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哲学里，我们除了可以用“系统”概念和模型来研究心灵、识知、人性和价值之外，还可以研究社会。实际上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是迄今为止地球上进化出来的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也是科学还没有恰当的概念和模型来描述的系统，所以哲学还大有可为。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社会和历史哲学理论，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系统模型，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没有明确地把社会称为“系统”。这个模型在理论和社会历史进程两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时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考验之后，从20世纪科学所达到的高度再来看，也有不足之处，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系统模型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系统模型原始的权威表述记录在他1859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

这段话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性，即便是对马克思主义持敌视态度的当代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他们写道：马克思“在创造一个对待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全新态度，从而打开了人类知识的新途径方面的重要性却是丝毫不会受损的”。[2]

然而，在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站在20世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的高度上，系统哲学可以指出马克思建立的社会系统模型至少有三个缺陷，或者说我们可以对它做三点重要的补充。第一，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环境。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牛顿力学；马克思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所以创造了“生产力”这个概念。“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其后学根据他的零星论述讲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邓小平又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概念才明确和完整了。尽管如此，“生产力”毕竟是社会系统内部的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社会系统外部需要什么力量来推动，马克思只字未提，在他的社会系统的外面是空白。

有这一空白决不能怨马克思，因为在他的时代，人类虽然已经发现了关于能量转化和守恒的热力学第一定律，但它同牛顿力学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关于力(机械力或热力)的可逆的运动。后来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现了，它讲的是作为孤立系统的宇宙的总的演化方向是从温度的非均匀状态向均匀状态，从熵值小到熵值大，从有序到无序，是一个不可逆的向下的时间箭头。在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向上进化的同时，达尔文也发现了地球上生物向上的进化，这两种理论连起来是一个连续的向上的时间箭头。为什么在地球上会有一个同宇宙演化向下的时间箭头相反的向上进化的时间箭头，夹在这两个时间箭头之间的自然科学解答不了，当然哲学就更解答不了。

只有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系统科学体系中普利高津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才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它证明，在地球上进化出来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都是在宇宙的特定区域内存在的具有非线性相干作用和开放系统，它们要从环境中吸取持续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来抵消自身内部自发的增熵过程，保持自身的有序结构，并使系统的总熵值逐步减小，朝增加有序性的方向进化。具体来说，在太阳系范围内，这个远离平衡的区域就是日地系统，使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得以进化出来、维持和继续向上进化的持续的能量流就是阳光，其他的能量流形式——燃烧木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热能，火力和水力发电生产的电能，人力和畜力等等，都是太阳能的直接或间接的转化形式。物质流是来自自然环境的水、空气、各种食物和矿物原料等等。对社会系统来说，来自外环境的持续的信息流是指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不断地同它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社会系统进行文化交流，从而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文化的信息流。

如果补充上“环境”这个空缺的因素，我们就可以说：社会系统是在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系统，它要持续不断地从环境中吸取负熵流——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才能够维持和继续向上进化。社会系统始终对自然环境保持开放，否则它很快就趋向瓦解；社会系统可以对它的社会环境即其他社会系统保持开放，也可以保持封闭，在开放情况下它进化得更快，在封闭情况下它进化得慢，甚至停滞。

第二，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或者至少说是把人的位置摆得比较低。

马克思关于人的一段最著名的也是最重要的话，出现在他早年写下的天才焕发的一份简短的哲学文献中，那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首先否认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人性。然后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就成了这些社会关系交汇处的一个点，既无自己的内部结构，又无自己固有的抽象的属性。在规定这个点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显然应当是前面那段引文中所说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关系规定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规定人的阶级性。这样，在他的理论中，马克思就用“阶级”取代了“人”，用“阶级性”取代了“人性”。不同阶级的个人社会属性不同，而这种不同是由个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外在地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个人就成了组成社会系统的原子，如大海中的水滴，或沙滩上的沙粒，或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在当代系统科学看来，人是迄今所知的宇宙进化过程的最高产物，是最复杂的系统，其复杂程度不但高踞于所有自然系统之上，而且至今仍远远超过任何一种人工系统。人是地球上自然系统进化(生物进化)的终点，又是人工系统进化(社会进化)的起点。按波普的“世界3”理论，自然是世界1，人的心灵是世界2，由人的心灵设计和双手制造的人造物品和人工系统是世界3。诚然，人是社会系统和基本元件，但他却不是像原子、齿轮和螺丝钉那样简单的、被动的和微不足道的元件，而是结构和功能极其复杂的、主动进行创造的最伟大的元件。人身上最高贵、最独特、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心灵系统，它由以心脏为中心的血液循环-内分泌系统和以大脑为中心的神经系统耦合而成，从根本上说，输入社会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都集中输入作为元件的每个人的心灵系统，再由它们生产出智能信息流——高阶负熵流来推动社会系统的进化。系统哲学高度评价邓小平的论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若进一步问，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只能是由人的心灵系统创造出来的，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的心灵创造出来的。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更重要的论点：人的心灵是社会系统内部的原始变异点。确实，近代科技就是从伽里略心灵里产生要到比萨斜塔上去做那个著名实验的念头开始的，力学时代就是从牛顿看见苹果下落时脑袋里闪出有万有引力的灵感开始的，工业革命就是从瓦特看见蒸气推动壶盖上下跳动时脑子里涌现出发明蒸汽机的念头开始的……如此等等。所以，社会系统还有一个内开放还是内封闭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若开放它的民众的头脑，首先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鼓励他们自由地思想、言论、出版、发明、创造、结社以及进行科学和经济活动，它就能不断进化；相反，若封闭它的民众的头脑，首先搞愚民政策，禁止他们自由地思想、论辩、出版、发明、创造、结社和进行经济活动，社会系统就停滞。马克思曾明确地讲他的研究不以“人”作为出发点而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基于以上述对人的全新的认识，系统哲学明确地讲，它研究社会系统不以“劳动”为出发点而以“人”为出发点，并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

第三，马克思的社会系统模型中没有文化信息库的位置，没有文化遗传基因的概念。有这种空缺的原因很简单，马克思创立的是唯物论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它所使用的主要术语是从建筑学借用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社会被看成像是一座楼房似的实体建筑物，非实体的虚的东西只有“意识形态”，它被包括在上层建筑当中。意识形态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其后学论证说它们反映经济基础，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经济基础服务，并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可见是第二性的和被动的部分。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当然也不能苛求马克思，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信息”、“遗传基因”这些概念都是在他去世将近100年之后才提出来的。不错，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由于发明和制造出了显微镜，施莱登和施旺等科学家观察到了细胞，甚至看见了其中的细胞核。他们提出了细胞学说，认为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细胞发育出来的，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施旺在他于1838年发表的《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一书中，最多提出了一个假说：有一种无结构物质存在于细胞内或细胞外，这种物质按照一定规律形成细胞。从1848年德国植物学家W·霍夫迈斯特观察到生物细胞中后来被命名为染色体的线状物质，经1910年T·H·摩尔根证实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线形排列，最后由J·D·沃森和F·H·C·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构成染色体的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大约在同一时间申农又提出了关于“信息”和通讯的数学理论。这样一来，由细胞组成的生物体这种生命系统的核心秘密被发现了：生物的每个细胞里都有的遗传基因记录着生物体的结构、组分、性状和行为的信息，由单个细胞或一个配子(受精卵)发育成的生物体不过是遗传基因信息的表现型(表型)，是遗传基因的变异导致了生物的进化，这种变异或者是外界因素引发的突变，或者是杂交产生的变体，或者是“打字错误”造成的随机性变异。

分子遗传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之一，在它的启发之下，系统哲学对社会系统有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在此可以概述如下：上文提到的人的心灵产生出来的智能信息流，在最原始的社会系统内是通过口头语言代代相传；在发明文字符号之后，它们被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了社会系统内占据核心地位的文化信息库。社会系统内的生产首先是人的生产，每个人都要接受两种遗传，一是在生育过程中接受生物遗传，二是在教育过程中接受文化遗传。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属于某一种文明，而文明不过是自身内部文化信息库里的文化遗传信息的表现型。拉马克提出生物获得性遗传的假说是200年诉讼绵延不决的一桩公案，但社会系统内人的社会获得性的遗传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每一代人都将他们一生的经验教训、科学发现、技术创造、文艺创作等等记录并补充到社会的文化信息库当中，成为显性的或隐性的文化遗传基因。社会系统的进化都是由它的文化进化引发的，这或者来自于它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或者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在社会系统由于内外原因发生危机时，总是先由它的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起来更新它的文化信息库，发动某种形式的文化革命，以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或哲学革命，或科技革命等形式出现的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前导，然后才有经济的新发展。

两种不同的视角和范式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其正确之处和宝贵的贡献在于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他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并由此把社会分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样两部分，这是对社会建立系统模型的正确框架。他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把人的社会属性(这是我的理解)解释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均是与系统论暗合的见解。

然而，在进一步对社会进行具体的解释时，他是从实体主义的视角用还原论的范式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的。请看他观察到的图景：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等。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

马克思从实体主义的视角和原子分子论的范式观察社会得到了上面引述的这个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图景，由此他得出的预见未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结论是：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级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

马克思的上述结论经过各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半世纪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实践的检验，经过许多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经经验的检验，我们现在可以说，它们并不是社会系统中像力学中的牛顿三定律那样的决定论的规律。而且，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显示出“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发展的前景，更何况在发达国家中无产阶级既没有“绝对贫困化”，也没有“相对贫困化”，反倒是相对富裕化而自己感觉成了“中产阶级”；再加上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确实是在日益减少，我们就更难为这三条结论辩护了。至于未来社会是不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在理论上是可以质疑的，因为那会意味着社会没有层次结构了，退回到了原始群状态，所有的人成了一张沙纸上的沙粒；现实中我们又看到，像中苏这样一度接近消灭阶级的国家，现在又通过不同的方式把那些消灭了的阶级或多或少地再生出来了，只不过改换了称谓。

由于结论没有被证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我们就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那个图景和模型也不是绝对客观、绝对正确的。进而我们可以说，那只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从一种视角和范式出发做出的一张透视图。在20世纪将要过渡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新的视角和范式出发，得出另外一张透视图，并得出另外一些结论。这个新的视角就是关系主义的视角，这个新的范式就是系统论的范式。

“关系主义”也可以叫“关系实在论”。系统哲学把“系统”定义为“我们在某一对象上发现的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由此可见“关系实在论”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进成为“系统实在论”。

我尊敬的同事罗嘉昌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对“关系实在论”的比较完整的哲学论证。其概括性的论点是这样的：

“简单地说，关系实在论，是主张关系即实在，实在即关系，关系先于关系者，关系者和关系可以随透视方式而相互转化。”[6]我愿对他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发挥：关系，由关系总和形成的结构，由结构形成的系统，这个隐匿者要比那个由它规定的物质的显现者实在得多。系统是比实体更实在的实在，这就是系统实在论的核心命题。这似乎是一种新型的柏拉图主义，如柏拉图所主张：我们要认识的是本然存在，在万变和繁杂中保持始终如一的东西，即事物的“形式”(或译“理念”，或译“相”)。[7]试看，宇宙到处都有氢原子，它们都有相同的结构；年年花开花落，下一年总有同样子的花又出现在枝头；人类一代又一代从无到有又到无，但人体的基本结构和样式却始终不变；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进行统治之后，经历了十几个朝代的更迭，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基本结构还是那个样子。

那么，比作为表型的实体更经久不变，因而就更实在的系统的结构存在于何处呢?答曰：它们由信息编码结构记录和保存，可以历久而不衰，复制而相传，变异而革新。它们还可能存在于E·拉兹洛提出的具有全息记忆的隐能量场中。[8]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们确实存在于生物遗传基因当中，它们还同样确实地存在于社会的文化遗传信息当中。

从关系主义或系统实在论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我们就不再看重处在不同阶级、阶层和位置上的人，他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看重那些造成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角色位置的结构。它们是由千丝万缕的各种社会关系交织成的。它们稳固得多，经久得多，实在得多，因而也难以改变得多。视角的改变导致范式的转换，范式的转换导致我们得到另外一张关于社会的透视图。

在这些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当然要突显那些最主要的关系，或者说抓那些主要关系。马克思抓的“生产关系”当然是形成社会结构的主要关系，但是决不是惟一的主要关系。我们还可以举出种族关系、氏族关系、种姓关系、血缘关系、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宗教关系、文化关系、党派关系、行政关系、人事关系、编制关系、金钱关系等等，它们在许多社会系统中也是主要的关系，或相当重要的关系。系统哲学在研究社会系统时，不再采用单一的生产关系决定论，相反，它要把所有这些重要的关系都考虑进去。

系统哲学采用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概念，但要补充说，社会系统内决不只有物质的生产；从系统哲学主张的进化的多元论来看，社会系统内还有能量的生产、信息的生产，以及比这些基本生产还要基本的人的生产——家庭生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人的生产是首要的生产；在农业社会中，农业成了首要的生产；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成了首要的生产；在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中，信息产业上升为首要的生产。所以，如果我们以发达国家的社会为原型建立系统哲学的社会系统模型的话，在经济基础这部分就至少要包括人的生产、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信息生产这样四部分，在它们围成的四方型的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文化信息库，这四种生产都要从文化信息库中提取所需的信息，又都要把自己创造出的新的信息输入到文化信息库中储存。

这里还要讨论一个何为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基础产业的问题。以中国为例，在毛泽东的时代，全盘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是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基础；后来，经过多年摸索和接受失败的教训之后，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新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但他并没有很好地实行，而是到邓小平的时代才得以实行；现在，进入江泽民时代之后，他继承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观点，又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看来是要以科技和教育作为立国的基础。从我们按进化的多元论对社会系统的经济基础所做的分析来看，上述三种提法都是正确的，而更全面和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业、工业、教育和科技四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整合起来构成社会系统的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

如果翻译成系统科学语言，我们可以说，构成社会系统的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的是农业系统、工业系统、教育系统和科研系统。它们是社会系统的一级下层系统，内中又都包含有各自的二级、三级等多级下层系统。它们是经济基础的第一部类产业系统。经济基础还有第二部类产业系统，包括商业系统、外贸系统、金融系统、交通系统、电力和热力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系统。它们也是社会系统的一级下层系统，但所起的作用是在第一部类产业系统的四个下层系统之间起连接的桥梁和流通的管道的作用，以便能量流、物资流、信息流以及三者的综合性流体——资金流和人流能在社会系统内流动和循环。此外，第二部类的产业系统内包括的服务行业，如医疗系统、社会保障系统、餐饮业系统、体育系统、娱乐行业系统等等都是起辅助作用的系统。

在当代任何一个发达的社会系统中，都是由上述第一部类产业系统的四个下层系统和第二部类产业系统的十几个下层系统，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坚实的经济基础。

系统哲学继续采用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系统模型的合理部分，认为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政治的上层建筑在当代发达的社会系统中已分化为行政系统、政党系统、军队系统、公安系统、情报和安全系统、外交系统等下层系统。法律的上层建筑则分化为立法系统、司法系统和监察系统等下层系统。意识形态则分化为宗教、哲学、法律、政策、伦理、文学、艺术、新闻等等，它们是社会系统内的文化信息库的核心部分，被提取出来指导社会系统的结构，规范和约束各个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由这三部分组成的上层建筑的总的功能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宣传手段和暴力手段对全社会进行管理，保证全部社会生活能安全、稳定和有序地进行。

需要提起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特别注意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并以此把社会划分为生产资料公有的原始社会，生产资料私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系统哲学仍然重视和采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认为人类社会依次进化出了狩猎—采集生产方式，农业—畜牧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后工业生产方式，相应地人类社会就经历了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但是，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类型，都不是一个替代一个的关系，而是一个扬弃一个或一个包容一个的关系，最后形成的是一个超循环整合的多元生产方式。试以工业社会为例，它内部仍然有狩猎生产方式、采集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畜牧业生产方式；只不过都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生产方式。

与生产方式的进化相应地也进化出了生产资料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如个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股份制、国有制、多国所有制等。进化到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不管在哪一个国度，一般都拥有多元的经济和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只不过内中有一种占的比例大一些罢了。例如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确实大量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劳动，但同时也有不少自由民，他们或农耕、或放牧、或狩猎、或捕鱼、或贩运、或经商、或开手工业作坊、或从事表演性的技艺，甚至雇佣帮工和学徒工。古代中国，从周朝中经春秋战国时代，直到秦汉两朝，其社会形态既非典型的“奴隶社会”，又非典型的“封建社会”，历史学家们讨论了几十年也找不出这两种社会形态公认的准确的分期；无论在周朝、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朝还是汉朝，都既能找到农村公社制的史料，又能找到使用奴隶的史料，还能找到官办的(国营的)炼铜业、冶铁业、陶瓷业、制盐业的史料，当然也还能找到关于个体劳动的史料。至于现代社会，不管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在开放和改革之后仍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和所有制的多样化都同样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历史和现实情况已充分证明，每种所有制形式都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最好是根据生产部门的性质、规模和生产力的水平灵活地选择。有鉴于此，系统哲学在研究社会系统时，不再把着眼的重点放在所有制形式上，也不再纠缠姓“资”姓“社”这类问题。

相应地，由于在迄今为止存在过的社会系统内，绝大多数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都呈不断进化的多元状态，而且，我们分析过的经济基础包含的十几个下层系统和上层建筑包含的十几个下层系统，都发展成金字塔形(或A型)的等级结构，而所有的社会成员几乎全部被安排在这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金字塔的不同层次的社会角色位置上了，所以社会成员的阶级和阶层的归属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人不信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施耐庵的《水浒传》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现实主义的长篇巨制都包含有数百个人物，你可以尝试对他们一一做阶级分析，然后对全书人物做阶级划分。当然，更直接的办法是打开《毛泽东选集》，读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那是青年毛泽东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的真实记录，它告诉我们，那时的中国社会有十来个阶级和几十个阶层。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系统科学又将这一原理具体化：社会系统也是由负熵流—信息流推动着向上进化，随着信息量的增大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等级结构。从宏观上看，随着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的形成，首先出现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然后是农业与工业的划分，从事生产的阶层和从事管理的阶层的划分，然后才有文化信息库的出现、科技进步和社会系统的上层建筑的发达。所以，阶级的划分是同社会分工、智力的进步、处理信息和进行管理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是促进文明发达和社会进步的好事。由此可知，消灭阶级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果真是人为地、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像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然后会出现社会倒退和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没有好处。

至于“阶级斗争”，系统哲学一方面承认它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频繁地出现，今后还可能出现，确实直接或间接地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如实指出，把人类的历史解释成单一的阶级斗争史，每个历史阶段只有两个敌对阶级在斗争，它们一斗历史就向前进，的确是对人类复杂的历史做了过分简单化、庸俗化和近乎滑稽的图解，而且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的理解。系统哲学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在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还要补充说明，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决不全是阶级矛盾引起，种族矛盾、民族矛盾、文化矛盾、宗教矛盾，甚至家族之间的矛盾都曾引发过战争，国家之间为争夺领土、资源、市场而大动干戈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即便是推动历史的“战争”或“暴力”也不是“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涵盖得了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既关心个人利益和命运又关心全人类利益和命运的哲学体系，系统哲学在指出等级差别过小或消失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承认等级差别过大和贫富过于悬殊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那也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汲取世界各国解决这个问题积累的多种多样的经验之后，系统哲学认为用暴力革命消灭一些阶级和实现生产资料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甚至可以说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和对遗产进行适度社会剥夺的遗产税法，普遍推行股份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规定最低工资，从而将不同阶级、阶层的差别缩小成一种合理的梯度，在全社会基本上消灭贫困和剥削是能够做到的。通过缩小阶级差别来淡化阶级意识，让阶级、阶层的产生、消亡和新的产生变成一种较为自然的历史进程，或许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最后，如果有人问，系统哲学放弃了实体主义的视角和还原论的范式，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上面，转而采用20世纪兴起的系统实在论(或关系实在论)的视角和系统论的范式，那么它看到的社会系统的透视图景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回答是非常简洁和肯定的：系统哲学看到和看重的是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别是由信息的流动的集散规定的权力的结构。

细胞、人体和生态系统提供的启示

理论生物学家L·冯·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可以把在生物学中发现的有关于系统的概念、模型和规律推而广之，用以研究人和社会。他建立的是开放系统模型，即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和系统的模型，研究它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等级秩序、稳态调节、目的性、生长、竞争等等的规律性。因此，有许多人正确地把贝塔朗菲建立的一般关系论称为“类比型一般系统论”。

倘若我们用开放系统模型来研究人类社会，那当然是可以的；不过，那样一来我们只是为社会系统建立了一个最抽象、最一般的模型，它适合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层次和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系统，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系统的最具普遍性、最一般的属性，但又仅此而已。如果我们不满足这种一般性的模型和结论，那我们就得继续前进，为社会系统建立比较具体的模型，在那上面才能发现社会系统特有的属性和规律，不同于生物机体——细胞、人体和生态系统的属性和规律。

然而，由于系统哲学把社会系统定义为在地球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基础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生产人、人造物品和人工系统的自复制-自创造系统。我们或有必要先研究一下生态系统、人体系统和构成人体的细胞系统的某些系统属性，从中吸取某些启示，然后再来建立扬弃了这些系统及其属性的人类社会的系统模型。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生命或者说生命系统的出现是最奇特和最伟大的事件，至今我们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历史描述和科学理论能圆满地解释这一事件，但它必竟是出现了，并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又达到了下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进化出了生命系统的最单纯而又完整的形态——真核细胞生物；同时，真核细胞也是组成人体的元件，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就单个的真核细胞而言，它是具有完整的生命系统结构的最简单的系统，但就其内部的结构、组分、过程而言，它已经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了——只须指出它包含大约4000种物质在进行着1000种以上的化学反应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可能详尽地研究真核细胞，那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细胞学的任务。我们这里要做的是指出真核细胞作为一个系统的一般特征，看它对我们认识社会系统以及建立社会系统模型有什么启发。

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真核细胞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细胞壁是细胞系统与环境的边界或间隔膜，它保护细胞内部的有序结构，又保持渗透性以便细胞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换。细胞质由液泡、叶绿体(仅植物性细胞有)、核蛋白体、内质网、线粒体、高尔基体等细胞器组成。它们的任务是进行新陈代谢活动，即生产活动，生产出细胞自复制过程所需的组分：蛋白质、糖、淀粉、脂肪、维生素等等。居中心位置的是细胞核，它是信息和控制的中心，其中的染色体储存着细胞进行自复制活动所需的遗传信息，通过不同基因的开启，它控制着核仁和细胞质进行生命物质的生产过程和整个细胞的自复制过程。

细胞系统给我们的启示是：它是一个有中心的系统，那是一个储存信息和发出指令的中心，所进行的主要活动是自复制的生产活动。

人体是宇宙进化的杰作，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不是惟一的也是极其罕见的。人体作为一个系统，是进化过程创造出来的最复杂、最完美的自然系统，是我们设计和建造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各种人工系统的最好的模本。那么，对人体做系统分析能对我们对社会系统做系统分析和建立社会系统模型提供哪些启示呢?

人体是具有多层次等级结构的系统，它分人体、下层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这样五个层次。人体是由许多下层系统(或称子系统)高度完美地整合在一起构成的复杂大系统。它的下层系统包括运动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还有没有完全获得实证的经络系统等。这些系统当中的大部分又由功能各异的若干个器官组成。不同的器官又由上皮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结缔组织和骨组织按不同的配置组成。每种多细胞组织又由结构和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细胞组成。

人体这个复杂大系统实行的是等级控制，就是说它有呈等级结构的分工明确的信息中心，分别控制和调节不同层次的下层系统的功能。具体地说，它实行的是三级控制。细胞和组织这两个层次的生产、繁殖和活动由细胞内部染色体包含的遗传信息来控制，它保证维持最基本的生命行为。器官和人体下层系统的功能主要由位于下丘脑、脑干和脊髓骶部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整合中枢来调节，当然，这些下层系统和器官之间又有数量惊人的相互调节和谐调运作的反馈环路，它们的功能被整合到一起保证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位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这个复杂大系统的最高的信息处理中心，它被解放出来了。对基层和中层的信息它基本上不接收也不处理，对它们的活动它基本上不管或者根本就管不着。它主要管同外环境的通讯，人体整体的输入和输出——做功和防卫，以及最主要的活动——学习和生产智能信息，即从事精神的创造性的活动。

当然，中枢神经系统对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和各个脏器的工作也有自我意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做宏观调控；通过意念的调控，通过睡觉、饮食、药物、体育活动的调控等等，帮助恢复和保持内稳态。

这就是人体系统给我们的启示：等级结构，等级控制，关系整体的若干重大权力高度集中，其他大量的权力全部分散和下放，不加干涉，让下面进行自主的动态调节。

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一定空间的生物群落及其环境构成的保持动态平衡的系统，这种动态平衡是通过能量流和物质流在这些群落及环境之间的循环来维持的。生态系统的成序结构是营养结构，它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达到了目前这种相对稳定的三元状态：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者(或还原者)。进一步具体地说，绿色植物利用阳光和多种无机物生产出有机物；一级消费者是植食动物，二级消费者是小型肉食动物，三级消费者是大型肉食动物；微生物主要有细菌和霉菌这两大类，它们将动植物、尸体和排泄物分解成无机物，以便再一次被植物利用。生态系统中的这种营养结构又称为食物链，除了这个比较抽象的一级食物链之外，还有越往下越具体的二级、三级，直至多级的食物链，它们纵横交错地形成网络结构。

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群落之间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同一群落内部的物种和个体之间是竞争以求生存的关系，不同群落之间则是互利共生关系。在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每一生物群落在数量上趋向稳定，以便群落之间的输出和输入保持平衡，整个生态系统保持稳定状态。在出现小的干扰和破坏打破平衡之后，系统能自动调节，经过一段时间又建立起新的平衡；但是，平衡的破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系统就不能自动调节恢复或重建平衡，它要么瓦解，要么进化出新的结构。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进化出来和存在下去的，它同环境之间有着相互作用，内部各个群落和种群之间也有互生互克的关系，它们都要整体协同进化。

生态系统给我们的启示是：同细胞和人体不同，生态系统在大范围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区间内存在。它按群落、种群、物种、个体这样一些层次形成等级结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网络结构，但并没有一个控制中心在发号施令。它们既能靠自动调节的机制在一定限度内保持平衡和协同进化，又能在遭到超出一定限度的破坏之后重建新的平衡，当然这可能是进化性质的重建，也可能是退化性质的重建，还可能是完全瓦解。

社会系统结构的进化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38年写了一本著作《权力论》。他正确地指出，权力欲是人的主要欲望，“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犹如“能量”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他分析了权力的形态：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和支配舆论的权力。他把颂扬自我和权力的费希特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的某些形态、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统统归为权力哲学，并且指责这些哲学都是荒谬的。遗憾的是，作为研究权力的一本专著，通篇竟未对“权力”做出一个一般性的界说。

在这个问题上，系统哲学愿尝试做出补充。

正如我在前一节的结尾处指出，系统哲学主要是从信息关系来透视社会，而信息是比能量和物质更晚进化出来的更高级的元素，在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当中，信息流总是在起支配、控制和组织的作用。由此可知，社会系统的信息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权力结构。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权力”下定义了：权力是在社会系统内进化出来的角色位置上进行支配的意志，处在那些位置上的人得以获得信息，做出决策，并按自己的意志发出指令以进行支配。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首先会想到，社会系统内任何一个人都至少处在一种权力位置上：他有权获得自身内外环境的信息，有权在自己的心灵里处理这些信息，然后形成指令以支配他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这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这些名言得以确立的底蕴。由此可知，人权的原始含义应当是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权力。

其次我们就会想到，如果我们把社会系统最简单地定义为以人为基本元素组织起来的系统，那么他们组织起来就必定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活动，而为了要共同行动以达到共同目的，他们就一定要按一个指令来行动，而不能各行其是；结果他们就必然要部分地或全部地放弃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力。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社会系统的另一条基本法则：尽管“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但他要生活在社会系统中就不可能绝对自由，他必得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力而接受别人的支配，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追求整体的利益，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意志而服从别人的意志。这就是所有社会系统内部的基本矛盾造成的张力，社会系统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和张力的抻拉当中形成和进化出各种结构。

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系统，小到核心家庭、小组、社团，大到民族、国家、全球社会，但总的来说，我们多是在以“社会”为“国家”的替换词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在古往今来，四面八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社会系统中，从信息和权力的视角来看，可以抽象出四种基本的结构模式，它们恰巧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母来象征：O、A、M、W。它们是一个一个先后进化出来的，所以，社会系统结构进化的公式可以写成：O→A→M→W。

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生产方式是狩猎和采集。狩猎—采集社会的典型结构是O型。它可以是无中心的松散的群体，但更典型的是有核心和有领导的原始人类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把有O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命名为“仅有一个核心的系统” (a system with a center only)。

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是否有一个核心，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是一个铁饼状的银盘，它有一个核心叫银心，或许是一个质量极其巨大的黑洞，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在内的一千亿颗恒星都围绕着它旋转。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在的太阳系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太阳，它占总质量的99.8%，占总质量的0.2%的九大行星和难以计数的彗星、流星、尘埃都围绕着它旋转。在微观世界，我们知道，所有的原子都有一个原子核作为核心，99.9%以上的质量都集中在原子核上，其余不足总质量0.1%的电子都围绕原子核运动。可见，有中心的系统，即这种带一个核心的O型结构，在无机界，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都有普遍性，不过其核心都是质量和引力的中心。

我在“进化的多元论”那一章里已经详细论证了信息的起源和进化，并且提出一个论点：信息的起点就是生命的起点，生命的起点就是信息的起点。生命系统又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到进化出真核细胞才算进化出了具有完整结构和功能的生命系统。如前所述，真核细胞作为一个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有一个作为信息中心的细胞核。

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系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到形成母系氏族制这种社会系统才算有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同真核细胞系统结构相似的社会系统是典型的O型社会系统，它也有一个信息和权力的中心，那就是一位年长的女性。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她的子孙后代，他们“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这位女性首领是发出生物遗传信息的中心；同时，她又传授神话和传说，主持祭祀和占卜，分配劳动和食物，当然又是原始文化信息的中心和发号施令的中心。

具有O型结构的母系氏族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狩猎—采集生产方式。在这种所有成员都围绕一个中心的圆形结构内部，信息的流向是从圆上的各个点到圆心，又从圆心到圆上的各个点，所以是双向交流。起凝聚和威慑作用的意识形态是神话和传说，那时的上帝是一位慈爱的女神。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剥削；没有等级制度，也就没有压迫。人人基本上是平等的，包括两性关系在内，都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既没有相互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的外部战争，也没有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内部战争，所以没有武器仓库。

它的优点是人人感到平等和自由，整个社会生活安静平和。缺点是生产力低下，缺乏抵御自然灾害和外部敌人的能力，成员的生命和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整个系统的进化非常缓慢。

总的来说，O型结构的社会系统的缺点是过于松散。

A型社会系统的正式学名叫等级结构系统 (hierarchical system)。本来在无机的自然界，从微观到宏观，凡经由进化创造的自然系统都有某种形式的等级结构，就是说它们是逐级累积而成，每一层次上的系统相对上一层次是下层系统，相对下一层次是上层系统，形成金字塔形的结构。它们成序的参量是物质世界的四种作用力。在生物界，生命系统进化的全部历程就是形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等级层次结构，直到在人体内达到了它最高级最完美的形式，但成序的参量却是信息，就是说随着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质的多样性的增加，只能分层次进行处理和分层次进行控制。因此，生物领域内的A型系统又被称为等级控制系统。在社会领域，进化在更高层次上重复了类似的过程，并且在军队和极权主义的国家内进化出了这种系统的最发达的形式。按照E·拉兹洛的说法，在那里面只有从上到下逐级传递的信息流而没有从下到上和同一层次上横向的信息流，所以它可以称为多层次命令系统。

A型社会系统的原型可以在人体系统内找到：人叉开双腿一站就是个天然的A型，大脑作为处理信息和发出指令的最高司令部处在A型的顶点。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进化出来的第一个A型社会系统却是把血缘关系作为成序参量的父系氏族；不过所谓的“血缘系统”，站在当代科学的高度上看，恰恰又是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关系。

根据理安·艾斯勒的著作《圣杯与剑》[9]里讲述的欧洲考古新发现，欧洲的男性氏族制是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首先在欧亚大陆腹地半干燥的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当中进化出来的，然后他们凭借武力争战，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扫荡了母系氏族制社会及其文化。打到南欧的是库尔甘人，打到中东的是闪米特人(其中的一支是后来创立犹太教的西伯来人)，打到印度的是雅利安人。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模式完成了一次转型：威严的男性上帝代替了慈爱的女神，剑击碎了圣杯，男性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代替了女性和男性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艾斯勒书中讲的“统治关系社会模式”(domination model)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等级结构系统”。所以，从O型社会到A型社会是以长达两千年的征战和“女性历史性的败北”才完成的。

类似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化过程在欧亚大陆东部也发生了，在我主编的由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完成的著作《阳刚与阴柔的变奏》当中有详细的讲述。[10]在中国的夏商两朝，父系氏族制的社会模式已放大成具有等级结构的父权制的国家模式。到周朝，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臻完善：天子是上天的儿子，秉承上天的意志统治全国。庶子及功臣武将则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封邦建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家国同构，统治的权位和占有的财产均由长子世袭。并且，还发展出了维护父权制等级结构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周礼。

A型社会系统结构起源的第二个原型是军事组织的建制。组织军队是要打仗，打仗就得死人，而按照生命系统的自然本性所有的人都是贪生怕死的。要把军队组织得坚强如钢，令行禁止，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一要靠政治思想工作，二要靠严格训练，三要靠严密和强固的组织形式。就第三条而言，古今中外的军队，作为一种由人构成的社会系统，一概采用的是单一的等级结构。最通俗和简单地讲，古代军队有千人长、百人长、十人长等建制，现代军队有军、师、旅、团、连、排、班的军阶。这种逐级嵌套的A型结构最后集权于一名最高统帅，通常叫总司令。所有的军事情报(信息)都集中到总司令(部)，由他(们)分析、判断、下决心和制订作战计划，然后军令层层下达。俗话说“军令如山”，下级只能服从上级，执行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军中格言，“军人只会行动，不会讲话”这句电影道白，[11]都讲的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决不会倒过来，在任何军队里都没发生过士兵命令班长，班长命令排长……最后军长命令起总司令来了。所以，军队里面基本是没有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好讲的；即便有时有一点点，也一定少得可怜。问题是一旦军队把仗打完了，特别是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把江山打下来了，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兵士解甲归田，各级军事长官脱下军服，换上便装，自然地就成了各级地方长官。高级将领成了朝廷的大臣或中央政府的高官，原来的总司令当然也就自封为国王、天子、皇帝、总统、主席之类的国家元首。在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坐江山当然得是老子的原则下，原军队的等级结构系统转化和放大为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官僚等级结构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典型的转化过程发生在中国的秦朝。今天，当我们在西安参观秦始皇陵墓周围新挖掘出来的兵马俑时，在赞叹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和腾腾杀气的阵势之余，我们不可不闭目追思和想象，那些站在排头显得像是千人长、百人长和十人长的军官，当年曾转瞬就成了始皇帝推行新的郡县制的郡长、县长和乡长，而那些士兵自然就成了他们在乡村里的依靠力量。——中国历朝历代等级森严的铁桶江山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让我们再睁开眼睛回到现在，放眼亚非拉美辽阔的“第三世界”，想一想，为什么本世纪新独立的百多个国家，鲜有例外地都采用了A型的社会结构?有传统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民众觉悟程度的原因，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政权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或是通过革命战争，或是通过反殖民主义战争，或是通过政变，建国后都是军人掌权。

A型社会系统结构起源的第三个原型是宗教的教阶，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教阶制度。称谓这种系统的英文词“hierarchy”(等级结构)本义就是罗马天主教阶。位于梵帝冈的罗马教廷是全世界所有天主教机构的最高中心，其首脑称为教皇，掌管世界各地的传教事业，并有权任命各地的主教。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有七个神品，品位越高地位越高：司祭为七品、助祭为六品、副助祭为五品，襄礼员为四品，驱魔员为三品，诵经员为二品，司门员为一品。主教又分四个等级，依次为：枢机主教(又称红衣主教)、都主教、大主教、主教。各地的主教再任命自己管辖区域内的教堂的神父(又称司铎)和修道院的院长。当然，教堂和修道院内部又有低级神职人员的等级。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终生任职。

由于有这样严格的教阶等级制度和坚定的宗教信仰，自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以来，基督教内天主教这一最大的正统派别，历经无数的教权政权战争、宗教战争、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的冲击，始终在显示它是世界上最强固的A型社会系统。

以上我们考察了人类社会中父系家族的A型系统、军队的A型系统、官僚体制的A型系统和宗教的A型系统。如果这四种A型系统集中为一个A型系统，亦即父权、军权、政权和教权合而为一，就会产生一个上承天意下统万邦和黎庶的专制主义君王，他的国家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的确像英国学者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一书中引入的一个概念说的那样，其社会系统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都经历数十次的兴盛、衰败、危机、瓦解和重建的循环，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但这也是欧亚大陆两边长达2000年的农业社会(或称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停滞的原因。简言之，就是社会无法冲破这种钢筋混凝土式的封闭的社会结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原地做简单的循环。

中世纪的A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生产，所以A型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结构。农业生产仍是一种自然经济，一半靠天时地力，一半靠人力畜力，按一年四季的周期循环。农业生产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商品经济的成分微弱，扩大再生产困难。经济的停滞是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农业生产要求把绝大多数人都固定在土地上，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占有生产资料和组织生产劳动，这就是父权制家庭和父系家族制度这种小的A型系统作为社会的细胞长期稳固存在的基础。封邦建国，自给自足，交通不便，通讯乏术，这种A型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都是相互封闭的。在这种社会里，工商业尚处在分散的萌芽状态，但它已有能力用强制手段和临时征招的方法组织起庞大的劳动大军(依然是A型结构)完成某些至今令人惊叹的宏伟工程——帝王陵墓、防御工事和水利设施。

A型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主体是官僚机构，由于权力过分集中注定要不断膨胀和腐败的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只是官僚机构的陪衬，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讲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官府衙门既深又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由于权大于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是常有的事。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是某种宗教或充当宗教教义的某种哲学，文化基因库的主要部分也是这种宗教或哲学的经典及浩瀚的解经文字。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服务功能就是让人惧怕地狱，梦想天堂，因而安于现状。其典型的伦理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忠、孝、节、义”这四个范畴。在理想情况下军权、政权和神权集中成王权，统领这王权的君王在欧洲称为国王，在中国称为皇帝。君权神授，君王神化是必然要有的包装。在非理想情况下，政权和神权是分离的，有时军权也分离出去了，它们之间的对抗和争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凶残和血腥的戏剧。集权和世袭是减缓这类争夺的办法，可是绝对的权力又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世袭的君王往往又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这类A型社会系统总是在兴盛—危机—崩溃—重建的周期中循环。

A型社会系统让极少数人掌权进行统治，绝大多数人无权被统治。君王对臣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朕即国家”，“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为此它一定要实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它的经典格言。它的教育重在灌输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或哲学的教条，而不在开启民智。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率团谒见乾隆皇帝之后，被恩准从北京穿过中国内陆由广州出境。把中国看遍了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清政府只知道千方百计防止人民智力的进步”。他真算是把中国社会看穿了！所以后来到1840年，英国以2万兵力（清兵80万）就敢发动鸦片战争，而且只死10人，伤27人就取胜了。当时的中国，在父权、族权、夫权、教权、政权、兵权、神权这些重重叠叠的A型结构(即重重叠叠的大山)压制之下，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副扭曲的人性、萎缩的人格和僵化的头脑。读书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其次就是安于做顺民、良民。A型社会很少出天才，因为它容不得天才，于是通过A型的教育系统把大部分天才都扼杀在摇篮里了。总之，具有A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只让一个或几个头脑运转，让绝大多数头脑不运转(仅服从命令听指挥)，或只按常规运转，所以我称它为内封闭系统。在这种系统里是没有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可言的。

具有A型等级结构的社会系统与没有等级结构的O型社会系统比较，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它更强固，更稳定，更能抗拒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因而有更高的进化速率。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系统学家赫伯特·A·西蒙在《人工科学》一书中举的一则实例可说明这一点：[12]有两个钟表匠，都用1000个零件组装表出售。甲每接一次顾客订货电话，已装好的部分就全部散开，他又得从头装起。乙把每10个零件装成一个大组件，再用10个大组件装成一只表，所以他每接一次电话散掉的只是一个大组件。结果当然是乙的工作的效率要高得多。

A型社会系统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一人说了算，一杆子插到底，容易形成一个铁拳头，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所以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是采用A型结构。准军事组织的社会系统，如进行政治斗争的政党，兴修水利工程的民工等，也宜于采用这种结构。总之，A型结构确实利于进行战争，搞阶级斗争和抗拒自然灾害，可是极不利于发展科学技术，极不利于进行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

A型社会系统最后一个“优点”就是便于处在权势顶峰上的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集团为所欲为，聚敛财富和穷奢极欲；不受舆论监督，不受法律制载，而且还能够把这一套传给后代，“子子孙孙永宝用”。正因为有这种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带引号的“优点”，所以许多英雄豪杰、革命志士，不管他们起事之初怀有多么高尚的动机，奉行的是多么伟大的主义，待到事成之后，总是难以超越自我的利己本性，难以超越这种能满足自己权势利欲的扩张和世袭的结构，往往变一个花样把这种结构再生产出来了，而且紧紧地抓住不撒手。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A型社会系统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弊病，诸如封闭和保守，结构僵化和头脑顽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不是选出来而是打出来的君王强悍但未必开明。决策的随机性很大，君王的智愚贤暴和喜怒哀乐，直接关系社会的兴衰成败和百姓的悲欢离合。终生制使他晚年昏聩瞎指挥，世袭制又令后继者一代不如一代。对个人的压制会造成社会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因此，这种社会系统注定了要周期性地发生动乱、崩溃和重建——如鲁迅所言，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的交替”，就是“吃人”和“被吃”的轮回。

M型社会系统可以定名为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系统 (a system with decentralizat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wer)。这种系统内有多个权力中心，它们分掌的权力相互制约以达到制衡和廉洁。提到具有M型结构的社会系统，自然会令人首先想到英、美、法等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三权分立的共和国，那是将在A型社会里君王独享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归三个独立的政府部门管理，以避免滥用权力。其实，这里讲的M型远不止于此，它还指教权(神权)同政权分离，党权同政权分离，军权虽依附于政权但被限定不得干政，同时还指举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部门形成的下层系统，如企业、公司、商业集团、银行、学校、新闻机构、出版机构、体育组织等等，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

M型社会系统本可以从人体系统取喻：心灵系统情、理、意的三元结构可以喻“三权分立”，中枢神经系统内多中枢的相对独立可以喻广泛的权力分散，但在实际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取喻并未发生。M型社会系统是人类的一部分在欧洲中世纪历史的漫长黑夜当中呼叫、挣扎、斗争、牺牲，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推动历史而进化出来的；最终它是由某些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

文艺复兴运动在神权的重压之下重新发现了世界，重新发现了人，重新唤醒了人的创造力。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削弱了罗马天主教及教皇的权威，与之对立的新教诸教派率先造成教权(神权)的分散。政教分离、教会自立、宗教信仰自由三项原则日渐深入人心。随后，在欧洲各国知识界广泛开展的启蒙运动以唯物论、无神论、怀疑主义、科学、理性、人性、人道主义、自然法、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学等新学推翻了神学的统治。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局面(A型社会系统)终于分崩离析。这才使得启蒙运动产生的某些思想家得以按新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设计出M型的社会结构。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指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信托，以换取政府保障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以及根据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权力，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力，人民就有撤回信托和进行反抗的权力。他还提出，为了防止暴政应把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分属不同部门掌握的思想。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社会契约说，但远不如洛克的思想先进。法国思想家卢梭撰《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也没有用强力迫使他人服从的权力，只有基于人民自由意志订立的社会契约才是国家和法律确立的依据，它规定君主和臣民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强调议员要从公益而不是从私利出发来表达普遍的意愿。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发现中国的官员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弊病很大，然后以他们为反面教员，在《法的精神》一书中完成了三权分立说。他将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认为三权应分授不同的个人或团体，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保证法治和促进自由。

这几位启蒙思想家都深受英国革命和随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权的影响，并从理论上为它做论证和总结。随后，在法国革命之后发表的《人权宣言》和美国革命之后发表的《独立宣言》及《美国宪法》当中，上述思想和政体设计得以用最崇高的形式在法律上确立下来。特别是在美洲这块新大陆上，这里没有世袭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没有势力稳固的国教，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在其立国之初，得以按上述启蒙思想家的设计建立一个最典型的M型的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社会系统。完成这一伟业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弥尔登等人，又恰巧是有崇高精神教养的人士。他们的政权也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崇高的精神使他们能用公益战胜私利，立即还政于民，建立起有严格任期制和普选制的M型政体。正因为有这种最纯粹的人工设计的合于理性的社会结构，美国才获得了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以，这几位开国元勋的头像被雕刻在阿巴拉契亚山的花岗石上，良有以也。他们确实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树立了一种新型的榜样。

M型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结构。在这种社会系统内，几乎一切都进化成了多元状态。其经济基础是多元的：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教育、科研、学术部门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平等地位，当然也不排除工业的主导地位。各业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多元的：国营的、集体的、私营的和个体的并存。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使权力结构多元化了，且相互制约。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一方面有宪法和最高法院体现出A型的结构，另一方面又立法的议会、执法的公安机关和审讯的法院体现出M型的结构。意识形态也多元化了：偏向于净化心灵和培养道德的多种宗教并存，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多种哲学并存，但总的来说，均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最高的价值。教育挣脱了神学的束缚，获得了多元的发展，例如大学就有隶属于国家、教会、企业、基金会、个人等多元形式。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了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组成的新闻界，“新闻自由”是公认的准则，新闻发挥反映民意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无论是起核心作用的多元文化信息库还是整个社会系统都是开放系统。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内开放，即开放人的心灵。

M型社会系统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减少了专权、独断和各种腐败行为。废除了领导人的终生制、世袭制和不成文的内定制，改行任期制和公开竞选制，就能避免个人、集团或家族长期擅权，以及靠政变和阴谋篡权。经过全体成员的自由选举，一般来说会把最恰当的人选到最恰当的位置上。选出来的当权者首先要对选民负责，倘若严重失职会遭弹劾而下台。权力总能按公平竞争的规则平稳过渡就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很大的优点就是，在M型社会系统内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其潜能和创造力得以发挥。每个成员都是合法的公民，他的权利和安全均有法律的保障：再也没有特权阶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任何人，未经按照“国家法律的合法判决，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流放或处死”。(英国大宪章·29款)这就再没有“异端”、“离经叛道”、“思想犯”、“政治犯”、“反党分子”这些罪名了。由于M型的结构能保证一个社会系统长期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同A型结构的社会系统进行和平竞赛必然会稳操胜券。

M型社会系统的优点的背面就是缺点：权力的分散和权力的制衡不易形成高度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指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像军队这样的社会系统永远不可能采用M型的结构，以及进入战争状态一个M型的社会会立即紧缩成A型社会。第二个缺点是M型社会显然还包含着许多A型结构，等级层次很多和整体很高的A型结构，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处在中层和下层的人来说，仍然感到压抑，他们在获取信息、金钱和物质享受方面同上层的差距仍然太大。再加上M型结构的社会实行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增加了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和活力，但也会周期性地或突然地出现经济危机。所以，M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必然要向前进化，但究竟朝什么方向进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明确的。

在本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他们朝消灭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方向进化，朝消灭私有制和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方向进化。结果苏联进化出了各种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A型结构。它被称为极权主义是恰当的，因为“极权主义”在英文里叫做“totalitarianism”，按字面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的主义”，它符合苏联的社会模式。按那种社会模式，不但要政权、军权、党权和意识形态权集中起来，而且前所未有地把工业系统、农业系统、金融系统、科研系统、军工系统、教育系统、新闻系统、出版系统、外贸系统等等——总之，这个社会所有的一级下层系统的权力，都集中到党的总书记的手中。尽管它自称是多么先进的社会模式，但按照本文的分析它不过是一种超级的A型结构，一种比M型落后的社会模式。它把A型结构的社会系统的优点发挥到极至了，在卫国战争中苏联表现得钢铁般坚强，打败了法西斯德国；在内部搞阶级斗争也得心应手，如2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的大清洗。可是，另一方面，它把A型社会系统的缺点也发挥到极至了，在消灭剥削阶级的同时，相当庞大的一个特权阶层又产生出来了；更有甚者是把普通人都降低成了“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或者我可以换一种说法，降低成了晶格点阵中的原子，被紧紧地束缚起来，只能在原地振动，而整个社会就因过度僵化而显得像金钢石那样的晶体。最终，这种社会系统因为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方面的失败而灾难性地坍塌，是毫不奇怪的。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亚非拉在最近50年内获得独立的众多国家建立的社会模式。其结构特点是上半截是A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下半截是M型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这些社会系统一直是由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教派、一个政党在上面专政，并且竭力要搞变相的世袭，而下面又在追赶工业化的进程，搞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某些这种类型的社会系统把A和M两种结构的优点都表现出来了，即上层的政治统治显得很稳定，下层的经济增长又很迅速。于是，就有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这样的政治家出来，对这种类型的社会模式以及由“儒家价值观”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做了过度的吹嘘。我对马哈蒂尔等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勇气素怀钦佩，但又对他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精神深感遗憾。在我看来，这种两截式结构的社会系统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儒家价值观”非常典型地是为农业社会的A型社会系统的稳固服务的，它同M型社会系统是抵触的，而现代科技、文化、经济只有在M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内才能充分发展起来；二是时代不同了，人心不同了，一个人、一个家族等的专政在一代人的时限内是做得到的，以亚洲已有的经验看，传两代也有勉强成功的，但是，传第三代就无一成功；三是A和M两种结构的缺点终究是要爆露出来的，A型的缺点是上层的裙带关系、滥用职权、横征暴敛和腐化堕落；M型的缺点是它会爆发经济危机。而且在A型和M型的结合部必然发生权钱交易，一旦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造成专制统治的垮台——像这次亚洲金融危机造成苏哈托家族统治的垮台，若干年前菲律宾的经济危机造成马科斯家族统治的垮台，那时曝光的内幕肯定是又黑、又脏、又丑、又臭；四是退一步说，即便这种两截式的社会系统长期维持下去了，由于它没有充分解放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它就注定缺少科技和文化不断创新并领导新潮流的原生机制，它将一直是一个信息寄生社会，总是靠输入人家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营养自己，甚至还靠输入人家的资本来进行自己的建设和生产，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个二流强国，要想成为一流强国，非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造不可。

中国现在正一步一步地在走这样的改革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当然是革命，但邓小平、江泽民领导中国搞改革实在是更深刻的革命。

W型社会系统是正在进化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系统，像是M型的结构倒过来了，恰巧暗合中国战国时代儒家哲学家孟子留下的一个伟大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W型社会系统的英文名称是 “holorachical system”，这是一个英文新词，是E·拉兹洛同几位系统学家1989年夏天在纽约创造出来的。随后他立即飞到北京，把这个新词带到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他举办的一个高级研讨班上。从构词法上分析，这是把“hierarchical”(等级结构的)的词头换成了“holo-”意为“全”、“整”，我体会“holo”颇有中国成语“囫囵吞枣”里双声词“囫囵”的意味。按他当时的解释，“hierachical system”又可译作“多层次命令系统”，与它对立的“holoracical system”可译作“多层次参与系统”；前者内部只有从上向下一个方向的信息流，而后者内部则有各个方向的信息流。他相信，未来的国际社会将进化成多层次参与系统，而不会进化成多层次命令系统；也就是说，未来的国际社会不会进化成A型结构，不会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而会进化成像生态系统那样没有中心，没有最高当局的W型结构。其特点是共同参与，平等分享，相互依存，相互协调。质言之，就是多极的均势。

就现实情况看，冷战后的世界已从两极走向多极。虽然美国是惟一的“超越大国”，但是它决无颐指气使和发号施令的地位。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大国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它的平等的伙伴。还有许多平等参与的国家共同体，如：欧共体、独联体、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加勒比联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加入到全球层次的多极系统中来。国界在淡化，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上交和下放。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组织、世界航运组织、世界航空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足球联合会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构成了全球层次上的另一批参与性系统。更有无数的跨国公司成为无孔不入的国中之国，其经济实力超过了一般中小国家。目前，除大约二百个国家的政府之外，还有大约一万个国际或政府间组织，一千多家跨国公司，它们都成了管理全球事务的重要角色。有这么多全球层次上的参与系统，的确形成了类似生态系统那样的网络状结构。

从理论上看，在文化各个领域内兴起的越来越强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预示着W型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模式将取代A型的的模式。后现代主义的中心概念“基础的陷落”和“解构”指的就是我这里讲的“A型等级结构”的瓦解或降低高度；“非中心化”、“无中心”、“无权威”指的就是不再存在“O型结构”的圆心和“A型结构”的顶点，而代之以圆桌会议式的“参与系统”；而“秩序的颠覆”指的正是“M型结构”颠倒成“W型结构”；最后“平面模式”指的正是“像生态系统那样的网状结构”。如果我们坚持前面提出的观点，坚持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基因和表型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相信，后现代社会的结构一定酷似M型结构颠倒过来的W型结构。

从信息的角度看，W型结构是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结构。如果从1642年B·帕斯卡发明加法器算起，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飞跃式的发展则是近100年的事。本世纪初，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使远距离快速通讯有了可能。从50年代起，数学家J·V·纽曼发明的数字数据处理技术同晶体管结合起来，出现了电脑的制造和使用的量子跃迁式的发展。到90年代，个人使用的电脑已相当普及，它们同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主机、数据库、电子网络等联系起来，世界进入了互联网络时代。与此同时，以指数增长的信息和通讯网络正越来越广泛地将成千上万的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国际性经营机构和跨国公司联系起来。预计到2000年全球使用的电脑将达到100亿台，也就是说电脑的数量将超过人脑的数量，它们将联网形成一个全球社会的神经系统。到下世纪初，信息部门将占据50%以上的劳动力和50%以上的产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的A型结构肯定还存在，还在发挥作用，但它们处理的信息量，也就是它们的权力和重要性，将大大下降，当然它们的机构和人数也大大缩减，从而塌陷成大社会和小政府的W型结构。

W型社会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优点就是个人的解放，个人地位的提高，个人自由度的扩大，以及个人进行创造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具有W型结构的社会系统里，个人能非常便捷地获得各方面的巨量信息，自己用多元整合的方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自己决策和发出指令支配自己进行选择和参与。在这方面，人人都会生活得像是一位小皇帝。这就是在A型社会里完全异化，在M型社会里部分异化的“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性的复归。在这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在A型社会里人的自由度最小，如晶体中的原子；在M型社会里人的自由度提高，如液体中的分子；在W型社会里，人的自由度最高，如气体中的分子。肯定还有阶级、阶层的区分，但差别缩小了，界线淡化了。社会更着重的是个人的创造能力，并为各种创造力的发挥敞开大门，为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提供上升的阶梯。

如前所述，以上主要是在国家层次上讨论“社会系统的进化O→A→M→W”。其实这条原理对各个层次的社会系统都是适用的。以学校为例，一般来说，幼儿园的教学班宜采用O型结构——阿姨坐在中间，小朋友们“排排坐，吃果果”，围着她坐成一个圆圈。小学和初中宜采用A型结构，班主任实行家长式的统治，那些“有(统治)经验的”，“镇得住学生的”班主任往往能带出纪律和学习都好的班。到高中，教学班的结构就自然进化成M型了——班主任、团支部和班委会有点“三权分立”的意思。到大学和研究生院，正确的做法是采用W型的结构，让学生们主动地、有自主性和创造性地去学习。用错结构就糟了：在初中阶段给学生过多的民主和自由，准会带出一个乱班来；可是，到大学和研究生院阶段，还对学生实行A型统治，就准培养不出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所以，任何层次上大大小小的社会系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们，不可不高度重视这条原理，选对自己要采用的结构。

人文因素的增长

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是研究人文主义的专家，主要根据他的解释，[14]兼采各家解释，我们知道人文主义是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文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1.神学观点把人看做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观点认为人才是世界秩序的中心，神学和科学都是从人的经验的得出的，因此我们的认识应当从人开始，从个人的经验开始。]

2.人文主义认为，一切价值最终都是，而且首先是个人的价值。个人价值的根源在于潜在的创造能力，这种能力释放出来就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为此就要让个人受到全面的教育，充分发展他的个性和才能，然后为他提供进行观察、思考、推理、想象、论辩和创新的自由。

3.人文主义重视思想和理性在解决人生经验的具体问题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相信通向真理的道路不只一条，因此它轻视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体系或哲学体系。基于人文主义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断，在O型社会里，人生活在大自然和万物有灵论的双重威压之下，生存尚极为困难，根本谈不到什么人文主义。在A型社会里，君王、国家、独尊的神学系统或哲学系统、家族、父权制的家庭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个人生活在重重叠叠的A型结构之下，决不会允许会对A型等级结构造成颠覆性破坏的人文主义的滋长，因而一切人文主义的因素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个别幸运的人文主义者得以独鸣于世。在M型的社会里，权力结构分散了，价值多元化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或哲学体系的作用淡化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有基本人权的保障，所以人文主义得以成长壮大。在W型社会里，所有的神灵都隐退了，所有的A型结构都塌陷了或降低了，个人上升到社会系统结构的最高位置，他享有充分的人权，能获得全面的教育和所有的文化信息，人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复归了，他不但能创新，而且被培养和被要求进行创新，所以人文主义得以大放异彩。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全球各地的社会系统都采用的是A型结构，人文因素之受到压抑和摧残，一如巨石下面的小草。只有当某一个社会系统的A型结构崩塌了，在短时期内，在局部地区，出现了M型或W型的社会结构，人文因素才得以复活，茁壮地生长起来，并开花结果。在这种时期，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一时群星灿烂，对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我要列举某些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放射光芒的时期。

希腊人在文明史开始的时候或在那以前，在大多数城邦里，已经把作为政治统治者的国王废掉了，实现了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这就是说，在这些领土狭小，居民不多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里，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直接参加治理，并且互相听得到对方的声音。全体公民都要出席每月召开3—4次的公民大会，还要轮流参加法庭陪审。议事会成员不连任，所以大多数公民一生中总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行政官员都是义务的，不领薪水。城邦的公民都是战时召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最高的权威机构是公民大会。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做出判断：古希腊城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结构是W型的——在古代极为罕见和宝贵的W型。再加上，在古希腊，宗教从来没有过像在亚洲、非洲和中世纪的欧洲那样的实力，因此，几乎完全没有教权的束缚，惟一的宗教性质的活动就是到神谕宣示所去听取女巫传授的神对问题的答复。正是这种能够自由思想的环境，促成了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一般时间内出现的浸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古希腊文化，特别是它的哲学。在古希腊最宏伟的德尔斐神殿的入口处镌刻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可被看做人文主义的第一个命题。哲学家普罗塔克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有资格被看做人文主义的第二个名题。而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他告诉雅典人“主要地要注意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却是从美德产生出金钱及人的其他一切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的好东西”。似可看做开人文主义先河的第三个命题。

人文主义真正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义”的兴起，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诚如恩格斯所说：“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15]当时(13世纪后期到16世纪中期)，意大利已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教皇和霍亨斯陶芬家族在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双方均无足够的力量完成统一，故意大利一直处在分崩离析的状况下。在众多的小国当中，有A型的专制国家，如A型的教皇国，但也有M型的城市共和国——以佛罗伦萨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一个近代国家”为代表，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人文主义的第一个春天。当时意大利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精英——文科教师、作家、画家、建筑师、音乐家、科学家——约为六百人，其中称得上是人文主义者的不过百人，但在这小范围内的自由的环境里，他们造成了一时的辉煌，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彼特拉克、达·芬奇、波切提尼、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里是杰出的代表。

标志人文主义达到成熟的启蒙运动，它是17和18世纪在整个欧洲知识界出现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巴黎是它的中心，法语是它的自然语言。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批群星灿烂的哲学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有培根、洛克、休谟、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莱辛、康德、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人道的世界，教育与宗教分离，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推行世界主义。启蒙运动仍然是出现在A型社会系统结构坍塌成M型或W型社会结构的时代。全欧洲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罗马天主教教权的A型结构，基督教世界分裂开了。在近代科技造成的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商业和金融的权力结构耸立起来了。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摧垮了封建专制的A型政治结构，代之以M型的政治结构。美国革命的成功推翻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而出现“狂飚运动”的德国则一直是分裂成许多小公国。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使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在欧洲范围内流通，沙龙、咖啡馆和联谊会又给文化人提供了交流信息的微型场所。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文主义在欧美各国普遍开花和结果了。

阿伦·希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多次强调，人文主义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人文主义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它相信人的创造力和理性的力量，坚持人要保持选择的自由。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文主义在哲学、政治理论、法律形式、国家形态、教育和文化领域都成熟了，成为欧美具有M型社会结构的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了这些社会系统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人文主义也受到了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但人文主义及与之共生的M型的社会结构在这些对抗中都取得了胜利，或保持不败，而且创造出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牢固确立的制度，诸如代议制议会、向选民负责的政府、自由的选举、法治、国内和平、公共教育、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竭力要将自己最为珍视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送，可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却一再碰壁。在我看来，这仍然是由于社会系统结构不同而发生的阻抗，或排异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50年内，在亚非拉极其辽阔的地区，出现了一百多个重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管其经济是封闭的、半开放的或接近完全开放的，都正在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过渡，其政权都是通过革命战争、反殖民主义战争或军事政变而建立的，都是A型的结构，即由一个掌握着军权的领袖，或一个掌握着军权的家族、教派或政党在上面长期专政，并竭力要搞世袭或变相的世袭。统治方式仍旧是人治高于法治。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或至少是相当保守的：依靠某种单一的教义或主义束缚国民的精神，采用某些过时的为A型社会结构服务的价值观，不放弃对新闻、出版和教育的官方控制。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抵制从发达国家传来的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不同必然要产生的阻抗。这里用得着一句英语中的谚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一个人的美食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对已经进化出M型结构的发达国家来说是蜜糖，对仍然保持着A型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毒药”，因为它们会对A型的社会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从而使统治者丧失权力和特权。

在最近20年内，有一批发展中国家，以东亚的几条“龙”为突出的代表，采用了开放的市场经济。这就是说，它们进化出了一种两截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A型结构，经济基础是M型结构。在一段时期内，它们把A型和M型两种结构的优点都表现出来了，即上层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环境稳定，而下层的经济增长又一直保持相当高的速度。这就使得某些亚洲的政治家有了过分乐观和过高估计自己的资本。他们认为这种两截式的社会结构和“亚洲的价值观”，比发达国家单纯的M型社会结构和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更为优越，因此，他们对输出“自由、民主和人权”做出愤怒的谴责，是理直气壮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1998年突然爆发出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某些“龙”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进而打破了那种过分的乐观和过高的估计，迫使人们要用清醒之后的头脑重新审视，重新估量。在我看来，东亚几条“龙”的A和M两截式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从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念”是为农业社会的A型结构的稳固服务的，它在增加凝聚力和调节人际关系方面可能还有些作用，但它同在M型和W型的社会系统内要发挥个人的创造力以促进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二是从亚洲的经验看，政治权力的世袭传两代还能成功，传三代则无一成功，还会出现政治危机。三是A型政治结构同M型的经济结构的结合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权钱交易。四是A型政治结构的上层会搞裙带关系，聚敛财富和腐化堕落，而M型的经济结构又难免发生经济危机，一旦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就会造成专制统治的垮台，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统治的垮台就是前车之鉴。五是退一步说，即便两截式的社会结构长期维持下去了，由于不能充分调动个人潜在的创造力，就会缺少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原生机制，这样的社会将永远是信息寄生社会，要靠输入人家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来进行建设和生产，所以最多是个二流国家。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的几条“龙”，拒绝发达国家要他们输入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是因为这三样东西不好，而是因为它们的A型的政治结构无法容纳这三样东西。因此，要等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在朝着M型或W型进化，甚至进化成了M型或W型，它们才会逐渐欢迎和接纳“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它们的社会里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因此，阻抗还会长期存在，辩论还会长期进行下去。

一个新的问题是，高科技的发展会对辩论的哪一方有利?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高科技的发展会推动A型社会结构朝M型和W型的社会结构进化，从而促进在这些社会系统内部人文因素的增长，并最终接纳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高科技主要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以电脑为中心的关于信息处理和通讯的科学技术。这场新的科技革命来势之猛，推进之快，对社会造成的改变之大足堪与工业革命比肩。到90年代，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个人使用电脑已相当普遍，它们同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主机、数据库、电子网络等联系起来，世界进入了互联网络时代。与此同时，呈指数增长的信息和通讯网络正在把成千上万的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联系起来。像生态系统的结构那样的平面式的信息网络结构就是W型结构，信息再也不是从上到下单向流动而是各向流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A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它们朝M型和W型结构进化；即便某些社会的A型结构还存在，还在发挥作用，但它们处理的信息量，也就是它们的权限和重要性，将大大下降，当然它们的机构和人员也将大大缩减，塌陷成大社会和小政府的W型结构。这时，人文主义及其核心价值受到的结构性阻抗将消失或大大衰减。这也就是人文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

在认清了社会系统结构的进化和人文因素的增长的规律之后，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几条“龙”的面前有三种选择：或如以邓小平为首的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那样，从内部有意识地积极推动自己的社会系统进行结构改革，促进高科技发展必然要带来的人文因素的增长，逐步接纳人文主义及其核心价值，以利于自己的社会系统走在高科技和信息社会发展势头的前列；或如曾经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和曾经统治印尼的苏哈托家族那样，尽量地专权和玩弄权术，尽量地利用特权捞钱和享乐，满足于自己国家的两截式的社会结构，直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人民愤怒的火山爆发将自己推倒，再由继任人来做一些补救性的改革；或如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和缅甸的军人政权那样，继续搞封闭和愚民政策，拼命维持原有的A型结构，当然也就不允许人文因素的增长，听任自己的国家继续落后和自己的人民继续吃苦。

在这方面，《高技术社会》一书的作者汤姆·弗列斯特(Tom Forester)讲了两句有警策作用的话：高技术革命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许多国家都拼命要挤上这趟高技术列车，以免错过了时机”。“谁在高技术方面独占鳌头，谁就会在所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导人在上个世纪中期做出的果断而明智的选择，又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当时，欧美之外的所有民族都落在了工业革命这趟列车的后面，在东方其他民族还在抵抗西方文明的侵袭和做“体用之争”的时候，惟有日本领导人做出了“脱亚入欧”和“做一个东方的西方国家”的决策，结果，只有日本一个民族及时搭上了工业革命这趟列车。一百多年以后，目前人类社会又进化到了这样一个分叉点，不同民族现在做出的不同选择势必决定在下一个世纪谁是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谁是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谁是信息社会的最不发达国家。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2] 以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第7版，牛津1978年，第116页；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14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2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2页。

[6] 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7] 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77-79页。

[8] 闵家胤、钱兆华编著：《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这个带有假说性的科学理论已获得一项有力的实验证明，见《参考消息》(1999年1月8日)转载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文章《科学家证明真空中存在“零点能”》。——1999年2月10日补注

[9] 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5年第2版。

[10] 中国伙伴关系研究小组著，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 此语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西德拍摄的电影《科伦上尉》。

[12] 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14]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

[15]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3页。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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