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今湖北西北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为我国道教名山，其地位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代的文献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地和飞升处。武当山平添了巨量神通，为它以后的显荣尊贵打下了基础。入明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真武神的地位扶摇直上，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顶礼膜拜。作为真武本山的武当山也因之被尊崇，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清代武当山的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对于周围地方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明清时期，由于真武信仰的兴盛，

武当山香客云集，香火极盛，香税收入惊人，全国只有泰山的香钱可与之相比。武当山进香对区域经济、城镇的发展刺激是明显的，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可以从现今名扬天下的武当山故事村、武当山民歌村得到印证。

一、明清时期武当山朝香习俗

（一）朝香概观

朝香，也叫朝山进香，或朝山，是指善男信女到名山大寺去烧香敬神，祈福还愿的习俗，类似于西方的朝圣[1]。朝山进香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俗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怀疑这种习俗与古代帝王巡行祭山有某种关联，《史记·封禅书》对古帝王祭山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考古发现也有若干遗迹[2]。汉魏以后，随着儒家礼制的松弛，佛、道二教的建立，加之游览风气的兴盛，古代帝王的封禅大祭遂逐渐演变为一般民众的朝山进香[3]。朝山进香习俗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到明中叶以后，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所谓“明人好游”是也[4]。除了文人、士子们热衷于交游外，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妇女，也常常结成“香社”，去名山大寺进香还愿，同时游览壮丽的山河[5]。明清之际，受战乱的影响，晚明以来的社会风尚渐趋消沉，然而清初不久，便又复兴，且较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当时的文集、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河南按察使沈起元为请禁越省进香陋习事奏折》（乾隆四年五月五日）云：

越省进香一事，诚豫省之陋习，而亦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之通弊也。臣查，豫省有等无知乡民，于一岁之中稍有蓄积，即留为来年进香之资，虽仰视俯育皆所不计，其每村各立会首，敛赀出费。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为群，先至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名曰挂号，然后分投四出，纷纷结队，填塞街衢，鸣金击鼓，树帜扬幡，结僧野道，前后导引，或赴武当、南海，或赴九华、泰安。其程途则有千余里以及二三千里之遥，时日则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迨回至乡井，已值春暮。以乡农有限之盖藏，坐耗于妄希邀福之举；以三春最紧要之时日，消磨于无益奔走之中，失业耗财，莫此为甚。[6]

从沈起元的奏折中可见，远距离的朝山进香不仅是河南，而且是整个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武当山、普陀山（按：即文中“南海”）、九华山、泰山是大众越省朝香主要目的地。而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江南朝山进香之风毫不逊色于北方，全国其他地方也比较盛行此风[7]。

进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散香。所谓进散香，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朝山进香活动，各个进香者或以个人代表全家，或带领家眷朝山进香，朝山时间也不统一，以这种方式出行的多是社会上层。另一种是由香火会组织的进香。香火会，又称香会，也称香社，是朝圣进香的民间信仰组织，类似于近现代的进香团体。参加者多为普通大众。以此种方式进香的人远较前者为多。明公安派文人谭元春在与友人游南岳时，所到之处，发现“游人各自有会”[8]。这里的“会”指的就是香会。香会一般都是松散、活动少而规模较小的组织。发起和管理这种组织的人称为“会首”、“社首”、“香首”、“香主”、“香头”，也有的叫“善首”或“领袖”，会员称“善男信女”，人称“香客”。关于香会的组织结构，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大致上是因地缘的关系，由一村或数村的香客组成，如清代的汜水（治今河南荥阳西北）“一村联为一社”[9]；或者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单位。香会的人数不限，有的十几人、几十人，东湖县（即今湖北宜昌）“多至数十人”[10]；宿松（即今安徽宿松）“又有朝山进香之举，亦为佞佛之一端。或十数人为一组，或数十人为一组，携带鼓乐，高宣佛号，游行联队，如痴如狂”[11]。有的香会如山东的乡村小民往往是“百十为群”[12] ；湖南民众“朝山拜庙，动以十百”[13]。也有上千人的大香会，如清初三吴各州县，有些人自号“香头”，率众结社，朝山朝海，动至数千百人[14]。不过这种规模的香会是比较少见的。

加入香会要缴会费，有的会是一人缴一份，有的会是由会众凭心意、凭家底上缴。一般的香会规定入会所需的数额，或交粮食，或交金银，集中起来由会首统一支配使用，所集之资，均用于礼神祭品的购买和进香途中的吃住之用。费用如有结余，或留作下次进香之用，或返还会众。有的香会会费则不包括朝山时的费用。民国《封丘县续志》在谈到当地香会组织时云：“朝山之俗，清季即炽。普通为会首一人，执事数人，会友百余人，或数百人捐麦秋，每人每年各一斗以作会费。圆会及朝山时川资，均属自备。”[15]明末清初西周生辑著的小说《醒世姻缘传》[16]，所写大半是山东淄川、章邱一带风俗习惯，对妇女进香及香会组织多有描述。当主人公薛素姐入香会时，香头说道：“起初随会是三两银子的本儿，这整三年，支生本利够十两了。” 素姐以前没有入过会，一次便交了十两银子[17]。明代香会的联络方式，尚没有发现像近代北京妙峰山庙会那样，进香之前贴出“会启”以通知会员，估计以《醒世姻缘传》中所记的口传为主，也就是所谓的“比邻相约”[18]。

进香是中国民间极其庄重的宗教活动。因此，朝山进香时，香客一般都要进行一番打扮，以示其虔诚。在武当山进香途中，香客多作道人打扮。袁中道云：“荷衣鸠杖道民装，闲客游山也似忙”[19]，“枇杷开外足风尘，且办游装学道民”[20]；王世贞在武当道上所见“南阳少妇道人装”[21]。也有作僧人打扮的，袁宏道在万历三十年（1602）陪同其父上武当山拜真武大帝时便扮作僧人，“识得袁家装束别，红旌队里一骑僧”[22]。还有一些香客则“各顶戴纸片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23]，即所谓“持瓣香戴圣号”[24]。清代朝黄陂木兰山的农民“冠染麻红缨凉帽，草履，天青布单套，其形似沐猿而冠，令人可笑”[25]。因此，如果香客第一次去进香，还需准备一些行头，至少黄布袱、黄布袋是必需的。《警世通言》第22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载，刘有才要去苏州娘娘庙烧香，“却不曾做得布袱布袋”，特地找朋友宋敦相借[26]。“持香楮，系黄布诃子，鸣钲呼南无”[27] 是一般香客的形象。

起程朝山之前，香社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就是“烧信香”。所谓“信香”是向朝拜对象发出信息，我们要去进香了。有的香会不但要烧信香，而且还要“演社”，称为“信香演社”，即抬着神像，沿街烧香游行。薛素姐所在香会拟定十五日出发，十三日便“往娘娘庙烧信香演社”[28]。有些地方，朝山之人家在“门首贴‘某处朝山’四字”[29]。

出发的前夜，大部分香客集中在会首家，举行起程的祭祀仪式，天明出发。进香队伍在前进时必须排列有序，前有会旗，后有尾旗，会旗正中绣有“朝山进香”四个大字，下面注明某省某县某香会。会旗制式清代以前多为长方形红旗，清代以后多为三角形黄旗。会旗后设一绣幢，挂满写有会众姓名的小布条，俗称“万民伞”，伞内放着香炉，炉内有一个要去朝拜的神的小铜像（如真武，碧霞元君），沿途焚香不停。绣幢后面是供品和乐队及善男信女[30]。各香会都携带有锣鼓，其用途一是作为行动号令，“每日五更鸣以集众”[31]，二是作为一种礼仪，“沿途鸣锣称佛号”[32]。香客一路上须“口诵弥陀数声佛”[33]，“先一人曰‘南无阿弥陀佛’，群应之曰‘无量寿佛’。远者百余里，近者数十里，必一路呼号至山，方昭诚敬”[34]，而且还须兼之以拜，此即所谓“号拜而至”[35]。有的还要“诵朝山曲”[36]。朝山进香的距离一般是比较远的，时间比较长，少则二三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甚至有一个月以上的，免不了要住宿、吃饭，一切均由会首安排，统一结帐。关于朝山进香的场面，明代文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记载，这里不再赘述。有些地方在朝香结束之后也有所表示，如《醒世姻缘传》记素姐朝泰山回家后，“次日仍打扮穿了色衣，戴了珠翠，叫狄希陈合小玉兰跟随同着众人往娘娘庙烧回香”[37]；有的地方“戚友皆喧锣鼓爆竹以迎之，谓之接香客”[38]；有的则在朝山结束后“醵金勒石”[39]。今天，人们仍能见到保存完好的香会进香还愿之后所刻碑文，这为研究明清时期的进香状况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二）武当山的朝香习俗

武当山进香习俗是伴随着宋以后真武信仰的兴盛、武当道教的发展而兴起的。根据文献记载，武当山进香的民俗至迟在元代已有一定规模。道书中强调，三元日、三月三、九月九等日子都是玄帝下降人间，录善罚恶，增人寿命的时间。武当山是真武得道之处，故他经常飞临此地，受人祈祷，这使武当山对各地信士更具有吸引力。《武当福地总真集》称：“每岁上巳、重九，行缘受供，谒者辐辏，潇洒清绝。”[40]已形成了春秋两季朝山进香的习俗。

到明代，朝武当的风俗具有全国性影响，香火极盛。陆杰说：“太和振古名山，海内无远无近，罔不斋诚朝礼，揭揭乎若日月之行天，虽昧者知其不可诬也。杰见道路十步五步拜而呼号，声振山谷；亦既登绝顶，瞻玄像，则又涕泣不已，谓夙昔倾戴，今始一睹。性真感发，至有欲言而不能自达者。”[41]王士性云：“太和山……山既以擅宇内之胜，而帝又以其神显，四方士女，持瓣香戴圣号，不远千里号拜而至者，盖肩踵相属也。”[42]晚明谢肇淛也说：“均州之太和山，万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然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与元君雄视，无异南北朝矣。”[43]充分说明了武当山在明代的进香游乐盛况。清以后，武当山虽失去了昔日“皇室家庙”的地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全山现存的清代进香功德碑尚有数百通之多[44]。“海隅之众，莫不瓣香而朝谒……四方朝谒者依然不绝如缕”[45]，就是其时的写照。

可以说，明清时期武当山一年四季都有朝香客。因香客多为农民，农闲时香客较多。一般说来，每年正月至四月为进香旺季，俗称“春香”。《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8《楼观部第七》载：“其地（按：指元和观）拥接崇山，萦带流水，四方居民每遇春三趋谒而徼福者，莫不骈肩接踵不数百里欢呼而至。”[46]“香客传呼春满山”[47] 是武当一景。九月又出现一个高潮，俗称“秋香”。武当山所在的均州（治所今已沦于丹江口水库），其俗“秋成后，村民率熙熙相约谒武当山，建斋醮以答神庥”[48]。应城（即今湖北应城）也是在九月“相约朝山进香，以祈福祐”[49]。还有一些资料显示春秋两季都有香客，未作区分。如乾隆《原武县志》卷2《风俗志》称 “春祈秋报，每好演戏，赛庙为盛，会间有成群结队走天坛、嵩岳、武当诸名山者”。武当山磨针井旁的一块碑文也记载道：“春秋两季，来自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源源不断”[50]。总之，春节前后、三月初三真武圣诞节、九月初九真武飞升日是武当山香客比较集中的时间。

明末小说《北游记》第24回载：“武当山祖师大显威灵，逢难救难，遇危救危，四海风平波息，民感神恩。人家孝子顺孙求伊父母、无子求嗣者，无有不验。名扬两京一十三省，进香祈福者不计其数。”虽是小说语言，但却道出了明清时期武当山进香的香客主要的愿望：其一为祈求子嗣。《隐秀轩集》卷33《李母曾孺人墓志铭》曰：“以求子岁祷玄岳”。而诗人转述的朝香心愿是：“有女求如南海相，生儿早作绣衣郎”[51]。现存于武当山的碑文讲述朝圣原因的也以求子还愿的居多[52]。学者认为，每年三月三日，河南朝武当山的善男信女特别多，当与中原地区民间三月三祈嗣民俗有关[53]。其二为父母祈寿还愿。谭元春对此有生动的描述：“昨过均州，不及重登嵾岭，只闲行到净乐宫，与烧香人同入殿谒玄后座，欲留香钱，旁一童子呼曰：‘为父母者置钱项下，为子息者置腰间。’亦不觉动念。此童子口中甚有轻重缓急，人特未思耳。”[54]所求目的不同，连香钱放置的位置也有区别，这恐怕只有在武当山才能见到吧。

（三）武当山香客的地理分布

资料显示，武当山香客具有全国性的地域分布。“天下人咸来此山如省所亲，足足相蹑，目目相因”[55]。这是谭元春观察到的情形。上引谢肇淛《五杂俎》所述朝山之人多来自闽、浙、江右、岭、蜀，范围包括了南方各省。据旧《志》所载及各宫观所存“功德碑”、“功德簿”的记载，清代到武当山朝山进香的有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善男信女，其中最远的有福建漳州、广东汕头、佛山等地的香会。较远的香会，如广东汕头的玄武山七年朝一次；福建漳州、厦门等地的“万福会”、“同契会”、“至城会”每隔五年朝圣一次；山西、安徽、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的朝山香会三年一次[56]。我们从武当山金石文字及有关文献记载亦发现，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明代香客以湖北、河南、长江下游引人注目，清代则以湖北、河南为盛，山东、云南、陕西等地也不可忽视。以下分别叙述。

1．湖北 明清时期，由于地缘邻近，湖北各地民间朝武当山进香普遍，在所有香客中，所占比例亦属最多之例。John Lagerwey在The Pilgrimage to Wu-tang Shan 一文中，调查统计了现存武当山的碑刻80通，其中60通（约占3/4）记载了朝山客的来源地，而有44通是属湖北香客，占总数的70%以上，而据考察，所谓“湖广”主要是今湖北，今湖南在文献资料中几乎看不到朝武当山的记载。这个统计可能有所疏漏而不是很精确，但来自湖北的香客无疑较其他地区为多，这其中又主要是来自鄂西北的尤其是武当山周边地区的香客。武当山所在的均州，每年农历三月三、十月初一、十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均有朝山会。是时，本地、河南等地香客纷纷上武当山参加朝山会。一路上遇宫观磕头，烧香焚表，为神像披棉衣，给神灯添灯油。而在郧县（即今县），明清及民国时期，盛行团体上武当山进香[57]。

江汉平原地区，朝香之风也很兴盛。荆州（治今江陵）一带的百姓每年春秋两季朝武当，或陆路或水路，或全家老少，或亲朋至友，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浩浩荡荡，颇为壮观。袁宏道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陪着他的父亲及好友游览武当山，在《侍家大人游太和发郡城，偕游者僧宝方、冷云、尹生也》（其二）中写道：“全家都爱踏云烟，过去青山香火缘。扶着白头拜真武，被人呼着地仙行。”[58]刚刚启程，却已想像着自己扶着父亲朝拜真武大帝的情景了，向往仰慕之迫切可见一斑。他们走的是陆路，由荆州、荆门（即今荆门）到襄阳（即今襄樊），再至武当山。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其弟袁中道游太和山走的是水路。由公安（治今公安南）至武昌（即今武汉）是顺水，但从武昌至襄阳，由襄阳至草市，逆流而上，颇为不顺，加之“襄水大发，牵路皆绝”，袁中道颇生感慨：“平生以烟波为乐，到此殊觉行路之难。以后荆郡游太和者，决宜陆行水归为便”[59]，从“荆郡游太和者”，说明该地往谒武当山者不少，而且多走水路。在沙市，元旦祀家神、谒里社之后，有男子“即走谒城西太晖观及当阳鸣凤山、均州太和山，称为朝谒。家中大小男女皆素食，禁语言，恐有触犯，则在路不安。或三五日十日半月归家，戚友皆喧锣鼓爆竹以迎之，谓之接香客。士夫家无是习也”[60]。天门“朝山多至数十人，会众起程，沿途经声号佛，或至均州武当、黄陂木兰，近则京山胜境。自元旦起三月止。……屡奉例禁，未能尽革”[61]。江汉平原北部的京山（即今县），农历八月，人们相邀结伴，前往朝拜武当山，逢庙过寺高呼“无量寿佛”[62]。

鄂东及鄂东南一带，文献未见有直接朝武当的资料，今存武当山的功德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万历四十年八月所立《八宫二观献醮碑记》：“大明国湖广黄州府卫黄冈县在城内外各街社居，进香建醮”于武当山，“香长黄如龙”“戒长万士选”带领男女香客近30人。清所立《重修武当山磨针井大殿》碑：“功德无量。信士等朝谒仙山，虔诚敬意，原为祈福求祥，蒙神护佑，阖家平安。相邀同社捐助功德，刊列于左：湖北黄州府黄安县中和乡罗曲村谢家湾水口社、全家湾龙社谢吴氏二串文、谢洪氏五百、谢叶氏、谢吴氏、谢叶氏、刘吴氏、刘诸真、刘义兴各捐钱一串文正、刘义斡、程晋荣五佰□师傅经手。”[63]

鄂西亦有不少记载，如乾隆《东湖县志》谓“朝山多至数十人，每于元旦及七月，会众起程，门首贴‘某处朝山’四字，或至武当，或至鸣凤，沿途鸣锣号佛，多费不惜，屡奉例禁，尚未尽革”[64]。

2．河南 河南香客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很广，与湖北不相上下。从方志记载及现存碑刻看，河南香客南邻武当山，北部已越过黄河一线，接近河北南部，东西南北四境均有。尤其是豫南南阳（治今南阳）地区，明清至今，朝武当之风不绝于世。明人王世贞曾见“每至春时，中国焚香者倾动郡邑”[65]。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即河南一带。这一习俗直到清代仍很兴盛。雍正十三年（1735），杨名时从昆明前往北京，于次年即乾隆元年（1736）正月二十四日，到达河南叶县（即今县）地。在《自滇入都程记》中，他写到，“连日见农民及妇女等乘驴坐车，各顶戴纸片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相遇于途者，络绎不绝，此处人云：俱在武当山上香者”。

河南中西部民众亦多朝武当。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载，庶民“至冬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名曰‘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出，女居守者，流俗相沿，若必不可已也”。民国《西平县志》卷39《故实·轶闻》记有道光（1821-1850）时人王克儒往武当进香的事，前往的还有“众人”，可见当地亦有朝武当的习俗。在淮宁（即今淮阳），“吾乡诸人士之言曰：正德改元，元帝庙在巩村北矣。年来且就圯，近乃群起而新之，是可纪也，固也。且若诸人士有西走太和者乎，谓是与太和何俟”[66]？可见当地也有朝武当的活动。而在汜水县“尤好赛庙祈神，礼佛修醮。一村联为一社，推生监殷户为会首，敛聚钱粟，或远走天坛、嵩岳、武当诸山，三春无虚日焉”[67]。

在豫东南，淮滨县张庄乡张庄村今仍存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立的《武当山训记碑》[68]。除此之外，夏邑[69]、虞城[70]、信阳[71]、正阳[72]等地都有在三月三日祀玄帝的风俗，虽无明确记载，我们认为其地可能也曾有过朝香的习俗。

河南北部黄河以北地区，朝武当的民风较盛行。民国《获嘉县志》云：

乡间善男信女，终年局处乡闾，坐守深闺，几不知乡村之外更有何物。迨至中年以后，儿女成立，米盐琐计不甚关心，乃邀集伴侣，醵金结社，朝山烧香，以为娱乐。或朝南顶如武当山，或朝北顶如太行山，或朝石门口，或朝百家岩，计道途远近约月余及十数日而归。归则追述游观所见，如白头宫女说明皇天宝开元故事，亦颇津津有味。此亦娱乐之一种也。[73]

因武当山在河南之南，所以当地称朝武当为朝“南顶”。“南顶”是当地人对武当山的称呼，由此可以想见武当山在该地信仰观念中的位置。民国《封丘县续志》亦称有结伴朝东顶与南顶的现象[74]。乾隆《原武县志》卷2《风俗》载：“此外春祈秋报，每好演戏赛庙为盛，会间有成群接队走天坛、嵩岳、武当诸名山者。”道光《武陟县志》卷19《古迹志》元武庙条下引刘藻《元武庙记》记载了当地香会组织朝武当的习俗、朝山之后会社经费尚有结余维修本地真武庙事。

   河南民众朝香既盛，民间亦颇重其事。朝山回乡之后，往往刻碑立石以纪其事。今存焦作市安阳城乡义庄东的《金顶会朝武当山碑》，立于清代，记载善士苏键等人久慕武当山、义庄的金顶会朝拜该山的情形；在九里山乡大官庄村，今存有乾隆年间（1736-1785）所立的《朝武当山碑》，记述朝拜武当山圆满回归的情况[75]。正因为河南远距离朝香之风盛行，当地统治者或文人一再发布告示或作碑文，或严令或劝说百姓宜在本土至多本县烧香，如道光《扶沟县志》卷7《风土·风俗》“厚风俗告示”云：“敬神烧香只宜在三五里间，或赴县到城隍庙礼拜，何必朝顶进香，远方跋涉，既受辛苦，又费盘川，究竟得福不得福，并不在此。有损无益，何必为之。”这里的“顶”主要指“南顶”和“北顶”。前引刘藻的《元武庙记》和河南巡抚沈起元奏折也是针对百姓朝武当等地的习俗而发。凡此都可见河南朝香风气之盛，以至引起地方官的忧虑，三令五申，务求禁绝。

3．山东《醒世姻缘传》对山东人远距离朝山进香多有描述，其中第九十四回“薛素姐万里亲征，狄希陈一惊致病”就写了下层百姓在香会会首老侯、老张两个道婆的组织下，“结了社，攒了银子，要朝普陀，上武当，登峨眉，游遍天下”。后来，他们果然“朝过了南海观音，参过了武当真武，登过了峨眉普贤”[76]。虽是小说，但确实反映了明清时期山东的风俗。在上引沈起元的奏折中，山东也是远距离朝香兴盛的地区之一。山东民众跨省的朝香以到江南的普陀山、天竺寺和湖北的武当山为盛。《天下郡国利病书》载东阿县：“市里小民群聚为会，东祠泰山，南祠武当，岁晚务闲，百十为群，结社而往，谓之香社。”[77]东昌府（治今聊城）“隆庆后，风恣侈靡……又时裹赢粮走泰山、武当，渡海谒普陀，祈请无虚岁”[78]。清佚名所著《如梦录》一书记载，在开封城内的大道宫，三月三日大会，修醮、打斋、香火不断。北直隶、山东人往武当山进香，都要先在此宫拜醮。。清王世禛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康熙丙寅岁，济宁南池侧居人王姓者，与众约会武当山进香，既再往矣，归为其妻述嵾岳奇丽之状，妻亦欲往，夫以道远艰费难之，妻恚而自经。夫归惊懊，言于众，众为置榇殓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见其妻在路旁大树下坐憩，以为鬼也。曰：“若死矣，胡为在此？”妻曰：“吾未尝死。昨以需众，行期稍迟，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谓君辈濡滞，吾候且数日矣，今当同行，胡谓鬼耶？”其夫疑惧不知所出。众曰：“吾等百余人，渠即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饮食皆无他异，事竣，归家登堂，夫指榇示之曰：“尔既不死，前日殓者何人？”妻曰：“吾实不死，曷开视之。”及开视，乃空棺耳。今妻尚在。[79]

其事虽然怪异，但从其夫“再往”及香会“百余人”的规模来看，朝武当的习俗在当地是比较发达的。

4．陕西 今存碑刻证明陕西朝武当的风俗也是较为兴盛的。西安市的新合乡新合村内存有明代所立的《朝武当山碑》两块，其一为嘉靖年间（1522-1566）立石，其二年代不详。碑文均记载当地信士朝武当山事。狄寨乡潘村内有明崇祯十五年（1642）立的《朝山社碑》，额篆《朝山社碑记》，记当时潘村成立朝拜武当山神社及议立会规等事。北屯乡腰张村内存有康熙十五年（1676）所立的《朝武当山完醮碑》，记载当地信士朝武当山一事。在大明宫乡新房村内有清代《武当山图碑》，碑首线刻武当山正殿图，碑身刻玄帝坐像及武当山庙宇全图，边栏饰荷花、云纹图案，也当是朝武当的产物。渭南市的蒲城县有明崇祯十一年（1638）立的《进香愿满碑》，记当地信士王应祥等朝山进香、祈佑玄天上帝、愿满立碑事[80]。现立于蒲城县坡头乡初级中学门前的《武当山进香礼毕设醮告成记》也记载了当地人“王演等进香武当山”之事[81]。现存安康市城南香溪洞天梯口的《香溪洞八宫二观建醮碑》，碑面弹痕累累，字多漫漶，不过仍可看出当地人有朝武当的风俗：

陕西布政司兴安州各里人氏，万历□子岁太簇元旦日，朝观武当山各宫庙，观□□□醮，施放河灯，拔济溺水孤魂，迎祥集福。

据编者考证，此碑立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或四十年（1612）[82]。高陵县余楚乡吊鱼寨村的石碑《武当山太和宫建醮告竣碑记》云：

    ……（明成祖令在武当山）敕建金殿一座，廊庑千间，一十二年之期方得完全，而四海之内进香建醮□□东西朔南，如出一辙。故今合会弟子等朝谒屡年，欲名圣德，略表草衷。

              邑庠生员弟子张世琳薰沐谨撰

                            作霖沐手敬书

              会首弟子（四十八人姓名从略）同斋沐立

              大清乾隆十九年岁次甲戌梅月上浣之吉 [83]

在高陵县，有朝山进香会社组织的到武当山朝山活动，几年朝一次碑中没有说明。乾隆《白水县志》卷1《风俗志》记载：“乡民每隔数年率众同往武当山进香。” 可见该地有朝武当山的习俗。但从其数年一朝来看，与湖北、河南等地一年一度“倾动郡邑”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5．长江下游 元时即有朝武当的习俗。至元丁丑岁（1337）春天，“浙西道平江路昆山州市船居大檀信士沈道升，偕室张氏妙果、妻父张森、妻母李氏妙贞、侍父沈文得家眷等，崇真奉善，乐施净贿，收选丰块沈香，命处士雕镂玄帝、圣父、圣母牌座三面，龙凤拥簇，其势飞跃。溯舟而上，来诸名山，入于大顶天柱峰，永充供养”[84]。这些信众以家为单位组成进香团体，乘船西上来武当。明代社会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浙一带的民众赴武当山进香的船队颇具规模。大约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每年农历二月，进香客在无锡县北门外的北塘“莲蓉湖”集合，进香船队多达百十艘乃至数百艘，每船载香客二三十名，每人悬灯一，浩浩荡荡，从无锡出发，经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襄阳等都邑，直达武当山，全程3000多里，来回需要3个多月。这种进香旅行活动，每年举行一次，一直持续到明末。对此顾文璧有专文进行探讨[85]。

6．云南、贵州 包汝揖《南中纪闻》云：“霍靖州，黔人也。尝为余言，曾与同乡张进士、胡孝廉昆仲五人往武当山进香。”《明史·孝义二·赵重华传》（卷297）记载了赵重华之父赵廷瑞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山至武当山事。清代数种志书均记载昆明地区的人不远千里朝武当山的事实，如乾隆《云南通志》卷8《风俗》：“三月三日谒真武庙于西山罗汉寺，或东之鸣凤山金殿，或先期赴易隆中和山，行两日程；或负香之襄阳，谒武当山，往返数月。”武当山金顶围绕金殿的148根青铜栏杆就是万历年间（1573-1619）由云南、江西、陕西等省信士以家为单位捐造的，尤以云南省城官绅士庶居多。

张伟然先生在论及太岳朝香习俗的分布时曾说：“在朝香习俗的研究当中，难度最大的当属复原其分布的地域范围。因为其他方面或许还可以通例推求，而地域分布只能凭借资料实证，理推的信度相对有限。”[86]这的确是经验之谈。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尽管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但所得仍然有限，遗漏的肯定还有不少。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资料本身的局限性，如上所述，地方官对当地民众远赴他地进香朝山基本上采取一种反对和抵制的态度，大概在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地方官眼里，朝山进香属于“淫祀”之列，出于现实的考虑，大批民众出门远游，既影响生产，又难以管理，因而排斥限制就在所难免。现今所见地方文献多出儒士之手，他们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受到观念的支配，有意或无意隐瞒、遗漏有关朝山进香的事实和现象。尽管如此，从上述地理分布看，与武当山邻近的湖北、河南两省人数最多，可见在形成武当山朝香地理分布的原因方面，位置的邻近和交通的便利应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考虑，明清武当山的真武帝，大约也可看作是湖北、河南的区域主神。其次，信众的多少还与香客来源地的真武信仰是否兴盛有关。河南、山东、陕西、湖北以及云南昆明的真武信仰都较兴盛，这或许是云南远隔千里，仍朝山不止的缘由所在。当然，朝武当的风俗还与武当道教影响所及有关。明末清初，武当道士赴云南、陕西、吉林、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地传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得到发展。据调查，广西桂林刘仙岩、玉皇阁，四川青城天狮洞，青海土楼观，甘肃天水，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河南平顶山的真武观，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台湾彰化松柏岭等，都是武当道士于明末清初前往开山传宗的地方[87]。武当道教的发展，使真武信仰的流布范围更广，也使朝武当的地域范围和人数不断增长。最后，香客的多少还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古代出门远行并非易事，一路上的花销肯定不少，如果家无担粮、身无余财，要想实现朝山进香的愿望，不免大打折扣。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为全国首富之区，朝山进香风气之盛，亦赖经济实力予以支持。

（四）从明清主要朝山进香地看武当山的地位

明清两代，带有全国性意义、最为流行的烧香去处，莫过于泰山、武当、普陀与天竺山[88]。明张岱游览泰山元君庙时，见佛像并不大，而香客众多。他感叹道：“盖天下名山，如补陀、武当、齐云、天竺，前门诸圣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89] “补陀”即普陀。在他的眼中，当时的名山有泰山、普陀、武当山、齐云山和天竺山。安徽齐云山人称“小武当”，也是真武帝的道场。《五杂俎》云：“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90]上天竺与普陀，主要是朝观音，上武当山是为礼真武，泰山的碧霞祠则是碧霞元君的祖庙。

1．泰山 东岳泰山，又名岱宗，被誉为“五岳独尊”，其崇高地位，与历代帝王在此的封禅告祭直接相关。泰山神东岳大帝是山峰的神化和人格化，在民间极有影响，被认为是掌管人类和生死的大神，受到历代的崇拜。宋代“符离人从四，居濉上，……里人春月朝岱岳”[91]。明陆容《菽园杂记》卷7云：“世俗相传，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生日，然不见于纪载。许文□公彬《重修蒿里祠记》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属东岳帝君诞辰。天下之人不远千数百里，各有香帛牲牢来献。”[92]《水浒传》第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写的虽是宋代故事，但反映了明代泰山庙会之盛，岱庙香客之多。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崛起，打破了东岳大帝一统泰山的格局，山顶的碧霞祠成为香客朝拜的圣地，人数远远超过岱庙。万历二十一年（1593）《东岳碧霞宫碑记》云：“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办香岳顶数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而碧霞香火视他岳盛矣。”[93]正如谢肇淛在《五杂俎》卷4《地部二》中所指出的：“故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这种情形在清代依旧,“四方男女不远数千里进香报赛，皆先有事于元君而后及于他庙也”[94] 。

明人朝泰山盛况空前，沈晴峰《登岱记》称，每年三四月，五方士女上泰山祠元君者达数十万人之众。张岱在《岱志》中则说：“天未曙，山上进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弥陀佛，一呼百和，节以铜锣。灯火蝉联四十里，如星海屈注，又如隋炀帝囊萤火数斛，放之山谷间，燃山熠谷，目弦久之。”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巻72《游太（泰）山记》称：“三鼓起，启堂之北扉而望，若曵匹练者，自山址上至絶顶，又似聚萤数百斛囊中，光熠耀不定。问之，乃以兹时士女礼元君灯，鱼贯而上者也，其颂祝亦隐隐可听云。”在明代，每年去泰山的香客成千上万。清陈弘绪《寒夜录》（卷下）记泰山庙祝言，崇祯二年（1629）以前，每年泰山的香客多者达80万人，少者也有60万人。至明末，由于清兵入关骚扰，加之农民起义，战火四起，上泰山进香之人骤然减少，每年不到40万人。清初，随着社会的稳定，朝泰山的风气又渐盛。“每当四月盛会，进香报赛，千里云集。……回望南天门时隐时见，礼元君者鱼贯而上，香烟犹袅袅灵霄也”[95]。清末，到泰山“礼拜烧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96]。朝泰山的香客以北方人为主，《五杂俎》卷4《地部二》：“渡江以北，齐、晋、燕、秦、楚、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其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相传每年四月八日是碧霞元君的生日，所以“齐、鲁、燕、秦、楚、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97]。

2．普陀山 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亦称陀洛迦，在浙江普陀县，相传为观音菩萨应化的道场。自北宋以还，该山观音信仰盛行，寺院渐增，僧众云集。明时去普陀烧香，在东南一带很盛行[98]。《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补陀大士道场……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嶷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99]普陀远在海边，去烧香需造香船。香船分上下两层，上坐善男，下坐信女。其中饮食水火之事，均由香头主持，而香头往往由寺庙中的和尚充任,[100]。这种习俗一直沿习至清初。前引清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45《抚吴条约》载，当时的三吴各州县，有些人自号“香头”，率众结社，朝山朝海，动至数千百人，所谓朝海者，即去普陀进香。“今田野人家妇女相聚三二十人，结社讲经，不分晓夜者；有跋涉数千里外，望南海、走东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庙烧香者”[101]。说的就是江南的妇女长途跋涉到南海即普陀山和泰山进香的事情。明话本小说《拍案惊奇》卷8《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102]和清初小说《豆棚闲话》第三则[103]分别讲述了下层民众与商人去普陀求子的故事。

3．天竺山  自宋代以来，杭州天竺山寺庙也是天下善男信女的必去之处。江南水网地区的群众有为观音菩萨进香的信仰活动，远则去普陀，近则去杭州灵岩天竺寺。每逢春天，各地香客云集杭州。士宦人家包彩船前往，一般群众则由“香头”带领租船或自己摇船去，这些“夜航船”日夜兼程，要走好几天，香客们乘坐的夜航船上大都有宣卷的活动[104]。到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男女宿山人数之多，使得天竺山殿内外无下足处。这种进香活动，在明代又称“香醮”，其规模甚为浩壮，史称“揭龙旗而鸣金道路，顶香马而混迹妇男”[105]。尤其是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战乱而普陀山路绝，天下进香的人，更是就近去天竺，所以香火之盛，在当时甲于东南[106]。《西湖志纂》卷1《天竺香市》载：“春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更有自远方负担而至者，名曰香客，骈肩接踵，岁以为常。三寺皆极宏丽，而上竺尤盛。”清代袁枚称：“会杭州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满汉士女，咸往天竺进香”[107]。明清小说对此也多有描述。《醒世恒言》第3卷《卖油郎独占花魁》道：“就中单说天竺寺，是观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处香火俱盛。”[108]《拍案惊奇》卷24 “从来说观世音极灵，固然无处不显应，却是燕子矶的还是小可，香火之盛，莫如杭州三天竺。那三天竺就是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天竺中，又是上天竺为极盛。这个天竺峰，在府城之西，西湖之南。登了此峰，西湖如掌，长江如带。地胜神灵，每年间人山人海，挨挤不开的。” 浙江盐官的大姓仇氏夫妇年过四十尚无子嗣，“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两个斋戒虔诚，躬往天竺”，烧香求子[109]。明代小说《型世言》第10回“烈妇忍死殉夫 贤媪割爱成女”记载苏州昆山县烈妇陈氏，“万历十八年，他已七岁，周氏（其母）忽然对陈鼎彝（其父）道：‘我当日因怀雉儿时，曾许下杭州上天竺香愿，经今七年，不是没工夫，便是没钱。今年私已趱下得两匹布、五七百铜钱，不若去走一遭，也完了心愿。’”于是夫妇俩人“便预先约定一只香船，离了家中，望杭州出发。来至平望，日已落山，大家香船都联做一帮歇了”[110]。从“大家香船”来看，去烧香的人还不少。

天竺与普陀一样，香客以江南水乡地区的人为主。“杭州之天竺，宁波之普陀，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之人且皆至，固无不以求福免祸为祈祷也”[111]。也有来自山东、安徽、广东、广西等地的人[112]。

四大朝香地，各有各的客源市场，泰山的香客以北方人为主，武当山的香客以邻近的湖北、河南、陕西以及山东、长江下游的为主，而天竺与普陀则主要来自于山东和江南地区。但从香税收入（详后），特别是从影响力来看，应该说泰山对香客的吸引力是最大的，不过在明代，武当山的地位可与之比肩，这从时人的议论常以泰山与武当山相提并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明文海》卷371王嘉言《重修圣母元君祠记》曰：

碧霞元君者，即华山玉女也。今岱岳有祠，祠宇瑰伟壮丽，天下之祝厘祈福者趋焉，岁所入香缗以万计。……夫元君之祠于东也，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已疑议也。不祠于东者且独无憾乎？彼不知夫玄帝乎？玄帝北方神也，而建殿于太和山，殿以金饰，至竭县官之府库，而士女之奔走如云，与元君埒。

《通雅》卷21云：“武当、岱岳，今最感重。永乐建真武庙于太和山，几竭府库，设大珰及藩司守之，而二庙岁入香银亦以万计。”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74也认为“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太岳太和山真武及岱岳碧霞元君”。文人王敬民总结说：“窃惟百神均有裨于民，均民之所仰而敬祀者也。求其威灵赫奕，表表人间，敕封崇报，代代相继，其若泰山之山霞（按：即碧霞元君）、武当之元帝尤烈焉。”[113]

二、武当山进香的影响

    武当山的进香活动源起于元代，经过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时间长达数百年。不言而喻，它对武当山周边地区经济、文化、风俗的影响是巨大的。鉴于今人对武当山宫观经济的研究较为深入[114]，下面仅就武当山香税的征收与管理、武当山进香与均州城镇的发展、进香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一）武当山香税的征收与管理

香税，顾名思义即是对朝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费用。明清时期，有些宗教圣地朝山进香是要交税的，否则不许登山入庙。进香需要纳税，还设有税官进行管理，这在明以前尚未见到。明中叶以后，民间百姓借烧香进行旅游的人流蔚为壮观，为政府香税的征收提供了可能。一般论著认为明迄清初只有泰山与武当山曾征收过香税[115]，事实上，还有一些进香地也有过香税的征收，如涿州（即今河北涿县）的丫髻山[116]，延安肤施县（治今陕西延安）太和山[117]，南直隶的云台山等[118]。我们推测明中叶以后，相当一部分香火颇旺的宗教圣地，可能都曾征收过香税。从香税的数量和影响上来说，则以泰山和武当山为最。

《居易录》卷29曰：“吾乡泰山收碧霞元君祠香税自明正德十一年，从镇守太监言始。”正德十一年即公元1516年，这是泰山征收香税之始。武当山香税何时征收，尚未见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不过，孝宗时（1488-1505），武当山香税已见于记载（详后），估计武当山有香税的历史似乎要比1516年稍早。到正德（1506-1521）以后，有关武当山香税用途及争论的史料增多（详后）。

关于朝武当山的香客该交香税的数量、省内与省外是否有别，今已不可详考，但从征收的总量和影响与泰山相当来看，具体的征收办法应与泰山类似。泰山香税实行之初，内外有别。本省香客每名四分五厘，外省九分四厘，当地的少一些，外地的多一点，香税的交纳由香客店携香客的报名单到遥山亭报名纳银，然后领取山票上山进庙。可能是内外之人不好区分，在万历八年（1580）本省与外省统一，一律征收“香税银八分”，到万历（1573-1619）末年增为一钱二分[119]，崇祯（1628-1644）中后期增至一钱四分，这其中包括正银八分，庙工银一分，还有裁留、厅支、明加银等名目[120]，有时甚至“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121]。明代后期税重可见一斑。清初，又恢复内外有别制度，征收额与明代初征收时一样。香税的征收对普通百姓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以至于当时流传着“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白”的谚语[122]。

香税的征收与管理由藩臣与内官共同负责。明永乐（1403-1424）年间，为控制武当道场，朱棣亲自委派藩臣即一名湖广布政司右参议常驻武当山，为全山的总提调官，组成管理机构，负责全山所有事务。藩臣公署（参议行省）设在均州城，下辖均州千户所、佃户屯田所、七宫道教提点印信衙门等机构。宣德十年（1435）三月，英宗派遣尚膳监左监陈野任太和山提督，在均州城内设内臣提督府，从此武当山事务由内臣和藩臣一起管理。自成化十二年（1476）之后，为监视镇压荆襄流民起义而驻守于武当山的武官，提督太监还兼分守荆、襄二府所属州县并卫所，不久，管辖区域扩大到荆、襄、郧三府及河南南阳、陕西汉中、西安等府与郧阳交界的各县，凡这些地方发生的军政大事，均由分守太监会同镇守总兵与地方官共同商议，上报朝廷。此后一直到明末，其间仅隆庆年间（1567-1572）“毋兼分守”外，提督太监多兼分守。因此，武当山事务名义上虽由内臣与藩臣共同管理，但事实上，内臣往往凌架于藩臣之上。

具体到香税的征收也是如此。隆庆四年（1570）十月三十日，敕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李存文：“本山香钱，会同内臣选委员役收支”[123]，但实事上往往由内官主之。《明实录·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壬子”条载户部尚书刘体乾言：“太和山香钱岁入不止此数，旧虽守土藩臣与内官共理，而收掌出入多内官主之。宜比山东泰山事例，令抚按官选委府佐一员专收正费之外余银，尽解部供边，其修理诸务，俱命有司董之，内官不得干预。”疏入忤旨，令自陈状。刘体乾上疏曰：“臣愚不能将顺明命，冒渎天威，罪不容诛，但以职司钱谷，目击时艰，窃不自揆，欲为朝廷节财用耳。”上责体乾不遵明旨，屡次奏扰，夺俸半年。武当山宦官势力的膨胀，使朝中大臣十分不满，他们屡屡上奏，建议武当山的香税管理应如泰山例，由藩臣负责，然均无成效。

有关武当山香税的具体数字，史籍无明确记载，上引《通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74均说 “岁入香银亦以万计”，《五杂俎》则称“常数万缗”。不过，从香税的用途中可窥见香税数量的巨大。

武当山香税的收入除上交国家税收外，主要用途一是支付官吏的俸禄。《五杂俎》称：

武当、元君二祠，国家岁籍其香钱，常数万缗。官入之，以给诸司俸禄。不独从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贶矣。然官吏饩廪，自当有惟正之供，取足于此，似为不经。所当入之本州，以为往来厨传之费，免加派之丁粮则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终，藩省辄遣一正官至殿中亲自检阅，籍登其数，从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盗然，谓之“扫殿”。而袍帐、化生、俚亵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当亦然。[124]

谢氏虽极力主张官俸应自有来源，不应用此香钱，建议所入香税应当收入州府，用作往来的费用，以免加派百姓，但也从一侧面说明地方奉禄不足，需从香税中支取。

二是支付宫观日常费用。明初，武当山的建筑修理费用和各宫观香烛油、蜡、布匹等均由国库开支[125]。

随着朝武当香客的增多，施舍的香钱也日益增加。因此，孝宗、世宗时决定将原由国家正税中支付的武当山宫观建筑购买费用和香烛、蜡、冬夏布匹购置费改由香钱中动支，并委派专官到太和宫金殿内收受香钱。日常修理宫观，购买必须的材料，先是“俱派襄阳府所属州县动支钱粮，差官买办料物解用”，弘治六年（1493）以后则奉旨由香钱中支给[126]。嘉靖二年（1523），提督太监潘真、郧阳抚治徐蕃各题本上奏，建议将香烛油蜡及布匹俱在本山香钱内支用，不必动用官银[127]。世宗同意了这一节省国家正税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实行百年之久的陈规。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明末。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月丁亥，督木都御史潘鉴奏：“湖广该楠、杉板木一万余根，应费银五十七万两，今仅得七万两，乞将本省……太和山香钱……留济急用。”[128]隆庆三年（1569）五月壬子，“提督太和山太监柳朝乞留岁收香钱银四千三百余两，修理本山。上从之”[129]。

三是嘉靖元年（1522）以后，武当山香税还用于赈济灾荒，抵宗藩、官军俸粮之不足。见于《明实录》，有如下记载：

嘉靖元年（1522）五月丁卯：湖广抚按等官以常赋拖欠、蠲免数多，宗藩禄米、官军俸粮不足，请动支……太和山香钱二年……许之。（《世宗实录》卷14）

嘉靖二年闰四月癸丑：诏蠲太岳太和山香钱一年备赈，从湖广守臣奏请也。太监潘真奏留，不许。（《世宗实录》卷26）

嘉靖三年二月辛酉：以湖广民饥，发太和山香钱二千两赈之，从巡按御史马纪清请也。（《世宗实录》卷36）

嘉靖五年八月丙寅：以灾伤诏……发太和山香钱赈济饥民并补月粮之缺。（《世宗实录》卷67）

嘉靖五年十月戊寅：以湖广灾伤……仍发太和山香钱赈济。（《世宗实录》卷69）

嘉靖十四年三月己卯：先是，以湖广旱灾从抚臣议发太和山香钱充赈，至是，提督太监李学请存留供祀。户部议：“将嘉靖十三年以前者尽数发赈，并补给禄粮月俸；以后者仍遵照题准事例委官收领，四月以前者贮均州库公用，五月以后者贮本山库备用。”（《世宗实录》卷173）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户部奏：“湖广武昌府属灾伤，请将……太和山香钱……赈济。”报可。（《世宗实录》卷218）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壬子：时湖广旱甚，户部请留……太和山香银……备赈……诏从之。（《世宗实录》卷290）

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丁亥：以太和山今岁香钱及明年之半抵补显陵官军奉粮及赈济所属灾伤人户。（《世宗实录》卷379）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癸丑：都给事中刘弘宝劾武当提督太监黄勋，谓：“工部原议本山解银一万两，织造本宫顶帐，勋止解四千有奇，大是欺抗。请照旧例会同司道收支香税，发仓备赈。”奉旨：“本山量解七千两，工部补足三千两。”（《神宗实录》卷270）

此外，《续文献通考》卷32亦载“嘉靖五年（1526），湖广发生灾害，取太和山嘉靖四、五两年香钱十分之六赈湖广灾。”《明史》卷227《郭惟贤传》载万历（1573-1619）中“请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

其他如制造坛场供器、建醮费、进贡土产置办费及运费等无不从香钱内动支。足见武当山香火的炽盛，香税收入之多。明人甚至因此称武当山“富甲天下”[130]。

由于香税收入巨大，引起各方的觊觎，有些机构与官员常常借贷。为此，嘉靖（1522-1565）、隆庆（1567-1572）年间曾数次下旨，不许有司借贷。如嘉靖十七年（1538）三月，“礼部为遵敕谕请明旨存留香钱免借贷以便祀神修理预备凶荒赈济事，奉世宗肃皇帝圣旨：‘是。这香钱着存留本山备用。不许有司借贷。礼部知道。钦此’。”但事实上，此事屡禁不止。隆庆二年（1568），皇帝曾下圣旨：“武当山，玄圣之处，是我祖宗佑国保民之际，如何这等紊乱。都着照旧行，礼部知道。钦此。”但第二年，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内宫监太监柳朝“复题前事”[131]。还有的提取他用，“嘉靖十一年（1532）始，每年香钱派官监收注册，作本山开支，不准有司提取”。有的则被贪污、挪用，早在成化十五年（1479），湖广右参议韩文提调武当山，就曾没收太监陈喜贪污宫观的香钱，买粮万石备赈。为此朝廷常委派官员清查香税，如嘉靖八年（1529），太监王敏等奉旨清理武当山香钱[132]。

武当山征收香税的政策一直沿袭到清乾隆元年（1736）。王澐于康熙十二年（1673）游武当山，其《楚游纪略》载，金殿“殿旁二小室，左以憩客，右有司香税者，曰：‘税不及千金，以给军兴费矣’”。香税数量与明代不能相比。乾隆元年（1736）太和山香税始废除[133]。

（二）武当山进香与均州城镇的发展             

朝山进香既是民众集体性的宗教活动，也是大规模的长途旅游，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烧香路上，除了虔诚的宗教感情外，也要享受游玩的乐趣，更何况宗教圣地都是风景如画的胜地呢？《五杂俎》卷4谈到去泰山进香的百姓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其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即村妇山氓，皆持斋念佛，若临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洁，即有疾病及颠蹶之患。及祷祠以毕，下山舍逆旅，则居停亲识皆为开斋，宰杀狼藉，醉舞喧呶，娈童歌倡，无不狎矣。夫既不能修善于平日，而又不能敬谨于事后，则其持戒念佛，不过以欺神明耳，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也说到泰山旅游进香的人络绎不绝，往来如织，致使当地“饮食香楮，贾人旅肆，咸籍以为生”。可以说，朝山进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交通、食店、茶馆、酒肆、戏院等行业的发展。

人们在游览之余，往往要购物消遣，因此各旅游景点的贸易都很兴旺。山东进香普陀，嘉兴和湖州进香天竺的旅客，每天抵达杭州的很多，西湖边上于是形成了著名的“香市”，在上、中、下三天竺、岳王坟、湖心亭，陆贽祠随处设市，尤以昭庆寺规模最大。张岱《陶庵梦忆》卷7《西湖香市》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明清时期武当山兴旺的朝圣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活动应当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已无法复原当年武当山香市繁盛的面貌，但从均州及其周边城镇的兴盛，仍可窥见朝山进香对武当山地区经济的影响。

均州至迟在战国即有城市聚落，汉魏六朝是今丹江口库区一带著名的军事据点，唐宋时期成为库区范围内唯一的一座州级城市，是库区一带的政治行政中心[134]。随着明代武当山的兴盛，武当山附近的均州也随之发达起来。

明永乐（1403-1424）和嘉靖（1522-1566）年间大规模兴修武当山建筑群，并把武当山提升到位居“五岳之首”的显赫地位，促进了均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兴修武当山建筑群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相当部分从外地运来），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修好后也要保留相当数量的维修、保护人员，以及道士们。据《武当山志》记载，嘉靖年间（1522-1566）武当山有道众7000余人，修山士兵1400名，工匠619名，巡山旗军739人，洒扫宫观夫役160名，这几项相加近万人。以至王士性叹息道：太和山“望仙道流非耕蚕而衣食者以万计”[135]。这样多的人口当然要耗费大量的粮食等物资，从而向市场提出了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朝香客的大量涌入，极大地刺激了市镇的发展。

明清入武当山的旅行路线，路引及文人笔记、游记多有记载。明代商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6“瓜州至武当山路”：由瓜州（即今江苏扬州瓜州镇）经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到邓州（即今河南邓县），再经党子口、方山、槐树关、粉红渡、均州、石版滩、草店至武当山；卷7“湖口县至武当山水陆”：由湖口（即今江西湖口）经汉口上溯至谷城，经石花街、界山、草店入武当山；清代詹漪子所编《天下路程图引》卷1“徽州府由景德镇至武当山路”：由徽州（治今安徽歙县）经景德镇、湖口、汉口至樊城，过光化（治今老河口市北）、小江口、均州、石板滩、紫阳观、周府茶庵到草店，入武当山；“南京由汝宁府至武当山路”与《天下水陆路程》卷6“瓜州至武当山路”同[136]。根据上述记载及《徐霞客游记》、刘献庭《广阳杂记》（卷1），可知入武当山之路约有南北两支，南线（或东南）多由汉水上溯至襄阳，然后由此分道：或由今老河口起船，经小江口，到均州，再南下草店，由草店入山；或由谷城、界山经草店入山，而不入均州。来自长江中下游和荆襄的朝山客多由此路。王士性[137]、袁中道[138]也由此入山。

北线亦有两支，一条系自龙驹寨，经武关、淅川、郧县、红粉渡、均州、草店到武当山，香客多来自陕西安康、汉中及四川达县一带，据有关碑文记载，这些地方的香会组织者多为地方富户或大家族操办。朝圣日子为正月十五日以后。徐霞客走的也就是这条路[139]。另一条道则由邓州经党子口、槐树关、红粉渡、均州至草店，再上武当山。香客多来自于河南、山东等地。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香客入武当山走北路者则必经均州，由南路入山可以不经过均州；而无论北路还是南路俱须经过草店。则均州与草店在明清尤其是明代的兴盛当与武当山进香旅行活动兴旺，有莫大的关系。

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全面揭示武当山的兴旺与周边地区发展的关系，但它对周围城镇发展的刺激还是明显的。《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18“永乐十七年十一月丙午”条记载，“时隆平侯张信督工太和山，言小江口当往来要冲，马山口通四川，俱宜设守备，遂命马山口设巡检司，小江口置把截所，旁近军卫调百户一员、旗军百人守之，每月更番”。马山口在今郧县西境青曲乡的马家沟附近。小江口，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48襄阳府“关隘”，万历《襄阳府志》卷18“津梁”，均言在均州东南80里，而光绪《续辑均州志》卷2“关梁”则称在州东110里。诸志皆称其地接光化县界，路出河南。揆其地，当在今丹江口市附近，在原丹江入汉处，即均口，今已沦入丹江口库区。明朝政府在这两个地方设置机构，显然是因为它们处在交通要道，为舟辑停泊之处，而因修建武当山宫观，运输繁忙的缘故。在此之前，两地当已形成聚落码头，置官驻军之后，当很快发展成为市镇。另据万历《襄阳府志》等书记载，当时均州重要的镇市如槐树关、青山港、三官殿、习家店、草店等都处在去武当山的路上。草店位于水磨河入曾河处，明前期即已兴起，成为武当山脚下繁盛的集镇。与草店相近的丁家营、孙家湾、石板滩在清代的兴起与发展都当与武当山有密切的关系。再如习家店，位于均州大柏河东侧，是淅川、内乡进武当山的必经之路，兴起于明代，即前引《天下水陆路程》“瓜洲至武当山路”所经的“方山”，是均州汉江以北较大的集镇[140]。

当然，武当山的兴盛对均州城的影响是最大的。均州不仅为北线朝山的游客所必经，而且还是当时管理武当山道教事务的政府官员的驻跸地，明代封于襄阳、南阳、荆州等地的诸王亦在均州城内建有行宫（府）。明代均州城市建设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天顺年间（1457-1464）只有11坊[141]，到明万历年间（1573-1619）增至37坊，另有11巷[142]，万历（1573-1619）以后又增加3坊[143]。城区人口，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10082人，此后当有增长[144]。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大修宫观时，有相当部分建筑建在均州城内，以至于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中称“规均州城而半之，则皆真武宫也”[145]。上引《徐霞客游记》亦云：“静乐宫当（均）州之中，踞城之半，规制宏整。”均州城内不仅有净乐宫，在净乐宫西南有五龙行宫，其东又有紫云亭，城南有三元宫，城外有迎恩宫，均州城区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进香旅行的影响，均州城的风俗亦发生变化，光绪《均州志》卷3《风土志·风俗》云：“三月三日，城中士人往往携酒杯登沧浪亭，游眺流觞曲水，犹余前代风月。望迎城隍神，四乡男妇顶礼焚香者杂沓云集”；“秋成后，村民率熙熙相约谒武当山，建斋醮以答神庥。”这段记载虽出于晚清，但从“犹余前代风月”看，可知明代即有此风，正是外地旅游者到来后，引起了当地风俗的改变。这种改变，还表现在由原来民风俭朴而转向“奢靡，衣食华侈，实长浮薄”[146]。总之，由于明代武当山香火旺盛，带动了周边市镇的发展，均州也出现了由原来的军、政职能向旅游功能转变的新趋势。所谓“均州踞楚上游，为数省之凑，而太和一山，实隶封内，胜国时，祀典特隆，远越五岳”[147]，即指明了这一点。

（三）武当山进香与区域文化发展

美国学者丹尼森·纳什曾指出：“与商人、雇主、占领者、统治者、教育者以及传教士一样，游客也被视为文化接触的媒介，而且直接地或间接地被视为是文化变迁的原因，在世界上那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148]即旅游也是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旅游主体文化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149]。相对而言，武当山所在的鄂西北地区，比较封闭落后。明代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宫观及明清时期持续的进香活动——古代旅游的一种方式——对当地的文化事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现以当地的“故事村”、“民歌村”为例略作阐述。

座落于武当山北麓崇山峻岭中的伍家沟，是面积不过4平方公里，只有210多户人家，890余口人的小山村。这里荒避闭塞，80年代中期才通电，90年代初期才通公路开进汽车。丰富的民间文艺长期伴随着他们古朴的农耕生涯。该村会讲故事、会唱民歌的有85人，约占总人口的1/10。“九沟十八洼，一百单八岔；岔岔有人家，户户都是故事家”。这首在村中广泛流传的歌谣形象地刻划出伍家沟村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民风民俗。

伍家沟传承的民间故事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一是表现本地风光和人文历史的；二是许多地方普遍流行的；三是别具一格、为他处罕见的，主要是记述神仙鬼怪精灵的故事。伍家沟民间故事于80年代中期由当地民间文艺工作者李征康开始进行采录，经过十余年艰苦的工作，已完成《伍家沟民间故事集》三集总计100余万字的发掘整理工作，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丹江口市政府及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95年给伍家沟命名为“民间故事村”，决定对其文化生态给予保护[150]。

民歌村吕家河座落于武当山后山神道，九道河与西河水相汇之处，占地18平方公里，182户，749人。据调查，全村能连续唱两小时以上民歌的歌手达85人，占总人口的11.3%，其中能唱千首民歌的有4人。到2000年初，仅李征康收集的不同唱词作品已有5卷1千多首，而且歌手的演唱水平不让专业。从民歌手占全村总人口的比例和可观的民歌数量来看，全国并不多见，难怪被称为“富有武当文化色彩的罕见的汉族民歌村”[151]。

吕家河民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阴歌，也称孝歌、丧歌、待尸歌，是专为人们办丧事而在夜间唱的歌，因此也称“夜锣鼓”。二是阳歌。在武当民歌中，除阴歌外，皆称阳歌。三是长篇叙事诗，如《龙三姐拜寿》、《杜吉莲哭监》、《打蛮船》、《秦雪梅吊孝》等，这些歌可作阳歌唱，也可作阴歌唱，只是应用的曲调不同而已。据专家初步统计，吕家河流传下来的长篇叙事诗有15部以上[152]。

一般而言，一村民歌腔调数量是很少的，即使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村落，往往也不过几个，多不过十来个腔调，而吕家河村目前收集到的有70多首曲调，曲目腔调丰富，既有当地民歌的音调，也有大量外来音乐腔调，如北方的俗曲、江南的小调，还有一些具有陕西秦腔、河南豫剧唱腔风格的歌曲[153]。

伍家沟、吕家河能够蕴藏数量巨大优美奇特的故事和歌谣，而且将它们鲜活的姿态在口头叙说和传唱中保存到今天，是由它们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的。

伍家沟和吕家河所在的荆襄山区，原本荒无人烟，明初来自“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广及南北直隶属府卫军民等籍”流民[154]，聚集于此，朝廷多次组织拦截、遣返，仍无法遏止，相持到成化年间（1465-1487），只好“许其附籍”。这种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清代，其来源以北方山陕居民为主，南方江西、湖广其次[155]。伍家沟、吕家河大体上应是明以后形成的村落[156]。据当地的老人讲，他们的始祖来自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底下，先是住在均州城里的曹伍街，后来迁到附近的旱庄，又于明朝末年迁到了伍家沟。元朝末年，战乱频繁，人口锐减。明初，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大槐树是一个重要的集中和出发地点，以致大都传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大槐树底下[157]。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将他们各自所在地的故事和民歌带到这里。

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受武当山的影响。武当山自唐代以来，便有着日趋兴旺的道教香火，特别是明永乐皇帝下旨大修武当山宫观，时间长达13年，人数有二三十万人之众。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民风习俗的能工巧匠，在武当山住了13年。当时工匠的主要集聚地便是后山神道的吕家河一带。毫无疑问，这些工匠多为青壮年，劳作之余，多以故乡流传的民歌作消遣。在武当山宫观修建之时，官府为了回收大量工匠的劳动所得，遂在武当山修建了不少妓院，以作商业营利。当地民谣云：“老营有条翠花街，十家门楼九家歪，只有一家倒还好，床下拉出道士来。”李征康在分析吕家河村民歌歌种时，认为一地民歌体裁、歌种的分布是一定题材内容和历史地理文化条件的反映，也是体现民歌地方特色的因素之一。一般而言，汉族农村地区，多以山歌田歌号子风俗歌为主，小调较少，即或有之，也多是当地农村题材的小调。而城市小调主要由职业艺人和文人创作表演传唱，是城市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产物，多分布于通都大邑和城镇。然而，地处僻野的武当山民歌村，其民歌体裁中小调却有较大比重，属于外地城市小调的妓歌、私情歌特别突出[158]。其原因即在于此。后山神道在武当山宫观兴建后不久，即因交通不便而封闭，时至今日仍未开放。原先被来自全国各地工匠所传唱的民歌得以保存下来。

位于武当山前山神道的武家沟则位于香客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武当山这个南方最大的道教场，吸引了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乃至长江中下游、云南、贵州等地士大夫和百姓的目光，每年前来朝山进香、观光旅游的香客、游客数量庞大。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新民歌、流传广泛的故事，通过香客和观光客流传到武当山，也流传到了香客往来落脚处的伍家沟[159]。民国末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规模的朝山进香活动中止了，伍家沟久而久之也就被人们所遗忘。而四周的崇山峻岭隔断了伍家沟与外界的联系，与吕家河一样，伍家沟也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山村。

在随后的年月，由于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伍家沟和吕家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周围大环境急剧变革的步伐，未经受新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冲击，600多年来的文化遗存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形态古朴的故事和动人的歌谣便积淀在这封闭、落后而又偏爱民间故事、歌谣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