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是透视论(Perspectivism)。L·冯·贝塔朗菲在勾画他心目中的系统哲学的蓝图时写道:
“知觉不是(不管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立场上的)‘真实事物’的反映,知识不是‘实情’或‘实在’的简单近似物,它是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有赖于生物、心理、文化、语言等性质的因素的多样性。物理学本身告诉我们,不存在独立于观察者的终极实体,如微粒或波。这就导致‘透视’哲学,在这种哲学看来,尽管在其本身的和相关的领域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物理学不是垄断性的知识方式。同还原论以及声称实在‘只不过’是(一堆物理粒子、基因、反射、欲望或实际可能是的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理论相反,我们把科学看成是人类带着它生物的、文化的和语言的秉赋和束缚,对它‘被投入’的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进化和历史它适应了的宇宙,做了创造性的处理之后的多种透视中的一种。”[1]
贝塔朗菲勾画的这张蓝图是由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E·拉兹洛完成的,这就是后者的主要哲学著作《系统哲学引论》。尽管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贝塔朗菲充分肯定了拉兹洛的工作,但我在这里要不无遗憾地指出,拉兹洛所做的并不是按贝塔朗菲的本意全面阐述一种新的认识论原理,而是发展他自己提出的“双透视”原理,用来破除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笛卡尔的二元论,坚持物质一元论。拉兹洛写道:
“根据双透视原理,可以把我的自我体验,亦即我心灵所知的世界,同我理解的我的肉体、大脑中的那些过程,以及作用于我肉体和大脑的外部世界之间质的差异,解释为是作为自然认知系统的我自己的两种透视之间的差别。这两种透视中的一种是用自然系统的理论描模的,而另一种是用认识系统的理论描模的。由于这些理论代表一般系统论的特殊情况,所以它们的相关的结论可以整合为双透视定理:具有不可还原性差异的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的集合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按专业术语叫‘自然认识系统’)。”[2]
所以,在这一章里,我准备就自己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对透视论做一较全面的阐述。
含透视论精神的哲理故事
《庄子》“望洋兴叹”的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
佛经故事“瞎子摸象”说:镜面王令天生盲者摸象,持足者言“象如漆筒”,持尾者言“象如扫帚”,持胁者言“象如墙壁”,持耳者言“象如簸箕”,持鼻者言“象如绳索”,争之纷纷,各谓己真彼非。王说偈言:“今为无眼曹,空诤自谓谛,睹一云余非,坐一象相怨。”(详见《六度集经》)
宋代诗人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与亲友遍游庐山,作诗十余首。“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言“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因作《题西林壁》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详见《宋诗鉴赏辞典》)
《列子》书载有人丢了斧头,疑心是邻居的儿子偷的,看他的步态、脸色、言语、动作,全都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后来斧头找到了,再看他的举止言谈,竟没有一点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详见《列子·说符》)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桥)之上。庄子曰:“儵鱼(音tiao,白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之上也。”后人注解说:“我游濠上而乐,则知鱼游濠下亦乐也。”(《庄子·秋水》)
庖丁替文惠君宰牛,手所触及的,肩所倚着的,足所踩到的,膝所抵住的,划然响声,进刀割解发出哗啦响声,没有不合于音节;合于《桑林》乐章的舞步,合于《经首》乐章的韵律。文惠君说:“啊!好极了!技术怎能达到这般的地步?”庖丁放下屠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过技术了。我开始宰牛的时候,所见不过是浑沦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看见浑沦的整只牛了。到了现在,我只用心神来领会而不用眼睛去观看,器官的作用停止而只是心神在运用。顺着牛身上自然的纹理,劈开筋肉的间隙,导向骨节的空隙,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去用刀,即连经络相连的地方都没有一点妨碍,何况那大骨头呢?”(详见《庄子·养生主》,此处用陈鼓应的译文)
鲁迅谈《红楼梦》这部书时,说了一段含有透视论精神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音乐家王洛宾悲惨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倒有18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蹲过国民党的监狱,说他是“共党嫌疑”;他受过军阀马步芳的优宠,封他为政工副处长;他住过共产党的牢房,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其实,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始终是一个“搞音乐的”。晚年,在香港,面对传媒,他说了一段精妙的话:“政治好比别人给你照相:摄影师把镜头移向左,你就右了;移向右,你就左了。其实,你自己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动。”
《尚书·洪范》记周灭殷后,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依据大禹时代的《洛书》阐述了九种方法,其中第七法就有点多元透视,统计决疑的意思,现引今译如下:
“假若您有重大的疑难,先要自己考虑,再与卿士商量,然后再与庶民商量,最后问卜占卦。假若您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卿士赞成,庶民赞成,这就叫做大同。这样,您一定会安康强健,子孙也一定兴旺发达,这是吉利的。假若您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而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也是吉利的。假若卿士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您反对,庶民反对,也是吉利的。假若庶民赞成,龟卜赞成,蓍筮赞成,您反对,卿士反对,也是吉利的。假若您赞成,龟卜赞成,蓍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那么,做国内的事就吉利,做国外的事就不吉利。假若龟卜蓍筮都不合人意,那么,不做事就吉利,做事就有凶险。”
《战国策·齐策一》有《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一文,最能体现透视论的某些精神: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视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说:从前有一位皇帝酷爱新衣。来了两个骗子,为他缝制世界上“最美丽的新衣”。他们空忙一阵,什么也没做出来,但声言新衣已经做好,只有愚不可及和不称职的人才看不见这些最美丽的衣裳。大臣、百姓和皇帝本人都说看见了,并对这些衣服赞不绝口。于是皇帝换上了这些新衣,举行庆祝游行,只有一个小孩儿叫了出来:“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大家这才如梦初醒。
透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源流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说明人类有混乱模糊的感官知觉洞见和条理清晰的理智洞见两种认识能力。一般人只有前一种认识能力,只看到万物流转的现象界;唯学了哲学之后,在真理或善的阳光照耀下,方能看见形式常驻的理念界。他讲述了那著名的洞穴比喻:
“没有哲学的人就像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带着镣链,身子不能转动。他们后面是一堆火,前面是由空白的墙堵住的空荡荡的洞穴。在墙上,就像在屏幕上似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以及介乎他们与火之间的东西的影子。他们因为无法看到别的东西,就以为影子是真实的东西。终于有一个人挣开了镣链,爬到了洞口。他在那里初次看见了阳光,那阳光照耀在真实世界的真正的东西上。他回到洞穴向难友们述说他的发现,并设法说明他们所看到的无非是现实的模糊反映,只是一个影子的世界而已。但是因为见过阳光,他被阳光的灿烂弄得眼睛发花,现在很难分辨影子了。他想指点他们走向光明,但是在他们眼里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愚蠢,因此要说服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是哲学的陌路人,我们就无异于那囚犯,我们看到的只是些影子,事物的表象而已。一旦我们成了哲学家,我们就在理智与真理的阳光下看外界的事物,这才是真实。这种光明,给予我们真理以及认识能力的,就代表着‘善’的理念。”[3]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扰乱人心的假相有四种。他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1)“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因为认为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乃是一种错误的论断,相反地,一切知觉,不论是感官的知觉或者是心灵的知觉,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根据的,而不是以宇宙的尺度为根据的。人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
(2)“洞穴假相”是个人的假相。因为每一个人(在一般人性所共有的错误之外)都有他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这是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者是由于读书和他所崇拜的那些人的权威;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于具有成见的人心中或产生于漠然无动于衷的人心中而有所不同;或者是由于其他类似的原因。因此,人的精神(按其分配于不同的个人而定)事实上是一种变化和富于动乱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受机会支配的。因此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人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而不在更大的或公共的世界中去寻求科学。
(3)还有一些假相是由于人们彼此交往而形成的,我称之为“市场假相”,因为人们在那里交际会合。人们是通过言谈而结合的;而词语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因此如果语词选择得不好和不恰当,就会大大阻碍人的理解。学者们在某些事情上惯于用来保卫自己和为自己辩护的那些定义和解释,也决不能把事情改正过来。词语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
(4)最后,还有从各种哲学教条,以及从错误的证明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假相。这些假相我叫做“剧场假相”。因为照我的判断,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我们说的不只是现在的时髦体系,也不只是古代的学派和哲学:因为还有更多同类的戏剧可以编出来,并且以同样人为的方式表演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即便是最不相同的错误,极大部分也还是有着相同的原因的。我所指的也不只是完整的体系,也还有由于传说、轻信和疏忽而被接受下来的许多科学中的原理和公理。[4]
笛卡尔认为存在两种互不依赖的独立实体,即具有广延属性的物质实体和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这样写道:
“全宇宙只有一种同样的物质,我们认识物质,只是凭着它有广延,……我们虽然可以在思想中造成变化,但是尽管如此,肯定地说我们的思想并不能在物质中造成任何变化,物质中的全部形态差异都是依靠位移运动的。”(《哲学原理》第二部,22—23)
“当我愿意像这样想着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这个思想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觉察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虑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于是我就断定: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谈方法》,IV)[5]
洛克区分了存在于物体的两类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真实地存在于物体中的性质,第二种是第一种性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感觉。第一种是绝对的,第二种是相对的。他写道:
“第一种是这样一种性质,不论物体处于何种状态,它都绝对不能与物体分开;不论物体遭受什么改变或变化,受到什么力量压迫,它都仍然为物体所保持;……这些性质我称之为物体的原初的或第一性的质;我想,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以下这些简单观念:体积、广延、形状、运动或静止、数目。”
“其次,是这样一些性质,事实上它并不是什么存在于对象本身的东西,而是一种能力,可以借物体的第一性质,亦即借物体的各个不可见的部分的大小、形状、组织、运动等,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不同的感觉,例如,颜色、声音、滋味等等。这些我叫做第二性的质。”[6]
贝克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但即使这样,他的观点中仍有宝贵的真理的成分,所以他终不失为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因此,他的某些观点也是透视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贝克莱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能感知的主动实体,就是我所谓的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我用这些词并不是指我的任何一个观念,而是指一个全然与观念不同的东西。观念只存在于这个东西之中,或者说,被这个东西所感知;因为一个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因为所谓不思想的事物完全与它的被感知无关而有绝对的存在,那在我是完全不能了解的。它们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它们不可能在心灵或感知它们的能思维的东西以外有任何存在。”[7]
对贝克莱的思想,罗素有公允而中肯的评论,他写道:“贝克莱说他的公式——存在的即被感知的,是无保留的或不妥协的。严格说来,这就是洛克经验主义的终极结果。……事实上,我们只要仔细考虑怎样正确使用我们的词汇,就看到他的公式显然是真实的。”[8]
罗素又写道: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贝克莱借费罗诺斯把以前进行的讨论总结成下面的话:“除各种神灵以外,我们所认识的或设想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表象。”罗素评论说:“他以为他是在证明一切实在都是属于心的;其实他所证明的是,我们感知的是种种性质,不是东西,而性质是相对于感知者讲的。”[9]
休谟更进一步否认了“精神实体”、“自我”和“因果联系”,他写道:
“简言之,所有的思想原料,如果不是来自我们的外部感觉,就是来自我们的内部感觉。心灵和意志只是将这些原料加以混合,加以组合而已。或者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我们的一切观念或比较微弱的知觉,都是我们的印象或比较生动的知觉的摹本。”(《人类理智研究》,Ⅱ,11—13)。
他对人类的认识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并认为“最投合怀疑主义的结论的,无过于揭发人的理性和能力的软弱和狭隘了”。(《人类理智研究》,Ⅶ,50,59)“在人生的各种事情上,我们还是应当一概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Ⅶ)[10]
康德一方面承认贝克莱和休谟议论中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又要回答他们的挑战,为此他对人类的认知活动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像因果关系这样的经验判断(知识),不是在知觉表象中固有的,而是人类的理性按照概念放进去的。康德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的:
“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也就是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在我们之内所产生的表象。因此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体存在。”(《导论》,附释二)
“因为感性认识决不是按照物本身那样表象物,而是仅仅按照物感染我们的感官的样子表象物,因此它提供给理智去思考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本身。”
“现象什么时候用在经验里,什么时候就产生真相;然而一旦超出经验的界线,变成了超验的,它就只能产生假象。”(《导论》,附释二、三)
“一般来说,在给予感性直观的东西之外,还必须加上一些特殊的概念,这些概念完全是先天的,来源于纯粹理智,而每个知觉都必须首先被包摄在这些概念之下,然后才借助于这些概念而变为经验。
经验的判断,在其有客观有效性时,就是经验判断;但是,那些只有在主观中才有效的判断,我仅仅把它们叫做知觉判断……既然一切感官对象都是如此,那么经验判断不是从对于对象的直接认识中(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仅仅是从经验的判断的普遍有效性这一条件中取得它的客观有效性的。”(《导论》,18—20节)
“意识的这种结合,如果由于同一性关系,就是分析的;如果由于各种不同表象的相互连结和补充,就是综合的。经验就是现象(知觉)在一个意识里的综合的连结,仅就这种连接是必然的而言。”(《导论》,21—23节)
“而且,既然合乎法则性在这里是建筑在现象在一个经验里的这种必然连结之上(没有必然连结,我们就决不能认识感性世界的任何对象),从而是建筑在理智的原始法则之上的,那么如果我就后者说: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这话初看起来当然会令人奇怪,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导论》,36节)
“一切纯粹的理智认识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们的概念都是在经验里提供的,它们的原则都是通过经验来证实的。相反,超验的理性认识,它们的理念并不从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命题从来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否定。”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任何自在之物,或者想要把我们的经验当做对物的惟一可能的认识样式,也就是说,把我们在空间和时间里的直观当做惟一可能的直观,把我们的论证性的理智当做一切万能的理智的原型,因而把经验的可能性的原则视为自在之物本身的普遍条件,那就更荒谬了。”(《导论》,40—45节)
“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但是如果仅就形而上学本身来说,它又是辩证的、虚假的。如果继而想从形而上学里得出什么原则,并且在原则的使用上跟着虽然是自然的、不过却是错误的假象跑,那么产生的就决不能是科学,而只能是一种空虚的辩证艺术,在这上面,这一个学派在运气上可能胜过另一个学派,但是无论哪一个学派都决不会受到合理的、持久的赞成。”(《导论》,总问题的解决)[11]
马克思把康德的“经验验证”推进为实践检验,他写道: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2]
马克思认为人可以用多种认识方式把握世界,他写道:用政治经济学方式把握的“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尼采的透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透视论(又译“透视主义”或视角主义)的哲学家,但他走得太远了,得出了不可知论和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结论。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言论如下:
“假设主体也许是不必要的;也许,同样许可假设多个主体,这些主体的角逐和斗争乃是我们思维和全部意识的基础。”[13]
“世界,撇开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条件来看,这个我们不曾把它归结为我们的存在、我们的逻辑和心理偏见的世界,并非作为‘自在’的世界存在的。它本质上是关系世界:如果可能,从每个点出发,它有其不同的面目;在每个点上,它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印在每个点上,它的每个点都承受了它——而在每一场合,其总和是完全不一致的。”“不存在自在之物,也不存在绝对认识;透视的、制造幻觉的特性属于生存(Existenz)本身。”
“不是‘认识’,而是图解,——使混乱呈现规则和形式到这一程度,恰足以满足我们的实践需要。”
“就‘认识’一词一般来说是有意义的而言,世界是可知的;但另一方面它是可解释的,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透视主义’。”
“我们的价值被解释进了事物之中。难道有自在的意义吗?!意义岂非必然是关系的意义和透视?”
“有许多眼睛,甚至斯芬克司也有眼睛:因而有许多种‘真理’,因而也就不存在真理。”[14]
相对论和透视论
自洛克做出具有绝对性的第一性的质和只有相对性的第二性的质的区分之后,不断有人提出第一性的质也有相对性;例如,康德就曾写道:“由于一些重要的原因,把物体的其他一些性质,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第一性的质的东西,如广延、地位,以及总的来说,把空间和属于空间的一切东西(不可入性或物质性、形,等等)也放在现象之列,人们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去加以否认的。”[15]
但真正要证明这一点,却要等到本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才能做到。相对论的提出曾受到前人的某些实验和理论成果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是为证实“以太”的存在而设计的寻找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失败。它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从此再没有相对于“以太”的绝对运动或绝对静止,而只有一个参照系相对于另一个参照系的相对静止或相对运动。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极易为我们的日常经验察觉。当火车在车站停留的时刻,乘客、车厢和车站是相对静止的。当火车开动起来,乘客和车厢依旧保持相对静止,可是它们同车站却是在相对运动之中——车站上的人看到自己同车站是静止的,列车正离站远去;而乘客看到自己同车厢是静止的,是车站和送行的人在向后逝去。我们在物理课上做运动物体的电磁感应实验时发现,磁体运动导体不动和导体运动磁体不动是一样的,电磁感应现象只同二者的相对运动有关。现代天文学又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没有察觉,但实际上,在我们平静地坐着或躺着的时候,地球正带着我们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行,而太阳系又带着地球以每秒300公里的高速在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最后,我们所在银河系又以每秒200多公里的速度朝麒麟星座的方向飞奔,如此等等。因此,我们要观察和言说某一参照系(惯性系)是运动或静止,便只有参照另一参照系(惯性系)相对而言。
否定了“以太”的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正面结果是发现光速不变,即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同发射体的运动状态无关,它是各向同性的。这成为开启相对论的一把钥匙,因为由此我们可以证明,在接近于光速的高速运动的条件下,光速不变,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时间和空间变成可变的了。时间和空间同参照系的运动状态有关,牛顿的绝对时空变成了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
时间的相对性是说,如果在某个参照系(惯性系)中看到不同空间点发生的两个物理事件是同时的,那么在相对于这一参照系(惯性系)运动的其他参照系(惯性系)中看到的就不再是同时的了。例如,设想一列长5400000公里的火车以每秒240000公里的速度作匀速直线运动。在驶过一个站台的一瞬间,在列车中央部位开亮了一盏灯,并且头尾两节车厢的门在被灯光照着时马上会自动打开。在列车这个参照系中的人看来,头尾两节车厢的门是在9秒钟(2700000÷300000)之后同时打开的,可是,在站台这个参照系中的人看来,逆着光行驶的末节车厢的门是在5秒钟(2700000÷〈300000+240000〉)之后打开的,而顺着光行驶的头节车厢的门则是在45秒钟(2700000÷〈300000-240000〉)之后才打开——差40秒钟!时间相对性的计算公式是 秒,就是说静止参照系中的1秒等于相对于它以速度V作匀速直线运动的另一参照系中的 秒。在作低速运动时V值较小,两个时间的值差不大;但是,在以接近于光速的高速运动的条件下;这个值差就很大了。据计算,如果一艘宇宙飞船以每秒加速10米的方式加速,朝离地球1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云飞去,在到达中点后又以每秒减速10米的方式减速,回程的加速和减速方式相同,那么这一个来回在宇宙飞船中测得的时间是29年,而地球上测得的时间则是300万年。
空间收缩同时间变慢是同一个道理。空间的距离总是通过测量才得到的,要测量在地球上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一架宇宙飞船的长度,需要同时记下它首尾两端的空间位置,当宇宙飞船以很高的速度飞行时,其头部和尾部不处于同一时刻,头部的时刻快于尾部的时刻,所以测得的宇宙飞船的长度L=L0 ,由于飞船的运动速度总小于C,因而L小于L0。由这个公式我们还知道,空间缩短率和时间的变慢率是一样的。
按照狭义相对论,物体的惯性质量将随它的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其公式是M=M0÷ ,当速度趋于光速时,惯性质量将趋于无限大。这就告诉我们,随着物体的速度增大,继续提高速度所需付出的能量就要不断增大,而所付能量的大部分是转化成物体的质量了。所以质量和能量之间有如下关系:E=mc2。
广义相对论在深入分析引力质量同惯性质量等价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引力场同加速度场局域性等效的概念,从而把匀速运动的相对性概念推广到加速运动的相对性,得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要由运动来决定的思想;而且,光速不变原理在广义相对论中是不成立的,因为光速在无引力的真空中是一定的,但在引力场中,它将随引力强度而改变。
由以上的概述可知,相对论把原来认为最具客观绝对性的物体的静止和运动、时间和空间、质量和能量等等都改变成具有主观相对性的了,亦即它们都取决于作为认知客体的系统和作为认知主体的参照系统的相对运动状态。同时,它还把牛顿力学从宇宙的绝对真理的宝座上拉下来,证明牛顿运动定律只在物体运动速度远比光速低的场合才适用,万有引力定律也只有在引力强度弱的场所才成立,因而它们都是相对真理。总之,一句话,静止、运动、速度、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等等均不可避免地有某种透视属性,或处在某种透视当中。
量子力学和透视论
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它同相对论一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
1900年M·普朗克深入研究黑体辐射问题,提出量子(能量子)概念。他假定物体是以间断的量子形式吸收或发射一定频率V的辐射,每个量子的能量Ev=hv,式中h为普朗克常数。
1905年爱因斯坦用量子概念解释光电效应,即光照射到物体导致电子发射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具有能量hv的光子与电子碰撞,交换能量,而把后者释放出来了。
1913年N·玻尔将量子概念用于物质结构问题,建立起量子论。在E·卢瑟福原子模型的基础上,他提出原子中的电子可以从一个定态(量子轨道)跃迁到另一个定态,同时发射或吸收一定频率的光子,从而成功地解释了线状光谱等一系列原子物理学现象。
1925年M·玻恩、W·K·海森伯与E·P·约旦建立矩阵力学;1926年E·薛定谔在L·V·德布罗意的相波概念基础上建立波动力学;稍后,P·A·M·狄拉克和约旦建立变换理论。1927年玻尔和海森伯等人证明上述三种理论是解释量子论的三种不同的数学形式,可以互相变换;他们进而提出了统一的“哥本哈根解释”,在索尔维会议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至此解释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量子力学确立,它仅能对微观现象的可观测量的测量结果给出统计性的预言。
量子力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极大地丰富了透视论。
波粒二象性原理 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就有关于光的波动性或粒子性的猜测。到17世纪I·牛顿曾假设光由粒子组成,而C·惠更斯则认为光是波动。1864年J·C·麦克斯韦从理论上推断出电磁波的存在,其速度与光速相同,因此光被认为是一种电磁波。到1888年H·R·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测量出电磁波的速度,又进一步证实电磁波与光波一样有衍射、折射、偏振等性质,最终确立了光的电磁波理论。可是,如上所述,在量子力学创建过程中,普朗克又提出了光的量子理论,爱因斯坦用它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并进一步得出了计算光子的能量、运动质量和动量的数学公式。1916年R·A密立根、A·H·康普顿又用一系列实验证明爱因斯坦给出的公式都是正确的,因而最终确立了光的粒子理论。1923年德布罗意提出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假说,认为像电子、原子这样的微观实体粒子也都有波动性和实体性这样两重属性,并给出了它们之间换算关系的数学公式。到1927年,由G·P·汤姆逊等人用实验证实了上述假说和数学公式的正确性,最终确立了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波粒二象性的学说。
需要说明的是,波分两大类:在空间中前进的波叫行波,囚禁在某一空间的波叫驻波。具体到物质结构中,围绕原子核的电子波只能是驻波。这是一种几率波,在每一点上的强度决定在该点原子吸收或感生发射一个光量子的几率。
测不准原理 在牛顿力学中,我们能同时精确地测量到一个宏观物质客体运动的位置和即时速度,但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却不可能对一个微观粒子同时做到这两点。海森伯把这种情形概括为“测不准关系”或“测不准原理”。他是这样说的:
“业已发现,想以任何事先规定的精确度来同时描述一个原子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到要么十分精确地测出原子的位置——这时观测仪器的作用掩盖了我们对速度的认识——要么是精确地测定速度而放弃对其位置的知识。这两个不确定数的乘积永远不小于普朗克常数。这个形式体系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确:运用牛顿力学的概念,我们不能获得更多的进展,因为在计算一个力学过程时,至关紧要的是同时知道物体在某一特定时刻的位置和速度,而这一点恰恰在量子论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15]
在量子力学中这种测不准关系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测量仪器同被测量的对象之间有“原则上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在测量宏观对象时,它小得可以略去不计,在测量微观对象时它却大得不可能略去不计。因为,在我们用一个类似于电子显微镜的装置发出高频辐射去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时,辐射本身的能量和动量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那个微观粒子的能量和动量特征——速度,反之亦然;并且,我们越是想提高测量的精度,所采用的辐射的频率就越高,造成的扰动就越大,结果就越测不准速度。
互补原理 量子力学中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原理和测不准原理都导致相互排斥的图景或相互矛盾的结论,这在经典物理学中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量子力学中却是不能不允许的,因为它们是不可克服的,颠扑不破的。为此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中特有的但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互补原理。
下面,我们引几段他自己的话来说明这条原理:
“在相对论中,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认识到了彼此做着相对运动的观察者将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所给对象的行动,而觉察到原子物理学的佯谬问题则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给谈论原子客体和观察手段无关的那种行动的可能性加上了一种绝对的限制。”
“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当所涉及的现象在原则上不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围时,任何实验结果都不能被解释为提供了和客体的独立性质有关的知识,任何实验结果都是和某种特定情况有着内在的联系的,在这种特定的情况的描述中,必不可少地会涉及和客体相互作用着的测量仪器。上述这一事实对于那些表观矛盾提供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当尝试着把用不同实验装置得到的有关原子客体的那些结果合成该客体的一种自足的绘景时,这种表观矛盾就会出现。”
“但是,在确定的实验条件下,和原子客体的行动有关的报道,可以按照原子物理学中常用的术语说成是和有关同一客体的另一种报道互补的,这另一种报道要用和上述条件互相排斥的实验装置来得到。虽然这两种报道并不能利用普通的观念结合成单一的绘景,但是它们却代表着有关该客体的一切知识的同等重要的方面。”
“这一关键问题就在于,不能明确地区分原子客体的行动及其和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仪器是用来确定现象发生时的条件的。……任何将现象加以细分的企图都将要求一种实验装置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引入在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发生原则上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的新可能性,其结果就是,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得到的证据,并不能在单独一个绘景中加以概括,而必须被认为是互补的;所谓互补,就表示只有这些现象的总体才能将关于客体的可能知识包罗罄尽。”[16]
玻尔在许多场合不厌其烦地论述,试图将他在量子力学中发现的互补原理外推成哲学上的一般认识论原理,他论述了生物学研究中“机械论”和“目的论”互补,心理学中“思想”和“感觉”的互补,人类行为的“本能”和“理性”互补,社会学中“公正”和“仁慈”的互补,艺术中“严肃性”和“幽默性”的互补,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补关系。
系统哲学的透视论
“透视”原本是在绘画中表现景物的空间关系和立体感的方法。它源于人类视觉的天然的感知特征。它使人对画中空间位置和物体的体积产生一种从特定时间和固定位置去观察的感觉。最常用的是直线透视法,又称中心透视,近大远小,各物体平行线和平面都会聚到无穷远的一个消失点上。另一种是有两个消失点的角透视,又称斜透视。还有一种空中透视,它是与俯视观察点相结合的平行透视。总之,透视强调的是整个画面,连同画中每一物体的形象、明暗、大小、高矮,都随画家选取的视角不同而改变。
在医学上“透视”是指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医学成像技术。最初仅是利用X射线对不同物质有不同程度的穿透能力这一性质,令X射线管发出的X射线穿透病人的躯体,形成X射线影像,然后由X射线影像转换器转换成可见光影像。医生能从这种影像中看到病人身体内部骨骼和内脏的二维图像,并凭借经验对病变做出判断。
本世纪后半期,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计算机断层图像、同位素图像、超声图像、热图像和核磁图像等更先进的透视技术,在技术层次上体现出多角度透视整合以寻求真相这条透视论原理。
以计算机断层图像技术为例。它又称“CT扫描”,其基本原理是把病人置于X射线管和水平放置的感光胶片之间,令射线管发出的X射线束与水平胶片成斜角,如20°斜角。开动射线管,射线管与胶片围绕病人直立的身体作同步旋转运动,如转180°或360°,与病人身体的纵轴垂直的身体横截面就被扫描了。扫描后离开身体的X射线束中包含有构成薄横截面的图像的信息,经过采集、重建和显示三步处理,就能获得该横截面的对比分明的图像。由于对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做反投影处理、迭代处理、代数处理、卷积处理,都需要以高速度做大量计算,所以只有计算机才能完成这种重建工作。一台现代的CT扫描机可在很短的时间内(10—20秒),从几百个视角(在不同方位以不同斜角)对人体的某一脏器做扫描,然后重建并显示出数十张相邻的横截面的图像。然后,再将这一套二维图像迭加在一起,消除由于内外噪声和迭加过程造成的各种伪象,逐步构成接近该脏器真相的三维图像。[17]
把系统哲学的认识论定名为透视论正是从绘画和医学的透视取喻,强调人,类认识的非直观性、主动性、穿透性、超越性和相对性,但同时又承认可以通过多元透视整合获取真相,进而可以从认识论角度对自由、民主和人权做出一些新的诠释。
系统哲学的透视论是综合哲学的宏观认识论,对比之下,分析哲学的认识论似乎可以叫做微观认识论。微观认识论着重于解决概念和命题的真伪问题,而宏观认识论则着重于解决认识活动整体的真伪,具体说就是所获得的整个图像,所做出的整个解释、评价,乃至整个理论的真伪问题。
透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在认知系统中实现的。认知系统是由主体和客体组成的通讯系统,把它们连接起来的是信道。不管你怎么言说,主体是感知者而客体是被感知者,或者主体是反映者而客体是被反映者,或者主体是透视者而客体是被透视者,它们之间总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不可打破的间隔。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可以缩短,但不会消失。因此,主客体之间永远只能达到相对的统一而不能达到绝对的同一。换句话说,透视论拥护康德的观点,承认“自在之物”的彼岸性和“为我之物”的此岸性,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性的。
透视论认为,在认知系统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头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复杂系统;作为客体的认识对象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一个系统,甚至是复杂系统。认识活动实际是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叫“实践”,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叫“动作”,总之是主体相对于客体的有目的的行为。为达到目的,主体要主动地获取关于客体的信息。从前面对信息的研究可知,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信宿或接收系统的主体。人认识到什么,怎样认识,主要的不在于客体系统发出了什么,而在于主体系统收到了什么,而主体系统收到了什么,又取决于主体系统里原来有什么。总之,按“透视论”这种比喻性的说法,主体是主动者,客体是被动者;相反,按“反映论”那种比喻性的说法,客体成了主动者,主体反而成了被动者。
人的头脑是自然系统进化的最高产物,它至今仍是一个黑箱或灰箱:我们知道其输入是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出是意识;但意识究竟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无法将头脑打开来研究意识,因为一打开人就死了,意识活动就停止了。所以,我们只能将自己头脑中的意识作为“直接的给予”接收下来,或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我醒着意识存在,我睡着意识暂时消失。很可能要等未来的X代电脑产生出人造意识之后,我们才能完全揭开意识的秘密。
人的意识有双透视的能力。一方面它能透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叫自我意识;它是心灵系统内部的通讯过程,这里主客体的距离近乎消失了:主体就是客体,客体就是主体,自我意识自己就是自己的参照系,由此造成了人人都有的“自知之明假象”:我最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之所知都是真实的,我之所想都是正确的。这是缩短了的单一信道造成的主观主义的假象,是人在认识和行为两方面犯错误的直接根源。其实自我封闭的主体意识最无自知之明,最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无知者不知道自己无知,迷信者不知道自己迷信,骄狂者不知道自己骄狂,残暴者不知道自己残暴,贪婪者不知道自己贪婪,吝啬者不知道自己吝啬,有错误的人不知道自己有错误,犯错误的人不知道自己正在犯错误。
相传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中国古代的圣哲孔子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基督教的《圣经》上写道:“宽宥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至理名言都讲的是同一条道理:认识自己最难,倘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则近乎达到圣贤的高度了,必将受益无穷。
怎样才能“认识你自己”做到“贵有自知之明”?惟一的办法是开放自己的心灵,走出自我意识的洞穴,借助其他外在的参照系。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益。邹忌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外貌,因而不能比较出自己同城北徐公谁比谁更美。他借助妻、妾和宾客三个参照系的观察和评论,又仔细比较徐公的长相和自己的镜像,整合到一起,战胜自我,消除伪象,终于获得了自己与徐公谁更美的真相。然后他还能讽谕齐威王主动地广泛征求批评性的意见,以解自我翳蔽,遂能不战而胜于朝廷之上,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人头脑中的意识还能透视外部环境,形成和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状态。当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即便是最简单和直接的外部意识形成——视觉或听觉,也是一种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主体接收系统要对光波或声波作选择、加工,把它们转化成神经脉冲,经神经通道传送到大脑相应的部位,同那里储存的信息做对比、识别、分析,然后才能整合成视觉或听觉的形象。主体一开始就是主动的接收者、识别者、分析者和整合者,一句话,主动的透视者,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者。
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的完整形式是知觉,它是视觉、听觉、肤觉、动觉等感觉形式整合出来的对外部世界的整体体验。按系统论的先行理论之一格式塔心理学所主张的,知觉是按最简单原则主动进行的组织过程。人脑倾向于从众多感觉中把具有图式特征的部分选出来,构成完整的形象,而把其余部分减降为背景知觉——这就是透视!
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人的知觉能力是逐渐形成的。婴儿只有先天遗传的反应形式,经过经常性的动作(主体同客体的相互作用),逐渐能够协调感觉、动作和效果,将自己同环境区分开来(主体同客体分离)。这以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那些反应形式发展成多种图式;动作内化为运算,即在头脑中思维而不失去动作原有的特征。从根据实物进行的形象思维,过渡到符号取代实物的逻辑思维。这是一个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体接收系统不断进行建构的过程。在知觉活动中,主体总是把客体同化到自己原有的图式中,同时又经常顺应变化多端的外部世界改变原有的图式和形成新的图式,最终建立同化和顺应的稳定平衡。
皮亚杰写道:“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容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我们可以越过那些观察到的东西尝试着建构结构,并不是从主体有意识地说的或想的什么来形成结构,而是从当他解决对他来说是新的问题时,他依靠他的运演所‘做’的什么来建构结构。”“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物理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一些起结构作用的运演有关。”[18]
系统哲学采用康德的观点,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动态的信息,构成了知觉表象。感性是属于现象界的认识。知性则要运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认识形式——概念和判断——对客体下断语,这些逻辑形式仿佛是天生的,或先验的,其实是人经历许多操作,在头脑中通过归纳、概括等方法构成的,然后又由社会系统内的文化遗传机制(教育)世代相传;因此,对个人来说,是后天习得的。
判断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分析判断如“一切物体都是有广延的”,不提供新知识,因为“广延性”原本就包含在“物体”这个概念里面了。唯综合判断提供新知识,如“氢原子是有广延性的”,综合判断乃是感性同知性相结合构造成的,科学就是由这类判断构成的知识体系。如康德所言:“没有感性,我们就不会感知任何一个对象,而没有知性,则不能思维任何一个对象。没有直观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科学使我们获得对客体的更一般、更确定的规律性的认识,可是,如康德所又言:“在我们自己并未进行联系以前,我们就不能把任何东西都想象为在客体中是联系着的。”“知性不是从自然界获得自己的规律,而是给自然界规定规律。”[19]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经过主客体之间复杂的反复的相互作用,主体在知性层次上获得了对自然界的规律性的认识,然后把它加到自然界之上;以后这规律还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证伪、修正和重新构造,因此显得像是主体在不断地给自然界规定规律。这个过程最生动地体现出透视论所强调的认知活动中主体的能动性。
理性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要对经验做更一般和更抽象的综合。理性使用超越经验的概念,即范畴,其特点是外延广而内涵少。因此,理性认识属于形而上学,即哲学。理性要对世界(自然、社会、人、人生等)作整体的把握,这是难以做到的;又由于世界在整体上是复杂的,有多面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所以理性常常陷于矛盾,如康德提出的四对二律背反的命题。更大的困难是理性的命题无法经由直接的经验或者实践获得检验,所以不同的人可以(甚至是随心所欲地可以)构造出截然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从透视论的观点看,任一形而上学体系,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应有立足的一席之地,我们应对它保持宽容的态度;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形而上学体系要由采用它的千百万人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一种错误的选择常常会造成社会的停滞、毁灭,历史的弯路和千百万生灵涂炭,所以在构造和选择一种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不可不高度惊惧和谨慎。就系统哲学而言,它相信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建立在获得全人类公认的20世纪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就目前而言是最可靠而稳妥的选择。
透视论承认直觉,并认为它是人的头脑秉赋透视能力的集中体现,在英文里“直觉”为intuition,来自拉丁文intueri,本义为“观看”。在中国古典哲学中,道家称直觉为“涤除玄览”,亦即排除杂念的干扰,保持心境的清静平和,直接参透事物的玄妙机理。佛教禅宗一派强调高度专一的直接领悟或顿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柏格森认为惟有本能的直觉才能体验世界的本质。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又认为,把一切以外部世界的感觉为基础的东西都用括号“括起来”,把所有经验的、自然科学的、符号的、思辨的东西都“悬置”起来,本质就作为“直接的观念”显现出来了。这些观点都承认人能够不经明显区分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认识阶段,不经步骤严密的逻辑推理而直接把握某些复杂事物、人、事件或抽象概念的内在本质。在中文里用“洞察”、“洞悉”这两个词来形容直觉是很恰当的,因为“洞”这个词素绝妙地形容出了直觉的纵深穿透力,所以,用透视论来解释直觉是相得益彰的。
透视论承认人能够通过各种仪器、设备和科学方法,延伸和超越自身的认识能力,透视宏观和微观世界。目前,人类既能利用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射电望远镜、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上的设备看到几十亿光年之外的超新星爆发,又能借助电子显微镜之类的高精尖测量工具捕捉数百种微观粒子及更下一层次的夸克的踪影。当然,透视论也承认人类对微观和宏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如前所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透视论认为,人还有对未来的透视能力。这不仅指人能按掌握的规律和天生的直觉能力预见未来,更重要的指人能创造未来。换句话说,人不仅能认识已有的,而且能创造尚无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一方面是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文化进化的起点。我们说人脑是社会系统内的原始变异点,就是指人脑是高阶的负熵流——文化信息流的发生器,它通过推理、直觉或突发的灵感产生出这种信息流,然后个人动手或有组织地集体动手生产,把它实现为各种人造物品或人造系统,从而推动社会文化进化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赋予这个世界以新的秩序,或者说是他把这种人工秩序投入这个世界,还可以照马克思的说法说是他把自然界人化了。
由前面的论证可知,从积极的一面讲,作为主体的人既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透视能力,又有对微观和宏观的透视能力,在认知系统中他始终是主动者;从消极的一面讲,主体多方面的状态都会影响,甚至扭曲人的认识。相对论告诉我们,作为参照系的不同主体由于处在不同的运动状态当中,对同一客体的动静、速度、质量,直至它占据的空间和历经的时间的长短,都会有不同的认识。信息学又告诉我们,作为信宿的不同主体原有的先验信息不同,亦将决定性地改变他们从同一信源获得的实得信息。因此,不同的主体,在社会系统内的地位不同,接受的文化传统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个人的阅历和人生经验不同,他们对同一认知对象——一物、一人或一事,会有各不相同的认识。作为存储的先验信息,即便是公认的常识,也是不可靠的,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常识是18岁以前敷设在思想上的一层偏见。”最后,主体不可能是孤立地生活在真空中,科学标榜的“价值中立”也远非人人都能做到,结果或者是有意识地,或者是无意识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价值总是在左右着,甚至歪曲着人的认识。结果就是:任何一个主体都是一个站在某个角度的带着有色眼镜的透视器。所以,透视论否定了如何“客观真理”(“绝对真理”的替换词)和“圣人”的存在,并为“异端邪说”保留了生的权力。
透视论之所以受到系统哲学的青睐在于“系统”概念和“系统科学”的诸学科都不是直观的、现象的、经验的结果,而是透视的结果。人对外部世界直观的、现象的、经验的认识看到的是有形的实体,唯透视的认识才看到无形的关系,而“系统”正是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所以,透视论的另一层含义是透过各种实体的外在表象看到它们内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亦即深入到事物的内部结构,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
前面引的《庄子·庖丁解牛》一文,庖丁从只见浑然一体的全牛,逐渐达到对牛全身肌肤筋骨纹理的心领神会,即是一例。在当代学术中的例子有:瑞士语言学家F·索绪尔的“共时态”语法研究,专门研究某一语言届时的内部结构;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原型论”研究,即透视神话表现出的当时人的心智结构原型和文化的基本框架;S·弗洛伊德从梦境和日常生活表现透视人的复杂的无意识结构;法国L·阿尔都塞提出用“依据症候的阅读”方法去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不仅要看马克思书上白纸黑字的原文,还要看到看不见的,没说出来的深层次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
系统科学还进一步要求要有一种打通学科界线的跨学科透视能力。传统科学按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做了学科的划分,其大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系统科学则要求要看出这些异质的研究对象内部结构和过程的同型性。如维纳看到生物机体、人、社会组织和火炮这类自动机在通讯和利用反馈信息追寻目标方面的结构同型性,创建了控制论。贝塔朗菲则以更宽广的透视眼光看到所有千奇百怪的生物体在组织、过程和行为方面的结构同型性,然后用类比方法建立了关于开放系统的一般系统理论。以它们提供的这些范式为榜样,进一步发展出了十几种跨越科学界线的系统科学学科。但是,也应当如实指出,系统概念以及系统科学的每一学科,连同它们实际应用时建立的模型,都只不过是把握住了实在的对象上的某种关系的一张张透视图像。
然而,在认知系统的另一端,作为客体的实在的对象,即便是极其微小和简单的微观粒子,也是多样性的统一。诚如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同一微观粒子,相对于一种实验条件,换句话说就是从一个参照系或一个视角出发来看,它显示出粒子属性;相对于另一种实验条件,它又显示出波动属性。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手段是有局限的,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测得它的位置而又测得它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同时获得这个微观粒子系统的全面的准确的信息。对更复杂的客体,如人类社会、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情况就更是这样;不同的认知主体,亦即不同的参照系或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透视图像,甚至正相反对的(矛盾的)图像。透视论认为,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透视图像(判断、描述、解释、理论等)都有单独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都有可能包含着对象部分的真相,所以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应当区分三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客体,或曰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矛盾,这在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有详尽的讲述;第二类是反映那些客观存在的矛盾的不同的,甚至是正相反对的判断、描述、解释和理论等构成的矛盾,如光的波动说和光的粒子说;第三类是在同一描述或理论中出现的概念、判断的矛盾,这在任何一本逻辑教科书中都有许多举例。系统哲学认为,对第一类矛盾要承认,对第二类矛盾要宽容,对第三类矛盾要避免。因为,在同一叙述中的逻辑矛盾往往会使信息湮灭为零,如正负电子湮灭为光量子。举例来说,你从外面进屋,说:“外面正在下雨,”又说:“外面没有下雨。”如果两个判断同时成立,那么室内的人将不知外面是下雨还是没下雨。
除了强调认识的主观性、能动性和穿透力之外,透视论还强调认识的相对性,但与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透视论承认客体作为自在之物的存在,它的真相的存在;相信人能够认识它,认识的方法就是多元透视(也可以叫做多维透视、多参照系透视或多角度透视)整合以获取真相。试以“瞎子摸象”寓言为例。透视论承认那象的客观存在,还承认瞎子们是能够认识它的,因为,尽管他们不能通过视觉但是能通过触觉获取信息,再同自己头脑中的先验信息(漆筒、扫帚、墙壁、簸箕、绳索)参照比较、选择,就能做出某种综合判断,从而得出带有主观性的部分的真相。如果他们一直摸下去,同时不断改换方位、交换信息,讨论、辩论,不断地消除假象、伪象、虚象、幻象,逐渐地他们各自是会得出越来越接近象的原形的真相的。我们还可以对这则寓言做补充,设想还有第六个瞎子坐在远处,他很少亲自去摸,但那五个瞎子总是不断地把自己摸得的印象告诉他,由他在脑子里做出整合工作,天长日久,他肯定能整合出一个更接近象的原形的真相。那五个亲自摸象的瞎子就相当于科学家,那第六个瞎子就相当于哲学家。
应当如实承认,用多元透视整合的方法获取的真相,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具有最大的概率的统计结果罢了。那么,什么是统计结果呢?如抛一枚硬币,我们不能准确判断正面或反面一定朝上,但是,不断地抛和不断地记录,统计最终会显示每种花纹朝上的概率在0.5左右,这就是一个统计结果。在建造一道堤坝时,工程师总是把多年记录的年降雨量的平均值作为设计的主要依据。美国有两位心理学家最近说:“最漂亮的面孔并不是那些长相特别的面孔,而是那些反映一种人种中许多人的面孔的数学平均值的面孔。”这是他们用电脑合成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其实,类似的美学原理早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就由文学家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讲出来了。在民主制国家里,对重大问题搞民意测验,全民公决,以及由全体选民投票选举领导人,都是运用多元透视整合获取统计结果的佳例。
透视论不承认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甚至更进一步不承认任何人把自己发现或发明的真理僭妄地称为“客观真理”,把自己打扮成客观真理的化身要别人全都服从。事实证明,“客观真理”常常被人用成了“绝对真理”的替换词。不错,凡真理都有客观性,但又不可避免地有主观性和局限性,亦即相对性。请看,即便是算术运算法则,也是十进制算术中的真理,在二进制算术中就不灵了。我们在中学掌握的欧几里德几何的某些公理和定理,到非欧几何里就站不住脚了。甚至人类一度当成宇宙真理接受的牛顿力学,也被爱因斯坦证明只适用于远逊于光速的低速运动。其他的种种真理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普利高津引用的他的老师讲过的一段话:“德·唐戴老师在他开始授课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数学、物理学含有自然界景物所能反映到人类思想中最为抽象的图像,这种图像显示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特点,它具有一致性,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化的。这种图景在物质世界(自然界)就如同音乐在充满空气的无数声响之中一样’。”[20]
T·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知识体系中最接近是客观真理的部分——自然科学的透视论本质,说明它不过是信奉和遵循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创造出来的概念、符号、模型、规律和范例的集合体,其功用就是解答某些疑难问题;范式变了,科学的内容、方法、标准、视界等也随之改变。他写道:“看一张等高线地图,学生看到的是纸上的线条,制图学家看到的是一张地形图。看一张气泡室照片,学生看到的是混乱而曲折的线条,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熟悉的亚核事件的记录。”所以,在发生科学革命(范式转换)之后,“科学家们在新范式的指引下采用新工具观察新领域时,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是鸭子在革命以后成了兔子。这个人第一次从上面看到了匣子的外部,后来则从下面看到了它的内部。”[21]
许多种哲学的认识论都热衷于研究真理,而系统哲学的认识论透视论却安于研究真相。一个人一生能见到几条真理当然是够幸福的,但我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几件事情上能知道事实真相就不错了。
在这方面,人类的处境是既可悲又可笑的。
对远古时代的人类来说,万物有灵及相应的神话就是集体信奉的真理,今天看来却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最幼稚的假象。代之兴起的多种一神教教义又被尊为神圣的真理,但在科学的阳光下却成了冰消雪融的假象。科学本身又总是处在不断破除假象和确立真相的过程中。伽里略破除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若干假象,确立了惯性和加速度等力学概念;拉瓦锡破除了燃素假象,确立了燃烧的氧化理论;哥白尼破除了地心说假象,确立了日心说;达尔文破除了上帝创造人类的假象,确立了生物进化论;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假象,然后麦克斯韦提出了电磁波理论;爱因斯坦把牛顿力学从绝对真理的宝座上拉了下来,论证了运动的相对性理论。黑格尔把哲学史说成是人类“连续不断的觉醒”的历史,科学史何尝不是这样?马克思说“人类总是笑着同过去告别”,看来是有相同的发现而换了一种说法。
透视论完全拥护并移用科学的两条基本精神:第一,始终对人类建立的任何知识体系保持怀疑、批判、创新和超越的态度;第二,坚持对一切结论都要实行公开检验。这样做,即便发现不了真理,也检验不出真理,但至少能发现和破除假象。用更简洁的话说就是:实践不能检验出真理,但能检验出假象;不能证实,但能证伪。那始终不能被证伪和破除的部分就是真相,它们处在人类知识体系的核心位置,名字叫科学。
由此看来,从否定的方面说,透视论要求要不断地消除假象、伪像、虚像和幻像。狭义的假象指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虚假的现象,如太阳绕地运行,月亮盈亏和海市蜃楼之类;又指人类囿于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误以为真而实假之像,如前引培根提出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假象的共同特点是人被蒙蔽而不能意识到它们是假象。伪象是指一部分人有意识地制造出来蒙蔽别人的假象,蒙者有意而被蒙者无知,如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和帝王,被抹黑和丑化的敌国和敌人,粉饰太平的文艺作品。虚象指仅靠点点滴滴的或残缺不全的信息构成的象,或在传输过程中严重失真的象,它们是模糊的或朦胧的,如按考古发掘物品构想的远古文明,宇宙中的超新星爆发,还有环绕原子核的电子云花纹。幻象则指依靠不切实际的想象、幻想和梦想构成的象,它们如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及,根本实现不了。
透视论认为,狭义的假象,还有伪象、虚象和幻象,可以统统归为假象。由此看来,各式各样的假象实在是太多了!更现实、更直接和更严重的是,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制造和依靠假象维持的人和事太多了,传播和扩大假象的渠道太多了,维持假象和盲目相信假象的人也太多了。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可以借助高度发达的传播信息的工具——广播、电视、电影、报纸、刊物、书籍、课堂等,大规模地合理合法地制造假象。这样制造出来的现代假象可以称为官方假象、理论假象、文学假象、影视假象、报刊假象、广告假象等等。结果是占社会大多数的芸芸众生一辈子都生活在重重叠叠的假象之中,而少数先知先觉者要破除假象,获取真相和讲出真相,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直至牺牲生命。这就是社会虚伪、黑暗和不进步的根源。在那些至今还在搞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内外封闭的社会系统中,这种情况特别严重。
透视论给了我们破除假象和获取真相的方法,叫多元透视整合以获取真相。其关键的一点是承认主体的多元化和认识的相对性,在任何问题上都要求从多信道获取信息,然后放到一起,经过考证、论证、讨论、辩论和实验检验这一系列证伪的工作,竭尽一切可能消除假象,最后剩下的就是所能获得的真相了。
主体的多元化和认识的相对性我们已做了详细的论证,所以剩下需要说明的只有为什么要从多信道获取信息,以及怎样从多信道获取信息。
1994年2月20日《北京晚报》刊登张中行先生一篇文章《砚台意象》,他引老师马衡先生的话说:“知道了什么是真,才知道了什么是假;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了什么是真。”这是一条朴素的真理。真相永远是在同假象、伪象、虚像、幻像比较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大自然给人的头脑配上五官七窍,就为了让他能够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条性质不同的信道获取信息。耳朵在头的两边各长一只,摆的就是兼听则明的架式。中医师看病讲究望闻问切,也是从多信道获取信息。按现代医学,则还要加上验血、验尿、B超、核磁共振、CT扫描、活检等等手段,最后合到一起才下确诊的断语。法庭办案,在广泛取证之后,还要由公诉人、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双方证人、陪审团多方辩论,然后合议,做出判决。这些都是从多信道获取信息以保证获得真相的实例。
要保证社会系统的每一个成员在每件事情上都能从多信道获得信息,通过自己的头脑整合,去伪存真,获得真相,然后又能不讲套话,不讲假话,而是无顾虑、无保留地讲真话,把自己的意见、观点、创见贡献给他人和社会,从而使社会系统内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处在多元透视整合的聚焦点上,整个社会成为真实的社会而不是虚伪的社会,光明的社会而不是黑暗的社会,就必须保证社会系统是内外开放的,是有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保障的。
全面地讲,社会系统的开放,当然是对能量、物质、信息三种流体开放,只有这样它才能维持远离平衡的稳定状态并继续向上进化。社会系统对来自太阳的能量流以及太阳能的转化形态煤、石油、水力发电等造成的能量流保持开放,这是不成问题的。社会系统要对来自自然环境的物质流保持开放也是不成问题的。要对来自社会环境的物质流保持开放(对外贸易)现在也基本上不成问题了。社会系统要对来自自然环境的信息流保持开放是不成问题的,唯要对来自社会环境的信息流保持开放就成问题了。至今还有不少国家搞新闻管制和进出口书报检查,对境外广播和电视节目进行封锁和干扰,对人员和文化交流管卡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真话而不是假话。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假话不可怕,真话可怕;说假话挨批的很少,说真话挨批的很多。当然啦,人类文明已进化到卫星——电视和多媒体——英特网时代,任何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便捷地获得四面八方的、铺天盖地的、无孔不入的各种信息流,继续搞对境外信息流的外封闭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自由诚然有多方面的内涵 ,但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等。有一句格言说得好:“比陆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人权宣言》第一条讲:“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这自由恐怕首先指的就是思想自由。系统哲学认为心灵是社会系统进化的原始变异点。历史上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人在心灵中自由地思想出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在开始阶段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离经叛道、异端邪说的东西,往往正是革新性变异的萌芽。它们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一定要保护它们被自由地说出来,写出来,发表出来,再通过在群体中的自由讨论提炼升华,成为推动社会进化的新的信息流。这就是社会系统的内开放——开放心灵和开放言路——它是社会系统能够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到多元透视寻求真相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系统能向上进化的首要条件。
各种各样的意见、观点、理论都自由地发表出来了,如何在群体中进行多元透视整合,形成真相,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呢?答案是要用民主的方法。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的根基是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现代民主制度的一条根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居民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文化传统,另一条根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人,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民主制把公民作为权利平等的个体都包容进来,使他们能平等地分享权力和参与决策;尊重个人,宽容异己,容许反对派的存在;采用对话、讨论、辩论的方式求同存异;在不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采用表决的方式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社会成员公开和直接地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有权监督和罢免他们;最后,民主制要求掌权者要严格约束自己,不掩盖自己的错误和丑闻,欢迎对自己不利的追究和提问,直至引咎辞职。显然,民主制是实现多元透视整合以寻求真相这条透视论原理的理想社会制度。民主是社会系统内部的最佳选择机制,它能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繁荣和进化。
有关自由和民主的上述内容是最重要的人权,应当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建立一个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思想、言论、文章和著作而受到迫害,当然也不能用自己的言论和著述去诬陷和迫害旁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讲真话受保护,讲假话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人人都把自己的真话讲出来了,自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做到多元透视整合以求真相,这样就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否则,谁敢“实事求是”?怎么能做到“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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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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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dwig von Bertalanffy,General System Theory,Revised Edition,George Braziller,New York,Fourth Printing,April 1973,pxxii.这里是我作的新译文,可参阅此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中文版,第6页,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的中文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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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vin Laszlo,Introduction to Systems Philosophy,Happer & Row,Publishers,New York,etc,1972,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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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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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根:《新工具》第一卷,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50—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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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均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大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68—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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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洛克:《人类理智论》第二卷, 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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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大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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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94、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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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90、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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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均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大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19、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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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以上均引自《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导论》,简称《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在上述引文中“理智”的另译是“悟性”,亦即通常称谓的“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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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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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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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以上均转引自周国平:《尼采的透视主义》,载《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罗嘉昌、郑家栋主编,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9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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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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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8、2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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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N•T•威尔斯主编:《医学成像的科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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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引文中“运演”(operation)似宜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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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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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湛垦华、沈小峰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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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第91页。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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