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急遽发生了一连串足以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

7月4日，数达十万的示威者聚集在英国爱丁堡街头，参加“让贫困成为历史”的“白色缎带日”活动，反全球化主义者也参与其中，反对作为“全球化代码”的八国峰会所带来的“单向全球化”。

7月6日，在全球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中，八国峰会照常在英国格伦伊格尔斯召开。2005年的这次峰会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豁免非洲穷国的债务；二是检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运作情形。

7月7日，英国本土遭受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袭击，随即证明这是一场事先有预谋的“恐怖袭击”，造成了50多人死亡的“巨大惨剧”。

7月8日，承受着巨大压力，八国峰会继续进行。会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同意免除18个重债国所欠国际金融机构的400亿美元债务。同时，欧盟国家同（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各持己见，该难题仍停滞不前！

有趣的是，这些在英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竟然都与一位远在美利坚的“语言学大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反全球化”思想休戚相关。

这位“现代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虽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几乎为所有的同行们所崇拜，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评论员，却引发了各种混合性的情感。同时，作为一位不妥协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批判者，他也成为了当代欧美世界最受关注的知识份子之一（这同在本土接受的情况恰恰相反）。

许多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士对他顶礼膜拜，坚决同意他所说的和所写的，而一些走中间路线的美国人，却很难接受他对美国政府政策的连续不断的激烈攻击。《纽约时报》上的引述就很说明问题——“这位活着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写出这样的关于国际事件和对外政策胡说”？

应该说，乔姆斯基代表了一种全球化的左翼观点，他提出的是一种关于“全球经济霸权”和“新世界秩序”的观念，其深层贯穿着“自由论”的基本理念，“反全球化”无疑也是其中的核心视角之一。这种全球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乔姆斯基的两部专著里面，一部就是《世界秩序，新与旧》（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1994），另一部则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Profit over people – Neolib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1999）。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多维视野”里的乔姆斯基呢？必须承认，他首先是一位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他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堪称现代语言学界的革命，但在其语言学与政治学研究之间，又究竟构成了何种关联呢？乔姆斯基自己认为只有（诸如人类自由的概念之类的）非常模糊的关系。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更深度的关联，在“语言运用的创造方面”和“自由政治行为”方面，乔姆斯基皆既集聚于“自由”又集聚于“创造性”的意义上。

其实，在我看来，从方法论上，起码有两点是语言学和政治学的共通处。其一，就是“揭示真实”的态度。正如在语言学上科学地探索真理一样，在社会批判方面，乔姆斯基更执著于“说出真相和揭露谎言”。虽然，对政治问题的观察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是“公正地”运用常识来进行考量，确实至关重要，进而才能“发见”社会事实本身的不合理、不道德、不诚实之处。其二，则是探索“深层结构”的方法。正如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区分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一样，乔姆斯基的社会批判研究决不止步于对时事的表层议论上，而是要“洞见”到事实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深层动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关系。可见，他对美国时事政治的评论并不是流于俗套的观感，而是建立在其对“社会深层结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的。

然而，在根本不懂语言学的普通大众看来，乔姆斯基则是一位最著名的“反美国政治文化”的持不同政见者。

这种反对的声音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发出了。60、70年代美国政治批判的焦点，就是越南战争，乔姆斯基就此写过《对亚洲的战争》（1969）、《越南：政府是如何变成狼的》（1972）等等，直到90年代还曾写过《重思卡米洛特》（1993），继续表明了其“反战”的坚定立场。尤其是1969年出版的《美国强权与新官僚》，至今仍被看作是对美国入侵越南这一行径的最猛烈的抨击之一。迄今为止，乔姆斯基已经发表了70余部政论及政治哲学的著作，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位每日必须付出大量精力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大学者，竟然在政治方面著作等身，其名气和著述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大的政治学家。

迄今为止，乔姆斯基已经发表了70余部政论及政治哲学的著作，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位每日必须付出大量精力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大学者，竟然在政治方面著作等身，其名气和著述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大的政治学家。当然，越接近耄耋之年，这一连串著述里面就越多出现了访谈录、采访录、对话录甚至通过电子邮件的接受采访的记录。

下面，还是展示一下乔姆斯基这些以“反美”为主题的著述：1969年《美国强权与新官僚》，1979年与赫尔曼合著《华盛顿联系与第三世界法西斯主义》（Noam Chomsky and Edward S. Herman,The Washington Connection and Third World,Fascism,South End Press,1979），1983年的《致命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The Fateful Triangle:the United States,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Pluto Press,1983），1984年修订出版的《激进的优先权》（Radical Priorities,Black Rose Books,2nd Revised Edition,1984），1989年的《必要的幻象：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Oxford UP,1989）、1992年的《阻止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 South End Press,1992）、1993年的《501年：征服在继续》（Year 501:the Conquest Continues,Verso,1993），1997年的《阴谋、谎言和民主》（Secrets,Lies,and Democracy,Odonian Press,1997），1997年的《山姆大叔到底要干什么》（,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Odonian Press,1997），《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1999年的《新军事人道主义：来自科索沃的教训》（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Lessons from Kosovo,Common Courage Press,1999），2000年的《划线的新一代：科索沃、东帝汶与西方标准》（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Kosovo,East Timor and the Standards of the West,Verso,2000）……

乔姆斯基的“反美”，具有这样几个非他人能“望其项背”的特点：一个是“持之以恒”。乔姆斯基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一直肩扛着反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旗帜，被认为是美国知识界“最不安分”的异议人士。这“数十年如一日”的作风，在美国内外都没有一位知识分子能与其比肩，现在的乔姆斯基仍然每周花20小时与全世界各界人士通信，不厌其烦地回答来自社会各界的问题。

另一个是“八面出击”。自从反越战开始，乔姆斯基的“论战领域”便不断扩大和延展，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这样的历史遗留的老问题，到科索沃、东帝汶这些新问题，再到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干预，甚至“9·11”事件（乔姆斯基几乎是最快对此发表意见的人士），只要一有新的政治事件出现，乔姆斯基就会迅速以“唱反调”的形象出场，可谓八面玲珑。

还有，就是“不留情面”。在乔姆斯基的“论调”里，绝对看不出他是一位具有美国正统价值观的美国人。因为他对美国政治批判是如此的偏激而深刻，如此的犀利而又直指要害，如此的视野开阔而又透析深入。这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海外世界，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他特别揭露出美国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的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化实质。

如果回到全球化的角度，由此观之，乔姆斯基倒更像是是一位“反全球化”的全球平等主义者。究其实质，这是因为，他主张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都应该达到“君子合而不同”的理想，而反对那种“小人同而不合”的现实状态。

我们发现，乔姆斯基有时候倒好像是“反全球化”运动的“思想导师”。或者说，乔姆斯基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些现实运动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撑。这是由于，这些“反全球化”人士所彰显出来的全球化“负面效应”，诸如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跨国公司垄断、贸易协定的失衡、世界组织为发达国家所控制的问题，政治上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官商勾结问题，社会上的失业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问题等等，这些不正是乔姆斯基深入论证的方面吗？

就在千禧年，乔姆斯基惊人地指出：全球化并未逆转25年的全球衰落！

这是由于，在全球化之下，大部分的利润都归于精英集团，归于美国的投资者和美国的跨国公司们。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它们陷入到了全球化当中，特别是以自由贸易和债务重新安排的方式陷入其中，它们已经损失惨重。这样，对整个世界来说，全球化更没有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迄今为止，仍没有得以改变的迹象。一般而言，全球资本主义的目标指向了短期利益和少数人受益，而不是指向长期利益和多数人获益。最终，全球资本主义只是聚焦于特权个体们的需求，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公众的获益。

的确，乔姆斯基的立场是如此与“众”不同，这里的“众”指的是与美国政府观念基本“同流”的美国大众。尽管全球自由贸易如今受到了广泛欢迎，并被看作通向普遍繁荣的道路和解决第三世界经济问题的方案，但是，它的到来已却显示出增长率的实际下降。乔姆斯基由此揭示出——“自由贸易”根本就不自由！财富的权力无视于游戏规则本身，其目的就是为了安抚他们的大公司，只是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负债而被迫服从。许多盲目投资进而成为债务并被迫去关注学校与医院，然而它们的经济却同西方的投资相配套而被加以重建。因此，在全球商业失衡的度量衡上，拥有特权的欧美精英一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富有，然而，世界其余的地方却只能退化到“黑暗恶魔米尔斯”（dark Satanic Mills）那种状况中去了。

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希望将世界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似乎削弱了单个国家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力，主要的选择逐渐在全球水平上被提升。国家政府的影响被降低了。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几个先进国家，对决定国家利益等级方面负有责任，因此它们放弃了国家的资本控制，解除了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形式壁垒。

    从“反全球化”的眼光看来，今日的商业已经完全成为全球的了，“全球市场”已经存在了，在其中每个人都与每个其他人相竞争，这些主张无异于骗局！例如，如果关于“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观点就是夸大的，该主张可能就是一种减少生产成本的策略，这种减少是通过保持劳动力的无保障和易于控制来实现的。其中的运作者们首要关心的是削减成本，增加高管理层的薪水和奖金，让所有者和投资人的利润最大化。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都与劳动力的真实的需求毫无关系。

“通过公司来控制真理”的问题，也是乔姆斯基的重要主题。控制问题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而消失——可能走向了反面。这也暗示出，在经济全球化的特定方面，事情并没有改变很多；特别是老板们和工人们的目的没有改变。全球化至今的影响力，已经增加了利润，加强了公司，削弱了劳动力。全球化的来临，并没有改变整个的经济体系。不平等的增长，反而变得更加极端了。甚至在美国，这个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那里，在1998年20％的人口也都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贫穷”（postmodern poverty）的状态之中。

可见，在乔姆斯基的结论里面，全球化带来的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结局。或者说，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赢家终结在巨大的富裕中，然而败者却终结在生活线的挣扎上。而且关键是，既然全球经济体系是建基于利润基础上的，那么，不平等似乎就变成正常的、自然的和值得的。这样，经济全球化就在繁荣的西方持续地造成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断扩大的沟壑，甚至在世界上，造成作为整体的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沟壑。

然而，仍要看到，乔姆斯基虽然反对全球化，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全球主义者”。

因为，从乔姆斯基对非洲穷国的同情、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来说，他显然是具有一种恢弘的全球眼光的。只有在这个“大视野”之下，他才能看到南与北、东与西的世界性矛盾。乔姆斯基正是看到了南北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这种差距真的如他那本书的名字一样醒目——《富裕的少数与无助的多数》！或者用中国古诗来形容真可谓是“朱门酒肉丑，路有冻死骨”。在这个意义上，既具有同情心又持有边缘化的视角的乔姆斯基，倒是一位“反南北失衡”、“反东西失衡”的积极推动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同时更是一位“全球平等主义者”。这是由于，乔姆斯基更看到了健康的全球化理应是“君子合而不同”，按照这一理想状态，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只是一种“小人”的全球化，因为“小人同而不合”，乔姆斯基对这种“绝对一体化”的霸权倾向坚决批判之。然而，“（全球策略的制造者们）感觉他们现在能将整个的社会契约重新运作起来并将之拆解，这种社会契约已经通过大量人们的斗争而获得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它有几分地软化了掠夺性的私人专制的边缘，常常使之变得软化一些。例如，在德国，工人们拥有了公平而合理的条件。所以，必须要重新运作，我们就不得不回到我们具有薪水奴役那个时期，就是19世纪工作的人们所说的那个时期。没有权利。你得到的唯一权利就是你在劳动市场上赢得的权利。如果你的孩子不能赚得足够的钱去生存，他们就得饿死。你的选择只有劳教监牢，劳动市场，无论你从那里得到什么。” [1]

从经济的维度来看，乔姆斯基还戳穿了所谓“天然自由市场”的全球“剧场假相”，从而成为了一个“反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论者！

确实，“新自由主义”是个被乔姆斯基大量运用的术语，批判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了他的主要任务。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将自身展现为理论，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是保护财富的一套不可更张的程序。但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被允许参与到这种“骗局”当中。整个经济体系，对富国的利润最大化是有作用的，对在其中运作的公司和生活于其中的投资者都是如此，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利润则被最小化了。这正是一种“豪夺与强取”的逻辑。

乔姆斯基描述“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基本规则为：“自由化的贸易和金融，让市场定价（使得价格合理），终止通货膨胀（微观经济的稳定），私有化。政府将远离了这条道路”。自由主义策略的实施，经常就遵循着“华盛顿共识”这样标准的格式。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却往往出现裂痕，这些策略趋向于走向它们所宣称的反面，对紧缩的结构调整程序的运用，造成的是国家的经济崩溃而不是它们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新自由的‘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建筑师们’是私有经济的大师，巨大的公司主要控制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并拥有了统治性的策略组织及其思想和观念的构成。美国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外交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Gerald Haines）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确定，除去自我利益之外，只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福利负责”。[2]

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债务危机”的问题。债务重组的普遍影响，便是对第三世界的入侵。这些国家有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向IMF和世界银行偿还债务，由此也就改变了银行业的规则，这已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如此一来，全球权力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明晰了。可以得见，这些自由策略只是同20世纪晚期的美国经济相匹配的，同样，在历史上，也曾匹配于19世纪英国的霸权经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在战争期间，美国获得了繁荣，而它的对手们则相反变得孱弱……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财富中的一半，拥有了没有任何历史先例的权力地位。自然地，该策略的主要建筑师们，按照它们的利益，趋向于利用这种权力去设计全球体系。” [3]

如此这般造成的第三世界的经济衰退，在乔姆斯基看来，就是由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反通货膨胀策略所引发的。西方债务方略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给穷国一个教训。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投资者们的红利在逐渐增加。这就涉及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为西方的投资者们发展机遇。通过使第三世界经济屈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通过使第三世界经济改组以服从于西方的利润最大化，这一点已经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盟友，特别是大英帝国和其他的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都是美国的“直接同谋”。支持美国的大的国际机构，也就是诸如国际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此类，也都参与了相关的运作，从而成为了“间接同谋”。

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目标，尽管就是使得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但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的是全球经济的“美国化”。既然美国是目前为止最富有的国家并控制着全球经济（同时还有它的同盟国的支持，还有主要的非选举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实际上，世界经济已经被无情地适应于美国投资者和美国经济。

那么，这个世界的经济已经“美国化”了吗？这究竟是一种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如果是经济的“全球化”，那是否就是一种“美国制造”的全球化？如果是“经济帝国主义”，那么，美国究竟能否代表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普世方向”？

这些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新世界秩序的观点，都是来自于乔姆斯基。他的大部分政论性的作品，被认为是关于权力伦理学（ethics of power）的。在他内心的关切之处，其实有两个方面是始终不移的：一方面就是自由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则是民主、正义和真理。

那么，乔姆斯基究竟如何预见——在全球化之下未来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乔姆斯基的理论逻辑，未来的世界可能已被超富的精英集团所占领或者所占据，这个集团的人们正在把时钟拨回到两个世纪之前，剥夺了工人们的权力。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消灭对工人们来说的福利国家，尽管这可能带来绝望、焦虑、无望和恐惧。“仅在俄罗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1993年估计，获得了普遍的支持的“新自由”改革，便导致了每年50万人的多余死亡。俄罗斯的社会策略官员最近估计，25％的人口降低到了生活线以下，然而，以西方从属国的再度类似形式，新的统治者却赢得了大量的财富。” [4] 这种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的逐渐恶化的前景，在美国已经控制了全球贸易和商业的大部分的世界秩序里，似乎更加行得通。借助于繁荣的西方盟友的支持，还有其他地方屈从的附庸国的支持；被主要的银行和金融组织（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体）所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被有势力的跨国公司所支撑，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它在很大程度上在秘密运作，而破坏和无视合法选举出来的如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组织这样的主体，并控制了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

事实上，乔姆斯基的“反全球化”，既能激发出乐观主义，又可激发出悲观主义。他意识到了由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政府政策所引发的巨大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估计，大约30％的世界劳动力在1994年1月都是失业的。……与大量失业并列的，是对劳动的极大需求。无论一个人看到哪里，都存在巨大的社会和人类价值的工作要去做，也都存在着大量的人渴望去做这些工作。但是，经济体系不能既带来被需要的工作，又带来受难人们的闲置劳力。经济的健全程度（economic health）的观念只适合于利润的需求，而并不适合于人们的需要。” [5]

在面对全球失业带来的沮丧的时候，乔姆斯基给出我们唯一的选择：或者——我们默许全球的不公正和专制；或者——我们加入到为正义、民主和自由的战斗当中。这位语言学大师无疑选择了后者。

到此，我们便可以回到开头提到的一系列的世界史事件。7月4日的游行，证明了乔姆斯基“反全球化”理论的普泛，大众也随后看到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7月6日的会议，正是乔姆斯基所批判的“全球化领导者们”领衔主演的会议。7月7日的袭击，这与乔姆斯基目前在国际上的畅销书《9·11》所论及的“恐怖主义”问题直接相关。7月8日的结果，减免债务看似是乔姆斯基理论的“反例”，但是乔姆斯基所洞见到的那种“不平衡的结构”得到根本改变了吗？还是说，这只是一种临时的调整手段而已？无论怎样，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上，乔姆斯基所见的“美国全球化”的消极效应，足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从7月4号到8号这短短五天发生的急遽变化事件，就好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四幕戏剧”，它究竟证明了乔姆斯基“斗争目标”的胜利，还是乔姆斯基“理论批判”的失败？在中国人都在普遍拥抱“全球化”的时候，乔姆斯基对全球化的批判真的犹如“当头棒喝”。全球化，在未来究竟是成还是败，这还是个未知数。

当乔姆斯基“审视地”批判“全球化”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批判地”审视乔姆斯基的“反全球化”。

 

【注释】

[1] Noam Chomsky, Class Warfare -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p.18.

[2]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 Neolib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20.

[3]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 Neolib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20.

[4] 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 Neolibralism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9, p.24.

[5]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London: Pluto Press, 1997, p. 118.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