，而非本真行动则是维护现有秩序的，是保守的，是对现有秩序平衡的维护。非本真行动是错误的虚假行动，精神分析中的主体行动如偏执狂的暴力行径、歇斯底里的发泄、强迫症的自我闭塞、不正当的自我工具化都是虚假的行动。穿越幻象，做不可能之事，这是齐泽克给本真行动所提出的两个特征而第二特征更为重要。齐泽克写道：“这个第二特征（一种姿态被看做行动，就必须穿越幻象）并不仅仅是进一步的补充性标准，被补充到第一特征（‘做不可能之事’，回溯性地重写其自身条件）：如果第二特征不能满足，那么第一特征也实际上为满足——即是说，我们并没有实际上‘做不可能之事’，穿越幻象朝向实在界。”[19]

以上是齐泽克的行动概念最为本质的东西。当然，齐泽克对行动的论述不止于此。齐泽克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到或者有集中的论述，对行动概念予以不断的重释。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齐泽克的行动概念是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中的结论。行动穿越了幻象，它触及了实在界，而穿越幻象面对的不就是死亡驱力吗，不就是进入了驱力的领域吗？齐泽克指出，行动具有死亡驱力之维度，但又不可完全还原为死亡驱力。在《敏感的主体》中论及巴迪欧与拉康之关系时，齐泽克指出了行动与死亡驱力之关系。在齐泽克看来，拉康的行动概念既与拉克劳相对立，也与巴迪欧相对立。他写道：“在拉康看来，行动是一个纯粹否定性的范畴；用巴迪欧的术语来说，它代表打破存在之界限的姿态，代表先于填充这一空洞的对处于其内核的空洞的指涉。在这一确切意义上，行动包含了为决定奠基的死亡驱力的维度（达到霸权的同一化；致力于对真理的忠诚），但却不能被还原为死亡驱力。拉康的死亡驱力（巴迪欧所坚决反对的范畴）因而又是一种存在与事件之间“消失着的中介”：存在一个构成主体的否定性姿态，它后来被模糊在“存在”（被确立的本体论秩序）与对事件的忠诚中。”[20]正因为拉康的本真行动包含了死亡驱力的维度，它总是表现为某种（非）暴力，表现为某种惊世骇俗的姿态。

齐泽克为何如此重视这个本真行动呢？关键在于，在齐泽克看来，本真行动是一个伦理行动（就个体而言）和政治行动（就社会而言）。无论如何，最能体现本真行动的概念内涵的，还是安提戈涅的埋葬她哥哥的行动。在对安提戈涅的分析中，有人认为，安提戈涅的行动仅仅是一种超越于政治的纯粹欲望，齐泽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安提戈涅的行动恰恰是一种政治行动的典范（尽管是否定性的）。齐泽克反驳道：“首先，是否安提戈涅的行动真的外在于政治，真的是‘非政治的’？她对于来自最高权力（即克瑞翁转化为为了寻常的善而行动之人）的命令的违抗，尽管是以否定的方式，难道不是政治性的吗？在特定的机关环境中，这种为了‘正当性’和‘古老习俗’而做出的‘非政治的’违抗，难道不正是英雄式政治反抗的典范吗？其次，她的姿态不仅仅是纯粹的只求一死——假使果真如此，她就会直截了当地自杀，而不惊动周围的人。她的奋斗并不是一个以死亡为目的的纯粹象征性奋斗，而是对于特定象征仪式的无条件执着。”[21]

这就是齐泽克所描述的精神分析的本真行动。简言之，齐泽克的本真行动即穿越幻象，做不可能之事，执着于死亡驱力，彻底颠覆现有符号秩序，建构新的符号秩序。我们看出，齐泽克的本真行动有点类似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革命暴力行动。但是，齐泽克的本真行动又与传统的阶级斗争不同，它可以不顾一切地孤注一掷，革命行动似乎象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似乎是青年卢卡奇的影子。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乌托邦批判

拉克劳和齐泽克从不同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又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明确地指出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解构马克思主义，而解构意味着发展。齐泽克则以激进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自居。但是，在我们看来，二者都是受到后结构主义、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论的巨大影响，同时又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某种改造和发展，因而属于我们所理解的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的霸权逻辑与齐泽克的本真行动，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乌托邦理论。这里的乌托邦是在齐泽克所理解的意义上的。齐泽克认为，乌托邦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某种难以企及的美好的社会想象，而是建构一个无空间的空间，建构一个现存社会范围之外的社会空间。齐泽克写道：“究其本质，乌托邦与想象一个不可能的理想社会毫无关系；乌托邦的特征，实际上就是构筑一个无空间的空间（u-topic space）。一个位于现存的范围（即：在现存的社会性宇宙之中显得‘可能’的范围）之外的社会空间。”[22]在这一意义上，齐泽克的理论所指向的本真行动和拉克劳的理论所建构的霸权逻辑，不都是一种乌托邦的理论吗，它们都试图建构一个超出现存社会空间的社会空间？

拉克劳和齐泽克的理论都是从精神分析出发，借鉴精神分析理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但是，相同的出发点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1990年代前后，拉克劳和齐泽克惺惺相惜，他们的理论看起来基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十年之后的2000年前后，齐泽克却远远离开了拉克劳，并对拉克劳进行批评。在理论基础上，根源在于拉克劳所理解的精神分析和黑格尔主义与齐泽克对精神分析和黑格尔的理解有着某些不同之处，从而导致理论的走向的结论有着根本的区别。这里不是我们对之详细探讨的地方。在此，我们对齐泽克和拉克劳的相互批评予以简单一瞥，就能感受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裂隙。

拉克劳的霸权逻辑似乎理论上更为合理的自洽，似乎更为严密和理性，也具有可行性。但是，在齐泽克看来，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恰恰导致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妥协姿态。然而，齐泽克并不是一般地批判霸权逻辑，而是霸权逻辑所导致的激进民主的结论。拉克劳的政治谋划是，现代左派的任务不应该把任务锁定在对社会整体的转型规划上，而应该致力于偶然性的霸权建构，因而多元的革命主体在拉克劳那里都是受到肯定的。齐泽克认为，拉克劳的霸权逻辑和激进民主并未达到严格的政治行动的高度。他批评拉克劳：“如果我们要玩后代现代政治学的游戏，在形式上，我们就有必要不问某些问题（有关如何颠覆资本主义等等，有关政治民主以及/或者民主国家的建构极限等等等……）。所以，对于拉克劳来说，政治不是特别的社会领域而是根植于社会的偶然决定，对他这个明显相反的观点，我的回答是，新型多元文化主体性的后现代出现当然并没有彻底达到严格的政治行动这一激进层次。”[23]拉克劳从偶然性的逻辑出发，拒绝将会在一个彻底革命之后出现一个透明的社会（如共产主义社会），齐泽克对此并不反对。但是，齐泽克认为，不能从对后革命社会的拒绝走向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走向激进局限于对部分难题的解决而放弃整体社会转型规划。“这个对后革命社会完满性的合理拒绝并没有证明下列结论是正当的，即我们必须放弃任何一种关于整体社会转型的规划，并且使我们局限在那些有待解决的部分难题上：从一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反乌托邦的‘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政治学是一种非法的短路。”[24]

齐泽克所谓的严格意义的政治行动的层次就是他所说的本真行动，这种本真行动在姿态上远比拉克劳的霸权逻辑激进。二者都是激进的，然而，拉克劳的霸权逻辑仅仅指向激进民主——在终极意义上，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领域的重新界划与改写；齐泽克的激进行动则指向一种彻底颠覆，这倒确实貌似继承了马克思人类总体解放的那种逻辑。齐泽克激进地批判一切右翼知识分子的图谋，反对当今政治哲学中“回到伦理学”的口号，也反对吉登斯等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齐泽克的结论是：“今天的‘疯狂舞蹈’，多元的不断转换的同一体的动态增殖，也在一种新型的恐怖中等待其解决方案。唯一‘现实’的前景是通过选择‘不可能’奠定新的政治普遍性的基础，完全占据例外的位置，没有禁忌，没有先天规范（人权、民主等），尊重阻碍我们达到‘再赋义’的恐怖的东西，即权力的冷酷无情的运用，牺牲精神……如果这种激进选择被某些软心肠的自由主义者如左翼法西斯主义者所谴责，随他们去吧！”[25]对齐泽克来说，不仅仅是登高一呼，而且要孤注一掷，打破现有一切规范和禁忌，而不能畏首畏尾，畏缩不前。但是，正如拉克劳的批评所指出的一样，我们很怀疑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齐泽克这种激进姿态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拉克劳对齐泽克的批评不无道理。在某种意义上，齐泽克的解放主体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以致拉克劳将其称之为火星人，拉克劳批评道：“在齐泽克的解放主体中，存在某种天外来客般的东西；作为革命主体，它的条件是在如此的社会效果的严格的几何学中被详细规定的，以致没有任何经验行动者可以满足其规定。”[26]确实，齐泽克的穿越幻象，做不可能之事的这种激进姿态仅仅是一种姿态，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以实现，也许仅仅是某种激进的幻觉。

但是，我们看到，拉克劳和齐泽克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远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实践和解放理论，被彻底消解了，而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拉克劳那里，被霸权逻辑所无限地延宕，在齐泽克那里，则认为是被视为通过某种颠覆性的革命行动可以在一夜之间达成的东西。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齐泽克所执着的是穿越幻象，拥抱死亡驱力，拥抱实在界，因而遵循的是驱力逻辑（$◇D）；拉克劳则侧重于悬置实在界，用特殊性来填补实在界的空缺，构建符号秩序，正如拉克劳所说的，构筑一个新的社会想象，遵循的是幻象公式（$◇a）。两极相通，齐泽克的激进行动与拉克劳的激进民主政治构成了拓扑学的结构，从一个极端可以过渡到另一个极端。齐泽克和拉克劳难道不是构成了精神病的两种典型，一个是颠覆一切的歇斯底里，另一个是无限延宕的强迫症吗？

毫无疑问，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具有某种合理性，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得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全面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结论，最终，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谋划也是一种口头支票，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乌托邦。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录入编辑：李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