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擅长理性思维，这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纵观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成果，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不幸的是，虽然我们有最悠久的哲学治国的传统，然而我们也有最长期的哲学误国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我们走出了苦难的深渊，可是一伙政治骗子用一套假马克思主义哲学治国，又使我们经受一场灾难。在这之后，许多人厌弃哲学，是理所当然的了。

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如果我们具体地想一下，哲学如何促进人类的幸福，如果我们把能享用哲学的民族和不能享用哲学福利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哲学是多么有用。”[1]因此，没有学会正确的理性思维的民族，就不能建立起一种良好哲学传统，也就不能顺利地走向幸福。事实证明，靠自己的经验摸索，靠照搬别人的经验，一个社会大系统是不能避免盲目性和大幅振荡的；拿整个社会作试验所付的学费也大得可怕。当前，我国的许多改革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可喜的成绩，同时也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新问题。很多在各条战线上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在批评“哲学战线最落后”的同时，又盼望在哲学上出现突破了。

但是，这谈何容易！为了促进这种突破的到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哲学，重新讨论一下的特点、方法和功能，并探寻未来哲学的方向。

哲学的特点和哲学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哲学下过许多千差万别的定义，但至少有一点是被大多数人公认的：哲学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这就决定了哲学与科学有不同的特点。

哲学要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必须使用最抽象、最有普遍性的概念，那就是哲学范畴。科学是概念的体系，而哲学则是范畴的体系。虽然世界分为自然、社会和人三大项，或物质与精神这样两部分，但它们事实上是统一成一个世界。所以真正的哲学体系必对自然、社会和人，必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作出统一的、首尾一致的解释。科学可以是局部性的、相互割裂的，而哲学却是整体性的，是不能零敲碎打的。

但是任何一位哲学家也看不到整个世界。换一个确切的说法，他无法得到，也处理不了世界的全部信息。同世界的总信息量比，任何一位哲学家头脑中的信息量都少得可怜，所以哲学家在对世界作出解释时是在“猜”一个永恒的“谜”，并且猜测的结果总也得不到完全的确证。对世界作出哲学解释不是反映世界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掌握它的本质，透视世界的深层结构。哲学家是凭借头脑的直观能力、直觉能力、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作出这种透视的。随着科学的发达，哲学家需要把科学的信息输入头脑，因为科学可以对世界某一方面提供本质的认识。但哲学的古希腊字义是“爱智”而不是“爱知”。无知当然成不了哲学家，但也不是知识越多就越是好的哲学家，因为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的哲学家仍然需要用透视能力去猜谜。所以任何新的哲学原理以致一个新的哲学命题的产生都是一种顿悟，都需要灵感和灵感的积累。这同诗人、画家和科学家需要灵感是一样的，而所谓灵感则是人头脑中的信息编码结构发生的突变。没有这种突变是不可能有任何进步和发展的。如果搞了一辈子哲学工作，还没体验过一次哲学灵感，我敢肯定，他连一条新的哲学命题都没贡献过，那是可悲的。黑格尔说：“哲学的工作实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觉醒。”[2]这位对哲学史作过深刻研究的哲学家算是道出了哲学的本质特征。

可见，一种新的有价值的哲学的出现，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叛。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哲学家，其个人命运大都不济。等待他们的是穷困、封杀、查禁、焚烧、监禁、流放和火刑柱。真正的哲学家是在不幸当中开辟通向幸福道路的勇士。作神学的婢女固然是哲学的堕落，做政治的注脚同样是是哲学的堕落。哲学的真正使命是启蒙的先声，真理的号角和政治革命的前导。同流行的观点正好相反，哲学的正确位置不是跟在科学后面作总结，而是要走在科学的前面。当代的一位重要哲学家M·霍克海默尔认为哲学的使命之一是“对科学根本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作出解答”。[3]爱因斯坦承认，哲学“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同时代的大物理学家薛定谔则说：“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科学的进展“始终是通过哲学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可见，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但要有能力站在科学之上，而且要有胆识走在科学之前；他不应是打扫科学之树落叶的樵夫，而应是培植科学新苗的园丁。人应当始终是哲学的主体，对人自身的研究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哲学代表人类的自我反省和觉悟。首先，作为最高的理性，哲学要反过来监控人类的知性和感性，还要对理性本身的可信赖性和真理性作批判的考察。在这方面，休谟、康德、马赫等人代表的怀疑论传统对科学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我们认识到人只有一种通过自我怀疑、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去接近真理的认识能力。其次，哲学还要不断对人的存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同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始终要把人的提高和人的解放作为最终目的。

哲学的科学化

哲学最早是人类知识的总体和一切科学的乳娘。哲学诞生在“轴心时代”（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 在地球的几个地方，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面对世界，用道德律规范人生。那时，某些大哲学家同时是最初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最杰出的代表。这位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动物学家、修辞学家、政治学家。在漫长的中世纪，哲学和原始形态的科学都受宗教的压制，成了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同科学一起冲破了宗教和神学的重压，恢复了哲学同科学密切结合的传统，大艺术家达·芬奇同时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创了近代科学的伽里略、牛顿、培根、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几乎都是大哲学家和大科学家。

科学采用归纳的方法，注重试验和实证，运用数学作定量的描述，并同技术和生产密切结合形成互相促进的超循环圈，直接造福于人类。科学成熟了，不断成长壮大，并且同哲学分道扬镳；但哲学仍然对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英国和法国形成了机械唯物论和经验论的哲学传统，直接推动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植物学的发展。德国人注重内省，对人心灵的主动性深感兴趣，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过程仍为同样的精神活动所渗透，发展出一种唯心主义传统，直接推动了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和心理学的发展。

20世纪初，在交叉换位的中途哲学同科学碰到一起，产生了一场物理学革命。这时科学已成为人类知识的主体，哲学降低了地位。跟古代情形相反，这时出现的一批大科学家同时是哲学家。爱因斯坦、薛定谔、玻尔、海森堡、马赫、彭加勒这些改变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看法的大物理学家都曾尝试在哲学方面充当第一小提琴手。经过这场短暂的交叉换位之后，哲学同科学分离，越走越远。这以后几乎再没出现一位大哲学家是科学家，或一位大科学家是哲学家。相反，倒是出现了大批不懂哲学的科学家和大批不懂科学的哲学家。同时，在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势力、影响和地盘日渐增大的情况下，哲学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为一个明显的发展总趋势：各门科学在哲学的体内孕育成熟，先后都自立门户。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逐渐成长为庞大的学科体系。科学的地盘越来越大，哲学的地盘越来越小。哲学内容被科学瓜分了，哲学的领地被科学化掉了。

哲学科学化的第二方面表现首先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它只承认经验-实证知识，对形而上学持蔑视和否定的态度。随后是分析哲学兴起，并成为20世纪欧美哲学的主导流派。这派哲学家干脆放弃哲学阵地，只承认经验科学和逻辑(包括数学)的认识论意义，因此得出“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这个总论点。他们认为哲学的惟一任务就是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作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结果哲学就像科学一样也选一个一个细小的问题作精细的研究，实际上变成了一门科学。

哲学科学化第三方面表现是哲学追随科学的分化也分化成各种专科哲学了。这种现象在美国比较普遍。美国人把每一门科学之上的更抽象的理论都称为一门哲学，于是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生物哲学、医学哲学、技术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体育哲学等便纷纷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

哲学科学化第四方面表现是思辨哲学走进了烦琐哲学的死胡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思辨哲学是运动着的范畴体系，这种范畴体系的整体功能便是哲学家要阐明的哲学观点。现代思辨哲学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和自然科学的进程，沉醉于做范畴推演的游戏，写许多艰深文浅陋的哲学文字。更有甚者，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来研究范畴。譬如孤立研究每个哲学范畴的定义，研究它在哲学史上的演变和现代含义等等，总之是把单个范畴当作科研对象了。

哲学科学化第五方面表现是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建立哲学的避风港。自然科学早就被宣布是没有国界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和没有阶级性的，所以研究自然科学有最大的自由度和最大的人身安全系数。于是在某些国家，便有很大一批哲学家都到自然科学领域内借这个光；他们仅限于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决不涉及世界观、社会、历史、人、价值、伦理方面的哲学问题。1988年访问社科院哲学所的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M·柯奇教授曾直率地说：“科学方法论不是哲学。”细想这话不无道理，科学方法论确实应当是科学这门学问的一个附属部分。

最后一方面的表现是采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结果哲学的学科划分和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这种做法是苏联人发明的。1987年我刚到社科院哲学所读研究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分辩唯和历唯两个室，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又分成研究规律和研究范畴的两个组。采用这种科研方法研究哲学，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了研究某种哲学、某个哲学家、某本哲学名著、某种原理、某个哲学问题、某对范畴的专家。可是专家恰恰就不是哲学家! 都成了专家，哪里还有哲学家呢? 难怪那时在中国搞哲学的人都谦称自己是“哲学工作者”，也被人称为“哲学工作者”。我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是“哲学的科学工作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一些拿哲学混饭吃的人——有时被人戏称“哲学家家”。

总之，20世纪已进入科学的全盛时代，在一次大的交叉换位之后，科学成了人类知识的主体，哲学被挤到后面、边缘和外围，成了科学的附庸。人们不知不觉地已经把哲学当成科研对象并用研究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去研究哲学。哲学被科学化了，丧失了它应有的意义、特征和社会功能。

科学的哲学化

《易经》上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在20世纪中期，在分化过程接近极点的同时，科学发生了转向，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从研究实体转向研究关系，从研究局部转向研究整体，从分析转向综合，从分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纵向分化转向横向沟通，终于诞生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系统科学。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系统科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远在哲学的黄金时代，系统思想就已经萌发了。今天，在保存下来的古代哲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部分依赖于整体，“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关系和谐的系统”，“对立物协和”的思想，它们都是系统思想的幼芽。在实证科学分门别类、突飞猛进发展的几百年里，系统科学以潜在方式蕴育在实证科学的下面。科学家们当时不知道，等他们研究清楚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天文学是在研究太阳系、银河系系统；物理和化学是在研究原子、分子和元素系统，以及声、光、电、热系统；生物学是在研究生物机体和细胞系统；医学是在研究和处理人体复杂大系统；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复杂巨系统，等等。

到20世纪中期，在许多领域内，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面临研究和处理具有有机组织复杂性的对象的任务。原有的分析方法、寻找线性因果关系的方法、还原论的方法在许多领域内都陷入了困境。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们被迫另辟蹊径，改变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于是系统科学各个层次上的学科几乎在同时诞生了。恰恰应了一句欧洲的谚语：“春日的紫罗兰在各地皆放。”或如一句唐诗所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系统工程及其相关的十几个数学分枝，系统分析，系统方式，大系统理论，系统动力学，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在不同领域被做不同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人几乎同时创立，人类科学的总画面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处在系统科学体系高层的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系统论，它们更集中地体现了科学整体化的特点，是新兴的横向跨界学科，非常接近哲学，使我们在哲学科学化的时代看到了相反相成的另外一种发展趋势——科学的哲学化趋势。

N·维纳创立控制论的基本思想是把追寻目标的人造系统的控制过程，同生物机体神经系统的控制机制类比，同人通过经验的学习过程类比，得出一般性的控制理论，然后再推广到社会控制、社会进步以及一般哲学问题上去。所以，控制论诞生之后首先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哲学界围绕控制论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是不奇怪的。

C·E·申农创立信息论是要对通讯过程中的信息作定量研究，解决信息编码和信道容量等问题。很快它就被推广到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生理学以及语义学方面去了。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信息很快就成了哲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的焦点。第一，申农得出的计算信息量的公式同按热力学第二定律计算熵的数学公式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个负号，信息成了负熵；而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解释发生在地球上的进化过程的基石。第二，由于华生和克里克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大分子双曲螺旋结构，信息在生物体内和生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被揭示出来了。第三，许多学者作出了论证，继材料、能源之后，信息要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这样，信息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存在于物理、生物、精神和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

至于一般系统论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科学发展的成就，直逼哲学殿堂因而具有准哲学地位和一门新兴学科，尽管已有的许多种一般系统论都还没有最终达到这个目标。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俄国的A·波格丹诺夫，西班牙哲学家O·Y·加塞特，同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冯·贝塔朗菲先后独立地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4]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研究有机组织性，研究不同领域内对象的异质同型性，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理论，或一般系统论。进而对世界作出整体论的解释，把哲学从现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帮助哲学恢复已经丧失了的意义、特征和社会功能。

L·冯·贝塔朗菲生前就提出了系统哲学的基本的思想，并且勾画出了系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轮廓。近年来，美国的E·拉兹洛、加拿大的M·邦格等人都完成了自己的系统哲学的体系。他们给西方哲学界打开了一扇新窗户，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一个大有希望的发展方向。这些著作为我们描绘了系统论的世界图景，对人、认识过程和价值提出了系统论的解释，并且努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世界性难题寻找出路。撇开这些体系现在的地位和未来的历史命运不说，仅就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恢复了本来意义的哲学这一点而言，就值得我们欣喜和重视。

总之，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就是科学的哲学化趋势，由这种趋势自然产生出来的系统科学体系，尤其是它的比较抽象的理论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论，对哲学产生的影响最大；因为按其内容，它们就有准哲学的地位。它们把系统、结构、信息、反馈、目的、稳态等概念提高到了哲学范畴的地位。它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加深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迫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看自然、社会与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以“系统”为核心范畴，一种新的综合哲学——系统哲学应运而生。

哲学如何走向繁荣

当代中国哲学要走向繁荣，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若干阻碍哲学发展的洋教条，为哲学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从我自己为例，年轻时候读的一些哲学书，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给我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迹很深的若干教条：哲学已经被科学剥夺殆尽，哲学终结了。自然哲学终结了，历史哲学终结了。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不要搞哲学体系，因为最蹩脚的大学生才搞这种东西。形式逻辑，具体说三段论，不可能提供新知识，因为结论已经包含在前题中了。形式逻辑还有一个更大的罪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帮凶。如果始终把这几条奉为金科玉律，像我这种专门搞哲学的人确实是选错了行，错进了一条又窄又短的死胡同。

可是后来我看到，说“哲学终结”的人，事后还是在继续写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人，到头来又搞起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了。更奇怪的是说“自然哲学终结了”的人，又花了许多时间写自己的自然哲学。而那些把搞体系的人嘲笑为最蹩脚的大学生的哲学家，其哲学之所以在社会应用中碰壁，并且最终被群众厌弃，恰恰因为他们的哲学不成体系，且不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而形式逻辑最终仍然是科学界承认和接受的主要逻辑，别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什么逻辑，却被实践证明是没有确定性的诡辩工具。

有一天，从S·霍金的名著《时间简史》中读到，192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曾郑重宣告：“物理学将在六周之后终结。”仔细一想，可不是吗？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原子是不可分割的（英文原子atom，源于古希腊文，意为“不可分”）。后来科学发现原子可分，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现在又发现原子核由质子组成。于是，再花半把月把“质子研究报告”写完，物理学可不就终结了吗！

可是，后来的发展证明物理学远远没有终结，甚至可能才刚刚开始。如霍金所说，“不久，中子的发现就敲了他的头”；更不要说，后来一个接一个，到现在已经200多个基本粒子的发现。由此，我不由得想到，既然像玻恩这样伟大的物理学家，也会闹出说“物理学将在六周之后终结”这样天大的笑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过分认真地看待哲学史上某些名人类似的讲话呢? 物理学尚未终结，“物理学之后”怎么会终结呢? 形而下学尚未终结，形而上学怎么会终结呢?

事实动摇了对若干教条的坚信只给了我部分的解脱，要完全解脱还得立起新的信念。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既然三段论一直是科学和日常思维采用的主要推理形式，那么就有个问题：三段论中的大前题和大项从哪里来?一道闪电似的灵感出现了：“哲学就是为科学和日常思维生产那些最大的大前题和最大的大项的学问。哲学命题就是那些最大的大前题，哲学范畴就是那些最大的大项，它们位于知识的A型等级结构的顶端。由于整个知识结构是一个进化的动态系统，不断地吐故纳新，间断地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构造知识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构造哲学的工作也就永远不会完结。”

最后的解脱是在我获得了这样一条哲学灵感之后：“进化是在质空间中的运动，而质空间是一个无限的空间。”鸟兽虫鱼，衣帽鞋袜是这样，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也是这样，决不会说终结了，再变不出新花样了。从整个哲学史看，哲学已进化出了数十种样式，还会进化出不知道多少种。一般来说，哲学无所谓对错，只有好坏；其好坏是看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选什么哲学，去做什么。

所以，中国的哲学要走向繁荣，切不可再搞唯我独尊，唯我独左。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始于不再问“姓资”还是“姓社”，中国哲学走向繁荣也应始于不再问“唯心”还是“唯物”，“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和以我划线是一种过时的舶来品，有悖中国固有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哲学传统。试看中国两千年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即便儒术独尊，墨、道、法、兵、名、释、阴阳、杂，仍被兼容并用，至元、明、清三朝更形成儒、道、释三元结构。这种成功的经验实可借鉴，倘能发扬光大，则中国哲学幸甚，中国文化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中国未来哲学

如果绘制一张世界文化历史地图，你就会发现，凡是出现高峰值的地方，都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用一根线把出现文化高峰值的国度连起来，它们相继是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近现代英-法-德代表的西欧，当代的美国，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日本。

历史的机缘如此怠慢中华，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绕了大半个地球，迟至20世纪末，多种文化的交汇点才到达中国。由于实行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苏联文化、延安文化、港台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交汇了。这五种文化在许多地方是相互冲突的，它们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和冲撞，引起混乱和迷惘，思索和彷徨，欣喜和痛苦。它们带来可能出现文化高峰值的机会，可是也有造成混沌的危险。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体质的考验，对我们文化消化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验。我们有可能抓住这个机缘创造出文化高峰值，但也可能错失这个机缘仅仅变成文化垃圾场。结果如何，既取决于中国知识界是否有分析、比较，批判、吸收，创新、整合的能力，也取决于为中国制定文化方针和文化政策的人是否能高瞻远瞩，是否能继续解放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知识界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民主的文化选择机制。

中国在军事上早已站立起来了，在政治上也站立起来了，现在正在从经济上站立起来，但总得最后从文化上站立起来。只有文化上站立起来了，像毛泽东说的“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才算完成崛起，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中国要在文化上站立起来，首先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先得在哲学上站立起来。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国家的理性。

哲学要站立起来，就先得实现哲学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点，就是“以哲学代宗教”。这是梁漱溟最先发现的。其结果就是中国既无强势的宗教，又无良好的哲学。无强势的宗教，中国人就缺少信仰，缺乏民族凝聚力，一直是一盘散沙；无良好的哲学，中国人就缺少理性，缺乏理论创新能力，一直沉湎于世俗。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中国站起来了，帮助中国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了，可是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宗教信仰。在批判和清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错误之后，中国未来哲学应当怎样向前发展呢？这是需要严肃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首先应当严格区分宗教和哲学。宗教是非理性，是信仰。宗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应当长期保持稳定和不变。哲学是理性，不是信仰。哲学是是民族的头脑，是文化创新的先锋，要不断地向前探讨和发展。两者是相反的，是不可得兼的。诚然，马克思留下名言：“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这是他提出革命理论和发动革命需要的说法。可是，我常想，在太平盛世，宗教把人作恶的那几根神经麻痹住了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你希望人人均无信仰，个个无恶不作吗？更何况宗教还有许多积极的社会功能，例如传承文化，凝聚民众，劝善却恶，培养良心，为信众提供精神寄托，减少身心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当真正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适度提高宗教的社会地位和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空间。此外，我是太老了，要做的哲学工作都做不完；但是，我寄希望于有比我年轻的人，具有大智大勇，能站出来，钻研和整合儒道释三教，创立中华国教，作为大中华文化圈文化认同的核心。这样就把哲学完全解放出来，恢复哲学自由探讨和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

接下来，还要摆正哲学同政治的关系。在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第一，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是必然的，是正确的。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如果一直继续以前的方针，就会阻碍哲学的发展，阻碍文化的发展，最终不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哲学做神学的婢女，导致社会停滞；像前苏联那样，哲学做政治的书童，导致思想僵化，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关系是政治听哲学的，而不是哲学听政治的。哲学不再做政治的附庸，才会有独立的发展，争鸣和繁荣，才有多样性。然后，政治家就有多种哲学可供选择。汉朝初年，文帝和景帝选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中期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建立稳固的太平盛世，就是成功的实例。美国选用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做立国之术，当代又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来回切换，实可资借鉴。

展望中国未来的哲学，我愿意说，愿意搞思辨的可以继续思辨，愿意搞分析的可以继续分析，愿意搞非理性的可以继续非理性，但是，最有前途的主流哲学应当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工业-市场经济社会，其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一代一代年轻人，小学、中学、大学和读研究生，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学习的都是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理性思维方式、逻辑、认知图像、模型和理论，如果哲学家们另外提供给他们一套非理性的，不合逻辑的，话是翻来覆去绕着说的，令他们头疼和读不懂的哲学，他们恐怕是不会有兴趣的，也不回接受的。反之，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思维方式、逻辑、认知图像、模型和理论，提高和上升一步，帮助他们建立同现代科技文化一致的新的世界观、认识论、人的理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价值理论等等，我相信他们会是喜欢阅读和容易接受的，并且这种现代科技理性是他们进行科技和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

这以后，哲学就能恢复它原来的地位，哲学家们就能恢复自身的主体性，敢说自己是哲学家，而不再人人谦称自己仅仅是个“哲学工作者”。哲学就能重新发挥它反思、怀疑、批判、否定和创新的社会功能。当然，哲学要前进，首先就得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怀疑，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哲学活过来了，民族的精神苏醒了，国家就能走出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脱离意识形态真空和文化沙漠化的危险境地。理性在中国大地上脚踏实地站立起来了，真理的逻辑标准树立起来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能最终结摆脱经典真理论和权力真理论，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上升到更高的幸福境界。

【注释】

[1]苏联科学院：《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8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42页。

[3]《哲学译丛》第1期，1980年。

[4]《哲学译丛》1986年第1期，拙译《系统方式——波格丹诺夫和冯•贝塔朗菲》。

（1986年6月） 

（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