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七十年来，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头脑。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文化问题已成了新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症结。
有人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或者说对传统的清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封建文化与传统之间往往是划等号的）还远不够彻底，于是他们说，现代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一些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发生的根源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生长出或（经过调整而）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近年来伴随文化论上的“全盘西化”而来的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子也越唱越高了。我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讨论文化问题不能离开所处的历史环境。“五四”时期面对的历史环境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的复辟、封建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封建的旧道德旧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主流。而七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还残留着不少封建的东西，但从整个历史环境来讲，已与“五四”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封建的东西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和主流了。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某些封建的东西之所以得以残留至今，是由于它已与“五四”以来输入的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腐朽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因此，无视“五四”以后七十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笼统地提出“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是不甚恰当的。
同时，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稳定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稳定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其内含是有发展变化的。如果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检讨传统的话，那么我们的眼光主要应当放在“五四”以后，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十年中所形成的某些传统上。正如同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整风运动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对检讨“五四”以后新出现的“洋八股”、“洋教条”那样，而不是把眼光继续停留在“五四”时期所已经检讨过的老传统上面，当然更不需远责之于鸿蒙初创时期的先民文化传统了。
有一些人总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我认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在实际上则不仅是行不通，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目前，从理论上论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可协调的论文，当以《河殇》解说词最有代表性。它追根溯源，纵论古今，横比中外，对中华文化弊端之揭示不乏醒世之笔。然而，我觉得该文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可协调，因而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论证，仍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对立的、不可协调的话，那末该文在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不可协调的同时，却又在竭力论证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联系，证明现代工业文明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不是同样在肯定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吗？如果说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下可协调的话，那末我认为，在今天做这样肯定的结论也似乎还为时过早。一则，近代中国存在着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事实，尽管这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有限的，是不彻底的，或者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严重走了样的，然而它毕竟是接受的。而且，正因为有这种新因素的进入，才发生了文化上、观念上中外古今的矛盾冲突，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管此种矛盾冲突尖锐到什么程度，也只能说明我们暂时没有调整好，而无法直接推断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与现代工业文明协调的结论。再则，结合我国台湾以及亚洲其它一批与中国有相同传统文化的现代工业国家的现实状况，更得不出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可能与现代工业文明协调的结论。看来，“换血”说也好，“换色”说也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其根据都是不够充足的，实难令人信服。
传统与现代的血肉联系是不依人们主观意愿而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传统文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我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社会机制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可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这里，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和主动的择善调整是问题的关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由于长期以来理论上的混乱，致使人们在实践中无所适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用优秀传统文化去迎接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并从中调整和发展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那末，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东西却有可能在吸收外来文化招牌的掩盖下沉渣泛起，或者与外来文化中的糟粕结合起来，影响社会。因此，只是一味地否定传统、批判传统，而不去发展传统、利用传统，不仅在理论上是偏激的，而且对社会也是不负责任的。所谓“不破不立”的说法，只是说破是立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在破的同时或是破了以后，人们不去做踏踏实实的立的工作，那是不会有什么东西自动地立起来的。而在立的工作中除了创造和吸收新文化外，调整和发展传统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做立的工作也许比做破的工作要艰巨得多，而不会象说的那样轻松。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积极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想真正在中国札下根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中国的外国马克思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由于理论上的不明确和多变，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并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今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四人帮”煽动起来的那股新的反传统的思潮，在社会上似乎也还有相当的影响。一些人从否定“封建主义”传统发展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传统，致使一部分人完全丧失了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精神失去了依托，思想出现了空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既然“封建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都不灵了，那就理所当然地只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和文化才能救今日之中国。这种情况表明，由于人们盲目地反传统，致使一些人丧失了民族的自我主体意识，失去了对民族文化自新自强能力的根本信心。这一社会思潮的蔓延，是应当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反省的。人们很难期望一个彻底鄙弃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人，能为民族的兴旺和发展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以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民族自我主体意识。
有人说传统是包袱，有人说传统是财富，有人说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有人说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动力。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是片面的。如果现代人能正确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传统与现代是有血肉联系的，从而主动地吸收和发展传统，使其为时代服务，则传统绝不会成为包袱，而只能是宝贵的财富，绝不会有阻力，而只能是积极的动力。相反，如果不能正视时代的发展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或者无视传统与现实的血肉联系而一心只想割断历史，抛掉传统，那末，传统也确实会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们应当从“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遗产，做传统文化的转化工作，是新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部分。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录入编辑：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