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多”

 在过去的15年中，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系统科学及其中的哲学问题，也在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原理、模型去研究各种传统的哲学问题，逐步得出了自己的系统哲学观点。当我出发的时候，脑袋里空空如也，未抱任何成见或理论上的预定目标；当接近收获的时候，我才颇感意外(也有几分惊喜)地发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主题上我都碰到一个“多”，所以最后我自己得出来的系统哲学看来就是多元论了，不过这是一种现代的进化的多元论。在最早研究系统的时候，我碰到了“多元素”、“多变量”、“多个下层系统”、“多层次”，所以在1981年完成并发表的论文里，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系统论对世界的解释是1分为N(1≤N＜∞，N大于或等于1而小于无穷大)。”

在研究自组织理论和广义进化论时，碰到了“多态”、“多稳”、“多参量”、“多目标”、“多轨线”、“多选择”等概念，并且得到一个结论：既然我们已经把只有单一轨线的决定论观点从复杂系统的进化理论中排除了，系统在每一个分叉点上都是在多条轨线中做出随机性很强的选择，那么最后我们肯定是生活在具有多样性的质空间中。

根据当代科学的新成就重新去研究关于世界的本原或基质，我得出了由场、能量、物质、信息、意识五种依次进化出来的元素组成的进化的多元论。它们是当代科学不可或缺的五个基本范畴，你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个是虚妄并像对待“以太”一样将它消去，也无法用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对其余四个或三个做出满意的解释。所以只好承认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一元或二元的世界上，而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上。

贝塔朗菲在生前就提出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是透视论，拉兹洛在《系统哲学引论》一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双透视原理”以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我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了用多元透视(或多视角透视)的整合以获取真相的透视论原理。进行透视的主体(或视角)的数目不是一或二，而是“多”。

当我进而研究心灵(或意识、或精神，这三个范畴指的是同一种存在)，发现它是一个由“情”、“理”、“意”三个元素组成的特殊系统。任何一个正常人完成的任何一个目的行为，都是这三个精神元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在“心灵”这个空灵世界里，我仍然碰到了“多”。

用系统论来研究人性必须首先把人看成是系统。我发现作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进化的最高产物的人是最复杂的系统，作为其本质属性的人性亦是最复杂的质，不可能用“善”或“恶”，“利他”或“利己”，“自私”或“无私”等范畴或概念当中的任何一个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因此不得不首先建立一个人的多层次的系统模型，然后从每个层次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来讨论它的行为的属性。结果我得到的人性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

在人和人性的系统模型上研究价值，我发现许多哲学家在他们的书和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一个基本事实：价值是在交换过程中表现和存在的，因此人的价值是在人同环境的交换过程中表现和存在的。由于人是多种系统耦合成的具有等级结构的复杂系统，因而各个层次上的系统同环境有不同的输入和输出(交换)，相应地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多种价值组成的等级结构，它指导和导引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

用系统论的框架来透视社会，我发现从整体上看社会系统的主体是一个处理信息和进行管理的权力结构。社会系统的结构有四种典型的类型：仅有一个核心的系统，可用英文字母“O”来象征；集中控制的多层次命令系统，可用英文字母“A”来象征；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控制系统，可用英文字母“M”来象征；权力高度分散的多层次参与系统，可用英文字母“W”来象征。实际上还有多种多样的这四种结构的混合类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社会系统的革命性的进化是按O→A→M→W次序的结构进化。一场“革命”，不管它搞得多么轰轰烈烈，自我评价多么高，如果没改变社会系统的结构，仅仅是换了一批掌权的人，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它不是革命，而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换汤不换药”。

用系统论来研究文化，又帮助我跳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极对立的模式。因为不仅东方、西方有不同的文化，而且南方、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南方、东北方也有不同的文化，甚至地球的那一面还有不同的文化。现实的情况是人类在长期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化出了多个(八个，十个，甚至十几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它们要在保持多样性(分化性)的前提下，加强理解、交流和学习。可以预见，由于每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从封闭社会变成开放社会，因此每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变成多元复合文化的社会。

每种宗教都自成完整的系统。内中又有主神、神祇和先知系统。大部分宗教都有教阶系统，以及教义系统。如果每一种宗教都认为自己是惟一神圣的，各信各的上帝，视其他宗教为异端，那么宗教战争可以永远打下去，世界也就永远不得安宁。事实上两大阵营的对峙消失和冷战结束后，全球总有几处在打局部战争，深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宗教战争。在19世纪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波斯贵族巴孛和巴哈欧拉创立巴哈伊教，阐述了宗教多元论的道理。宗教同源，上帝只有一个。宗教是进化的，九大宗教的先知克里希那、摩西、亚伯拉罕、所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穆罕默德，以及巴孛和巴哈欧拉，都是上帝先后派来的使者，所以巴哈伊在五大洲兴建的灵曦堂有同样的底层结构——九边形和九扇敞开的大门，表示九大宗教的会聚。巴哈伊教已成为发展最快的世界性宗教，这情况昭示它是属于未来的具有超循环结构的宗教，巴哈欧拉的宗教多元论的道理幸许能消弭宗教的纷争和宗教引发的战争。

“二”是“多”的特殊

我认为系统哲学对世界(宇宙)的解释是“1分为多”或“1分为N”。这个公式里的“多”或“N”就是自然数列，包括1，2，3，4，5，……以致接近无穷大的一个自然数。我相信这是一个涵盖较广而无简单化弊端的公式。但这牵涉到它同在我国流传相当广的辩证法对世界的解释公式“一分为二”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一分为二”只是“一分为多”或“一分为N”的特例，或者说其中的一类情况。这在数学里是看得很清楚的。这里的“多”或“N”是自然数，或正整数；“2”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它左边有“1”，右边有“3，4，5，……以致接近无穷大的一个自然数”。

就宇宙中存在的物质实体系统来说，确实有一部分是由两个或两类元素组成，也确实有一部分有两极性或对称性。例如：电荷分正负，磁极分南北，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人类的核心家庭由夫和妻结合在一起，等等。可是，如果用简单枚举的不完全归纳法，就得出结论说“宇宙中所有的系统都是一分为二的”那就错了。首先在逻辑推理的规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我总可以举出许多不是“一分为二”物质实体系统来作证伪，请看：

迄今为止发现的物质的最微小的单位是夸克，它是“一分为一”，因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室里至今它都是不可分的。

上面提到的原子，譬如说氢原子，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法是“一分为三”，即它是由带负电的电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三者组成的系统。生物也不全是雌雄“一分为二”，还有大量雌雄同体的或者说无性别区分的生物。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系统，即使是在高度两极化的冷战时代，也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还有一个处于中间的“第三世界”。

更加深刻地反映宇宙的本质属性的是“一分为四”的四种作用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作用力，引力作用力。人类分为红色人种、黄色人种、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全人类的血型主要有O型、A型、B型和AB型，都是“一分为四”。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称为“五行”；人体有五官、五体和五脏；地球分为五大洲。这些都是“一分为五”的例子。物理学家们从理论上预言的夸克家族是“一分为六”：上夸克、下夸克、奇夸克、粲夸克、顶夸克和底夸克，到目前为止已接近全部被证实。

接下去我们还可以给出空间并不限于二维、还有三维、四维、五维……一直到N维空间。已发现的基本粒子种类超过了300种，还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所以其总数只能说是N。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现已增加到108种，但是还打不住。究竟有多少，只能回答是N。在宏观世界里，银河系里包含多少个恒星系统?宇宙里有多少个星系?也只能回答是N。

可见，物质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系统并不遵守所谓辩证法的公式“一分为二”，而是遵守把“一分为二”包含在内的一个具有更大普遍性的公式“一分为N”，或者说“一分为多”。

那么在精神世界里，特别是在最抽象的哲学领域里，概念和范畴是遵守“一分为二”呢，还是遵守“一分为多”呢?

最早讲清这个问题的是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这篇被公认是最难懂的。商务印书馆在1940年出版过我国最早深入研究古希腊哲学且有大成就的陈康先生的翻译注释本，1981年重印此书，后于1987年又出版了汪子嵩、王太庆辑录的他们的老师的著作《陈康：论希腊哲学》。现在我就根据这两本书里讲的柏拉图的辩证法来回答上面那两个问题。

《巴曼尼得斯篇》的中心问题是：极端相反者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现象告诉我们，极端相反者是相互结合的，例如“苏格拉底”身上可以分左、右，前、后，上、下，所以他是“多”；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单一的人，所以他是“一”。这样，极端相反的相“一”和“多”在他身上就相互结合了。但这怎么可能?需要说明的是陈康先生译作“相”(forms,或ideas)的词，就是现在译的“种概念”或“范畴”。

上述问题被划分为两个问题来解答：(1)极端相反的“相”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2)极端相反的性质是否相互分离而不在个别事物里相互结合?

对问题(1)研究得出的答案是，如果任何一个相，譬如说“一”，同其他任何一个相都是隔离的，即它是孤立的，那么相反的相就是不能相互结合的。相反，如果任何一个相，譬如说“一”，同其他任何一个相是结合的，那么相反的相就能相互结合。现实的情况是“一”至少同“是”(存在)是结合的，于是就能推导出来，以下13组相(范畴)都是相互结合的：

1.“一”——“多”

2.“部分”——“整个”

3.“首端”——“末端”——“中间”

4.“圆”——“直”

5.“在其他的里”——“在它自身里”

6.“变动”——“静止”

“变异”——“运动”

“旋转”——“变换地点运动”

7.“异”——“同”

8.“类似”——“不类似”

9.“等”——“不等”

“大于”——“小于”

10.“年老些”——“年少些”——“同年龄”

11.“过去”——“现在”——“未来”

12.“已是”——“正是”——“将是”

13.“名字”——“言论”——“知识”——“感觉”——“意见”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是的一”是“存在的”：它既是一，又是多；既产生，又消灭；既类似，又不类似；既生长，又萎缩；既运动，又静止，等等。同“是”或者说同“存在”结合的“一”乃是最简单的“相的集合体”或“范畴的集合体”。柏拉图进一步又推导出事物是由“相”的结合组成的；若不是这结合便根本没有事物。个别事物不过是“相的集体”(complex of ideas)即范畴的集体，这就是后期柏拉图得出的“多元范畴论”。这种多元范畴论要用一个通俗的最简单的公式来概括的话，显然不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而是“一分为多”和“合多而一”。这更具普遍性的公式“一分为多”和“合多而一”当然包含着许多“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个别情况。

“多元范畴论”是柏拉图辩证法达到的高度。它的不足或缺陷是这些范畴的联结方式。柏拉图是在《哲人篇》(现译《智者篇》)中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这些最高的范畴，就它们的普遍性讲，是平行的，在同一平面上；并不是“存在”的地位特别高，其他几个范畴隶属于它，即其他几个并不是在“存在”这个“种”下面的“属”。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一水平面上的联接、结合。我们可以想象，在柏拉图的心目中这些范畴构成了一个圆。

大家知道，由于社会历史变迁的原因，随着古希腊—罗马社会的衰亡，在欧洲中世纪的一千五百年间，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农业社会具有稳固的社会结构。基督教会实行精神专制，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 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僵化的社会和僵化的精神当然需要僵化的思维方式。即使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冲破了经院哲学的精神统治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仅限于机械论的力学和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研究的生物学，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那种思维方式的特征，恩格斯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是就是是，否就是否，其余都是瞎扯淡。”这就是说，它是运用截然分开的单一范畴进行思维，注重寻找的也是单一的因果关系。

直到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兴起，古希腊哲学家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被复兴，并被推进到新的高度。

黑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旧的形而上学“仅在于坚执片面的知性的范畴，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必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所以康德却与此相反，乃尽力去证明，用这种抽象的方法所得的结论，总是可以另外提出一些与之正相反对但具有同样的理由的必然性的说法，而否定之”。[1]为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列举了4组二律背反，来证明宇宙中存在“亦此亦彼”的矛盾。①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限；反题：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限；②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构成的；反题：没有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③正题：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反题：没有自由，一切都是依自然法则。④正题：在世界原因的系列里有某种必然的存在体；反题：里边没有必然的东西，在这个系列里，一切都是偶然的。这里，康德显然复活了柏拉图的“多元范畴论”，因为我们可以把4组相反的范畴集合到“世界”上。费希特的贡献是把运动、上升和发展引入了对范畴的研究。他按正、反、合三段进程，推导康德视为主体单方固有的先验范畴，如黑格尔说：“因为在康德哲学里，思想之为自发自决的原则，只是形式地建立起来了，至于思想如何自决，自决的程度如何，康德并无详细指示，所以费希特出来，便首先发现这种缺陷，而宣扬有推演范畴的需要，同时他也曾经作了这种尝试，而且的确产生了一个范畴推演的系统。”[2]

黑格尔承袭了这份遗产，特别是费希特提供的方法，用以构造自己的范畴演进的辩证法体系。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在正题中肯定的概念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而自我否定并过渡到反题中相反的概念，这两个相反的概念又在合题中达到对立的统一并被扬弃(既肯定又否定)而进入第三个概念。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第三个概念“将对立的双方统摄自身之内，作为两个构成的环节”，达到“具体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逻辑理念的每一范围或阶段，皆可证明其为思想形式之一系统的全体，……譬如在‘有’的范围内，就包含有质、量和尺度三阶层。”[3]换句话说，在每一层次上都不是一个“一分为二”，而是一个“合二而三”或“一分为三”的系统。一是单，二是双，三就是多了。这完成了的一个小阶段，一个小三角形，又作为下一个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否定之否定的历程，然后构成一个中三角形。后者又作为新的起点，依照同样的方法构成一个大三角形。由于始终以否定之否定作为成序原则，最后获得的理念的整体具有等级结构，而且是自相似自套叠的中国套箱式结构，可以恰当地被想象成具有大螺旋套中螺旋和中螺旋套小螺旋的层次结构的螺旋形。最后获得的最高的范围是一“具体的共相”。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共相不再是与其他特殊物并立的一个特殊，而是统摄了这一切，并且是这一切的本质，是绝对的真”。[4]

我们要特别记住的是在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或范畴(概念)的辩证法中，范畴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抽象向具体不断地合成，不断地盘旋而上。根本就没有自上而下的分的过程!最后达到的“具体的共相”，用目前普遍采用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最高的、内容最丰富的范畴”。如果一定要对它“分”的话，显然应该是不断地“一分为三”，“一分为三”，最后得到的是呈等级结构的许多范畴，即它统摄的许多“殊相”(特殊范畴)。

所以，在柏拉图、康德，特别是黑格尔阐述的概念和范畴的辩证法里，我们得到的仍然是“合多而一”和“一分为多”，“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仅仅是包蕴于其中的特殊环节。

“一”是“二”的偏执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是理解和掌握了的，并且用到了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当中。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这一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中自始至终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5]这里讲得很清楚，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采用的正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的方法，“合二而一”以达到“三”的方法。

在全书，尤其是第一卷中，我们能找到许多按否定之否定方法构成的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角形。例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等。当然，马克思没有削足适履似地严格遵守“正反合三段式”，对许多阶段的叙述采用了四个，五个，甚至更多个范畴，总之是以叙述圆满为要。这对下一节我们要论述的问题是有启发的。

问题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辩证法由德国经俄国传到中国，它就完全走样了，甚至成了它的对立物，它的反面。

首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那种主观辩证法，即范畴演进的辩证法，不见了，只剩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的辩证法。其次，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法则“否定之否定”先是被降到次要地位，后来简直就消失不见了，只剩下“对立统一规律”，或“一分为二”，它被定为辩证法的核心，并且在未做任何逻辑的、数学的或实验的证明的情况下就被宣布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其地位俨然与牛顿力学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并列，甚至还要高。再次，自然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也被解释成不断地分和斗，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就造成发展。最后，凡矛盾均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是矛盾的一方消灭另一方，“一个吃掉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辩证法由“多”(“三”)减为“二”，由“二”减为“一”，成了一种偏执的哲学。

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一分为二”的哲学，在分成的“二”当中又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偏执哲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披着辩证法的外衣，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复活的恰恰是辩证法所反对的中世纪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恰当地将它称为庸俗辩证法。

在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庸俗辩证法在中国造成了特别大的祸害。人类社会本来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单看阶级结构也是非常复杂的，却被庸俗辩证法“一分为二”，成为只有两个对立面的简单系统：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后再偏执一方：凡是奴隶、农民和无产阶级就都是好人，凡是奴隶主、地主和资产阶级就都是坏人。历史被简化成阶级斗争史。哲学史也被“一分为二”，成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凡被贴上唯物主义标签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就全盘肯定，被贴上唯心主义标签的就被全盘否定。社会上的人也被“一分为二”：劳动人民是香的，聪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是臭的，愚昧的，反动的。任何一个人，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文革”中我们亲眼看到上述种种的偏执狂如何发展成迫害狂。

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之后，上述庸俗辩证法仍然不时地兴妖作怪。例如“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言下之意，凡是姓社的都是好的，一定要坚持；凡是姓资的就都是坏的，千万学不得。此外还有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分为二”：计划经济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资本主义；以及不看客观效果，凡公有制就好，凡私有制就坏，等等。

有鉴于此，我们有将这种庸俗辩证法连根铲除的必要。然究其根源，我发现全然不在古希腊哲学，不在德国古典哲学，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一分为二”这种庸俗辩证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土特产!中国文化是一种偶性很强的文化，成双成对的字、词和句子特别多。其源盖出于古代汉语多单音节词，且采用方块字，便于造出“乾坤”、“阴阳”、“天地”、“日月”、“君臣”、“父子”这样的对偶词，写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对偶句。后世的知识分子耽于这种偶性的美，干脆就以对偶句为主来作文写诗，于是有汉赋、骈文、律诗、绝句的泛滥。晚近更有《幼学琼林》这样的蒙学读本教幼童对对子，从小就在脑子里深深地刻上二元对立而又对应的印记。到晚近，几乎家家的大门和厅堂都贴挂对联，更是这种偶性文化和偶性语言的大展览。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也更多地习惯于在阴阳、天人、有无、体用、道器、心物、理欲、知行等对立的范畴中思维。他们注重用一界说将对立的范畴区分开，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又往往陷于“非此即彼”的僵化的划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即是标本。又常尊此抑彼，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或以尊统卑，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义》)。或存尊舍卑，如“存天理而灭人欲”(朱熹语)。鲜有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即便达到了也生不出第三个范畴来，如董仲舒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熊十力讲“体用可分而实不二”，但“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之后的第三个范畴是什么，便没有下文了。能生出第三个范畴的，像《周易·系辞》上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那确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吉光片羽。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家在大量成双成对的范畴中讨论哲学问题，其思维方式貌似辩证法，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与欧洲中世纪哲学家们的所操相同的形而上学，不可不明辨之。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没有达到柏拉图“多元范畴论”的高度，没有达到康德“二律背反”的高度，更没有达到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扬弃”、“否定之否定”和“具体的共相”的高度。没有任何人曾尝试建立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里的那种辩证的螺旋上升的范畴体系。所以当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从自己偶性的文化心理定势出发，从自己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只取“对立统一”这一条，又偏执“对立面的斗争”，再用“一分为二”来曲解和庸俗化，就是极其自然而顺理成章的了。

考“一分为二”的语源，非常正统，系出自《周易》和宋明理学。《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北宋的邵雍是理学中象数派的代表，专以想象出来的图像和数的关系来构造自然和历史的发展图式，带有很强的主观臆造性，绝无科学性可言。他根据上面这段话进一步推演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6]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并画出了黑白道越来越细的“六十四卦次序之图”。[7]到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接受了这一思想，更以树的干、枝、杈、桠、叶取象，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致于无穷”，来讲世界的演化图式，便把这一过分简单的线性思维推向极至。

由此可知，用“一分为二”来概括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不自觉地用中国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对辩证法做曲解和庸俗化，因此必须完全抛弃。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谈进化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被定义为发展论。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正是猜到了，再没有别的了。”[8]在上文我们曾强调要注意，按照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概念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不断地合成；“合二而三”，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最后达到的是一个最高的、最复杂的、最具体的共相(范畴)。由此得出的历史观也是向上进化的历史观。

我们同样强调过要注意，邵雍根据《周易》的观点，用他的“一分为二”法，也构造出一套世界演化的象数图式。按照邵雍的图式，概念是由高级到低级、由复杂到简单、由具体到抽象不断地分，不断地“一分为二”，直线下降。整个是一个不断瓦解和退化的过程。由此得出的是历史循环论和退化论。他认为在一个周期内，历史是退化的，由尧至宋，经“皇、帝、王、霸”四个阶段，一代不如一代。

同样是在猜测，用主观的辩证法猜客观的辩证法，猜世界的演化规律。黑格尔和邵雍，谁猜对了?用综合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的成就得出的广义系统论来衡量，是黑格尔猜对了。我们的宇宙从一团原始火球爆炸开来之后，从无到有，从夸克到基本粒子，从基本粒子到原子，从原子到分子，从分子到有机大分子，从有机大分子到细胞，到多细胞生物，到动植物，到人，……一直到现在正在进化出来的区域共同体和全球大系统，是一个不断合成和向上进化的过程，越是后来进化出来的系统就越复杂，越高级。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邵雍也猜对了一点什么东西。因为宇宙的全过程很可能是一个往复的循环圈。在涨暴结束之后，宇宙就要向反方向经历一个收缩、瓦解和坍塌过程。其间的主导机制是“分”，分，分，分，直到一切有形的结构都消失了。但遗憾的是，那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并且人类集体的生命也不可能延续到那个时代。

经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得更清楚，要搞革命，首先就是要对现存的旧世界进行破坏，采用“一分为二”的哲学幸许差强人意；要搞建设——中国就正在全力以赴地搞建设，那就一定要抛弃“一分为二”这种偏执的哲学，转而采用黑格尔“合二而三”或广义进化论“合多而一”的哲学。

对“一”、“二”、“三”和“多”的综合比较

圆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且最具包容性。平面几何的所有图形——多边形、平行四边形、菱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直线、线段和点——都被包容在圆形里面了。

系统论是整体论。系统哲学对世界的解释是“合多而一”和“一分为多”，或者表达成“一分为N(1≤N＜∞)”。因此，如果要用一个几何图形来表示抽象的系统，那就只能是圆——一个完美的整体，包含着N种多样性的图形。

现在我们画一个圆来表示系统，设N=5，意即该系统有五个元素或五个变量，它们分别是A、B、C、D、E。这五个元素之间有十种关系，它们分别是：AB、AC、AD、AE、<,/SPAN>BC、BD、BE、CD、CE、DE。于是我们有图1。

现在，假设是在研究本体论问题，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由五种元素组成的世界上，它们分别是场、能量、物质、信息和意识。我们用它们分别取代图1中A、B、C、D、E五个变量，于是我们有图2。

现在，假设是在研究心灵问题，我们发现在心灵里面有欲望、感情、感性、理性和意志五种基本元素。用它们分别取代图1中的A、B、C、D、E五个变量，于是我们有图3。

现在，假设是研究社会问题，我们发现在某个社会里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组元素。用它们分别取代图1中的A、B、C、D、E五个变量，于是我们有图4。

从这几幅示意图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举凡那些一元论的哲学，即带“唯”字的哲学，如唯心论、唯物论、唯能论、唯理论、唯意志论、唯利论(实用主义)、唯欲论(弗洛伊德学说)，无一不是从一个元素出发透视世界和解释人生。由于要以偏概全，于是不得不勉强地做过度的发挥，致使思想走向极端，得出偏激的结论，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大脑分泌思想，有如胆囊分泌胆汁”，“宇宙的本原是绝对精神”，“整个现象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有用便是真理”，等等。这些偏执的哲学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造成盲目的破坏性的运动和大量无谓的牺牲。殷鉴不远，20世纪的历史即足资证明。

从这四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幅图至少包含十种关系，因而至少含十种潜在的矛盾。因为“矛盾”只不过就是两个元素之间正相反对的关系，有时甚至仅仅在两个元素上面发现一种正相反对的属性，人们就把它们当做一对矛盾了。举例来说，在图1当中“物质”和“意识”之间有关系，便不见得是一种正相反对的关系。笛卡尔发现物质世界的“物质事件”具有“广延”，意识世界里的“精神事件”不具有“广延”，然后将二者对立起来，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进一步又用这种矛盾将世界“一分为二”，演绎出他的有两种实体的二元论哲学。可是，用这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把握了整个世界吗?“物质”和“心灵”真像笛卡尔说的那样是上帝创造的两种完全割裂的实体吗?从系统哲学的观点和这张图上看，完全不是这样。

图4是个社会系统的示意图，我们标出了它的五个阶级及其十种阶级关系。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社会很可能有50、500，甚至5000个变量，也就是说很可能有10000种以上的关系或矛盾，如毛泽东所说“矛盾的烟海”。表现在几何图形上就是过圆心可做无数条直径，每条直径的两端代表一对对立的概念或范畴。倘若其领导人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所有的人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部分，让他们斗，是否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造成破坏、停滞和倒退。换成“以钢为纲”或“以粮为纲”，效果也不好。这便进一步暴露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

那么“合二而三”和“一分为三”怎么样呢?从几何学上讲，在圆的内接封闭图形中，三角形是边数最少的；如果说圆是最具体的图形，那么三角形就是最抽象的图形。因此三角形应是最抽象的学问——哲学的图形。黑格尔选三角形来构造他的哲学范畴体系应当说是明智的。所以黑格尔哲学得以在某些方面避免一元论的偏执和二元论的割裂，能做到较为稳妥并且能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能把上升的发展，即进化，引入了哲学。问题在于哲学范畴的进化未必总是遵守正、反、合的三角形，试看黑格尔《逻辑学》中许多正、反、合的安排显得很牵强。在其他较为具体的学问里，情况就更不是这样了。如我们已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到中间和后头就不再遵守这种三角形了。有鉴于此，系统哲学就以“合多而一”和“一分为多”来取代“合二而三”和“一分为三”，但又保留了范畴的进化(上升的发展)，因而定名为进化的多元论，它承袭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而又有改进。

对社会这样的复杂大系统，系统哲学及其相应的系统科学主张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和并用整体论方法解决问题，决不能抓住个别的矛盾或关系零敲碎打。具体来说，结构是系统内部的关系总和，状态是系统足够全面的瞬时代表，输入和输出是开放系统同环境的交换关系，进化是系统整体在质空间中向上演化的运动，抓住结构、状态(稳定)、输入输出、进化，就把握住了系统的整体。

中国从70年代末到现在，改革和开放一直搞得比较顺利，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实际上早已自觉或不完全自觉地运用系统哲学和系统科学在治理国家了。“改革”就是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做调整和改变；“开放”就是变封闭系统为开放系统，增加输入和输出；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稳定，就是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状态；在稳定的基础上求发展正是进化的基本含义。同过去的三十年相比，最近15年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可以作为系统哲学和系统科学正确性的明证。

结语

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就要到来，处在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是分化。多元性，多极性，多样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军事系统已经从两极性走向多极性。民族国家的数目不断增加。地区性经济集团和新的经济大国一个又一个崛起。数目日渐增加的跨国公司已经大到掌握全球经济命脉，并成为国中之国。原来被两大阵营的对抗掩盖在下面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又重新显露出来，引发出许多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是“多”的问题。

第二是整合。联合国安理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万国邮政组织，全球空运系统，世界电讯组织等等具有全球整合性质的系统早已进化出来了。全球金融系统，世界贸易组织，英特网等等正纷纷露出水面。全球生态保护系统，全球环境监控系统，世界反毒品组织等等，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进化出来。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的飞跃进步促使全球走向信息化社会。全球化和信息化两大趋势相互推动，大大加快人类社会整合的速度。这是“一”的问题。

第三是环境灾难的威胁。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森林砍伐、饮水不足、温室效应、移民浪潮、疾病流行等等个别性灾难正在汇集并终将以大规模的环境灾难的形式爆发出来，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环境”问题。

时代呼唤“多”的哲学。一种专门研究“一分为多”和“合多而一”，并且特别注重系统和环境的关系的系统哲学应运而生，它将接受世纪之交的人类的选择并迎接未来的挑战。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144页。

[2]黑格尔：《小逻辑》，第162页。

[3]同上书，第144、198、201页。

[4]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2页。

[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2页。

[6]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1871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第69页。

[8]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82页。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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