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香，也叫朝山进香，是指善男信女到名山大寺去烧香敬神，祈福还愿的习俗，类似于西方的朝圣。“天下名山僧占多”。在中国，香火旺盛的宗教道场或宗教圣地，往往位于风景优美的名山，所以民众的朝圣也称朝山。朝山进香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俗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怀疑这种习俗与古代帝王巡行祭山有某种关联。汉魏以后，随着儒家礼制的松弛，佛、道二教的建立，加之游览风气的兴盛，古代帝王的封禅大祭遂逐渐演变为一般民众的朝山进香[1]。

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到明清，朝山进香习俗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明初的文化政策是相对保守的，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也是异常严密的[2]。物质生活俭朴，价值观念守成，精神生活沉闷，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风俗“俭朴淳厚”，是明初社会风气的写照。明中后期，随着统治者对社会控制的相对松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受到冲击。在当时的各种文献中，几乎一致记载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以后社会发生剧变的事实。而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去朴存艳、好新慕异的风俗习尚中，普及化、大众化的旅游活动盛况空前，所谓“明人好游”是也[3]。除了文人、士子们热衷于交游外，普通的民众，包括广大的妇女，也常常结成“香社”，去名山大寺进香还愿，同时游览壮丽的山河[4]。明清之际，受战乱的影响，晚明以来的社会风尚渐趋消沉，然而清初不久，便又复兴，且较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当时的文集、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位于中原地带的河南也不例外。道光《辉县志》卷18《艺文》引周际华《烧香说》云：“杭浙之风不可言已。即如共城小邑（按：指辉县，即今河南辉县）耳，驰情赶会，肆志烧香，千百为群，如蜂如蚁，不惜五铢之费，顿轻千里之途，朝山拜谶，广济妖僧，甚至锁颈挛身，摸牌宿庙，秽行丑状，恬不知羞。”关于河南民众朝山进香的详细情况及主要进香地，在乾隆四年五月《河南按察使沈起元为请禁越省进香陋习事奏折》中有说明：

                         一

明清时期河南民众朝武当山的风俗引人注目。明人王世贞在《龠州四部稿》卷174《宛委余编》之十九中曾感叹到“每至春时，中国焚香者倾动郡邑”。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即河南一带。在他的《龠州四部稿》卷22《武当道上所见戏成短歌》诗中，朝武当山的“南阳少妇”，打扮时髦：“南阳少妇道人装，皂纱蒙紒白帢方。口诵弥陀数声佛，手斋玄帝一瓣香”。这一习俗直到清代仍很兴盛。雍正十三年（1735），杨名时从昆明前往北京，于次年即乾隆元年（1736）正月二十四日，到达河南叶县（即今县）地。在《自滇入都程记》中，他写到，“连日见农民及妇女等乘驴坐车，各顶戴纸片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相遇于途者，络绎不绝，此处人云：俱在武当山上香者”。

研究表明，河南朝武当的香客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很广，与湖北不相上下，是武当山香客中人数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6]。从方志记载及现存碑刻看，河南香客南邻武当山，北部已越过黄河一线，接近河北南部，东西南北四境均有。尤其是豫南南阳（治今南阳）地区，明清至今，朝武当之风不绝于世。今武当山上各宫观所存碑文多有记载，现略举数例：

    立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初四日《安奉玉像》功德碑，记载到：“大明国武当山慕缘弟子韩进恭原为河南道南阳府□县□□乡众，东□□神成，造玄天上帝金像一堂，言今合社人等共载神天同会一社谨发诚心，各舍资财，命石成造玉帝金像一堂、黄伞一把前，蜡烛□四十□，永远共奉，径祈福祉，保佑一境清平，军民安乐。……”[7]

     立于万历十七（1589）年二月《武当进香建醮碑记》：“河南南阳府邓州内乡县各保不同人氏，是在城内外各关厢街坊周遰居住，奉道集会朝山进香，修醮答谢，祈福佑众，保商求买卖以兴旺，保安信士……”，朝香客为 “男女人等”，即男女一起进香。

    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一月初一日由河南、山西、陕西数省进香人士合立碑文《叶县各宫建醮碑记》记载了“河南南阳府裕州叶县”、“河南府堰师县” “居住道朝山进香”之事[8]。

    天启五年（1625）二月《肆宫一观一岩建醮》碑记载了“河南道南府南县各保不同人氏”建醮事，香会的组织者有会首、社首、主库等职[9]。

河南中西部民众亦多朝武当。清康熙二十七（1688）年十月“河南开封许昌郡”信士90人在7名会首带领下进香后，在遇真宫立有《玄帝庙赞》碑[10]。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载，庶民“至冬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名曰‘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出，女居守者，流俗相沿，若必不可已也”。民国《西平县志》卷39《故实·轶闻》记有道光（1821-1850）时人王克儒往武当进香的事，前往的还有“众人”，可见当地亦有朝武当的习俗。在淮宁（即今淮阳），道光《淮宁县志》卷23《艺文》载姚之琅《重修元帝庙记》曰：“吾乡诸人士之言曰：正德改元，元帝庙在巩村北矣。年来且就圯，近乃群起而新之，是可纪也，固也。且若诸人士有西走太和者乎，谓是与太和何俟？”可见当地也有朝武当的活动。而在汜水县（治今荥阳西北）“尤好赛庙祈神，礼佛修醮。一村联为一社，推生监殷户为会首，敛聚钱粟，或远走天坛、嵩岳、武当诸山，三春无虚日焉”[11]。开封府祥符县（即今开封）的大道宫，建于洪武二十二年（1398），初名佑圣观，正德（1506-1521）初年由政府赐额改为大道宫[12]。每年三月三真武诞辰日，大道宫均要举行大会，修醮、打斋，香火不断，“北直、山东朝武担（校注者按：乃“当”字之刻误）此为第一宫”[13]，即今河北、山东朝武当山的香客都要先在此宫修醮

在豫东南，淮滨县张庄乡张庄村今仍存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立的《武当山训记碑》[14]。除此之外，夏邑[15]、虞城[16]、信阳[17]、正阳[18] 等地都有在三月三日祀玄帝的风俗，虽无明确记载，我们认为其地可能也曾有过武当朝香的习俗。

河南北部黄河以北地区，朝武当的民风较盛行。民国《获嘉县志》云：“或朝南顶如武当山，或朝北顶如太行山，或朝石门口，或朝百家岩”[19]。因武当山在河南之南，所以当地称朝武当为朝“南顶”。“南顶”是当地人对武当山的称呼。乾隆《原武县志》卷2《风俗》载：“此外春祈秋报，每好演戏赛庙为盛，会间有成群接队走天坛、嵩岳、武当诸名山者。” 乾隆九年（1744）十月十五日王椿年所立《太子千秋 建醮碑记》云：“今据大清国河南怀庆府原武县王村镇人氏居住，奉道朝山进香三次圆满保安善信”，碑文中有20名会首，信众当不少[20]。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二十一日所立《仙山留名》碑载有“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姚其营各里各保不同居住奉道朝山进香祈福保安”的字样[21]。道光《武陟县志》卷19《古迹志》元武庙条下引刘藻《元武庙记》云：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四月朔日，首武当会事陈子力申、子九经、晋子万乘、张子国用者，揖余而言曰“帝之庙于斯也，由来久矣，其间颓废而修葺者不一而举，迄于今，台砌倾圮，榱题朽腐，以及瓦石螭头之脱落崩败，令人睹之，有大不堪者矣。力等每进香武当，归则设醮于斯，不禁惕然以惧。因私相计曰：人之奉帝于武当也，其宫壮丽，规模奇伟，为宇内之所罕见焉者，此亦帝之行宫也，胡狼狈若是哉？爰出本会积余，益以善信乐输，募匠估材，殿宇用新，或可为文以记之乎？”余曰：“善哉，斯举也。……虽然更有说焉。帝秉钧北枢，位亦北方，吾邑之奉帝北郭，适符其宜。览其形胜，将见源泉环绕，雉堞参差，固足为本地奇观；而且南控广武，北倚太行，东望淇水绿竹，西接王屋、天坛，不更为地势之难得者乎？后之人嗣而葺之，更即此而广大之，则洸水波漾，是即襄江之怒涛，镇城横势，是即天柱之怪峰；兼之太行、王屋，以及广武、淇水，又何逊于七十二峰之错落也哉？何必武当，何必不武当；何必金顶，何必不金顶，帝不亦乐于栖止者与？”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该地人有朝武当山的习俗，有香社，香社的经费较为充足，除了供会员朝山之外，尚有结余以修庙宇；二是在文人及地方官眼中，百姓不必远赴武当朝香，就在本地元帝庙行香就行了。

民国《封丘县续志》亦称有结伴朝东顶与南顶的现象[22]。

    河南民众朝香既盛，民间亦颇重其事。朝山回乡之后，往往刻碑立石以纪其事。今存焦作市安阳城乡义庄东的《金顶会朝武当山碑》，立于清代，记载善士苏键等人久慕武当山、义庄的金顶会朝拜该山的情形；在九里山乡大官庄村，今存有乾隆年间（1736-1785）所立的《朝武当山碑》，记述朝拜武当山圆满回归的情况[23]。正因为河南远距离朝香之风盛行，当地统治者或文人一再发布告示或作碑文，或严令或劝说百姓宜在本土至多在本县烧香，如道光《扶沟县志》卷7《风土·风俗》“厚风俗告示”云：“敬神烧香只宜在三五里间，或赴县到城隍庙礼拜，何必朝顶进香，远方跋涉，既受辛苦，又费盘川，究竟得福不得福，并不在此。有损无益，何必为之。”这里的“顶”主要指“南顶”和“北顶”，“南顶”即武当山。前引河南巡抚沈起元奏折也是针对百姓朝武当等地的习俗而发。凡此都可见河南朝香风气之盛，以至引起地方官的忧虑，三令五申，务求禁绝。

二

进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散香。所谓进散香，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朝山进香活动，各个进香者或以个人代表全家，或带领家眷朝山进香，朝山时间也不统一，以这种方式出行的多是社会上层。另一种是由香火会组织的进香。香火会，又称香会，也称香社，是朝圣进香的民间信仰组织，类似于近现代的进香团体。参加者多为普通大众。以此种方式进香的人远较前者为多。河南民众多随香会组织出行。香会一般都是松散、活动少而规模较小的组织。发起和管理这种组织的人称为“会首”、“社首”、“香首”、“香主”、“香头”，也有的叫“善首”或“领袖”，会员称“善男信女”，人称“香客”。关于香会的组织结构，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大致上是因地缘的关系，由一村或数村的香客组成，或者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单位。从前引碑文和方志来看，河南香会基本上是以地缘为单位，如前引清代的汜水县“一村联为一社”；加入香会要缴会费，有的会是一人缴一份，有的会是由会众凭心意、凭家底上缴。一般的香会规定入会所需的数额，或交粮食，或交金银，集中起来由会首统一支配使用，所集之资，均用于礼神祭品的购买和进香途中的吃住之用。费用如有结余，或留作下次进香之用，或返还会众。有的香会会费则不包括朝山时的费用。民国《封丘县续志》在谈到当地香会组织时云：“朝山之俗，清季即炽。普通为会首一人，执事数人，会友百余人，或数百人捐麦秋，每人每年各一斗以作会费。圆会及朝山时川资，均属自备。”。

从时间上看，河南民众武当朝香春秋两季均有，但以春天为多，沈起元的奏折也说明了这一点。学者认为，每年三月三日，河南朝武当山的善男信女特别多，当与中原地区民间三月三祈嗣民俗有关[24]。前引王世贞的《龠州四部稿》卷22《武当道上所见戏成短歌》记“南阳少妇”云：“有女求如南海相，生儿早作绣衣郎”也可为证。

明清时期河南民众之所以大规模去武当山进香，其原因我们以为有以下几点：

（1）真武信仰的兴盛。真武，古称玄武，道教尊奉的大神之一，民间俗称为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北帝、祖师爷、上帝公等。中国古代真武（玄武）信仰的起源相当早，曾经历了由原始的星辰崇拜与动物崇拜到道教神将崇拜的复杂过程。不过其身份的显著改变则是在宋代。自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以后，真武神格逐渐提高，成为官方和民间极为崇奉的道教神。玄武的形象也由龟蛇一变而为道服羽流、仗剑披发的人格神。当时的汴京（即今开封）是北宋真武信仰的中心，建有祥源观、玄帝庙、佑圣观（一在宣化门里，一在府治西南）奉祀真武。汴京民众多崇奉真武。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称汴京 “近世士人，洎闾巷小民、军营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到明清时期河南真武信仰达到鼎盛，方志中常有真武庙“随在有之”[25]；“真武庙……各县多有”[26][1]；“他若玉皇、真武，乡俗所建，多不可纪”[27；“各村镇亦多有”[28] 之记载；真武“中州人事悉主之，故民多祀焉”[29]。真武庙不仅修建于府县治所，而且遍及铺镇乡村。清以后，各地真武庙的维修与创建没有停止，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留存下来、被列入文物单位的玄帝庙、祖师庙尚有26座，有关碑刻73通，另有8座真武帝石造像或雕像[30]。从所存碑刻来看，创修或维修人基本上是本地民众。

河南人不仅为真武大修庙宇，而且有家庭在家中立真武神的牌位予以祭祀[31]。每年三月三道经传说中的真武圣诞日、九月九真武飞升日，不少地方要设会建醮、或祈福祭祀，清丰（即今清丰）“三月三日，俗传‘真武诞’，多集黄冠作醮会”[32]；临漳（即今临漳）真武宫“明嘉靖初建，中有碧霞、三清、元帝、济渎等殿，邑人三月祈福于此”^[[2]]；道光《泌阳县志》卷4《祠祀志》载“真武庙，九月初九日祭”；光绪《扶沟县志》卷7《秩祀志》称“真武庙，九月初九日祭”。有的春秋两季均有祭祀，扶沟（即今扶沟）“既而又约为会社，每至春秋，严设斋醮，上祝圣寿，下祈民釐”[33]；舞阳（即今舞阳）“真武庙……向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34] 。而武当山自宋代以来就是道经传说中真武的道场，元代以后逐渐成为真武信仰的全国中心，对崇奉玄帝的河南民众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明清时期，河南的地名中大量出现与武当有关的地名就是明证。如开封府密县的香炉山“上有元帝庙，土人呼为小顶”[35]；怀庆府温县城外西南的元帝庙“俗名小顶”[36]，怀庆府孟县城北门元帝庙“土人呼为北顶”[37]；怀庆府济源县金炉山上的真武庙“俗呼小北顶”[38]；怀庆府修武县覆釜上元帝庙“即今之小北顶”[39]；南阳府裕州黄石山“一名小武当，山巅有真武庙”[40]；卫辉府辉县县西百里紫团巍上真武庙“俗称小北顶”[41]；紫荆山上真武庙“俗号小金顶”（同上）；陕州阌乡县城西亚武山“相传真武先居于此，今有真武庙，因亚于武当，故名”[42]，等。

在北方，尤其是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经常会有类似的“顶”字的出现。此处的“顶”该作何种解释呢？赵世瑜在研究碧霞元君庙时，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以为，京师各顶，主要是指北京城外几个有名的崇祀碧霞元君的寺庙，之所以称之为“顶”，是指“祠在北京者，称泰山顶上天仙圣母”[43]。清人则说得更具体：“祠庙也，而以顶名何哉？以其神也。顶何神？曰：岱岳三元君（按：指碧霞元君、明目元君、佑渡元君）也。然则何与于顶之义乎？曰：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此栖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上云尔。”[44]意思是说北京人把原来的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移植到这里，仍相当于在泰山顶上[45]。其实，北方人不独碧霞元君庙称为“顶”，其他庙宇也可能称为“顶”，至少真武庙就有称之为“顶”的例子。我们估计能称之为“顶”的庙宇，与庙宇所祀之神的本庙很有关系。碧霞元君的本庙为泰山碧霞祠，北方人将上泰山称为“上顶”[46]。而真武的本庙在武当山太和宫，“大岳太和山宫，旧名大顶，国朝建立金殿于上”[47]，又称为 “金顶”，又因其位于中原之南，北方人称为“南顶”，而河南等地真武庙就有“小顶”、“小金顶”、“北顶”等名称。如乾隆《温县志》卷8称，温县（即今河南温县）的北城之上，清代建有元帝阁，“俗名小顶。盖因武当有大顶，而以是配之也。上祀玄武，香火颇盛”。这些以“顶”命名的庙宇或山体，多标明方位如 “北顶”，或标明大小，如“小顶”、“小金顶”等，这表明它们是相对武当山这个中心地而言的，由此可以想见武当山在该地信仰观念中的位置。

（2）武当山色秀丽，建筑宏伟。在古代，民众的进香活动，“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48]。特别是平时闷在家里的妇女自然乐得借烧香拜佛这名正言顺的缘由外出远足游乐一番。而武当山周环八百里，峰高壑深，岩洞幽邃，林木茂密，泉甘溪清，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隐居、修真、炼丹、采药之人和旅游者。尤其是明成祖把真武神作为明皇室的保护神而大加崇奉，真武修真得道飞升之处的武当山受到特别的重视与礼遇，永乐十年至二十一年（1412-1419）不惜人力、物力，大规模兴建和扩建武当宫观，使其成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山”。以后历代皇帝对武当宫观多有增修。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武当山有各种建筑500多处，大小为楹2万余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道场。史载明初武当宫观建设之时，“观者数十万人，咸加叹异”，“于是州之人民扶老携幼，骇而聚观，盈街塞途，传闻四方，虽深山穷谷之民，以及道释亦皆相率争睹，其长老莫不嗟叹，以为自有生以来所未尝见”[49]。走南闯北的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评价全国宗教建筑时称：

刹宇：南则报恩、灵谷、牛首、栖霞，北则香山碧云天宁功德。杭则灵隐、净慈，汴则少林，济则灵岩，滇则太华三塔。庙则孔庙，东、西、南、北四岳庙，宫则净乐、玉虚、紫霄、南岩、遇真、五龙六宫，俱不在祈年、望仙之下。[50]

作为道教代表性建筑的“净乐、玉虚、紫霄、南岩、遇真、五龙”，均在武当山，其地位于此可见。

壮丽的山川，宏伟的宫观建筑对喜游山水之人的感召是毋用置疑的。徐霞客即说：“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拟历襄、郧，扪太华，由剑阁连云栈为峨嵋先导；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犹属有方之游。”[51]著名的公安派诗人袁中道则说“灵境经年入梦魂，不知何岳更称尊”，“浪说三山与五城，而今亲自到蓬瀛”[52]，将武当山比之为传说中的仙境。清代文人王世禛在《池北偶谈》卷26谈异七济宁妇女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康熙丙寅岁，（山东）济宁南池侧居人王姓者，与众约会武当山进香，既再往矣，归为其妻述嵾岳（即武当山）奇丽之状，妻亦欲往，夫以道远艰费难之，妻恚而自经。夫归惊懊，言于众，众为置榇殓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见其妻在路旁大树下坐憩，以为鬼也。曰：“若死矣，胡为在此？”妻曰：“吾未尝死。昨以需众，行期稍迟，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谓君辈濡滞，吾候且数日矣，今当同行，胡谓鬼耶？”……遂偕行。[53]

这位妇女只因为见不到奇丽的武当风景竟忿而自杀，可以想见朝山进香对于乡村封闭社会生活的诱惑力。民国《获嘉县志·民间文艺》朝山条云：

乡间善男信女，终年局处乡闾，坐守深闺，几不知乡村之外更有何物。迨至中

年以后，儿女成立，米盐琐计不甚关心，乃邀集伴侣，醵金结社，朝山烧香，以为娱

乐。或朝南顶如武当山，或朝北顶如太行山，或朝石门口，或朝百家岩，计道途远近

约月余及十数日而归。归则追述游观所见，如白头宫女说明皇天宝开元故事，亦颇津

津有味。此亦娱乐之一种也。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朝香确实是乡间男女，尤其是女性增长社会见识、扩大地理视野、游山玩水的重要且几乎是唯一方式[54]。香客们在欣赏自然美景时，既愉悦着自己，也愉悦着别人。文献中经常可以发现妇女在进香时都要穿戴打扮得十分漂亮，好像不是参加严肃的宗教活动，而是去约会或野游，就说明了这一点[55]。

（3）武当道教的影响。形成于宋代的武当道教，在元代社会影响已日益扩大。明代当道教总体上呈衰落之时，武当道教因皇室的扶持保护，规模日趋发展，拥有全国最庞大的教团组织，出现了历史上的鼎盛局面，对各地道教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武当道教失去了明代享有的种种特权，而明末以来，武当山所在的鄂西北一带战乱频仍，昔日繁盛已不可能再现。武当道士纷纷远赴各地传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特别是西北、西南等地得到发展。武当道教的发展，使真武信仰的流布范围更广，也使朝武当的地域范围和人数不断增长。河南平顶山的真武观就是武当道士于明末清初前往开山传宗的[56]。

（4）地缘的邻近，交通的便利。这一点已有学者作过阐述[57]，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