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唯物辩证法的那些规律首先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中表现为概念自我发展的规律，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证明它们同时也是外部现实世界发展的规律。现在看来，仅满足于那些规律已经远远不够了。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任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一方面，一百多年来科学有许多重大突破，揭示了现实世界发展过程的许多新内容：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单单用那些规律去指导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过程，往往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发展”是有普遍性的最高的价值。任何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在现在这个处处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上，发展得快的就主动，日子就好过；发展得慢的就被动，日子就不好过。为了发展，为了顺利地、迅速地发展。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迫使我们考虑另辟蹊径，从直接描述现实世界发展过程的各门科学当中总结关于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家知道，这正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哲学方面的最大遗愿。例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提出了从天体发展史、生物史、人类认识史、语言史和儿童智力发展史当中研究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任务。

近百年来，自然科学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和大爆炸宇宙学。在传统科学之外又涌现出了被称为系统科学的专门研究复杂性的学科群，如非平衡态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复制理论(replication theory)、自创生系统理论(autopoietic system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系统动力学以及刚刚诞生的广义进化论(general evolution theory)。把传统科学同这些新兴学科群拼补连缀在一起，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从宇宙到人类精神的进化全过程了；尽管有些地方至今仍然是模糊的，甚至还有断裂或空白。所以，现在我们完全有可能直接从科学捕捉到的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现实过程中研究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而不必拘泥于某些规律经过多次折射之后出现在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虚幻影象了。

当然，距离建立关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完整的科学理论还差得远，但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总结出若干基本观点了。

系统论发展观的基本观点

在经典力学时间是可逆的，因此只有运动，没有发展。到19世纪后期，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物理学家们发现在宇宙中有一个向下的时间方向，即有一个趋向于组织解体和随机性增长，趋向最小自由能和最大熵的发展总趋势。与此同时，在达尔文进化论中，生物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向上的时间方向，即在地球上有一个生物体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朝增加复杂性和秩序推进的总趋势。处在这两种时间方向夹击之下，哲学家们摆脱困惑的惟一办法就是作一抉择，而对另一发展趋势不予理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选择了向上的时间方向，论证沿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接下去有一个社会向上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困惑搞清楚了：宇宙向上发展着的系统都不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讲的孤立系统或封闭系统，而是同环境有能量—物质交换的开放系统。同时，它们也不是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处于平衡态的系统或接近平衡态的系统，而是远离热平衡和化学平衡的系统。这些系统只有在持续的能量流作用下才能维持；通过消耗来自环境的能量，它们能抗拒趋向最小自由能和最大熵的宇宙发展总趋势；并且，通过放大某些涨落，它们朝离平衡更远的区域推进，发展出复杂性、活力和自主性递增的系统。

这种发展过程的推动力是能量。原始宇宙是一个完全对称的真空的超统一场。在发生大爆炸之后，它不断向四外膨胀。在最初的一微秒以内，第一批微观粒子产生出来了。50万年以后形成了稳定的原子。又过了50亿年才出现了星系、恒星、行星。由于宇宙在总能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不断膨胀，所以宇宙的能量密度始终在减少。辐射的能量密度减少的速率大大高于物质系统的能量密度减少的速率；正是由于这一净剩值，在处于活动期的恒星同它的某些行星上的各种微小的物质系统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能量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量流就成了这些微小物质系统朝自由能通量密度(free energy flux density)增大的方向发展的发动机。例如，地球上所有系统向上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正是来自太阳的辐射能量。

所有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都在变化的环境中自我保持，在对来自环境的挑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发展。这些系统互相构成对方的环境，并同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中；任何一个系统发生的变化，都会在这个网络中传递开，并扰动其他系统。因此，每个系统都须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环境中竭力保持自身的稳定。当环境变化超过一定临界值，系统就进入危机性失稳状态，并被迫发展出能够吸收这种环境变化的更复杂的结构和新的功能，然后跃迁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这种环境变化是系统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可以称为环境压力。生物系统的生存竞争。社会系统中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各种竞争，就是驱使这些系统向上发展的一种环境压力。

系统论的发展观除了把环境输入和环境变化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之外，还特别突出机遇所起的作用。当一个动态系统出现了临界不稳定时，它就进入一种过渡相；其特点是不确定性、随机性、混沌性和较高的熵产生速率。正如I·普列高津所指出，这时系统表现出一种“发散属性”(divergence property)，它的发展途径不是个别轨线(trajectory)，而是整束的轨线。系统究竟沿哪一条轨线向前发展，基本上是一种随机选择；其结果既不是系统初始条件诸参量的函数，也不是环境变化诸参量的函数。从相同初始条件出发的两个系统，受到来自同一环境的同一扰动，它们仍可能沿着叉开的轨线前进。我们不可能预见哪一个系统在这个突变分叉点上一定会选择哪一条轨线。因此系统论的发展观排除了任何完全可以预见的、单轨线的决定论的观点；而代之以一种兼有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兼有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观点。

突变理论的创始人K·托姆为某些类型的随机突变建立了严密的数学模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种由固定吸引子(attractor)、周期吸引子和混沌吸引子的突然出现或突然消失引起的变化。在他绘制的相图中，固定吸引子像“陷阱”一样捕捉一个系统的状态轨线(时间序列)，因此，系统就停留在一个稳固的状态上。周期吸引子捕捉在一定时间间隔中重复的环状轨线，系统就处于振荡状态。混沌吸引子则引发半随机的混沌状态，系统出现飘忽不定的行为。举例说，在一个处于混沌状态的社会系统中，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和目标，这就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涨落。如果一系列的机遇把它放大成了这个社会系统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操作方式，它成了一个固定吸引子，它就可能把这个社会系统从混沌状态中拖出，一直拖到下一个稳定的秩序高原。

发展着的系统都是动态系统，像结晶体那样的刚性系统是难以发展的。自催化循环圈和交叉催化循环圈在这类系统中占据支配地位。反应的产物催化它自身的合成叫自催化循环圈，两种不同的产物互相催化对方的合成叫交叉催化循环圈。这两种循环圈都有很高的反应速度和很强的稳定性，从简单的化学系统，到生化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建立在这两类循环圈的基础上。催化循环圈的联锁就形成M·艾肯所说的超循环圈，它是维持两个或两个以上动态系统的循环圈。超循环圈的形成就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能够联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上层系统，这个过程叫会聚(convergence)，在中国理论界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横向联合”。若干个下层系统通过会聚(或“横向联合”)形成更高等级的上层系统，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向上推进的。

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发现在社会及生态系统中都有所谓“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它们是能够被打破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此可知，由超循环圈维持的复杂系统的发展是有方向的。良性循环的方向是向上的，它指向增加各个下层系统的复杂性、有序性的发展方向，因而系统总的质态或发展水平是上升的；恶性循环的方向是向下的，它是指向减少各个下层系统的复杂性、有序性的衰败方向，系统总的质态或发展水平是下降的。制订和实施发展计划的关键是建立和维持各个良性循环圈，打破和转化原有的恶性循环圈。

所以，不管在是宇宙中，还是在我们的星球上，这样发展起来的系统都组成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连续统一体。由此可见，一个复杂大系统的形成并不需要把所有的下层系统都破坏掉，相反，绝对必要的是保留那些下层系统作为它自己的基础和建筑板块。值得注意的是，后发展出来的处在较高组织层次上的系统，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一定比原来有的作为它的构件的下层系统更复杂，实际情况甚至常常是相反。譬如，人体，特别是他的大脑的复杂程度就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系统。这样构成的复杂大系统不但更为巩固，且便于施行等级控制。正如《等级理论》一书的编者，生物物理学家H·帕蒂所指出：有选择地无视无关的细节是等级控制系统的一般属性。

在生命组织层次以上的系统，由于它们距离化学平衡和热力学平衡太远了，过于复杂和脆弱，因而只能在环境中存在有限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系统能够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还自己复制或再生产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一条是有关于自身结构的“图纸”或“模板”。在生物系统中，充当这种“图纸”或“模板”的就是生物细胞染色体中的遗传信息编码结构(DNA)。这种编码结构在复制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随机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通过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那些更能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变体得以保留下来和扩散开。这是自创生系统向上发展的主要机制。

社会系统是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形成的以人为基本元素的自创造系统。在我们认识到的范围内，人是宇宙和地球上的进化过程的最高产物，是结构最复杂、功能最齐备的系统。除了人之外，构成社会系统的所有人工系统都是由人创造和生产的，所以人是社会系统内惟一的负熵源，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大脑是人这个万能系统的核心部位，它是信息的储存器、变换器、发生器和突变器。它同作为终端效应器的双手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通过生产活动，大脑中的信息编码结构外化为各种产品，即各种人工系统。同样，仍然是人的大脑内的信息编码结构发生的随机突变(灵感)为社会选择提供了材料；通过社会竞争和社会选择，更能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新思想、新技术、新科学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便扩散开并取代了那些陈旧过时的思想、技术、科学和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就是这样向上发展的。

社会系统发展的基本机制同生物系统发展的基本机制是相似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人的大脑主要处理用语言符号编码的信息，它们被记录下来就是狭义的文化。社会成员创造的文化汇集在一起组成了社会系统的文化信息库，它保存着一个社会系统发展的主要成果。通过学习，一代人集体创造的文化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人，这就保证了社会系统发展的连续性。社会系统的这种遗传方式可以恰当地称作文化遗传。通过文化交流，一个社会系统的文化又可以传递给另一个社会系统。因此，依靠学习和文化交流，一个社会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另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成果，从而大大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

社会系统有两个环境，一个是自然环境，另一个是社会环境。社会系统的自然环境是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又互相构成对方的社会环境。所有社会系统必然是对自然环境开放的，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更谈不到发展。但是，社会系统对它的社会环境则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我们可以把这叫做社会系统的外开放或外封闭(相对于下文要谈到的社会系统的内封闭或内开放)。一般来说，外开放的社会系统，由于它能直接获取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成果，其发展是迅速的；反之，外封闭的社会系统，其发展则是缓慢的。

尽管缓慢，一个外封闭的社会系统仍然能够发展。原因是它有人这种内部的负熵源，凭借内部社会成员的精神创造力和生产能力，社会系统是能够向上发展的，而且这是社会系统向上发展的根本机制。这就需要引入一对新的概念，叫做社会系统的内开放性和内封闭。一个社会系统能够保证它的所有公民都有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有把自己的思想物化为物质产品的自由，这个社会系统就是内开放的；反之，则是内封闭的。至此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系统既是内封闭的，又是外封闭的，那它肯定是停滞的，根本不可能发展；如果一个社会系统仅仅是内开放的，或仅仅是外开放的，那它可能发展，但发展得比较慢；如果一个社会系统既是内开放的，又是外开放的，那它发展的速度肯定是最快的。或者采用波兰学者J·A·奥赛科夫斯基(J.A.jciechowski)的表述：一个系统发展的潜在能力同它的开放性是成正比例的。用这个新观点我们可以科学地解释为什么在中世纪的一千多年里欧洲社会发展如此缓慢，也可以科学地解释中国从13世纪到19世纪的社会停滞，当然也可以解释当代中国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的停滞和最近20年的迅速发展。

系统论的发展观和现时代

我们简要叙述了系统论关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些新观点；尽管还不够完备，不够严密，但这些观点是从本世纪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当中提炼出来的。它们要比上个世纪产生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规律丰富得多，具体得多，科学得多。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发展过程的新的透视基点，赋予我们一种新的透视眼光。我们可以用这些观点去观察和指导人类社会、国家、组织、个人的任何一种发展过程，确保获得加速这种发展过程的积极效果，而不是破坏性的后果。

下面，我们试用这些观点去分析和解释当代世界在国家这个层次上社会系统发展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按照系统论的发展观，当一个动态系统出现了临界不稳定时，它未来的发展途径不是一条轨线，而是许多条发散的轨线。系统究竟沿着哪条轨线前进，基本上是一种随机选择。这就排除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完全可以预见的那种决定论的观点，也排除了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单一轨线从一种惟一的模式进入另一种惟一的模式的决定论观点。

从整体上看，人类社会发展是有方向的；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系统看成是在持续的能量流当中维持的远离平衡的动态系统，那么按照它们消耗能量进行生产所采用的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是从旧石器时代采集狩猎社会，经过农牧社会，工业社会，奔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可是，不同的社会系统在同一阶段上却可能走上不同的轨线，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或者更具体地说，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举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同样是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农牧社会，在雅典建立的是民主政体，而邻近的斯巴达却是军事寡头的独裁政权。这两种不同结构的社会系统的功能是大不一样的；雅典人创造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而斯巴达人在文化史上留下的却是一片沙漠，尽管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头等军事强国。

现在世界上有200多个民族国家。它们分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发散的轨线上。有的已经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了，可有的还停留在农牧社会；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有采集狩猎的部落。仅就进入工业社会的几十个国家来看，它们也选择了不同的轨线，形成了很不一样的社会结构。有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有福利国家；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有议会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政体、中央集权政体、军事独裁政体；有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自由市场经济、有指令式计划经济。在当前这个世界上，它们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都卷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这些国家在科技水平、教育程度、经济实力、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拉开了距离。现在看来，在这些方面走在前面的那些社会系统一般有三个特点：外开放和内开放，灵活的社会结构，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社会大系统的每一级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只处理若干大政方针)。落在后面的社会系统一般有相反的三个特点：不同程度的外封闭和内封闭，刚性过重的社会结构，权力过分集中并实行中央集中控制。落在后面的这些社会系统由于在技术革命中继续掉队，经济发展缓慢，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个人缺少民主权利和自由，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弊端和腐败现象，所以受到内外环境的沉重压力。它们迟早会接近或到达灾变分叉点，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这些社会系统将被迫作出另外的选择；经过一个转辙的岔道口，转换到新的轨线上去。为此它们就得改变自己社会系统的结构，在当代世界上这一般称作“改革”。

从系统论的发展观来看，社会是由人和所有人工系统组成的生产人和人工系统的自创造系统。所以生产是社会的基本职能，由生产系统、分配系统和消费系统组成的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基础。因而这类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把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经济改变成多种所有制经济，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价格体系，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竞争，把企业搞活，实行横向联合，扩大对外贸易，从内向型经济转变成外向型经济。从系统论的发展观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就是把不确定性、随机性、竞争、分叉、自动调节、自催化、交叉催化，通过会聚形成超循环圈这些动态系统发展的机制引入原来那个人为设计和建造出来的刚性过重的经济系统，把它改造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态经济系统。如果说原来那个经济系统像是一台死死板板的人造的机器，那么改革后它就像是一个自然长成的活的有机体了。

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系统内还有必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原因是原来的政治体制多半脱胎于军事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中央控制，很像是一个握紧的拳头。用它来进行战争，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是很灵的；用它来搞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那么灵了。在新形势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一种腐蚀剂，它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滥用职权，瞎指挥，搞特权和其他腐败现象。它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总有一天会到达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从当前已经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看，这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党政分开，精简中央机构，下放权力，废除终身制和变相的世袭制，实行公务员制度和招聘制等等。从系统论的发展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把实行集中控制的系统改造成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系统，把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重心降低，增加下层系统的自主性、灵活性和活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社会的选择机制，社会系统就能为自己的每一个社会角色位置选择最佳人选；而每一个人，由于有了较多的自由，也有权在社会系统中为自己选择恰当的角色位置，这就是“双向选择”。这样一来，社会系统就能够在结构和元素这两方面得到优化，有利于达到和谐状态，发挥出最佳功能。

改革和开放必须同时进行，同步前进；或者说，改革离不开开放，开放必然促进改革。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未来世界是更开放的世界。现在，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只要一直保持开放就有希望，就发展得快；一直搞封闭就没希望，就停滞。因为只有开放，一个社会系统才能把自己纳入国际上的各种交叉催化循环圈和超循环圈；只有开放，才能把国际上的人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原材料流和商品流引入内部，冲击原来的僵化体制和陈旧观念，促进内部的结构改革，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只有开放，才能受到国际竞争的环境压力，并把这种压力转变成社会系统和它所有的下层系统发展的直接驱动力。试看当今变成“经济老虎”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全是实行开放政策的社会系统。

从系统论的整体观来看，改革和开放要求同时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进行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目的是实现社会系统的内开放，建立新的动态的稳定秩序，保证改革和开放获得成功。变人治为法治，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对社会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相应地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模型。这些模型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人，或者说把人从模型中抹掉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也是这样的模型不能对社会作出科学解释的根本原因。我们从系统论的发展观出发，把社会定义为由人和所有人工系统组成的生产人和人造系统的自创造系统，人就回到了社会模型的中心地位。不错，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是人建立的，人有能力也应该有可能不断改变这些社会关系；所有的人工系统连同社会系统内的文化信息库都是人的头脑和他的双手建造的，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让它们凌驾在人之上成为压制和束缚人的一种异化了的力量，而应当永远把它们置于人的脚下，人有能力，同时也应该不断对它们实行改造和更新。

可是，在一个刚性过重的社会系统中，人却被降低为一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了，或者说被变成在晶格点阵的固定位置上振动的原子了。更可怕的是，人还被剥夺了进行创新思维，更新他们的文化信息库和建造新式的人工系统的权力。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力被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惩罚手段窒息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原始变异点被人为地封闭了，这就是这类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创始人N·维纳、L·冯·贝塔朗菲和E·拉兹洛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尖锐批评这种情况，呼吁社会要“把人当人来使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在社会关系方面人逐渐被松绑了；一个更尖锐、更敏感和更根本性的问题——给人的精神松绑，必然要提到日程上来。这就要求进行思想解放运动，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加强法制建设。从法律上保证每个公民真正享有思想、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剥夺任何人用任何手段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的权力。

从当代已经在进行这三项改革的社会系统来看，其内容包括：公开宣布再不用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解决哲学、科学、文艺和思想意识问题，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各种“理论禁区”，重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重新肯定“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不同观点和不同流派进行议论、争论和竞争，提倡“公开性”、透明度和社会协商对话，实行对领导人的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把反僵化当做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不断进行法律和法制系统建设，重申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一切依法律办事等等。这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个内开放的问题，增加人以及人的精神的自由度，维护社会系统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稳定秩序。

当代许多国家的社会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思想解放运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是密切相关和互相促进的，或者说这几方面有交叉催化的关系。所以这几个方面同时抓，保持同步前进是最佳方案。只抓一样或两样，就可能无法完成整个社会系统的转轨过程。试看当代世界，有些国家只搞开放、改革，不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结果可能陷入腐败、内部冲突和内乱。有些国家想在继续保持封闭的条件下搞改革和民主化，结果很可能会由于保守势力过分强大，无法打破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流于失败。还有的国家只强调外开放，不强调内开放，不彻底解放自己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力，结果它只好倚重外国知识分子生产的智能信息流，成为信息寄生型社会；这样的国家，即使发达起来了，也顶多是个二流国家。依据系统论的发展观我们可以预言，上述几方面同时抓的那些社会系统获得完全成功并成为伟大强国的概率最高。

此外，系统论的发展观还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建立一个对人类来说是美好的社会的理想。或者说，它能帮助我们剔除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当中的空想成分。按照这种新的发展观，我们无法对复杂大系统的行为和它的未来状态做出决定论的预见。国家这种社会系统，以及由所有国家会聚形成的人类社会无疑是复杂大系统，因而它们的行为和未来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准确预见的。诚然，我们有能力为这类系统设计某种理想状态的几个目标参量，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运用各种手段甚至暴力手段驱使一个社会系统朝那些目标参量前进。问题的不确定性在于，这样做未必符合社会系统自然发展的进程；其次，当这种目标参量实现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它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美好。例如，我们曾经认定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单一的计划经济是美好社会的重要目标参量。可是，当这一点实现之后，我们却发现它并不那么美好，甚至弊病很大，以致不得不重新进行改革。这使我们想到，从系统论的发展观来看，把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作为美好社会的重要目标参量也未必是明智的。

首先，从横向看，现代社会系统都建立在农业系统、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服务系统、科技文教系统这些下层系统之上，或者说是由这几个巨大的交叉催化循环圈来维持的。这种分工使社会内部必然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职员阶层、知识阶层。其次，从纵向看，由于地球上所有复杂系统都是按等级结构建造和维持的，所以任何社会系统都是一个大金字塔形，中间再套许多中金字塔和更多小金字塔；所有社会成员总有一些分布在上层，中层，下层。所以社会分层是必然的，永远会有为数众多的阶级和阶层。而人类全部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如果壮大起来，有了共同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那就成为阶级了。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就应该明白，阶级、阶层，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不可能完全消灭，也没有必要完全消灭，因此不应作为实现美好社会的重要目标参量。退一步说，真要是实现了这些目标参量，那就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对此我们要问，那时社会的所有成员怎样组织起来?或者说，他们呆在什么社会角色位置上?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就像沙纸上的沙粒一样平铺在社会平面上。可是，那就意味着退回到原始群体状态了，难道是美好社会吗?

那么系统论的发展观现在帮助我们确定美好社会的目标参量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启示呢?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样几点：在所有制方面，看来国营经济、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将长期共存，互相补充。社会在地位、权力、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方面始终是有等级差别的，但级差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这样才能做到既不搞平均主义，又不存在两极分化和贫富过于悬殊的现象，当然也就不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激烈的阶级冲突。代替农民的那种“等贵贱，均贫富”、“削平不平始太平”的绝对平均观念，社会实现了现实的平等权利和真正的机会均等，例如所有社会成员受教育机会均等，择业权利均等，民主权利均等，在法律面前平等。废除终身制、世袭制和变相的世袭制，代之以任期制、聘任制、招考制、选举制，做到每一个社会角色位置都是可替换的和可竞争的。运用民主手段、有效的监察系统和法制系统把贪污、受贿和走后门这些社会弊病减少到最低程度，实现一个公正清廉的社会。

最后，系统论的发展观告诉我们，下层系统将通过交叉催化循环圈的联锁而会聚的方式形成上层系统。这个观点将使我们对当代世界大系统的形成方式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当代世界有200多个民族国家，尽管它们的幅员、人口、资源和发达程度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谁都不愿放弃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同时，国际社会也不允许任何一国把另一国从地图上抹掉。但另一方面，除了几个占据整个大陆或次大陆的大国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无力发展出完整的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越来越依赖地区性以致全球性的合作和交流。正因为这样，当代世界那些超越国界的各种流体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这些流体构成了各种交叉催化循环圈，它们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联锁到超国家的超循环圈当中。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形成了许多地区性的国家共同体。现在，像欧共同体、独联体、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拉美经济体系、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共同体这样的正式的多国共同体已有二十来个。有的超国家的国际大循环圈正在酝酿之中，例如大中华经济文化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等等。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在这些共同体内，国家相互之间依赖性会越来越强，国家的某些职能会逐渐缩减，边界会日益淡化。类似的过程将发生在这些共同体和若干个大国之间。将来的全球大系统很可能就这样逐步形成，而不是在一场戏剧性的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宗教战争或新的世界大战之后形成。所以，交流、对话、协商、互利和合作将是世界大系统形成的主要方式。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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