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与其它各种美学理论的撞击、对话与交流中，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综合，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美学多元共生、兼容并蓄、多样统一、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与特点。其研究宗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化与中国化问题则是其研究的重心；而“回到马克思”与继承、发展、综合创新则是研究的主要途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发展；综合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以来文艺本质问题的论争及其理论探析》（项目批准号：07AZW001）

【作者简介】马龙潜 （1945--），男，辽宁省沈阳市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与其它美学理论的相互撞击、融合、借鉴中，在其理论自身的不断变革中前进的。当代中国美学在由一元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综合的形态转换与体系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导的多元共生、兼容并蓄、多样统一的基本格局与特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美学研究呈现出各种美学理论整合与互补的基本格局，有的学者将此归纳为：由外到内、由一到多、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1]^{（P475-478）}在这种多元共生、不断变化的理论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或许这种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存与发展比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研究者们清醒的意识到，建立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焕发并增强其内在的生命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已成为摆在中国美学界面前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学者们对此已经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正处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更迭与交替的特定时代语境下，正处于中国传统美学、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理论共同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和理论网络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思以往研究的不足，一方面要面向未来积极创新；一方面在寻求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之路，一方面在探求可资借鉴的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一方面要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道路，一方面又要力求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种多元、立体的网络结构，构成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意识和美学理论的多层次、多维动态的结构形态，决定了任何一个处于这个网络结构关节点上的理论都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存在，而是古今中外各种审美意识、各种理论学说纵横交错、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总体的文化结构形态，决定了当代中国美学必然既带有来自本土血脉的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也有着漂泊过洋的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多元”形态，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了当代中国美学的解构与建构过程。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开始走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走向一个多元理论对话的时代，过去那些无法相容的不同质的理论观念开始走入这个并存、兼容的结构整体之中[2]。正是在这个大的理论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置于这种多元并存的整合与互补的基本格局之中进行审视与思考。人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任何理论的存在与发展都难以故步自封式地将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囿于狭小的范围，而应该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以丰富自身。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改变以往那种唯我独尊的理论角色，通过与其他理论的平等对话、交流来达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吸收、借鉴包括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西方各种哲学、美学和文艺美学的一切有益的成分，将其“拿来”为我所用，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否定来丰富、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和方法^[2]。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前景，学者们也充满了信心，这是基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认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有自己独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3]^（P48）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正是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现实的理论品格，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宗教、制度、以及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地分析和批判，这种从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解读和承继的思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在坚持和发展其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各种不同的理论资源，并将其辩证否定为自己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从而使自身日臻科学和完善的。发展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应该而且可以把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在内的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吸收过来，通过对它们的辩证否定来不断丰富和拓展自己的视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具有的其他任何美学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理论品格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完全能够适应时代的挑战，应答和解决不断涌现的各种美学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心

 

早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学者们就孜孜不倦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并且围绕 “中国化”与“现代化”这两个焦点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至今，这两个问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心。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理论话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将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舞台上，这个问题已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热切关注的焦点。因为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命悠关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那将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可以说，任何理论学说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其理论创建时的传统形态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转换为现代形态。这既有对过去的继承性，又有与现实的衔接性以及对未来的前瞻性，马克思主义美学当然亦应如此，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难以对时代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做出敏锐的应对和正确的解释。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讨论中，不论是审美反映论、和谐论美学和生态存在论美学等观点的提出，还是对实践美学的再讨论，都体现出研究者们已经摆脱了以往那种以对经典作家的言论排列和语录汇编为主线的“注经”式的研究方法，在体系精神、构架形态和概念范畴等方面都试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审美与艺术实践领域，找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时代的切合点；试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对自身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的不断更新使之实现“现代化”[2]。

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历程的梳理，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化”之路。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阐释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4]：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美学，其贡献在于肯定了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能够而且必须揭示隐藏在生活现象之后的本质的东西，同时它还肯定了社会主义的艺术需要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教育人民；但其理论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混淆了审美反映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哲学反映论的区别，并把社会生活的本质视为凌驾于感性个体之上的，预先决定着所有个体生存和命运的东西，而看不到社会生活的本质其实不过是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客观必然过程的理论抽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普遍失败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进行质疑、批评、修正，主要以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强调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具有巨大的“否定”、“颠覆”、“超越”的功能。这种功能实现的关键是通过审美与艺术的“幻象”方式“超越”和“否定”现实，显然这种“幻象”的方式是主观意识的否定，它远离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由于这种理论把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大拒绝”，看作就是艺术的政治功能的实现，强调这是一种“审美的颠覆”，因此它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非政治的唯美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既避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质疑、批评、否定的轻率性、主观任意性，又与苏联美学对马克思主义僵硬、武断、教条的理解相区别。但由于受到苏联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内特定政治环境的冲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还有的学者专门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的梳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化问题[5]，指出现代化问题之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都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化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这种现代化的途径。客观地说，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许多问题的讨论还有待于深化，眼下还不能形成一个令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建立“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原则。

“中国化”问题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则是与“现代化”问题具同等重要意义的焦点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对于我们来说，一种理论学说不管多么优秀，如果不能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那它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样，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果不能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不能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也就是说它如果不能最终实现中国化、民族化，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它也必将成为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空洞的理论，也就必然失去其在中国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强调理论的“中国化”，实际就是要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于是人们从这个基点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实际是指当代中国美学的深层文化结构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美学都不能脱离本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他们进而指出，“中国特色”的内涵既与中国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也与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与审美精神相契合，“中国特色”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结果。若马克思主义美学游离于二者之外，是难以在中国本土文化现实实践性和现实生活中生根的。有的学者以美学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为前提，阐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应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理论根据，并列举了“中国特色”在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艺术样式等方面的具体表现。有的学者指出，应该首先从哲学和美学思维方式等较深层次上寻求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结合点，以超越二者之间浅表层次的比照和局部、零碎的拼凑，最终达到整体的、深层的融合^[2]。

关于具体的研究方式和途径，学者们提倡走一条将“回到马克思”与继承、发展、综合创新结合起来的学术研究路线。所谓“回到马克思”，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重新解读、重新阐释，包括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再认识，以使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精神的把握更加准确、丰富和完善。有的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首先应该对其做历史的整体观照，以求无所遮蔽；同时还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层面的开掘进行扎实的研究工作，而消除长期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读和曲解。有的学者倡导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和新的方法^[6]。也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许多问题的探讨还停留在哲学层面上，而与对文学艺术的具体现象的研究结合得很不够，这就难以得到人们较为普遍的关注和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所谓继承、发展、综合创新，是指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西方各种理论学说的引进和研究，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以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同时，再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重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从而真正实现理论的创新。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精神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文化诗学、人类学美学、语义学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和方法如万花筒般闪现在中国理论研究的广阔领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带来了喧闹，也带来了生机。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正在形成，如有的学者从审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7]，认为二者在理论方法上紧密联系，而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审美人类学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来源，审美人类学本身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棵参天大树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受多种思潮浸润而催生的一枝新芽。

相比之下，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则显得更为集中。与过去盲目排斥的观点和做法截然不同，学者们不再简单地坚持“西马非马”论，而是以更为科学和开放的心态审视“西马”理论。有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之一，是在西方社会特定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研究西方社会现实的产物。与此相近的观点则指出，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缺乏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还没有展开充分的、实质性的对话和讨论，如果中国美学研究只是坐井观天式的，那就有可能由于与世界隔绝而落伍。也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还多停留于引进与介绍的水平上，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实质性的、充分的讨论尚显欠缺。针对这种不足，有的学者开始试图将此项研究不断深化，如有人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语境进行比较，指出二者诞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论关注点，对马克思原典有不同的阐释方法，但共同的理论旗帜、共时的社会变革、互融的文化综合使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仍有可比性。正是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各有千秋，具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当代中国的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4]。有的学者则对我国“西马”理论研究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自1990年后，随着三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级美学家——英国伊格尔顿、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到中国进行学术演讲或与中国学者的密切交流，他们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人们对“西马”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领域也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论理学、美学等多个方面，呈现出规模化、深度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就美学学科而言，“西马”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论域：文化批评主题、审美与政治问题、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及在对比中提炼本土理论课题。文化批评历来被视为“西马”理论的核心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本人一样都是实践性的革命批评家，他们的其他理论建树都是服务于文化批评这一主题的；审美与政治问题在“西马”那里融化为美学政治化或政治美学化；美学基本问题则包含了诸如形式批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生产等方面^[8]。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阐释方面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如对马克思劳动本质论的曲解。而且由于其所利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话语”，因此对理论发展的实质性建树并不多。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国情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西马”理论感兴趣的话题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现实社会^[9]等等。总之，不论是积极倡导学习者还是有条件汲取者，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目的，都应该是为建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大讨论以来，我国理论界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基点，一方面积极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一方面在试图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是对认识论美学和实践美学的讨论，还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都反映出学者们富有紧迫感的学科建设意识，这不仅表现为理论界对美学学科形态和学科性质以及如何构建科学体系等问题的探讨，更表现在人们日趋开放的自由心态上。

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热情的探索不能替代冷静的思考，标新立异不一定就是创新，时间上的“现代”更不等于理论的先进。从表面上看，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一片繁荣，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却遮掩不住对理论研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的不同程度的忽视和轻视。殊不知，任何美学理论的构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如果缺乏这一坚实的理论根基，那么任何貌似惊人的理论大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有的学者尖锐地指出，哲学不是服装，可以一天换一个样子，哲学也不是流行歌曲，可以一天换一个调子，它必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里面^[10]。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可能会导致美学的研究步入误区。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脱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论基础，那么这种研究就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有的美学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以返回原初性思维或本源性思维为基点，以超越辩证思维的方法为基本途径，试图建构一种取消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之类的范畴，进而否定对美和艺术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的美学理论。一些学者深刻地指出，如今有一种很流行的思潮，那就是对传统的建立在形而上学哲学基础上的美学研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轻视的态度，把本质主义与对“美的本质”的教条式讨论联系在一起，将关于本质的研究等同于本质主义。其理由似乎是很充足的——世界都已经跨入后现代了，分析哲学该退出历史舞台，形而上学早已是穷途末路了。于是越来越“务实”，认为对那些基本理论的研究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便遵从了维特根斯坦的告诫——“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因此对基本理论的探索日益“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理论，放弃对关于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等理念的学理探讨，力主把那些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情感、无意识、意志、直觉等非理性作为新的哲学基础，以对二元认识论的否定实现统一于虚幻的精神世界的“天人合一”的人生超越。这种对人生、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精神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同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极力倡导感悟、体验、生命本能活动等非理性一面，反对理性；另一方面，他们用以攻击、颠覆理性的手段却仍然还是理性，就如同对无意识推崇备至的弗洛伊德也必须依靠有意识的理性去建构他的无意识理论一样，非理性主义绝不可能以他们的“非理性”去完成充满理性色彩的非理性理论。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建构都是一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因为在建立一门学科体系时，我们必然以对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认识活动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任何认识活动的前提是具备认识结构的两极——主体和客体，缺少任何一极都将失去认识活动赖以存在的可能。由此可见，不管现代非理性哲学和解构哲学多么推崇个性的重要性，多么试图挣脱、超越主客体关系结构，只要这些哲学家在思维，就不能跳出形而上学的网结，只要他们想“在场”，就取消不了建立在诸如本质、规律等理性基础之上的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指出，某些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的界定上出现了偏差，如超越“实践美学”理论对“实践”概念的厘定。这些超越论者认为，“实践”是有限的，而生命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可以用“生命”、“存在”等范畴取代“实践”，以此实现“超越”。他们主张以审美活动作为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以凸现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越性特征。他们认为，审美的本质不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运动，审美是超理性的，而且应该是对这种超理性的追求，因此实践美学的基础--实践--应该被超越。

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伴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概念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本质内涵：“实践是人或人类与对象世界之间所进行的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交流活动。这种交流可以体现为物质性或制度性的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变革、也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信息的或精神的交流，还可以呈现为精神性的对对象的体验、感受。实践活动可以是现实性的也可能是想象性、虚拟性的。”[^12]的确，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如果说，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面对的是如何生存问题，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更多的表现为物质性的实践关系，也就是我们以往通常所理解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的物质性活动；那么，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则全方位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力资本地位的凸现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展现出更为广泛而丰富的本质，不仅表现为物质性实践活动，更表现为精神性的实践活动。以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居重要地位的是物质资本，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取代了物质资本的决定性地位，人的体力因素地位下降，而精神因素得以不断提升。因此，那些呈现为精神性的对对象的心理的、想象性的体验、感受式的实践活动同样也是人的实践活动方式之一。只要人以实践方式与客观实践发生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主客体之分，由此可见，只要承认审美活动的存在，就不能否定人类的实践活动^[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趋势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问题，学者们普遍抱有和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通过广泛对话、交流、互补而得以健康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通过对其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品格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讲是革命的、实践的，同时也是开放的、发展的，这是它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本质区别。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P406）在这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只有转化为方法论时才能真正地成为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科学指南，才能成为实践的有力武器，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概念和原理，而不愿意或不善于把它化作方法，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对实践则毫无意义。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对此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通常我们讲哲学原理的时候，都要提到它们的实践意义。应该说，所谓哲学的实际意义，就是它的作为认识方法的意义，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各项原理必须作为方法加以掌握，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14]^（P7）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就是它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帮助人们提高正确认识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人们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指导。马克思本人一再声明，他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等理论品格，同时，这些优秀的理论品格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时代的产物，又能超越其所产生时代的局限，始终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因此，建立于这一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必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15 ]}。

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才能拿出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答案？有的学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应注意将全球化的语境与中国现时代的语境相结合，注意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本土美学的结合点问题，还要注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征或理论形态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局面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似乎受到了冷落，其实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20世纪的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许多理论还未达到全面而深刻的论述^[16]。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应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与发展置于与其它各种理论、学说的对话、交流、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在引进、吸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西方各种理论、观念时，需要开放意识。我们尤其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某些研究思路，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7]：一是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长期被遮蔽的、未被重视和吸收的思想点；二是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和成果，要像当年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哲学思想合理内核一样，汲取包括西方当代哲学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己所用；三是理论研究要密切联系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当代的思想成果去认识和解决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美学问题。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密切关注全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按照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对其进行审视和选择，这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理论课题。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对话、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如果西方学者并不看好中国的美学研究，甚至在质疑“中国美学是中国的吗？”，在这种局面下谁肯与你对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病根”在于中国美学总是跟在西方之后，重复他人的话语，甚至使用人家的话语，于是，在西方学者心中，这样的研究便缺少创新性^[16]。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质在于我们的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和原创精神。有的学者对此敲响警钟，当大面积引进西方理论时还应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最新的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的声音，这是它们赖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资本^[9]。因此，要实现与西方美学的对话和交流，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就要加强“内功”的提升。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被认识、吸收的思想。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