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系统运动已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仍显得方兴未艾，甚至一浪高过一浪。在伴随这场运动诞生的一大批新名词当中，“系统”这个词处于核心地位，它已成为哲学界、科学界、工程技术界使用最频繁的术语之一。甚至政府官员、大众传播媒介和公众也早已习惯于广泛使用“系统”这个词，“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等等称谓你随时都可能听到，处处都可能见到。

但另一方面，对“究竟什么是系统”这个首要问题，即便是在系统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的那些专家学者的圈子里，似乎也还没有得出一个一致的明确的答案。例如在首创一般系统论的著名学者L·冯·贝塔朗菲那本最重要的书《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就有三个差别相当大的系统定义：(1)上述各种实体可看做‘系统’，也就是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要素的复合体；(2)系统可以定义为处于自身相互关系中以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的要素集合；(3)系统是一般性质的模型，即被观察到的实体的某些相当普遍的特性在概念上的类比[1]。由此可见，贝塔朗菲本人搞了一辈子系统论，到头也没拿定主意“什么是系统”，因此他一会儿把系统定义为“各种实体”，一会儿又说是“要素的复合体”或“要素的集合”，后来又把系统定义成“性质的模型”和“概念上的类比”了。如果读一下苏联的萨多夫斯基在他的《一般系统论原理》[2]这本书中所汇集的34种系统定义，你就更感到如坠五里雾中，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了。

所幸，苏联系统运动的一位带头学者A·И·乌约莫夫运用数理逻辑方法和形式化语言对萨多夫斯基书中的那34个系统定义作了整理、归并和更高一级的抽象，得出了“系统”作为一般概念的定义：“任一对象，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预先确定属性的关系，那就是系统”；“任一对象，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预先确定关系的属性，那就是系统”[3]。这两个定义是等价的，是同一定义的从不同侧面得出的不同表达。遗憾的是这个对一般系统下的定义太抽象，甚至显得有点古怪，不大好理解，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给予应有的重视。

最近，我阅读并翻译了美国系统运动中另一位带头学者G·克勒的一篇文章《信息社会中二维度的科学的出现》。[4]他把系统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物定向的系统，它们集中研究某些类型的事物，而不管任何特殊类型的关系，因而它同传统上把科学划分为学科和专业是密切相关的；另一类是关系定向的系统，它所集中注意的是同包容在系统中的事物的类型无关的那些系统现象，即构成系统的那些关系表现出的属性，因而它同新兴的系统科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对系统的最清醒的理解和最明智的划分，着实有振聋发聩的效力。更令人惊喜的是，克勒独立探索得出的对真正有重要意义的第二类系统的理解，同乌约莫夫整理了34个系统定义得出的系统的普适定义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因为他也认为系统把握的是“关系表现出的属性”，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属性所处的关系”。

我认为，如果把这两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研究系统的学者对系统的划分和定义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对“什么是系统”这个问题给出非常明确和科学的解答了。

我们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系统”这个术语。一是指原子系统、分子系统、细胞系统、人体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世界系统、太阳系统、银河系统、宇宙系统，以致细到局部的原子核系统、消化系统、工交系统、世界金融系统、土星及其卫星系统、织女星座系统等等。在这些名词并列词组中，前一个名词代表的是在宇宙和我们这个星球上实际存在的大大小小的物质实体，后面则是添加的新名词“系统”。如果我们把着重点放在前面代表物质实体的名词上，则后面附上“系统”二字，不过是在追求时髦；去掉了，或换上别的词也无关紧要，如“工交系统”改称“工交战线”或“工交部门”，并无实质区别。但如果我们把着重点放在后面的“系统”这个词上，前面那个代表特定物质实体的名词就成了限制性的修饰语。这时我们强调的就是把该对象不是作为物质实体来研究，而是作为“系统”来研究，即作为由相关联的各部分(组分、元件或元素)组成的整体来研究。但尽管这样，这些物质实体系统仍然主要是传统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新兴的系统科学研究的对象。

“系统”这个术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指封闭系统、开放系统、平衡态系统、非平衡态系统、耗散结构系统、自组织系统、自复制系统、自创生系统、控制系统、多层次命令系统、多层次参与系统、复杂系统、大系统等。在这些称谓系统类别的词组中，后面的名词“系统”是中心词，它表明的是科学认识所把握的某种“预先确定属性的关系”；前面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质的词组则是“系统”的修饰语，具体说明该关系上预先确定的是什么属性。例如“开放系统”这个概念把握的是对象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属性是“开放的”，即该对象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相互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属性。这里列举的系统类别均不是指某种物质实体，而是指在多种物质实体上都存在的“某种预先确定属性的关系”，因而是某种异质同型性。因此它们是能够广泛应用的观念模型，或透视图。组成这些系统的元素则是各种各样的变量——关系变量、属性变量、状态变量等等。这些关系定向的系统类别，或者说观念模型系统，才是系统科学研究的对象。

因而在我看来，“系统”概念按狭义的理解则仅指作为观念模型的那些关系定向的系统类别；按广义的理解则还兼指作为物质实体的那些事物定向的系统类别。关键问题是“系统”把握的是关系的属性，因此对“什么是系统”这个问题的最一般的、最科学的解释正是乌约莫夫概括出来的系统定义。为了便于理解，我可以把它改写成我们习惯的定义表述形式：系统是我们在任一对象上发现的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

什么是系统科学？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系统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新学科。它们曾经被称为“跨学科研究”，“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横向科学”，“复杂性科学”。现在这批新学科已经有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系统科学。

目前系统科学已逐步自成体系，其内部结构和外延已经比较清楚了。一般认为系统科学体系有这样四个学科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系统哲学，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有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包括广义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哲学。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系统论，目前已有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乌约莫夫的参量型一般系统论、克勒的一般系统论、拉波波特新近完成的一般系统论等。第三个层次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或系统理论分论，它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等级控制理论、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和大系统理论。第四个层次是系统技术，包括系统分析、系统工程、运用电子计算机的系统技术(系统模拟、系统实验、系统设计)。

但系统科学的内涵却不怎么清楚。这就是说，在系统科学的性质，它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样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模糊的，或分歧的。笔者也是直到最近读了G·克勒那篇被誉为“系统科学宣言”的文章《信息社会中二维度的科学的出现》之后，才获得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要根据他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什么是系统科学”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把以前几个世纪形成的科学称为传统科学或古典科学，它们分别研究从小到大的实体的属性。古典科学的基础学科依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质学和天文学。这是科学的第一个维度。最近半个世纪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兴学科被统称为系统科学，它们分别研究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属性。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目前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灰色系统理论、等级控制理论、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和大系统理论。这是科学中新出现的第二个维度。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形象地标示出这两个维度的科学(图1)。

图1

 

这两个维度的科学除了研究对象截然不同之外，研究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也大不一样。它们都要用数学作定量研究，但所用的数学方法却大不一样。现代数学中线性规划及其向非线性问题的推广、组合最优化、动态规划、网络流理论、图论、博弈论、排队论、库存论、模拟，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微分动力体系、分形几何学、分维数学等，都是顺应系统科学研究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古典科学的每一学科都有作为研究对象的某种实体，科学家可以对它进行观察、考察，或者放到实验室的特定条件下去做实验。而系统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却是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它不是具体的实物，而是抽象的模型，因而无法放到传统的实验室里去变革，而只能模拟到电子计算机上去实验，因此，克勒说“把计算机看作是系统科学的实验室是极为恰当的”，真是道出了一句至理名言。

此外，在上面这个科学的二维图像中，如果我们过X轴上的每个点作与Y轴平行的直线，然后又过Y轴上每个点作出与X轴平行的直线，那么就会在第一象限得到上百个交点，而每一个交点都可能是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譬如，我们现在已经有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将来也可能进一步发展出生态控制论、全球控制论等更新的学科。又譬如，等到自组织理论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将来也可能出现原子自组织理论、分子自组织理论、细胞自组织理论、心理自组织理论、社会自组织理论等等。这种发展前景不由得使人回忆起，早在50年代末，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院士就曾预言“科学的线正在织成科学的布”。

系统学体系和系统方式

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在被统称为系统研究的这块新兴科学园地里出现了术语和分类学的混乱。这种情况在一场科学革命的开始阶段是难免的，是好事情；但在随后的常规研究阶段这种情况就应当消除。在对两个关键术语“系统”和“系统科学”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之后，我还想在这方面进一步做点工作。

在系统研究内部各种各样的学科分类和整个体系的构成方面，中外许多学者提出了差异相当大的多种方案。在对这些方案做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想提出一个最简单明了的方案：可以把外国学者称为系统研究的这整个学术领域叫做系统学，它包括四个层次——系统哲学、一般系统论、系统科学和系统技术。

尽管已经有E·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广义进化论，M·邦洛的系统哲学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出现，但我认为系统哲学仍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领域。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系统学内部的一些哲学问题，如实体和关系、关系和联系、关系和属性、关系和突现等等；二是系统科学的新范式或新认知图像；三是用系统方式和系统方法研究哲学的各种基本问题。

鉴于事实证明贝塔朗菲要用一般系统论统一科学的设想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已经有许多种一般系统论，可是寻找像数学和逻辑一样的系统元语言的目标仍很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采用苏联学者B·H·萨多夫斯基的观点“把一般系统论解释成相对于专门系统论和各种系统观念与系统研制的元理论”[5]。它包括系统概念、系统分类、系统方式和系统方法等部分。它阐述的内容适合于所有的系统、系统科学和系统技术。

系统科学是一个日渐增加的新兴学科群，在本文第二部分已做了介绍。在最底层的系统技术则是系统学的操作层次。包括系统实验、优化、设计、管理、制造的新技术。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有系统分析、系统模拟、系统设计、系统工程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在整个系统学体系中，我感到还有必要把“系统方式”提出来在此做一些讨论，因为它同本文要论述的主要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

“系统方式”是从英文词组“systems approach”翻译来的。在英文中“approach”有接近、对待、态度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这几层含义。在俄译时有一个同它完全对应的词“подход”，但是在汉语中就没有；勉强把它译成“方式”，可这一来就丢了几层意思。我把“系统方式”放在一般系统论当中，赋与它“系统方法论原理”的含义，并且要恢复它在汉译过程中丢掉的意思。

我认为“系统方式”是一种新的科学态度和眼光，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来对待，以区别于古典科学的“机械论方式”或“力学方式”将研究对象作为物质实体来对待。当我们用系统方式来观察、对待和处理被研究的对象时，我们已经把它的整体抽象成具有某种属性的关系或关系网络来把握了。

从第一节的考察我们知道，系统概念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它要相对于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对象上发现的那种关系的属性。同理，系统方式也具有这种相对性和具体性。因此，“不管怎样的一个对象，不相对于它的研究，那就不能得到一种绝对系统属性，相应地也不能得到一种绝对非系统属性。反之，同样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任务中，既可以作为非系统来研究，也可以作为系统来研究”[6]。

那么系统概念和系统方式应用范围的界限在哪里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古典科学的概念和研究方式失效的地方。例如机械论的力学方式解决的是带有两个变量的问题，揭示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为数不多的物体之间的线性因果序列。如果某研究对象由许多个元素(变量)构成，内部有非线性相干性，我们就无法用力学方式对它做分析和处理，就得采用系统方式了。这就是说，系统方式局限于处理复杂系统问题。

明白了系统方式的相对性、具体性和局限性，就能防止滥用和乱套，也不会错误地把它同其他科学方法论和哲学方法论对立起来，或谋求用它来取代它们。例如用力学方式早就解决了单摆问题，你还抽象地说“单摆是个系统”，这并没有告诉别人什么更多的知识，用系统方式去处理单摆问题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又譬如你一定要说“生产力是个系统”，固然未尝不可，但接下来别人就可以问：这个系统由多少个变量构成?变量间有什么关系?这些关系有什么属性?因而这是怎样的一个系统?于是你就会发现用系统方式来研究生产力并不见得是一种恰当的方法论选择。

系统科学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知识问题，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促成这一转向并对后来的发展保持深远影响的两位哲学家是笛卡尔和康德。

笛卡尔肯定了两个实体：灵魂和形体。灵魂是认识的主体，是精神实体，其属性是思想；形体是认识的客体，是物质实体，其属性是广延。这是典型的二元论：主体同客体，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是割裂的，性质是相反的。客观上这又造成了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裂和对立。

康德把哲学引向对认识本身的批判性考察：认识的能力是什么?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人类理性的界限在哪里?康德认为，认识能力有三个层次：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的先天形式是时间和空间，内容是各种感觉刺激。知性是认识主体以几个先天的范畴，通过时间范型，对感觉材料进行综合统一的能动活动。这样构成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自然科学知识。这样认识到的“物质世界无非是思维的主体所感受的现象”，本体则属于永远不能认识的范围。他提出的可被思维但不可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加宽了笛卡尔造成的二元论的鸿沟。理性是最高一级的综合能力，它的任务只限于对知性的经验做最广泛的综合。人虽然不满足于这一点，但实际上仍然不可能达到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因此不可能建立非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

这以后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都深受笛卡尔和康德的影响，都在解答或进一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19世纪在西方影响面最广的是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哲学。它主张现象即实在，是一切认识的根源。科学知识是在经验上实证的知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否定一切形而上学。它在自然科学中获得了生命力，但它要用自然科学对人的心理、社会和各种哲学问题作实证解释的僭妄理所当然地遭到失败。

本世纪在英美占统治地位的是由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倡导的分析哲学。在它的影响下，以石里克和卡尔普纳为首的维也纳学派为代表，实证主义哲学发展成逻辑实证主义并加入了这一行列。其后又有以剑桥和牛津为中心的日常语言学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一味强调哲学研究的科学性，重视分析方法，忽视综合方法，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运用逻辑方法，特别是数理逻辑，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这派哲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提高了哲学语言的精确性和表达的严密性，但并没有真正排除和解决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结果现代西方哲学在某些细部是清晰的，但整体画面却是混乱和模糊的，因而对当代西方社会和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不可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在上述各派哲学内部尽管一直有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是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在欧洲大陆上本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尤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影响最大。

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排除了对自然和历史的研究，把哲学引向内转，专注于对“纯粹意识内的存有”的研究，具体说就是研究先验自我、意向作用、意向对象和主体在其特殊视界内体验到的“生活世界”。其根本方法是内省和反思，包括现象学的悬置原则、本质还原和本质直观。他追求的目标是对本质的绝对知识和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可是，反思和直观能否达到先验意识水平，排除了科学是否能建立起严格科学的哲学，——在胡塞尔的方法和目标之间永远有一个大问号。

所以，尽管胡塞尔怀有用现象学复兴欧洲人理性传统的初衷，可是他的弟子海德格尔和萨特却运用他的方法按照一种必然性得出了非理性主义的存在主义。他们抛弃以往哲学和科学对存在的内容的研究，转向对存在本身的研究，即研究人领悟自己“在”的存在和领悟本身的“此在”。这是人在孤独、烦恼、恐惧、死亡时才领悟到的“此在”在“此”的本真状态。这派哲学在增进对人的价值和自由的理解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唯我论的偏颇，不是消弥了而是加深了主客体的对立。

我之所以要描绘出西方现代哲学主导流派构成的这幅图景——问题、方法、成果和困境，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出系统科学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中能有什么作为。大家知道，伴随系统科学的诞生就出现了它的元理论——般系统论。其主要创始人贝塔朗菲早年曾直接接受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的熏陶。他绘制的系统哲学的蓝图的实现者拉兹洛接受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实证主义者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影响。拉兹洛现在正致力于创建和推进广义进化论。这些情况决定系统科学在西方哲学园地中的产物——系统哲学带有新实证主义色彩，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近之处；它们在新的系统科学的基础上，采用新的系统方式和系统方法，继续解决主要由笛卡尔和康德提出和造成的问题，但同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大异其趣。

同分析哲学相反，系统哲学是新型的综合哲学，建立在古典科学维和系统科学维两个维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科学的哲学，因为公认的科学成就都是对实在的可确信的对象的把握，经得起公开进行的可重复的实验的检验。它重建哲学同科学的联盟关系，并保持它们之间信道的畅通；因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系统，靠不断综合和吸收科学成就向前发展。

同西方现代大多数哲学流派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相反，系统哲学重新提起形而上学的老话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50年代维纳提出来的那个“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7]的“信息”概念，看来正稳步地取得一个哲学范畴的地位，填补了西方哲学造成的精神同物质割裂的鸿沟。拉兹洛近年提出第四种形而上学——当代科学的新形而上学，主张“宇宙的基本实在是由场，而不是由质料构成的。……物质和心灵二者是从时空中的场的相互作用中涌现的”[8]。最近他又提出宇宙是全息的φ场的假说[9]，并写了一本大书来论证：《量子、宇宙和意识——统一场论》[10]。

除分析哲学、现象学的方法之外，系统哲学将尝试用系统方式和系统方法研究认识问题。系统方法本来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具有更高普适性的方法论。它在研究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工程和管理问题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我们有理由指望它在研究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方面也获得某种积极的成果。事实上贝塔朗菲已提出了系统哲学的认识论——透视论。后来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11]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说“物质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不同的观察者对发生在人脑这个物质系统中的同一过程作双透视所获得的不同的透视图。外部观察者看到的是原子和分子的，电和化学的“物质事件”，而内部观察者看到的则是表象和概念的，判断和推理的“精神事件”。这两张透视图永远不会重合，可是我们也永远不会在人脑中发现一种独立的、截然不同的精神实体。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人的认识问题之所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原因在于近代科学仰仗的分析的方法在这里失效了：当我们把一个人的头颅打开，对大脑进行解剖分析时，他的意识活动早就停止和消失了。所以未来最终解开这个谜很可能得依靠系统科学倚重的综合的方法，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将意识活动在电脑中逐步地模拟出来。

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将对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灾难性的重大问题，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和政治秩序混乱等等，提供观察世界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应用。

早在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意大利的佩切依就邀请拉兹洛用系统哲学来研究全球问题；目前后者又组建了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想寻找贯穿宇宙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文化进化和意识进化的一般规律，以促进人类从进化意识中产生出有意识的进化。可见，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当然要研究人和人的存在，但不会满足于孤立地研究个人的存在的意义，而会侧重研究人类的存在的意义；不会满足于静止地研究存在，而会动态地研究进化。它认为后面两个问题对现时代和人类未来的命运有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系统科学的兴起将促使人类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图像(cognitive map)发生改变。工业社会的认知图像是由伽里略和牛顿，培根和笛卡尔发展出来的，再由洛克、亚当·斯密、达尔文将它扩展到社会、经济和生物领域，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和单一进化轨线的认知图像。由它引出的价值是向自然斗争和索取，其副效应是破坏了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把人类社会引向危机四伏的灾变分叉点。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这样记载：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认知图像是由贝塔朗菲、维纳、申农、普利高津、哈肯、艾根、费根鲍姆……发展出来的，再由某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它作了总结和推广。这是一种系统论、机体论、突现论、非决定论(概率决定论)和多条进化轨线的认知图像。它带来人类的主导价值观念的转变，扭转了当时世界系统进化的总趋势，人类得以重建同自然和谐的和协调发展的关系。

系统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其基本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距今已整整一个半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的这种新型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是那个时代的三项伟大的发现：能量守衡和转化理论、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恩格斯晚年写了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总结意义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中有一条重要的思想：“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自那时以来，公认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发现”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物遗传基因，新近又有人提出还应加上大爆炸宇宙学。此外，科学领域还出现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和范式转变，诞生出系统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在多方面改变形式，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有的同志习惯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认为要坚持就不能发展，要发展就没法坚持，这是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试看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在开放和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坚持，而不是在封闭和僵化的条件下坚持。因为任何事物，如果在发展中坚持就能永葆青春，而在停滞状态下坚持则只有有限的生命期。所以，正确的方针是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吸收各种科学成就和其他哲学当中合理的成分，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它，使它能够跟上科学的进步，适应时代的要求。

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它的许多成果非常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吸收。

其原因首先在于系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类型的哲学，即都是唯物主义的综合哲学。按照L·冯·贝塔朗菲提出的，经E·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一书中详细阐述的系统哲学的透视论的观点，世界只有物质实体的存在，没有精神实体的存在。那种认为有一种物质实体，又有一种精神实体的二元论观点，实际上是对同一过程从外部透视是物理事件而从内部透视是精神事件而形成的错觉。M·邦格本人则是非常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一切精神活动都是物质性的神经系统的状态，可用函数来描述，行为则是心理活动输出的结果，据此他批判了艾克尔斯“精神非物质”的论点。他还认为文化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同政治、经济系统平行处于相互作用中，而文化产品则从属于文化工作者并以一定的物质为载体而存在，据此它批判了波普尔著名的“世界3”(或客观精神)的观点。

至于说系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综合哲学，则是指它们对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知识，另一类是社会科学知识；哲学则是对这两类知识的总结、概括和抽象，它反过来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拉兹洛认为，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唯有科学知识是在不断地检验和批判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它具有可重复地进行公开检验的属性，因而是最可靠的知识。如果哲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就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离开科学去漫无边际地想象和思辨，是非常有害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不会超过古希腊哲学家所达到的高度。M·邦格则主张本体论应当把这个世界的主要面貌描绘得像科学已知的那样精确、清晰和系统。

从文化和学术渊源上看，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L·冯·贝塔朗菲明确地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包括在系统论的历史源头之中。近年又有学者著书立说，阐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系统思想。而马克思本人则认为社会“就是一切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3]。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恩格斯已经得出了同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相似的思想，他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4]列宁也有非常明确的系统思想，在他的著名的“辩证法十六要素”中，“关系总和”的思想占了四条：(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15]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写道：“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他把这种情况比喻成“矛盾的烟海”[16]。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又分析过中国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中的“十大关系”，他运用的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系统分析方法。由此可见，系统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家以上那些关于“关系”和“系统”的思想的顺理成章的推进。

更重要的是，系统科学的各个学科实际上把辩证法的许多原理具体化、精确化甚至数学化了。这当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系统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具体化了，并说明它们不是胡乱联系，而是按系统论的等级结构普遍联系。控制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揭示了无机界和有机界、机器和人的某些行为结构的一致性，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17]。托姆的突变论实际上是为“质的飞跃”这类变化建立了具有多样性的数学模型。他宣称：“我们的模型把所有的形态发生都归因于矛盾，归因于两个或更多的吸引子之间的斗争。”[18]L·冯·贝塔朗菲在他的书中明确写道：“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为先决条件。部分之间的竞争，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系统，以及生命有机体和社会机体和社会机体中的一般组织原则。”[19]另一方面H·哈肯的协同学又把在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协同—合作现象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和更深刻地认识同一性和斗争性，合作和竞争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最后，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无疑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和新原理，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们进行考察。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积极的回答。例如：信息同物质和能量的关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的位置是什么?透视论是反映论的另一种提法或深化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发展同广义进化论讲的进化是一回事吗?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复杂系统的发展或进化真是多轨线的并且是不可准确预见的吗?稳态、协同和合作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中应占什么地位?以及更根本性的问题：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

如果我们能主动和大胆地吸收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它们提出的这些有意义的问题作出正面的、科学的回答，那就一定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满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胜利地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严重的挑战。

【注释】

[1]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240、239页。

[2]尼·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贾泽林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A·И·乌约莫夫：《系统论方式和一般系统论》，闵家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处引译对原译有微小改动。

[4]中译文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

[5]瓦·尼·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贾泽林等译，人民出版社，第73页。

[6] A·И·乌约莫夫：《系统论方式和一般系统论》，闵家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

[7] N·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8] E·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3页；又见《哲学研究》1988年第5期，第47页。

[9]同上书，第194页。

[10] Ervin Laszlo,Quantum,Cosmos,and Consciousness,A Unified Theory,1991.这部英文手稿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后编著为《全息隐能量场与新宇宙观》，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11] E·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钱兆华、熊继宁、刘俊生译，闵家胤、刘利圭、金纬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4、145页。

[14]同上书，第240、242页。

[15]列宁：《哲学笔记》，林利等译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50、251页。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302页。

[17]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41页。

[18]马里奥·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19]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1991年7月) 

（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