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武，道教尊奉的大神之一，道教经典多称之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民间俗称为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北帝、黑帝、玄帝、披发祖师、祖师爷、披恩祖师、上帝公、荡魔天尊等。真武的前身是玄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闻名于世，六朝时期，作为四灵之一被纳入道教神系，作为北方的守护神。官方资料显示，宋太祖首次将其提高到国家神的地位，并因避宋先祖赵玄朗的讳，改玄武为真武。明代，尤其是明成祖极力推崇真武，大力营建武当宫观，使真武信仰达到鼎盛，迭至清代，流风余绪犹在，影响及于今日。

为什么先秦、汉魏时期受到普遍尊奉的四象，唯有玄武由原始的星辰、动物崇拜演变为道教神将崇拜，宋元以后，更是得到了上至皇室，下至士庶热烈的崇信？明人谢肇淛就曾有这样的疑惑：“真武即玄武也，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改为真武。后因拙地得龟蛇，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1]]其实，真武能成为道教大神，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与其神性特点分不开。明人刘大受《重修真武庙记》曰：“世之建庙祀神者岂少乎哉？然求其建于前不堕于后、祀于此不废于彼者，则常少矣。乃惟玄天上帝之神自京都以及郡邑，庙祀遍于天下；自在昔以至此日，庙祀通乎古今。盖其掌握世界，抚助太平，御大灾捍大患，其神最灵，而其功最著，兹人心之敬悠且久也。”[[2]]真武的神职和神性是比较复杂的，我国古代民间信仰对于神祇的崇拜并无严格区分，老百姓往往见神就拜，赋予神祇较全面的功能。具体到真武信仰，根据我们考察，约可分为下列诸项，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一、北方神与武力神

真武信仰来源于古代的玄武崇拜，而玄武最基本的特征，乃是一个北方神。宋元明三代皇室之所以特尊真武，就是把它看作是北方大神。自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民间传说中，北方真武神又衍生为武力之神，具有保家卫国的功能，民众对其护家卫国的职能十分迷信。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碑文中，经常可以读到在村庄或城镇遭遇战事、情况危急时，真武总是即时“显圣”，助民击退敌人。尤其是在北方、或战乱频繁的内地如川陕鄂三边交界地带。万历二十四年（1596）邢侗所撰《重修真武庙碑》云：“真武庙在宿安（按：在今山东临邑）。……迄于今盖二百三十余年，……又闻正德间，流贼猖獗，斩刈践坏，处处而是，而是庙亦复岿然独存。以元帝数从云空赫斯临下，著其光怪，贼曹无不人人若剑拟其脰，而龟蛇绕身者。又睹夫灵旗萧飒，而飚轮造次满军中也。吁异哉！用是贼罗拜，望庙心怵，骨震一方，鸡犬罗落，卒无损毫毛。而后神之威力砰隐满境中，盖迄于今又八十载。”[[3]] 在现存真武庙碑中，这样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新齐谐》卷21《天镇县碑》云：“天镇县隶云中，其地有玄帝庙，庙有古碑，其上炮铳铅铁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内。邑人曰：前明时，闯兵来，邑人拒战不胜。俄见此碑自庙中飞出，盘旋军阵。凡敌所放火炮，咸着于上，我军无失衄，而敌赖以退。今谓之‘天成碑’，现存于庙”[[4]]。

作为武力之神，真武得到了宋元明三代军人的崇奉，以致于有人把它看作是单纯的军武之神。隆庆《岳州府志》卷9《秩祀考》载临湘县有真武庙，然此地既非战地，又无驻军，于是作者议论到：真武“即玄武，军中之旐，与此地何干？” 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清中叶特别是近代以后，真武这位明代皇室的护国家神，转而成为秘密会社信仰的对象，得到了民间武术团体、以自卫保家为宗旨的秘密结社或组织如大刀会、义和拳、红枪会等的尊崇。

在南方，真武多作为水神出现，不过，它的战神形象也是有的。1841年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举义旗的地点便是三元古庙，即北帝庙；抗英斗争的指挥旗就是平时供在北帝像前神案上的三星旗。据费省研究，三元里的三星旗与道教的七星旗有内在的联系。七星旗古称七星皂旗，是玉皇大帝授予北帝的旗帜。皂旗的旗面是长直角三角形，横边和斜边外缀有白色牙边，七星为白色圆形，尺寸适中，排列均匀，各星之间用白色宽直线相连结。在明末清初的道教工笔画《真武灵应图册》，该旗作为北帝的专用旗帜在不同的画页中多次出现。此图册现珍藏于佛山祖庙中。岭南北帝庙中的七星旗多用于迎神等户外宗教仪式。三星旗较七星旗小，使用方便，旗面上只有三颗大星。在三元里，七星旗用于迎神和赛龙舟，而要习武打仗，就用三星旗。在今岭南地区，一些民间武馆仍在使用三星旗[[5]]。

二、水神

按五行学说，北方属水，真武具备水神的功能也是相当早的。宋以后的真武信仰延续了这一基本神性。清徐圭璋说“所谓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者也。于五行属水，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五帝既兼祀，而水火独又有专祀，盖重之也”[[6]]。所谓北方七宿，即指北宫玄武，实出于古天体星辰崇拜。不过到了宋以后，星辰崇拜的意蕴已逐渐消解，玄武不仅变成为真武，更重要的由天上下降到了人间，又与道教结合，成为防水防火的水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道家类存目》称：“盖自张鲁之教三官，天、地之间独有水官，而金、木、火、土不与，故道家独尊玄武。此所谓翊圣真君，即玄武也。” 大凡民间自然灾害，尤以水火为烈，乾隆《汤阴县志》卷3《祠祀志》亦云：“惟火烈使民畏，惟火弱使民玩，且日用必资其利，则祀以报焉。此真武之宫所以盈天下也。”清代人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真武庙不仅能抵御水灾，还可制服恶龙，祈雨御旱。明赵南星《元帝庙记》曰：“郡国自癸未（万历十一年）以来，荒岁为常，而吾乡（按：指今河北高邑县）为甚。吾乡以旱为常，而或淫雨大水，物产日耗，屋无巢燕，树无鸣莺，蜩螗不聒，蝼蚁不阵，非复向时之天地也。百姓无以为计，则求之于神。万历乙未三月，庄头村王平巳等于其村之东，醵金立元帝庙。”[[7]] 面对巨大的水旱灾难，村民想到的就是建真武庙。沛县（治今江苏沛县）的玄帝庙，“凡祷祈雨晹，每以诚感，常著灵验”[[8]]；嘉靖《丰乘》卷5《秩祀志·寺观》载，“阳灵观，在邑北滨河，原有龙池，恐为邑患，立真武祠以镇之，今池湮废”。这一现象，近代依然如故。容肇祖《妙峰山序》曰：“东莞……又新涌的北帝庙游神会，这是男神，也是水神，披发赤足，部下有龟蛇二将。游会期间是在三月初三，夜间游的，用灯结的引彩，彩亭，色子等，煞是热闹。这会是各社组合的，我记得的有良以社，福禄社等等。”[[9]] 在北方河流两岸、运河沿线，真武庙庙宇广布，多是作为水神庙而出现的。《五杂俎》卷15称“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而在岭南，“尸祝争趋真武宫，粤人奉祀意尤崇。茫茫水国归司命，报本推源礼应隆”[[10]]。

作为水神的真武，除具有抵御水灾，祈雨御旱的功能外，还演变为航运事业的保护神[[11]]。

真武既为水神，水能克火，因而真武在民间又具有防火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结构，容易酿成火灾。真武信仰乃为堪舆家所利用，得到广泛的崇祀。上杭县（即今福建上杭）的紫金山，在县北平安里，为县之主山。“堪舆家言，金山如焰，虽障邑而多灾，宜祀元武镇之”，于是嘉靖间（1522-1566）建真武庙；清流县（即今福建清流）“相传邑南常有火灾，故祀北方水神压之”[[12]]；广德州（治今安徽广德）的真武庙在州治北，“以州治面笄山火星位，水神以压之也”[[13]]；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治西北街建有佑圣阁，“祀真武，为府屏障。据形家言，恐犯火灾，昔曾画沧州图以制之，寻因火废，里人钟允谐、徐云九复画九龙图于壁”[[14]]。云阳（即今四川云阳）铁檠山盐场，“累有火灾。嘉靖十七年居民修建（玄天宫即真武庙）以压之。盖取五德相胜之说。果无火患”[[15]]。

三、厌胜与改善居住环境

在一般百姓心目中，真武庙还可以用来厌压别的家族的龙脉，具有厌胜的功能。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景城（指直隶献县）之北，有横冈坡陀，形家谓余家祖茔之来龙。其地属姜氏，明末，姜氏妒余族之盛，建真武祠于上，以厌胜之。崇祯壬午，兵灾，余家不绝如线。后祠渐圯，余族乃渐振，祠圯尽而复盛焉。其地今鬻于从侄信夫。时乡中故老已稀，不知旧事，误建土神祠于上，又稍稍不靖。余知之，急属信夫迁去，始安。相地之说，或以为有，或以为无。余谓刘向校书，已列此术为一家，安得谓之全无；但地师所学必不精，又或缘以为奸利，所言尤不足据，不宜溺信之耳。若其凿然有验者，固未可诬也。[[16]]

湖广沔阳人陈某在墓祠附近设置一组建筑物，东有真武观、观音阁，西有祭祀“梓潼神张仙”之所[[17]]。为什么会在墓地附近修建真武庙呢？因为人们有这样的观念：“昔圣门之论孝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凡以事、葬、祭三者并重也。……《道经》又言：‘每岁腊日，北帝统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间坟墓，其子孙即时修补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祸之。’”[[18]]

在中国民间，对于大到城镇、小到房屋的选址都特别讲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尤其注重环境的整体、有机、协调与统一，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比如村落的选址要如《阳宅集成·丹经口诀》所说：“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这种封闭式的活体地理环境，不仅有利于保存祖先的文化传统、道德伦理、风俗习惯，而且可以阻挡寒流，使环境单元内的气温稳定，对生产、生活都有利[[19]]。对不适宜的地址要予以回避或改造。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真武庙往往能起重要作用。香山（即今广东中山）“形势自东而来，莲峰峙焉，大尖山拱其南，武山拱其西，惟后北山差卑，旧建北帝庙以补形势”[[20]]。山西介休县龙凤乡的张壁村，地势南高北低，南北高差竟达13余米，而且正中的龙街直冲北门门洞，去水直泻，很不符合风水术要求的“蓄积”。清乾隆（1736-1795）初年，村里人在北门之外，正对原北门门洞，建了一座二郎庙，以加强北面的“闭锁”。但村民们对“南高北低，去脉颇促”的风水缺陷仍不放心，因为北门上空王殿和三大士殿之间还有一个阙口，没有封堵，嘉庆十三年（1808）在阙口处建了真武庙，至此张壁村风水的改造才算圆满完成。道光十一年（1831）《重建奎楼、山门碑记》开头，作者就满意地说：“吾乡接南山一带之脉最真……第急脉缓受，地势宜然，而吾乡南高北低，去脉颇促，赖有北门真武庙、二郎庙为一村锁钥，于以藏风聚水，前人之建立诚然也。”[[21]]

中国建筑多以朝南为正向，门、户的方向颇为讲究，“门在青龙上，令人不吉利。门在玄武上，令人数被贼盗”[[22]]。也就是说门忌开向东与北两个方向。成都原来只有四门，自从添了北门武城门和通惠门之后，当地人认为“遂招滇黔捣乱之祸。行家谓不藏头纳气之故”，“蓉城自古仿龟修，濯锦江边锦水流。首要缩藏才镇静，何须玄武强伸头”[[23]]。因此，有些小城镇不设北门，惟建真武庙以镇之。如胶城（治今山东胶县）只辟东西南三门，门各有楼，“其北则建真武庙镇压焉”[[24]]；琼州府（治今海南琼山）府城无北门，“惟建北帝楼以镇之”[[25]]。不过对于大部分城镇、村落而言，北门往往又是必需的，因此，在城镇、村落的北门之上、或北门之外，往往建有真武阁或真武庙，以护城（村）佑民。江西乐安县的流坑村被誉为“千古一村”，村落的整体规划仍基本保持着明代中晚期的格局，在村落以北，有一组由真武宫、文昌阁、阎王殿、土地庙和僧舍组合而成的建筑群——武当阁，其中主庙是真武宫。据《孕昂公房谱》：“武当阁，即金环山，坐镇北方，为五龙湖内水口，一族关锁。”[[26]] 这里的真武宫关系到一村的盛衰。宁国府府治西北街有佑圣阁，祀真武，“为府屏障”[[27]]。广德“州之东有佑圣阁，像元帝以镇焉。盖郡庭有鼓楼，以位于中，而三峰楼当其前，圆通阁在其右，兹阁居其左。堪舆家言鼎立护卫，其利害之关于黎庶非浅鲜者”[[28]]。

此外，真武尚具有除妖降魔的功能。“琼州十州县，城北门俱有真武庙。旧时琼郡午后鬼入城市，以纸钱贸易，变成灰烬。市肆贸易，俱置盘水试之。后有堪舆说杜北门建真武庙以镇压之，鬼怪即息。各郡俱甚显灵”[[29]]。在太湖，“东洞庭之阴，有峰端正媚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饮太湖如鸟之张喙，曰梁家濑。前为太湖，其襟抱亏疏，浪石斗齿，自宋时则有高真堂以镇其冲。元季兵毁，光怪时见，行者相戒，莫敢出于其涂。成化间，里人上其事于县，作祠肖元武像以镇之，于是光怪灭息，人和岁丰”[[30]]。福建莆田香山岩，“洞壑幽邃，旧多鬼魅，里人往武当请真武香以镇之”[[31]]。

四、生殖、司命之神

我们知道，早期的玄武形象为龟蛇合体，古人由此也将玄武看作是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卷中）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纠盘相扶，以明牝牡，毕竟相胥。”就是利用龟蛇纠盘的例子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观点。后演化为生殖之神。又龟的寿命长而成为长寿的象征，从而成为司命之神。此外，北方玄武首宿为斗宿，俗称南斗，所谓“南斗主生”，拜南斗可以增寿。这对于追求长生不死的帝王官僚及普通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明清社会上上下下崇祀真武，或许与此大有干系。

由真武的生殖、司命神职，使得真武成为民间求子与祈寿的祭祀对象。在安徽歙县南部的石巅，“万历十五年齐云道士持真武像募缘至此，遗之而去。居停主人为张茶亭，神著显灵，祀之者咸得福田利益，而祈嗣尤验”，二十五年（1597）当地人建庙祀之[[32]]。因求子灵验而建庙。和州（即今安徽和县）含山人耿遇贤寄住于扬州，他以为，“母亲杨氏健固安康，妻子一家幸然无咎，此岂人力所能致，实乃神福之攸钟”，故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月三日，“发心施财，庆贺真武玄天上帝圣诞”[[33]] 。明末小说《北游记》第24回载： “武当山祖师大显威灵，逢难救难，遇危救危，四海风平波息，民感神恩。人家孝子顺孙求伊父母、无子求嗣者，无有不验。名扬两京一十三省，进香祈福者不计其数。”虽是小说语言，但却道出了明清时期武当山进香的香客主要的愿望：其一为祈求子嗣，其二为父母祈寿还愿。

五、除病免灾

明清社会，民众相信祭祀真武可以免除疾病，消弥灾害。清郭麟《潍县竹枝词》之18云：“新正节始过元宵，结队城头跑老猫。为丐一年无百病，艾香争把石人烧。”作者自注曰：正月十六日，妇女进香真武祠。先于暗中摩弄一木虎曰老猫，谓一年不生疾病；又于庭前以艾灸左右两石人曰石老、石婆，谓一年不生疮疖。总谓之跑老猫。按：猫本赵玄坛所跨之虎，两石人皆男人像，制作甚古，相传自明废察院行台移来[[34]]。无独有偶，清代武陟县（即今县）正月十六妇女也盛行出游，谓之走百病。妇女多上北顶元帝庙，“庙有古柏二株，竟以艾灸祛病，为灸百病”[[35]]。延安府的洛川县（治今陕西洛川县北）有万丈石真武庙，“在西关，石身自地出，土人患疮痬者多祈于此，拍瓦呼神，其应如响”[[36]]。隆庆《长洲县志》卷11《庙坛》“真武庙”条下云：“正统间，郡守况钟苦民间疫疠，佥谓神能已之。于是祷于庙中，果应。遂捐资改建，以昭神贶焉。”正统年间（1436-1449），长江下游瘟疫流行，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城东建有真武庙，“凡旱潦疾疫祷必响应”[[37]]。在徽州，江南小武当齐云山玄帝是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信仰。据婺源文林堂刻印的《玄天上帝金科玉律》，“疥癣麻痘灾瘟，肚痛赤眼泻痢”，均在玄帝所司之例。徽州民间凡遇麻痘之灾，亦乞灵于齐云山玄天上帝[[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