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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
   

朝香,也叫朝山进香。进香本意指将香上进香炉,后泛指向神佛敬献礼拜以表达虔诚的心意,亦称“烧香”、“拈香”、“焚香”、“上香”、“告香”、“捻香”等。烧香所用之香,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沉香、伽南香、莞香、鹤顶香、兰香、檀香、花草之香等,原料多来自岭南和东南亚各国,但从其形状来说,大多是线香,也有一些是盘香。烧香所用的器皿,则有香炉。虽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先民已有烧香以降神之例,但所用之 “香”不过是兰、蕙、椒、桂一类的香草,而非后世宗教活动时所用之香,当时更无烧香一类的固定的宗教仪式。汉代以后,沉脑一类的香传入中国,再加之佛教的传入,才使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烧香活动[[1]]。除在家焚烧夜香,告天拜斗外,赴寺观神庙烧香是中国民众普遍的宗教信仰习俗。在中国,香火旺盛的宗教道场或宗教圣地,往往位于风景优美的名山,所以民众的朝圣也称朝山。清代李光庭《乡下解颐》卷2部“山”字条云:“吾邑(按:即天津宝坻)无山。约在迤北百里之外,四月丫髻山,十月景钟山,村中有进香者,谓之朝山。”[[2]]民国《广安州新志·鬼神》:“以本境之祀为未足,又远出峨眉、遂宁、华银等处朝山进香”[[3]]。正如《汉语大词典》“朝山”条的解释:

    [朝山],到名山大寺进香参拜。元无名氏《独角牛》第一折:“我与你便画尊神轴,背着案,拜岳朝山,撞府冲州。”清翟灏《通俗编·神鬼》:“《盐铁论》:‘古者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按:俗于远方进香谓之朝山。据文,则此俗之兴,由于西汉。”《花月痕》第八回:“后来痴珠解馆,心印以心疾发愿朝山,航南海,陟峨眉山,前年顶礼五台山。”[[4]]

由此观之,宗教信徒或善信即一般的信教民众从远道去圣地或名山的庙宇朝拜焚香称为“朝山进香”,简称为“朝香”,或“朝山”。朝山进香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俗信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当时,带有全国性意义、最为流行的烧香去处,莫过于泰山、武当山、普陀山与天竺山[[5]]

    位于今湖北西北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为我国道教名山,其地位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代的文献中[[6]],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地和飞升处。武当山平添了巨量神通,为它以后的显荣尊贵打下了基础。入明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真武神的地位扶摇直上,作为真武本山的武当山也因之被尊崇,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清代武当山的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对于周围地方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主要是通过武当道教的传播和民众的朝山进香活动来体现。

武当山进香民俗兴起于宋代,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7]]。清以后,武当山虽失去了昔日“皇室家庙”的地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全山现存的清代进香功德碑尚有数百通之多[[8]]。“海隅之众,莫不瓣香而朝谒……四方朝谒者依然不绝如缕”[[9]],就是其时的写照。从武当山现存金石文字及有关文献记载看,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来源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湖北、河南、四川、陕西、广东、贵州、云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善男信女。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湖北香客最为引人注目。

我们收集了现存武当山的香会碑131通(其中有两块碑叙述的是跨省的两个香会的情况,故分别计入),按地域来源及朝代分布于下:

 

来源地

湖北

河南

陕西

山西

安徽

湖南

直隶

甘肃

不清

合计

10

23

1

6

4

3

1

1

15

64

46

8

3

 

1

2

1

2

4

67

合计

56

31

4

6

5

5

2

3

19

131

 

在武当山我们收集到的匾联及器物铭文中,也有不少反映香会的情况,现按上表统计如下:

 

来源地

湖北

河南

陕西

山西

安徽

湖南

直隶

江西

福建

山东

江苏

不清

合计

2

7

4

10

2

1

1

1

 

1

 

2

31

16

4

3

 

 

1

 

 

1

 

1

 

26

合计

18

11

7

10

2

2

1

1

1

1

1

2

57

 

将上述两表合一,结果如下:

 

来源地

湖北

河南

陕西

山西

安徽

湖南

直隶

江西

福建

山东

江苏

甘肃

不清

合计

12

30

5

16

6

4

2

1

 

1

 

1

17

95

62

12

6

 

1

3

1

 

1

 

1

2

4

93

合计

74

42

11

16

7

7

3

1

1

1

1

3

21

188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碑文或是器物铭文,都以湖北为多。湖北是武当山接纳香客最主要的来源地,可说是武当山香客来源的核心区域。

下面依据武当山现存明清以来的金石铭文、匾联和历代山志、地方志及笔记、游记中的史料,对明清以来湖北各地朝武当的风俗作一初步探讨。

明清时期,按地理区划,兼顾到行政区划的完整,湖北一省可划分为六大区域,即鄂中及鄂北、鄂西北、江汉平原、鄂东及鄂东北、鄂东南、鄂西南。考虑到距离武当山的远近及风俗的相同,我们将鄂中及鄂北与鄂西北并为一区即鄂西北及鄂北,鄂东及鄂东南合为一区即鄂东。现存于武当山、明清时期由来自于湖北各地香客所立的功德碑共有56通,按地域分,统计如下表:

 

区域

鄂西北及鄂北

江汉平原

鄂西南

鄂东

合计

8

   1

 0

 1

10

    16

   17

 11

 2

46

合计

    24

  18

 11

 3

56

 

从碑文数来看,以鄂西北及鄂北为最多,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显示出这两大区域朝武当之风的盛行。下面结合其他史料,分区进行阐述。

鄂西北及鄂北 因邻近武当山,这一地区武当朝香至迟自宋代已开始,可谓历史悠久。到元代,朝武当之风就已很兴盛。今武当山玉虚岩所存《玉虚岩功缘记》碑载,“至顺庚午菊月,德安府安陆县樱桃渡南居刘友文,斋香信远谒是山”,道经玉虚岩时,“乐施统褚七百五十缗,命匠装塑高真圣像并左右侍从,以为四方朝谒者之瞻仰”。与他同行者有其妻、三子、三媳、五女、三个孙子。《玉虚岩功缘记碑》所记“施资财”、“塑装圣像一堂”的五位信士也是来自安陆县(即今县,文中凡属今湖北之县,仅注县名)。明清以后,由本区香客所留下的碑刻及器物在武当山随处可见。今南岩宫有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二十八日的《八宫壹观建醮》碑,是由“大明国湖广襄阳县西太和乡李家湖北岸母猪湖南岸各土地居住,朝山进香建醮各保会首信士刘轧”及19名信士所立。这是现存武当山最早的湖北香会进香碑。由于地缘的邻近,此区域的香客一般一年一朝武当山。光绪《续辑均州志》卷3《风土志》就记载道:“秋成后,村民率熙熙相约谒武当山,建斋醮以答神庥”。民众朝山时间多在秋季。

自元明以来,本区一直是流民聚集之区,“自元以来,四方流民争聚”[[10]],“流寓多而土著少”[[11]]。来自陕西、江西、山东、河南及本省黄州、武昌等府的流民[[12]],或入籍当地,或寄寓于此,或务农,或经商。他们或因在原居住地就信仰真武神,或是受本地民俗的影响,当生活稳定下来之后,也加入到武当山朝香队伍之列。清代以来由他们所留下的碑铭不少。武当山太子坡龙虎殿正门之上所悬匾“复真观”,上有“大清湖北武昌黄冈各社人氏今住均州城南下浪河泰山庙各分居住信士”,“皇清乾隆三十二年岁次丁亥冬月吉日”字样,它是原籍为武昌黄州府黄冈县(即今县)、现居住于均州城南浪河泰山庙的信士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敬献。今金沙坪所存《见寓湖广襄阳府樊城众姓施财重修大殿碑记》,载有各地寓居于襄阳樊城之外乡人施财修建大殿的情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信士夏有助银陆拾两;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余时圭助银拾两;江南杨(注:原文如此)州府江都县信士汪惟孝助银伍两;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巴日採助银拾两,同男巴世奇;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汪德耀助银拾两;山西平阳府曲沃县信士苏泽助银拾两;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汪嗣怡、同男汪士□、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汪仁福助银伍两、同男汪□智;江南徽州府黟县信士万福齐参两;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汪世祥;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信士金任英。大清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吉旦立。”

江汉平原地区 从史料记载来看,江汉平原朝武当之风始于明代。明代荆州(治今江陵)一带的百姓每年春秋两季朝武当,或陆路或水路,或全家老少,或亲朋至友,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浩浩荡荡,颇为壮观。除武当山现存大量碑刻摩岩外,文献材料亦证明了此点。公安派文人袁中道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乘船游历武当山。从公安(治今公安南)至武昌(即今武汉)是顺水,但从武昌至襄阳,由襄阳至草市,逆流而上,颇为不顺,加之“襄水大发,牵路皆绝”,袁中道颇生感慨:“平生以烟波为乐,到此殊觉行路之难。以后荆郡游太和者,决宜陆行水归为便”[[13]]从“荆郡游太和者”,说明该地往谒武当山者不少,而且多走水路。在沙市,民国《沙市志略·时俗第九》载,元旦祀家神、谒里社之后,有男子“即走谒城西太晖观及当阳鸣凤山、均州太和山,称为朝谒。家中大小男女皆素食,禁语言,恐有触犯,则在路不安。或三五日十日半月归家,戚友皆喧锣鼓爆竹以迎之,谓之接香客。士夫家无是习也”。太晖观在今江陵县西,为真武行宫,号为“赛武当”,又称“小金顶”。鸣凤山位于今远安县西,山巅建有真武祠,“凡荆沙东邑、南邑及荆门各属朝山者皆不远数百里而来,人称为‘小武当’,香火可云盛矣”[[14]]。沙市民众无论是去太晖观,还是鸣凤山,抑或是武当山,均是为朝真武大帝。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考·风俗》载天门县“朝山多至数十人,会众起程,沿途经声号佛,或至均州武当、黄陂木兰,近则京山胜境。自元旦起三月止。……屡奉例禁,未能尽革”。在今磨针井所存数通重修功德碑中(额题《重修武当山磨针井大殿功德无量》、《芳名百世》、《流传永世》、《名垂千古》、《同结善缘》、《功德碑记·重修磨针井大□□碑》等),所列捐资人绝大部分来自于武当山周边地区和江汉平原各县。

荆州香客在起程朝山之前,还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就是“烧信香”。所谓“信香”即向朝拜对象发出信息,我们要去进香了。镶于南岩宫石壁之上的《福德衍庆》碑记“大清国湖广荆州府江陵县在城内外各坊土地公,诣荆南玄妙首观建醮,起程朝叩武当仙□,各进心香一次,祈保平安迎祥”。碑立于清雍正八年(1730)仲秋月。荆州玄妙观在府治东北,建于唐开元(713-741)间,元至正三年(1343)赐额“九老仙都宫”,号称江陵首宫。朝山之人家还在“门首贴‘某处朝山’四字”[[15]]。在朝香结束之后还有所表示,有的要烧回香,即从启程的庙宇举行酬神谢神的有关仪式;有的“戚友皆喧锣鼓爆竹以迎之,谓之接香客”。显示出当地人对朝香的重视。

鄂东及鄂东南 笔者未见有朝武当的文献资料,今存武当山的碑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载。碑铭显示,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开始,一直到民国年间,来自于鄂东一带的香客的活动未曾中断过。万历四十年(1612)八月所立《八宫二观献醮碑记》记“大明国湖广黄州府卫黄冈县在城内外各街社居,进香建醮”于武当山,“香长黄如龙”、“戒长万士选”带领28名男女会员朝山,其中,黄如龙朝香4次,万士选6次,孔月仁5次,张文炳、孔门李氏各2次。看来此香会组织的成立有些年头了。清代所立《重修武当山磨针井大殿》碑也记录了来自于黄州府黄安县的香会为重修磨针井捐款之数;太子坡存有多通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十二年(1757)重修功德碑,其中立于二十一年的《重修太子坡功德碑记》就有鄂东兴国、黄冈、蒲圻等县的信士。在南岩宫,有一碑,记“黄州府蕲州众姓仝助武当山南岩大殿十方丛林功德名目”,共有捐助人33名,数目从700文到1串不等,碑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南岩宫大殿后,有《善果著南岩》、《芳名留胜迹》碑,分别记民国十一(1922)、十二年(1923)黄州府的香客进香武当,为南岩大殿修复捐赠事。而在各大宫观,由黄州府信士所赠匾额亦不少。如悬于紫霄宫大殿内右端的“泽被群生” 匾,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仲春月吉日献 黄州府众姓弟子叩立”,上列的信士姓名至今清晰可见:“李光楷、袁崇浩、周大逵、涂光润、卢远源、李志仁、艾天青、张春华、张焕章、张长乐、张廷柱、徐耀光、周兴祥、宋锦章、张熙皇、吴乐明、蔡寿臣、梅宏丙、黄学纯、辛达贵”,共20人。20023月,我们在鄂东麻城等地调查时,发现祖师即真武信仰的余风仍存,至今还流传着《披发祖师辩理》等有关真武的民间故事,结婚、抚嗣、生子、喜庆时尚演唱《祖师报恩经》,麻城最大的道观——五脑山帝主庙主持袁兴缘道长每年三月初三日真武诞辰日,都要去朝武当山。

鄂西 鄂西朝武当山香客主要集中在今宜昌。如乾隆《东湖县志》卷5《疆域志·风俗》谓“朝山多至数十人,每于元旦及七月,会众起程,门首贴‘某处朝山’四字,或至武当,或至鸣凤,沿途鸣锣号佛,多费不惜,屡奉例禁,尚未尽革”。清代东湖县即今宜昌。在武当山磨针井、南岩宫等地,鄂西香会组织所留下的碑文不少,并且字迹清晰,保存完好,立碑时间多集中于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如《万福攸同》碑,记 “大清国湖广荆州府彝陵州各姓住居土地,奉道朝山进香。信士贾文举”等30人、信女5人 、“担斋周珍、谭贵、杨孝”,于雍正五年(1727)七月朝山事;《无量寿福》记“雍正己酉(七年)秋七月荆州府彝陵州进香弟子”朝山事,成员有会首张玉山、王定远 ,信士傅怀远等11人,信女9人,共计22人(彝陵州即今宜昌)。立于乾隆五年(1740)七月的《仙山进香》碑,记宜昌府东湖县进香弟子□绍光12人,信女5人(其中1人丈夫为香会成员)朝山事。悬于太子坡大殿正门之上的匾额“云岩初步”,也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宜昌府东湖县众信士敬献。

鄂西香客多三年一朝。今存于磨针井、立于雍正元年秋的碑文《无量寿福》记载彝陵州城内外、荆州朝山之人是“三年一举拜”;今存磨针井的雍正三年(1725)由向之苏所撰《朝武当山记》记彝陵信众朝武当也是“每越三载一举行”。香会成员除普通民众外,下层士绅数量也不少,这是不同于湖北其他府县香会的地方。如向之苏的《朝武当山记》碑中,香会成员有31人,其中生员5人,国学1人;乾隆元年(1736)的《朝武当山记》中有32名信士,其中生员有1人,国学5人,另还有吏员1人,显示出下层绅士对进香的热心。

通过对文献资料和碑文的分析,湖北民众朝武当的风俗有如下特点:

1、持续时间长。湖北民众朝武当之风至迟兴起于宋代,历经元、明、清及民国年间,一直未曾中断,与武当山朝香之历史相伴始终。武当山朝香之风虽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年间,但各时代香客的来源是不同的,宋代香客来自于武当山周边地区,元代以湖北香客为主,也有来自于长江中下游的香客;武当山鼎盛时期的明代中后期属全国性的进香中心,吸引了包括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在内的大半个中国香客的朝山;清康熙、乾隆年间,武当山演绎着最后的辉煌,除江南地区外,香客地来源地与明代兴盛时期相埒;此后,香客主要来源于与武当山邻近的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武当山也因之成为进香的区域中心。但无论是哪个时期,湖北香客都是最引人注目的团体,也构成了武当山香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分布区域广。从文献记载和碑铭铭文来看,除以今恩施为中心的鄂西南(即清代的施南府)山区外,其余各地均有朝武当的风俗。鄂西南山区一直以来属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封建王朝对此或实行羁縻政策或土司制度,直至清初,此地仍然呈现“一片荒郊旷野”之状,正如《甄氏宗谱序》所称“茅花界外不知甲子,砍畲挖地不分界址”,风俗、信仰与湖北其他地区有巨大的差异。到清雍正十年至十三年(1732-1735),改土归流完成之后,鄂西南山区才进入大规模的开发时期。因此,武当山不见有此地香客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

3、香客多随香会组织出行。香会,又称香火会,或称香社,是民众由于信仰志趣相同而自发结成的民间信仰组织,类似于近现代的进香团体。香会的出现是朝圣向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明清两代,普通民众远距离的进香活动常常结成香会来进行。湖北也不例外。在列有信士名的湖北香会碑中,男女混杂的香会最多,绝大多数是男多女少,女多男少的仅有1例,即立于康熙丁卯年即二十六年(1687)的碑刻(今存南岩宫):

湖广荆州府江陵县在城各姓居住朝山进香。会首信□□宗宪、赵振玉、□耿启、刘弘祚、胡士凤、王国珍、阎维钟、徐玉、王国琦,信女彭门舒氏、方门王氏、汪门杨氏、张门巢氏、王门王氏、赵门刘氏、刘门刘氏、刘门李氏、欧门徐氏、张门何氏、杜门余氏。大清康熙丁卯岁孟秋月黄道吉日立。

此会有会首信士9人,而信女则有11人,女性会员的比例达到55%。也有少量香会由纯男性构成。如《玉燕投怀》碑云:

        彝陵州众姓奉神朝山祈嗣谢恩保延长生。信士徐昺、男朝山,陈麟、男天保,阎士仁、男咬脐,吴光业、男大奇,何正年、男香保,武荣贵、男四十,熊俊、男祖保,李应纲、男天保。康熙五十九年八月日吉旦。

这个香会均由父子组成。就现存资料来看,朝武当山香会没有基本上由女性结成的会。这是武当山香会与泰山、妙峰山、北京东岳庙等地香会最大的不同,这些地方的妇女不仅可以自由参加香会活动,同时也是一些规模巨大的香会的组织者,这些香会基本上由信女构成[[16]]。我们估计,这当与妙峰山、泰山的主神碧霞元君为女性神,而武当山主神为男性神、及湖北女性与北方女性地位的不同有关。

引人注意的是,入清以后,由工商业者组成的香会开始出现。今南岩宫石殿内藏有一馨,上铸有铭文:“大清国江南江宁府上元、江宁二县人氏寓湖北汉阳府汉阳县汉口镇循礼坊居住众姓缎号苏货店善士:李炳图、男德馨、潘启东、潘屿青、郭沛宜、刘洽东”等14人,“乾隆四十七年小阳吉日立,石殿楔修弟子孙仁安、金火刘宏佐造”。香会成员由当时江南行省江宁府上元、江宁(今均属江苏南京)二县在汉口镇经营绸缎业和苏货业的商人组成。镶于太子坡墙壁之上的青花磁碑《余庆堂武当胜会》是由湖北汉阳蔡甸(蔡镇即今武汉蔡甸镇)余庆堂信士所献。其文曰:

  盖闻报本祈恩,人子孝亲之道;禳灾迪吉,天公赏善之条。我等僻处蓬衡遥藿处,向念修真于云顶,銕杵功深,闻胜会以风徙瓣香私淑。是以梯山涉水,访道求经,伏希保佑庶民生涯各遂,行见巍峨宫殿,景仰维殷。凡荷休嘉用当铭刻。湖北汉阳府汉阳县蔡镇余庆堂信士弟子吴大元、张明顺、蔡书芸、王有铨、张忠志、王久余、王久芳、杨光顺、刘启宏、徐明达、张天新、周启荣、陈远正、王清金、聂锡珍、邵光汉。光绪元年新正月彀旦立。

这个香会组成成员均是余庆堂的人员,显然为工商业者。

各地香会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大会,讨论相关事宜。湖北光化县姚家山有以白云庵为中心的进香组织——“玄岳青阳大会”,该会于清代立有《玄岳》碑。碑曰:

自来人有虔化,神有感应。真武帝君,位镇武当,而普天下叩谒者无□不遂。善人信士所为念切扳依也。予襄阳城东白云庵邻□有玄岳青阳大会,金像□启□舆赫奕,旗懴音乐,糜□不修,诚盛事也。而众善信之虔诚。于是□后,风雨燥滋,旧制减半。每思德之□人有祷斯应而坐视残败,于理非宜。一日,与里中善信□□道及复旧制事,莫不鼓□称快,□推予为领袖。予若绵力,难成久矣,今幸众歆成城,予不禁毅然□弗辞,□□众捐资,重修旧拙,而昔日盛车石逾□而宛然在耳。□中功既竣,议者欲资演戏□于□。予谓不然,于(通与)其如此,无宁命匠采为石成碑,行镌文以记事,立于武当山冲虚庵玄岳门处,俾后□□神功之后想庇护□观□□□起也。是为记。大清国湖广襄阳府光化县城□姚家山白云庵四散居住……(后面人名风化不清)

此碑不见所立年代,估计是清中叶以后立。此香会成立于何时,碑文亦未明载,但有一定的年限是确定无疑的。香会成立时,规制完备,盛况空前,后因种种原因,“规制减半”。此时香会成员捐资恢复旧制,并倡议演戏以示庆贺,不过会首却认为将经费用来立碑更为有意义。看来有关香会的事情,成员会举行会议,加以讨论,会首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4、朝山之人以平民百姓为主,有的地方有绅士、吏员参预。在彝陵香会进香碑中,“生员”、“国学”“吏员”时常出现就是明证。武当山香会碑内容简洁,一般仅记载朝山人之姓名、来源地及朝山的时间。镶于太和宫左墙之上的青花瓷碑《朝山进香》即为典型一例,碑文云:

湖北省汉阳府汉阳县汉阴乡蔡甸地方居住信士弟子胡光文、毛文先、曹光海、李享善、毛启奉、王之刚、尹奇才、萧铨章、厚晨松、刘奎光、李定成、黄泽彬、胡定茂、厚有礼、戴德宏、蔡建启。大清光绪拾捌年春三月。

但香会中如有士绅或文人,则会有所不同,文字上会略有修饰,如镶于南岩宫石壁之上、额题为《武当仙山》之碑:

山花向我笑频频,为说鲁同九度春。世上桃源人不识,渔人即是指津人。

同邑众等进香。生员张式韬题。计开香首汪天秩、陈公锡、李恒卿,谨同 黎孟康、任敬□、田显正、潘敬公、马省先、夏相林、杨文宗、徐文玉、余明卿、黎登迎、袁见杨、杨华章、郭昌明、何瑞生、孙吉甫,副香信士罗元一,罗门信女孙氏、程氏,响手雷融方。大清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八日京山县孙家桥香首同众勒。

而且,有士绅参与的香会,会首多由他们担任。据《朝谒碑记》(立于乾隆三十二年,今存磨针井),这支来自于湖北远安县两全村庄共73名成员的香会,会首即是生员张鹏万。以“生监”为会首,反映了地方绅士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也表明了儒、道、释三种文化在民间信仰中的合流情形。

5、湖北民众进香的时间一年四季均有,因香客多为农民,故农忙时进香者少,农闲时较多。一般说来,每年正月至四月为进香旺季,俗称“春香”。“每至春时”,香客则“倾动郡邑”[[17]]。九月冬小麦播种后,又出现一个高潮,俗称“秋香”。除上引武当所在的均州,其俗“秋成后,村民率熙熙相约谒武当山,建斋醮以答神庥”外,应城县(即今应城)也是在九月“相约朝山进香,以祈福祐”[[18]]。还有一些资料显示当地民众春秋两季都会朝武当山。现存武当山磨针井的《朝武当山记》碑记载道:“楚之有武当山也,由来旧矣。每当春秋之际,四方瞻拜者络绎不绝,盖胜境也。”每年香客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春节前后。中国民间有争烧头柱香的习俗。腊月三十日晚,各地香客赶到紫霄宫和太和宫,初一清早顶风踏雪争烧头柱香。(2)三月三前后。三月初三日为道经传说中的真武圣诞日,此时武当山区新草初萌,夭桃始华,景色迷人,各地信士进香游春者不计其数。《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8楼观部第7载:“其地(按:即元和观)拥接崇山,萦带流水,四方居民每遇春三趋谒而徼福者,莫不骈肩接踵不数百里欢呼而至。”元和观在回龙观之下,仙关之里,是武当山古神道上的第一座道观,其全称为“元和迁校府”,因真武神在天界“领元和迁校府事”,故名。(3)七月十五日前后。七月十五日“鬼节”时,武当山道士在这一天要举办“放施食”(超度孤鬼亡魂)的斋醮法事,故有信士赶在此日进香,顺便析安亡灵。(4)九月初九前后。九月初九,相传为真武飞升日,武当各宫观要举行大型道场,又恰逢重九登高节,故此日各地信士云集,武当各宫观香火旺盛。

6、朝山频率不一致。湖北各地的香客朝山频率并不一致,或一年一朝,这主要是邻近武当山的鄂西北与鄂北地区;或三年一朝,如鄂西;江汉平原则是或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对个人来说,朝山有一定的连续性。因为,按照风俗,到武当山上香并不是可以随便说去就去,说不去就不去的。当时人认为,只要开始去了,就不能“辞山”,最少要去三趟才能不去,或者一年最少去一趟。如果只去一次,然后就不去了,就属于“辞山”,“辞山”就会出毛病。在山东泰山东面的莱芜,就流传着“泰山烧香连三年”的歌谣,在当地香客看来,到泰山进香,至少要连续去三年为好[[19]]。碑文也证明了此点。比较彝陵州香会在康熙五十九年《广种福田》和雍正元年所立《无量寿福》碑文的姓名,可以发现很多人的名字是相同的,如周永凤、杨士元、何正年、刘士雄、胡云凤、汪宏之、马驎等。有的香会碑更记载有朝山的次数,镶于今南岩宫石壁之上的《武当仙山碑》云:

       湖广安陆府潜江县各居土地分下陆宫建醮进香。易嗣庄、陈仲先九次、钟纶奇三次、王连州一次、李吉升八次、傅天生六次、李文凡六次、李宜耒六次、李玉棠七次、龚朝臣五次、李群先三次、雷明安三次、王度昭三次、易赞臣三次、李瑞吉二次、廖湘若二次、张曾鲁一次、彭在苏三次、李子锡一次、谢履一一次、黄元玉一次、熊应天一次、胡廷居一次、何一松一次、杨廷宣、刘松林二次、熊廷侯一次、戴公仁三次、金尔静、雷景慈五次、李崇阶一次、罗明州三次、周执生三次、李世桂□次、李世爵一次、张南湘、熊西京三次、吴世占二次、道官彭静鹤、周青岩、吹师徐振师、文云先、胡德先纠首进香柒次、傅金銮子起暹、厨子张羔生、担斋胡德先、黄以成。李笃州二次、周元臣六次、李林肖一次。康熙伍拾伍年正月日南岩立。

文中凡有着重符的文字,原刻或在日期之后,或夹注于文中,显然是碑文已刻成之后所加,或许是刻时遗漏了。这个香会此次进香者有49人,仅11人没记进香次数,有38人标有进香的次数,其中多者有9次,少者有1次,9次者有1人,8次者1人,7次者3人,6次者4人,5次者2人,3次者10人,2次者5人,1次者12人。它表明同乡共里的人已开始每年或每隔一定年限重复他们的这一旅程。

湖北民众朝武当之风的盛行,与多重因素有关,湖北民间真武信仰的兴盛、与武当山地理位置的邻近及武当道教的影响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因篇幅所限,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拟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注释】

[[1]]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08-513页。

[[2]] 李光庭著、石继昌点校:《乡下解颐》,中华书局,1982年,第15页。

[[3]]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第306页。

[[4]] 罗竹凤:《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311页。

[[5]]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6]] 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4页。

[[7]]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00-101页,第151页。

[[8]] 杨立志:《武当山朝山进香风俗浅谈》,《武当》,1992年第2期。

[[9]] 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6《碑》刘执中《兴复武当碑》),《故宫珍本丛刊》(第26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10]] 同治《郧阳志》卷2《公署》,清同治九年(1870)郧山书院刻本。

[[11]]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349《郧阳府》),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12]] 同治《郧阳志》卷1《风俗》所引《旧志》,清同治九年(1870)郧山书院刻本;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M]清同治十年(1865)刻本。

[[13]] 袁中道:《游柿居录》卷8,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185页。

[[14]] 刘子垣:《重建鸣凤山元帝庙碑记》,同治《远安县志》卷6《艺文志》,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15]] 同治《汉川县志》卷6《疆域志·风俗》,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6]] 袁冰凌:《北京东岳庙香会》《法国汉学》编辑委员会《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

[[17]]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74《宛委余编》之十九),四库全书本。

[[18]] 光绪《应城县志》卷1《舆地·风俗》,清光绪八年(1882)蒲阳书院刻本。

[[19]] 刘慧:《泰山庙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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