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离开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的认识和把握，而只着眼于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乃至某一种文学因素、理论因素的研究，并试图以此去概括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现象值得注意。有的学者偏重于对新时期文学思潮如“文学主体性”论、“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与“语言学转向”论等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和分析，而较少将其放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和逻辑发展行程中来加以综合把握；而有的学者则偏重于对引进和移植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流派和观点的分类和总结，而较少把它们与对由中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所具体规定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的探讨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虽然也关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但却较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与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和全面深入的把握。应该说，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都有所论述，但由于缺乏对构成新时期文学理论基本格局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关系的整体把握，缺乏对所发生论争中的各种观点正误得失的辩证分析，尤其缺乏对在新时期文艺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并形成其开放性、包容性的体系结构特性的综合研究，致使当前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入，在整体水平上还较少有新的突破。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对文学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就难免以偏概全，以至不同程度地脱离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这就在客观上向我们提出了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所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一以贯之的的思想线索和体系精神的问题。

无庸置疑，文学作为一种由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独特的社会意识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要从它所处的时代中找到根据。而作为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概括和总结的文学理论，则毫无疑问地属于作为这个时代自觉的思想体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因此，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反思，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把握这个时代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体系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我们可以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做如下简要的概括：新时期文学理论是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的一个以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基本精神为灵魂，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对以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结构体系的把握和对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的理解，应是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反思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二

 

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及其结构体系发展到现时代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是以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新时期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区别于其它历史形态、社会形态的文艺理论的根本标志。从本质上讲，新时期文学理论近三十年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形态生成和建构的历史。新时期文艺学和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所经历的曲折，都与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联系。

自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 ^[1][P796]的原理以来，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以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式，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社会存在与杜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本性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那里被具体化、现实化为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家兵群众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更具体化、更易于让人接受的表述。毛泽东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事关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新。沿着毛泽东侧重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方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了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时的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赤裸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和融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是通过文艺为谁服务这一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这恰恰是文艺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也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2][P256]这一论断的学理之所在。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著名命题，是把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从自在的社会客体结构向自为的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的扩展和延伸，是对文艺主客体关系的更加明确和全面的规定。这里的“人民需要艺术”，是从文艺表现的对象方面讲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里的“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从文艺主体方面讲文学艺术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人民群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并把这一点作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主导方面。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观现实生活，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立场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内容也就不同。只有那些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家，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从强调文学艺术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历史选择的角度来揭示文学艺术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闪烁着人学思想的艺术本质理论，只是它不同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论的文艺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同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江泽民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是以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主线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征的。从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与江泽民、胡锦涛等的文艺论述的逻辑关系看，他们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客体结构与主体结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辩证统一来把握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具体规定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的。在文艺主客体关系的客体结构方面，江泽民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所反映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这三者所融合和渗透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基本精神。而胡锦涛同志则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进一步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认识文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文艺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要求。他们正是在这种文艺主客体的关系结构中，揭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本质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并把文艺应当为谁服务统一于如何服务的论述之中。从而提出了文学艺术要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为中介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认识社会和道德教育作用的关于文艺功能特性的理论，强调文学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根本的是与他们情感的沟通和心理的交融。当然，文学艺术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为中介反映社会存在，并不是去对群众的自发心理做照相式的描绘，甚至去迎合某些不良的心理倾向。他们要求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高度，站在进步的和人民的立场上，对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进行提炼、加工和改造，使之上升为既有深刻的理性内容又符合群众审美习惯的审美意识，从而使群众的心理和行动更加自觉，更能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

 

三

 

通过对新时期文学理论逻辑发展进程的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倡导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确立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进而全面把握由不同理论形态、理论要素所共同构成的这个体系的整体结构特性，这是建设当代中国文艺学、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学术之根本和历史之必然。

显然，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新时期文学理论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决定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多样统一性。从一个方面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只能由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决定，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必须坚持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的指导，这是其统一性的一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具体理论形态和一般思想文化传统的担承者，又内在地要求自己时刻关注世界文化与艺术总体格局的发展，不断增强自己对现代人类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包容性和开拓性。使以其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既要在与其它历史形态、社会形态文艺理论的共存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又要善于汲取人类各种文化与艺术及其理论发展新成果的滋养，这又体现了其开放性和丰富多样的特点。可见，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排除于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总体格局和结构体系之外，试图找到一种“纯文艺学”的观点和做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新时期文学理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新时期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在各种文学因素、理论因素，以及各种对文学不同的理论界说的整合和互补中进行。而这里的整合互补，既不应该是各种不同理论观点的组合和混同，也不应该是它们相互间的排斥和否定，而应该是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否定而产生的一种包含着它们各自合理因素的新的理论结构形态。如果某种理论界说离开了与这个整体和这个整体中的其它部分的联系，只是单一地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部分去规定文学的本质，去概括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片面的真理”。如果进而把这种片面的认识扩大和膨胀为绝对，那么这种理论就很难完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的本来面貌和客观实际，也很难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以往我国文学研究中曾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化的理论范式，新时期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的审美化的理论范式和近来理论界所讨论的文化化的理论范式，以及当前有些学者试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演变线索（如从“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 到“文学主体性”论，再到“文学‘审美’特征论”）或单一的理论范式（如政治化、审美化和文化化的范式）来总结和概括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整体结构和总体逻辑发展进程的观点和做法，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基于上述看法，我比较同意有的学者提出的“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的理论主张^[3][P5-11]，即运用以辩证思维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学理论范式和观点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以找到同历史进程和历史走向相一致、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从而建构一个为以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奠定坚实基础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框架。显然，这里所说的综合，既不同于那种把各种理论学说和观点平面地、不分主次地组合、排列，而见不出概念和范畴辩证运动过程的综合；也不同于那种离开历史和时代的规定，离开对现实生活实践所提出的具体问题的回答，而缺乏现实社会生活及其时代精神的支撑和统摄的综合，而是要通过对以往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辩识、转换和吸收，以从中提炼出能够借以回答所研究问题的理论观点。因此，“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在本质上是对学术本位和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是对文学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重新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念的确立。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建设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理论结构，即一个新的当代文学理论的体系框架来得以体现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参见陆贵山.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J]. 文学评论.2006.2:6-11。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