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逻辑,在古代是人们诉求知识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在前人思维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指导人们正确论辩、反驳诡辩、认识真理为目的,创立了西方第一个逻辑科学体系。在近现代,逻辑成为人们话语解析的样式,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使逻辑思维更加精确,是逻辑学的一大贡献。当代逻辑成为思维整合的方法,逻辑思维已不只是反映对象的现状、追溯思维实践的过去,而是存在于人类如何把握事物本质、事物之间关系的对话活动中,揭示出逻辑的本质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现象、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交往方式。当代逻辑回归交往世界,是逻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多元思维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

[关键词]逻辑;逻辑思维;交往工具

逻辑思维是人类在与自然和自身的抗争中出现的思维深处变革的结果,它摆脱了原始思维的直观性、具体性和动作性,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迷信走向理性。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逻辑作为主流思维的工具,其在交往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古希腊逻辑锻造诉求知识的工具

在古代的中西方文化中,逻辑“是以对话和辩论的原则和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的”[1],周礼全先生的这一表述揭示出逻辑从一开始就关注思维成果交流,是语言交往的工具。当然,这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过程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把探究宇宙万物的本原作为认识的追求目标,由此形成了从米利都学派到爱利亚学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争论。同时,人们在认识外在对象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主体自身的问题,进而又出现了关于勇敢、美德、正义等如何定义的论辩。这些都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的丰富。从苏格拉底开始,把作为思维的人看成是认识的目标,把人的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予以提升,出现了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方式,即以诘问的形式不断地向对话者提出问题,揭露对方命题的矛盾,动摇其观点,使对方进一步思考,做出新的回答,直到得出事物的普遍定义为止。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的获得必须借助概念,因为,概念之中包含真理,真理存在于概念之中。他主张所使用的概念要明确,对概念的分类和定义要准确,还注意在论辩中对概念深层本质的挖掘,使蕴含于概念中的真理精华得以显露。具有逻辑论证和神话说教双重性特点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论辩术,并在自己的论辩实践中,扩充了下定义,概括和归谬法的内容。他认为,辩论时要时时刻刻注意每个概念的定义,以防在概念的使用上出现混乱。他还讨论了有关“善”、“美”、“正义”、“节制”和“勇敢”等一系列当时社会上争论较多的具体概念的内涵,力图使人们在论辩过程中运用明确的概念。

古希腊的证明、论辩和诡辩活动以盘根错节的形式交织在一起,良莠混杂。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在这些实践中,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到了逻辑思维的形式和方法问题,开拓了研究正确思维规则、规律去指导实践的广阔天地,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前人思维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以指导人们正确论辩、反驳诡辩、认识真理为目的,创立了西方第一个逻辑科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发现推理的某种才能,也就是根据实际存在的、被最普遍地承认的前提对当前的任何论题进行推理的才能”,“因此,我们为本文提出上述目的,即不但能对任何观点做严密的报道,而且在对付任何论证时,确保我们能够像凭借被尽可能普遍地持有的见解一样,去维护我们的论题。”[2]可以说,论辩的思维实践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萌生的条件,亚里士多德也正是适应各种思维活动的实际需要而成为自觉地把思维作为研究对象、自觉地系统探讨逻辑问题的第一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亚里士多德把逻辑作为论证艺术中思想交往的工具。在逻辑专著《工具论》的《论辩篇》和《辨谬篇》中,亚里士多德总结出很多关于论证真理的逻辑原则和反驳诡辩、谬误的方法,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对旨在追求真理、揭露诡辩的演说术和雄辩术做出了高度概括。其二,亚里士多德把逻辑还视为科学认识中思维交往的工具。在当时的希腊,自由争辩之风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已由自然界扩展到人的认识本身,尤其是关于认识工具的问题受到了重视,极大地影响着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作用范围,启发亚里士多德把逻辑研究的视野拓宽,从而确认了逻辑作为认识真理、交流思想的工具地位。他指出,人们应该懂得“更精密的、在先的科学是同时涉及事实和推得的事实的知识的科学,而不是只涉及事实本身,不涉及推得的事实的知识的科学”[3](P209)。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思维形式的研究,是服务于人们认识真理这一实际思维交往活动的。　

二、近现代逻辑提供话语解析的样式

逻辑的发展与人类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联的。在漫长的西方中世纪,逻辑成为宗教神学的论证工具,是经院逻辑家烦琐论证的工具,导致概念的研究服务于神学的可悲结果,严重阻碍了逻辑的深入发展。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实验大潮的冲击下,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人文主义逻辑应运而生。一方面,人文主义逻辑家对经院逻辑烦琐冗长的神学论证展开了有力批判,指出它是“空费口舌的诡辩”、“饶舌的逻辑”,它歪曲了亚里士多德逻辑,限制了人们智慧的发挥。有人甚至大声疾呼“让亚里士多德复活”,要求还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在对经院逻辑进行清算的同时,人文主义逻辑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着重发挥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工具作用。有人视逻辑为辩论的工具,主张逻辑学应当和修辞学紧密结合,认为逻辑学的目的是使人有恰当、准确的表达力,逻辑应该成为修辞的工具,为各种辩论服务。还有人认为,逻辑是科学发现的工具,这种在批判经院逻辑基础上再现逻辑作为科学发现工具的思想,激发了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创造活动。

亚里士多德逻辑发展到了近代,摆脱了中世纪封建神学的羁绊,被弗兰西斯·培根和莱布尼茨等人所丰富、发展,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培根从批判经院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归纳逻辑学说,声称他的逻辑是“解释自然的艺术”,而不是为了争辩。他决心将逻辑改造成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科学发现的方法、探索知识的工具。尽管培根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批评存在偏颇,甚至将其与经院逻辑混为一谈,但在客观上,不管他本人是否承认,他的归纳逻辑与传统的演绎逻辑并不是相斥的,而是以两种不同的思维进程形成了互补关系,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增添了新的篇章。培根试图正确地解决逻辑推理、逻辑规律和规则的客观基础问题,把归纳同观察、分析、实验、寻求因果联系的方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科学认识、科学发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逻辑方法。

到了17世纪,亚里士多德逻辑又被威廉·莱布尼茨注入新的活力。莱布尼茨发现亚里士多德逻辑作为一门科学,其严格性是不够的。他受鲁鲁斯的“字母系统”、笛卡尔的“普遍数学”和“普遍语言”、霍布斯的“一切推理都是演算”、卢里的“概念组合术”等逻辑改造活动的启发,在逻辑推理与数学演绎推理之间的结合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他对“组合术”、“逻辑演算”、“万用符号”、“证明问题”等进行了研究。这种将数学方法引入亚里士多德逻辑,以人工语言代替自然语言的做法,为现代符号逻辑体系的建立开了先河,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形式化的构设和处理,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推动了逻辑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进程,成为现代话语交往样式的雏形。

思想家们大胆探索出一条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思维的途径,以求使思维表述准确化、精密化,达到有效交往的目的。应该说,在对这种理想语言的探求过程中,莱布尼茨构筑的话语交往雏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看来,自己所处的年代,数学及相关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数学使用的符号语言,为此,他提出建立一种表意的“普遍语言”和“思维演算”。认为,构成表意的“普遍语言”的每一个符号都能表达一个概念,同时,一个完善的符号语言也应该是一个“思维的演算”,并且根据这种演算,思维和推理就可以用计算来代替。他设想,当人们遇到争论时,双方可以把笔拿在手中,只要说一声:“让我们来算一下”,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当然,莱布尼茨的这一美好设想并未实现,将来也不可能全部实现,因为人们的思维实践领域相当广泛,所产生的思维内容丰富多彩,仅靠数学化的方法去处理实际思维问题,势必远离具体思维内容,难以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不过,从莱布尼茨创建数理逻辑的初衷来看,他是为了使逻辑思维更加精确,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方法演算,这种美好的设想是值得称道的,对逻辑思维提出这种严格的、高效率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他对逻辑及其逻辑思维发展的一大贡献。时至今日,数理逻辑思维在数学以及与数学密切相关的计算机研究和应用方面,产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人脑的思维已能部分地被机器所模拟,形成电脑思维,大大提高了实践活动的效率。发端于莱布尼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语言,经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和运用,引发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从而使不同的哲学观点可以找到共同的话语形式,为其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样式,改变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形成了西方哲学的“分析时代”。

三、当代逻辑成为思维整合的方法

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思维形式已由现实摹写、现实规范进入到现实交往阶段,逻辑思维已不只是反映对象的现状、追溯思维实践的过去,而是存在于人类如何把握事物本质、事物之间关系的对话活动中。因此,在逻辑思维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思维成果的局限性与客观对象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逻辑以新的存在方式逼近对客观世界真实性的抽象和概括,不断获得自身的完善。

由于逻辑思维在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起过主要作用,因而一度备受推崇,居于一统天下的地位,似乎解决问题的惟一通道只能是逻辑思维,这显然片面夸大了逻辑思维的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仅凭逻辑思维远远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实践任务的需求,于是,开始将视角转向对其他思维类型的研究上,诸如对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研究,应该说,这是思维理论研究的进步。然而,有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步入忽视、甚至否认逻辑思维价值的误区,主要表现为:

其一,认为逻辑思维的起点是单一性的前提。一说到逻辑思维的运用,人们首先考虑到前提条件,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有人却以为这种前提条件是孤立、单调、极为原则的,似乎人们在进行逻辑思维时,只能以一个既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前提为出发点,并且这种前提的寻求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等于误导人们在逻辑思维面前望而却步,为运用逻辑解决实际问题设置了障碍。同时,也束缚了人们根据实践任务去筛选具有创新精神的前提素材。事实上,逻辑思维的发端既可以是经过验证的一般性认识成果,也可以是从实践中获得的个别性经验认识。有时我们觉得有些认识是那样的零散、模糊,可一经逻辑的概括和整理,就能够使它们成为某一思维过程的起点,进而将人们的认识活动引入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达到思维交往的目的。

其二,认为逻辑思维的线索是机械化的程序。在有些人看来,逻辑思维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直线演进过程,只能利用已有的条件,在有关的规律、规则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在所规定的区域内进行纵向推导,这种思维只能恪守一种稳定的连续性和有序性,任何中断、飞跃、逆转的运作方式都不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这显然是将逻辑思维的相对确定性推向了极端,片面夸大了逻辑思维解决处于某种确定条件下思维问题的作用,进而否认了逻辑思维固有的流动意识的另一面。其实,逻辑思维在解决具体条件下的问题时,常常综合地运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等,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将人们已有知识分门别类,把有逻辑联系的内容集中在一起,碰撞出认识的火花,从而实现思维交往活动的目标,逻辑思维既是由概念向判断、推理的流动过程,又是演绎、归纳、类比等多种推理形式交替运行的产物。

其三,认为逻辑思维的步骤是封闭式的推导。有人将逻辑思维反映出的规律、规则视为束缚思想的锁链,否认它们对人类正确思维活动的指导作用,误认为在逻辑思维规律、规则严格控制下的思维活动,步骤烦琐且封闭,其思路不允许出现修正、补充,似乎这些规范的推导步骤都存在着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显然是将逻辑思维过程限定在狭隘的孤立的系统中,使逻辑思维的步骤推移与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相脱离。其实,归纳、类比和假说等方法所推导出的结论都是阶段性的或然认识成果,既需有更为丰富、可靠的直接或间接经验给以补充、完善,又要靠思维不断验证。应该说,逻辑思维非但不是以既定的陈旧模式去生搬硬套待知的事物,相反,其推演步骤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是一个不断吸纳新信息、革除逻辑错误的开放系统。而且,在逻辑思维运行过程中,为了满足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以经验性知识做为前提的需要,人们还要捕捉一些偶然性知识,这可能为灵感的出现找到突破口。

上述对于逻辑思维的认知偏差,导致了人们对逻辑的价值取向的误解,限制了逻辑工具在交往活动中作用的发挥。其实从本质上讲,逻辑所追求的是创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话形式,并为其提供交往的准则,实现由描述的工具向交往的工具转型,面向生活世界,关注交往理性。具体说来,逻辑作为交往的工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开放性。如果把逻辑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的话,显然它应该是开放的。这是由于它的各个要素所反映的思维内容是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新问题、新行为和新观念等。逻辑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要发挥自身的有效性就必须随之发生变革。同时,存在于逻辑思维方式中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等要素,应该在经常吸纳新的思维对象的进程中,不断形成相互间新的联系。例如,由某些概念组成若干判断,形成一个推理过程后,可能又会产生另一个新概念,这就为逻辑思维方式扩展思维交往空间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第二,批判性。现代逻辑不仅关心自身构成要素间的和谐,为了提高思维效率,有时还需要人为地挑起冲突,即让人们感受到错位状态下的思维形式、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之间的矛盾,进而在寻求解决矛盾措施的过程中,揭露确定思维条件下的逻辑错误,排除影响概念、判断和推理相互转化的障碍,摒弃违反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操作中的无效信息,使思维交往行为有可遵循的准则。

第三,前瞻性。当人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及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时,逻辑思维便发挥着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作用,并促使反映主体萌生认识和改革环境的超前意识。现代逻辑表现为人们自觉发挥逻辑思维的推演和论证作用,在已有知识、经验积淀的基础上,超越现象把握本质、超越个别把握一般、超越具体把握抽象、超越偶然把握必然,最终达到超越现实预测未来的目的。这实际上表明现代逻辑在发挥交往的工具作用时具有创造性功能。

回归交往世界,逻辑的工具作用需要更新。只有与时代的变迁相呼应、折射鲜明时代特征、满足人们思维实践需要的逻辑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逻辑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曾指出,以前将语言的功能只看做描述现实,认为日常语言不够精确,从而试图构造出严格的符号系统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实际上,逻辑语言已存在于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看来,由现代逻辑引发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交往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分析准备了概念手段”[3]。

【参考文献】

[1] 周礼全.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

[2]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李匡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298.

[3] 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章国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65.

（原载《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