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朝武当山的香客不计其数。他们身份、地位有别，进香的目的自然不同。对于奉命公干的达官贵人，当然是为皇室和帝王建醮祈福。借机游览或斋送铜像等信物的各级官员既为皇帝祈福，也为自己的前途祈祷。当然也有纯粹为游历而来的文人士大夫。而对于一般平民百姓而言，进香武当往往出自于一种比较现实的心态。与西方世界“朝圣”意味着个体寻求自我反省的含义不同，中国朝山进香的香客“绝不是走进山里去‘反省’他们在日常社会结构中的生活，他们经过长途跋涉走进神灵栖居的山中，是为了从高高在上的神灵那里得到赐福和善报”[[1]]。可以说，简单而常难以满足的欲望，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实际利益成为中国民众接近宗教、崇拜鬼神仙佛、朝山进香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在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神灵中，多数神灵都是有关生老病死苦、福禄寿喜财等民众世俗生活和世俗要求的。他们各司专职，有无法替代的功效。不过也有一些神在民众信仰中不断变化，以致成为无所不能的万能神[[2]]。武当山主神真武神就是这样的神灵。

从武当山现存碑文和器物铭文可以发现，进香武当者所祈求的内容五花八门，包括富贵功名、子孙满堂、福寿双全、财源茂盛、降妖除魔、消灾去病等关系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真武神在民众心中是无所不能的神祇[[3]]。

在武当山太和宫的正殿金殿四周，环绕有明万历十八、十九年（1590-1591）云南官民和寓居于云南的外地人贡献的148根青铜护栏[[4]]。护栏除四角为方形外，其余均为圆柱形。，铜护栏铸造时当均有铭文，不过由于岁月和人为的磨损，有些铭文已模糊不清。铭文有短有长，一般均载有捐献者姓名、籍贯及祈求愿望等。对这些宝贵的铭文资料，古代武当山志和文人游记均没有记载，仅清初王澐《楚游纪略》提到过“（金殿）四周铜栏则滇民所造也”。今人则只有杨立志先生独具慧眼，在研究明代武当山进香风俗时，运用过铜栏杆的铭文[[5]]，而对这些铜护栏的来历、捐赠者是谁、铭文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风俗则尚无人研究。2004年10月、2005年4月，我们曾四上金殿，抄录铭文。

    从我们抄录的96根铜栏杆上的铭文可以看出，青铜护栏是明万历十八年年末至十九年（1590-1591）由云南昆明地区及附近的士庶官商（包括云南当地人和侨寓之人）——“奉道信士”捐资铸造后，雇请陕西、山西等地的脚力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从铭文所祈求的心愿来看，以“合家清吉”、“功名显达”、“增福延寿”、“子嗣绵绵”、“买卖亨通”、“百事顺美”、“早得超升”为多，现举两例：

        云南府儒学生员高如玉、高如岳敬造铜栏杆一柱，奉上祖师圣前，祈保母王氏增福延寿，亡父高清超生净界，如玉如岳，功名显达，山氏、张氏身躬清吉，子嗣绵绵，花男喜哥灾障消除，愿赐吉祥如意。

        云南省城信士邢魅、妻陈氏，原系浙江钱塘县人，发心敬造栏杆壹柱，奉上祖师圣前，愿在堂恩主增福延寿，祈过去父母邢明钟、□氏早得超升，保自身百事顺羡，吉祥如意。

    一般捐助者所求较为笼统，因此祈求事项有多项。也有专为求子、去疾而捐献的：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时三为因求子建立铜柱一根。

        云南府学禀膳生员夏世泰、妻毛氏，为因祈嗣求保清吉发心施造。

        云南省城卿官缪、氏人庄氏为因疾祈保平安清吉寿命延永，发心敬造铜栏杆壹根。  万历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告许。

统而言之，捐献者所祈求的范围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表明明代士庶的宗教意识日益趋于现实化与功利化。北魏以来，一直延至宋代，石窟寺祈求款中所包含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6]]至明代已难觅踪迹。这种转变不仅在石窟上，还是在瓷质供器上，亦或是在武当山金殿铜护栏上都足以为证。

    正如张伟然所指出的，朝香“习俗在全国各地的历史上分布十分普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是构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内容。由于所祀神主的不同，其功能、神通及身世不一，各地朝香习俗也各具特色”[[7]]。虽然武当山进香者祈求内容各异，但也有祈求的重点与特色。明末余象斗所编《北游记》第24回《祖师复下凡间救苦》云：

    武当山祖师大显威灵，逢难救难，遇危救危，四海风平波息，民感神恩。人家孝子顺孙，求伊父母，无子求嗣者，无有不验。名扬两京一十三省，进香祈福者不计其数。有虔心者，半空中自然飘飘然飞大红缎，张挂于身上，名曰“挂彩”。天下万民，不论男妇小儿，或有一步一拜者，纷纷然而来，口念无量寿佛，万感万应。今至二百余载，香火如初，永受朝拜，天下太平。[[8]]

虽是小说语言，但却道出了明清以来武当山香客主要的愿望——求子求寿。在武当山，所求目的不同，连香客放置香钱的位置也有讲究。对此谭元春有生动的描述：“昨过均州，不及重登嵾岭，只闲行到净乐宫，与烧香人同入殿，谒玄后座，欲留香钱，旁一童子呼曰：‘为父母者置钱项下，为子息者置腰间。’亦不觉动念，此童子口中甚知轻重缓急，人特未思耳。”[[9]]这种习俗在泰山也存在，只不过目的不同吧了[[10]]。

与一般进香圣地不同的是，明代的武当山地位特殊，还承担着为国家祈福的重任。可以说，为国家祈福、求子求寿构成了武当山进香的特色。

一、为国家祈福

明代的真武神是朝廷的护国家神，武当山各宫观是明皇室的“万成家庙”[[11]]。正因为此，络绎于途的朝廷使臣和王公贵族在武当山均要举行规模宏大、气氛庄严的斋醮法事活动，为皇室祈福[[12]]。诚如明太监扶安《登太和山》诗云：“文皇创建崇有礼，历代颛祈国延祚。”[[13]]明代皇帝甚至亲自拟定“青词式”，称建醮的目的是“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四海苍生祈福。俾雨晹时顺，百谷丰登，家给人足，灾沴不生……风顺雨调，民安物阜，皇图巩固，宗社均安”[[14]]。明中后期因边患不息，故斋意多称“驱虏延祥”、“福夏灭狄”、“欲九塞悉偃于兵”等。如今存武当山玉虚宫、由“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兼分守湖广行都司等处地方内官监太监臣王佐”所立的《御制斋意》碑云：

上清大洞经箓九天金阙侍宸上宰清微演教宣化真人五雷伏魔使行雷霆诸司院府便宜事。臣毕元春谨奏为嘉靖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钦奉皇帝御制斋意：朕惟民为国之本，本之天日食，又夷狄之于中华，犹阴阳宜别外内，今朕欲天下皆庆于丰登，九塞悉偃于兵刃，思惟玄天真武圣神受上帝之命镇北方之区，朕承天位于燕都，寔近北漠之胡地，念边民屡遭残扰，希玄圣降武朔区，爰命道职就于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箓，请祐福邦，保民丰岁，驱虏延祥。集吉斋一坛三千六百分位，自四月二十日为始，至二十六日圆满，并请灵符保安宫庭，伏企玄恩鉴朕丹悃。钦此。臣钦承惟谨依教奉行。

明代北疆与蒙古接壤，为抵御蒙古人的入侵，明朝廷在东起辽东，西迄酒泉的北部边疆，相继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陕西九镇，称为九边，亦即碑文中所称“九塞”。明初，由于明军势力强大，北部边疆尚属安宁，所谓“残胡鼠窜，漠北为之一空，二百年来无复左衽之患”，将士认为这都是北方之神——真武的功劳[[15]]。但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朽，边防日渐废驰，醉心道教的世宗，日事斋醮，对真武玄帝也更是崇奉备至，不仅在京师修建真武庙，在安徽齐云山等地敕建真武殿宇，而且重修武当山宫观，多次钦降神器于武当，派使臣在武当修建重大国醮，希图护佑他登上帝位的真武神[[16]]，能使之“皇图巩固”。

清代由于武当山政治地位的下降，到武当山的皇室使臣寥寥，惟太和宫存有康熙年间（1662-1722）留下的《御制祝文》，碑曰：

    皇清康熙拾贰年岁在癸丑乙卯月拾玖日良吉，当今皇帝御前壹等侍卫加壹级吴当、贰等侍卫色虎立，奉旨斋银伍拾两祭告北极玄天上帝御前，恭祝皇太后寿□千秋，祚国保民，恳祈上帝灵佑，伏惟尚享。太和宫道宫李通楼、李用税立。

其目的主要是为皇太后祈寿，同时祈求国泰民安。

    二、祈求子嗣

    在朝武当的香客中，为祈子而来的不仅有普通民众，也有皇室使臣及高官。今武当山遇真宫、玉虚宫、南岩宫、太和宫等宫观中，均有此类碑文。如《皇明祈嗣建醮碑记》云：

司礼监万历八年正月初十日本监太监冯保等于乾清宫钦奉圣旨：朕奉圣母面谕，先有旨着真人张国祥往入武当山建醮求嗣，今差内官监太监赵升等、锦衣卫都指挥李文全等前去挂旙幛礼□以备，太监谭彦遵行。钦此……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奉钦差内官监太监赵升等斋到旨意，拜颁降香烛、彩旙、建醮银壹千贰百两交割付产，当就公同给散与太和等八宫，复真、元和等二观。各正殿悬挂彩旙幛，建醮典遵奉钦赐诚意……特命真人张国祥恭率官道，谨以万历八年三月十六日为始，至十八日圆满，就于武当大岳太和山太和等宫修建玉箓天请祈嗣皇储，福国裕民……迎祥迓吉，保泰邦家，大斋三昼夜止，设玄天列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愿丹烟潜通，玄尊默相，灵台早孕，庶诞嗣于储君，国本攸长，俾治隆于世运，更祈风调雨顺，岁稔时丰，宁静宫中，太平天下。钦此。钦承惟谨依教奉行。万历八年岁次庚辰三月吉日。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内官监太监臣谭彦、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兼管抚民及分守下荆南道湖广布政司右参政臣陈惟。

此碑记载了万历八年（1580），应皇太后之请，皇帝派使臣至武当山建醮，为皇室祈嗣之事。类似的碑文在南岩宫也有保存。

在太和宫的九连镫，可以见到乾隆《大岳太和山纪略》的作者王概所立《大岳神应碑记》，文曰：

概于辛酉岁分守兹土，职得礼于神而蒙其休者数矣。窃念行年四十之外，未举嗣续，敢为积诚默祷，又以缛礼谀词，不足仰于，爰修葺本山志传，庶几凭藉宠灵以昭格之。至丙寅岁，始成《太和山纪略》一书，锓版装卷，焚告于太和宫金殿神座。越戊辰春仲，果举一男，岳灵之应，念以酬信，有明征矣……乾隆拾叁年玖月吉旦诰授朝议大夫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郧道按察使司佥事诸城王概立。

王概于乾隆六年（1741）任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郧道按察使司佥事时，年已四十余，尚无子嗣，于十一年（1746）修成《太和山纪略》（即今《大岳太和山志纪略》）一书，以此敬献于真武神前，为已祈嗣，果于次年春天得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民众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子嗣，接续香火。为了达到这目的，求送子娘娘，到庙中烧香，寄名庙观，巫觋施法等在民间十分常见。“香烛些些费莫猜，非关祈子乃求财”[[17]]。在民间，凡有祈嗣功能的神灵，香火都很旺盛。现存于武当山的碑文讲述普通民众朝圣具体原因时也以求子还愿者居多。如镶嵌在磨针井墙壁上有一黄底黑字磁碑，文曰：

湖北汉阳府汉川县系马口朝谒金顶武当进香。信士陈荣宗，因先父雍正二年甲辰岁叩神求嗣，蒙神庇佑生荣，乙巳十月接传宗文，岁□（按：当为雍）正十年、乾隆二年进香三柱。荣遵父遗明（按：原碑如此，碑文中常有同音字或异体字）于乾隆二十二、廿八、三十七年纠仝乡士进香三次，蒙神赐荣五子十孙成立。今荣花甲未□，又□重孙一门，蒙神降吉。乾隆四十八年冬正报；甲辰元旦命长、次二男朝谒叩拜帝前，保泰叶吉，永垂后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岁孟春月信士陈荣宗、大男佑长、次男万长立。 

立碑之人陈荣宗来自于湖北汉阳府汉川县系马口，其父曾于雍正二年（1724）进香祈嗣，于次年得子后，又三度进香武当。陈荣宗自己在乾隆二十二（1757）、二十八（1763）、三十七年（1772）三次率香会成员朝拜金顶；因添重孙，又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再次朝谒仙山，次年派其两子来武当，立碑记其事。

明代文人钟惺《隐秀轩集》卷33《李母曾孺人墓志铭》曰：“以求子岁祷玄岳”。玄岳即武当山。这位夫人因求子而至武当山真武神前祈祷。而诗人转述朝武当香客的朝香心愿也是：“有女求如南海相，生儿早作绣衣郎”[[18]]。学者认为，每年三月三日，河南朝武当山的善男信女特别多，当与中原地区民间三月三祈嗣民俗有关。民国《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卷2《山水》记载：“自州城（按：即均州）净乐宫出南门，行郧襄官道中，石甃广平，道旁壁间有曰打儿窝者，俗云‘击之即得嗣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如摩梭族常把位于山腰的石凹坑视为女性生殖器。武当山的“打儿窝”显然也有这种象征意义。

三、为父母祈寿还愿

朝武当的香客为父母祈寿还愿者占有一定比例。时人有曰，武当烧香者“咸来此山如省所亲”[[19]]。在武当山的碑文中，为父母进香者也有不少。今复真观有额题《敕建武当山太和宫八宫二观碑记》的青花磁碑，碑曰：

    大清国湖北省郧阳府房县、襄阳府谷城众姓弟子虔诚

    为父母香 晏忠良率子仁和

    母愿香   佘荣海

    平安香   姚知环

    平安香   张家荣

    平安香   王相林

    平安香   唐同美

    平安香   王启元

    平安香   唐正祥

    愿香     唐锦发

    愿香     季□□万刚

    平安香    余荣选

    平安香    邹喜发

    平安香    余履国

    平安香    覃富

    母愿香    周万发

    母愿香    蔡学礼

    母愿香    张光前

    皇清道光参拾年孟冬月吉日公上立。

来自湖北房县（即今房县）、谷城（即今谷城）两县的信士18人（其中有一对父子），为父母、或为母祈愿者有6人，证实谭元春所言“如省所亲”不虚。

朝廷使者来武当为皇室祈福，一般香客以求子、为父母求寿者居多，这与真武的神性和武当道教的伦理观是紧密相关的。

真武信仰来源于古代的玄武崇拜，而玄武最基本的特征，乃是一个北方神。从宋代开始，真武能成为朝廷的宠儿，主要是源于它的北方神的神性。有宋一代，北方边患不息，宋皇室奉祀北方之神真武，希望它能帮助佑护宋朝边境，以求得国家安宁。明成祖朱棣之所以特尊真武，也是把它看作是北方大神。自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民间传说中，北方真武神又衍生为武力之神，具有保家卫国的功能，民众对其护家卫国的职能十分迷信。在明清时期的碑文中，经常可以读到在村庄或城镇遭遇战事、情况危急时，真武总是即时“显圣”，助民击退敌人的传说，尤其是在北方、或战乱频繁的内地如川陕鄂三边交界地带。万历二十四年（1596）邢侗所撰《重修真武庙碑》云：“真武庙在宿安（按：在今山东临邑）……迄于今盖二百三十余年……又闻正德间，流贼猖獗，斩刈践坏，处处而是，而是庙亦复岿然独存。以元帝数从云空赫斯临下，著其光怪，贼曹无不人人若剑拟其脰，而龟蛇绕身者。又睹夫灵旗萧飒，而飚轮造次满军中也。吁异哉！于是贼罗拜，望庙心怵，骨震一方，鸡犬罗落，卒无损毫毛。而后神之威力砰隐满境中，盖迄于今又八十载。”[[20]]在现存真武庙碑中，这样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新齐谐》卷21《天镇县碑》云：“天镇县隶云中，其地有玄帝庙，庙有古碑，其上炮铳铅铁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内。邑人曰：前明时，闯兵来，邑人拒战不胜。俄见此碑自庙中飞出，盘旋军阵。凡敌所放火炮，咸着于上，我军无失衄，而敌赖以退。今谓之‘天成碑’，现存于庙”[[21]]。

真武的北方之神和由此衍生而来的武力之神的神性，在清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为统治者所重视，而是被民间秘密宗教和会社所利用，成为民间秘密社会信仰的神祇之一。民国年间，它在华北民间武术团体、以自卫保家为宗旨的组织中得到尊崇。杜赞奇曾记述了山东恩县后夏寨修建真武庙的情况。恩县后夏寨位于鲁西北，因邻近黄河，常遭水灾，土地多沙而贫瘠。1921年后夏寨修盖了真武庙，“据说真武君可以保护村庄不受匪帮扰害。……很显然，这与当时军阀混战、时局不安相关。每年三月初三，由村长带领全村男子到真武庙烧香。20年代初期，此日还演戏敬神，费用由各家负担，但富户比穷户出钱为多”[[22]]。后夏寨应该是动荡中的华北的一个缩影。

早期的玄武形象为龟蛇合体，古人由此也将玄武看作是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卷中）曰：“‘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纠盘相扶，以明牝牡，毕竟相胥。”就是利用龟蛇纠盘的例子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观点。之后玄武演化为生殖之神。又龟的寿命长而成为长寿的象征，从而成为司命之神。此外，北方玄武首宿为斗宿，俗称南斗，所谓“南斗主生”，拜南斗可以增寿。这对于追求长生不死的帝王官僚及普通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明清社会上上下下崇祀真武，或许与此大有干系。

由真武的生殖、司命神职，使得真武成为民间求子与祈寿的祭祀对象。在歙县（治今县）南部的石巅，“万历十五年齐云道士持真武像募缘至此，遗之而去。居停主人为张茶亭，神著显灵，祀之者咸得福田利益，而祈嗣尤验”，二十五年（1597）当地人建庙祀真武神[[23]]。这是因求子灵验而建真武庙的例子。直隶和州（即今安徽和县）含山人耿遇贤寄住于扬州，他以为，“母亲杨氏健固安康，妻子一家幸然无咎，此岂人力所能致，实乃神福之攸钟”，故嘉靖四十三年（1564）三月三日，“发心施财，庆贺真武玄天上帝圣诞”[[24]]，将母亲的长寿归功于真武神的庇护。

由于中国的宗教，大都是为了出世的目的而入世，把入世与出世结合起来，强调即俗求真，其结果必然是走向世俗化，尤其在其宗教思想体系中包含了大量的世俗化的伦理观念，仁义忠孝等中国社会中主要的伦理思想和规范同时也成为以佛道两教为主要形态的中国宗教所十分注重的伦理观念[[25]]。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规范了道教本身也无法逃脱社会所要求于它的，如对于人伦的推崇一开始就是道教的主要内容。武当道教自宋代形成后，其真武经典所宣扬的思想除一般道教的教理教义处，还有自己的特点，即主张三教融合，强调忠孝伦理等，尤其是忠孝思想，不仅道经宣传，而且道观建筑及奉祀神像也有体现，如武当山及全国各大真武庙，均设“圣父母殿”，供奉玄帝父母，因此，吸引了孝子贤孙们前来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