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逻辑方法曾囿于哲学视野之内,为哲学论证服务;外化于哲学视野的逻辑方法,发展成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工具;现代逻辑以特有的形式化分析方法,改变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对哲学进行逻辑分析、对逻辑进行哲学反思,构成了20世纪逻辑与哲学多姿多彩的发展图景。
关键词:逻辑;逻辑方法;逻辑分析;哲学
The Logical Approach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logical approach was subjected t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ervice of philosophical verification. The logical method apparently in the form of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volved into an effective tool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odern logic has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with its distinctive formalized approaches of analysis.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f logic constitute a colorful scene of development for logic and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logic; logical methods; logical analysis; philosophy
逻辑方法是由已知推出未知的方法,它是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由思辨向分析的更新,发挥着承载哲学使命、适应哲学发展、引发哲学变革的重要作用。
一、 哲学视野内的逻辑方法哲学
起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方式、生存意义的疑惑和追问,在探讨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时,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逻辑是研究推理的,帮助人们达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有效、论证充分的思维效果。因此,逻辑方法从一开始就与哲学紧密相联,成为哲学论证的有力工具。
首先,从逻辑方法产生的方式来看,它孕育于哲学,为适应哲学研究的需要应运而生。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轴心时代”的产物,那么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是古希腊哲学对认识方法不断探求的产物。在学术自由、辩论成风,尤其是对有关的哲学问题,人们看法不一、争论激烈的古希腊,如何认识真理、反对诡辩,正确表达思想,让思想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使论证更具有说明力,成了当时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苏格拉底曾提出人们究竟要去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的问题,并以“助产术”和“雕刻术”相结合的谈话方式,传授论辩方法,论证哲学思想;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有关思想,提出了坚持真理、符合逻辑、明确概念的论证原则;亚里士多德在先师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古希腊哲学的爱智慧、求知识的精神,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探索推理论证的有效形式,帮助人们解决认识中推理的必然性问题。
其次,从逻辑方法指向的内容来看,它服务于哲学,为哲学研究的深化构筑体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概念是认识的首要环节,认识一般是由概念出发,然后作出判断,再进行推理。他认为,逻辑要反映客观实际,命题要保持真实就必须与客观对象具有一致性,命题真假的判断标准之一是思想与现实实际是否相符合。他还认为,矛盾律不仅是本体论的规律,更是逻辑的规律,推理的规律,是一切公理的起点。显然,既是逻辑学家又是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其逻辑研究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方法是哲学研究的工具,它教给人们科学研究、获取知识、有力证明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还首次将变项引进逻辑形式之中,将命题限于主谓式结构,使逻辑方法有助于揭示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哲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开始了人类的智慧研究。
然而,一方面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脱胎于哲学的怀抱,其内容、思维方法、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含有哲学的因素,受哲学观念的束缚,并且它以自然语言为主要的交流方式,这就难免出现逻辑问题同哲学问题、语言问题的混淆,使逻辑方法留有哲学思辨的印痕,限制了工具作用的发挥,加之对语句结构分析得过于简单,未能深入揭示量词的实质等不足,从而导致其工具性被中世纪宗教统治者歪曲利用,使逻辑成为论证经院哲学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以及被经院哲学滥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人们对逻辑方法的审思。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要求哲学对人类的认识成果作出精密、准确的概括和表述,因此寻求新的、有效的逻辑方法就成为时代的呼声。首先对此作出回应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在抨击经院逻辑的同时也批评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与客观自然毫无联系,无法认识事物、获得新知。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求知法即归纳逻辑,以此为新的认识工具,试图将逻辑改造成科学发现的方法。当然,由于培根完全排斥演绎法,其归纳法又缺乏严谨的定义,尽管他引导人们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为逻辑方法的更新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但他的理想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感召下,逻辑方法寻求从语言上的突破,人们力求找到一条使话语表达消晰、简洁的途径,从而摆脱那些由话语理解上的偏差而产生的繁琐论证,因而数学语言的形式化特点和西方语言原有的结构分析特点,就成为逻辑方法重构的模仿对象。
二、 外化于哲学视野的逻辑方法
形式化语言的产生和运用,标志着逻辑方法从哲学的束缚中独立出来。首先提出建立普遍符号语言及逻辑数学化设想的是莱布尼茨,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他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形式化方法的萌芽,并将传统逻辑方法中含有的少量符号倾向扩展为形式化语言,使人工语言能够代替自然语言,把一般推理的规则改变为演算规则,以消除现存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这种对逻辑方法进行的形式化改造,显然是为了摆脱哲学思辨的色彩。从此,逻辑方法在解决哲学问题时的数学形式化的发展方向得以确立。
如果说数理逻辑改造了传统逻辑,改变了逻辑的发展方向,并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由传统逻辑方法向现代逻辑方法转型过程中的顶峰人物当推弗雷格,这位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开辟了逻辑和哲学发展的新天地。弗雷格是第一个比较严格、比较完整地建构了逻辑演算系统的人,他提出的有关语言的逻辑分析理论,使现代逻辑方法步入更加完备的发展形态成为可能,他努力把逻辑本身变成一个由规则、公理和定理构成的演绎体系,探讨了涵义和指称等理论问题。他的语义理论的形式化,给哲学思维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看,关于本体论的对象问题研究,是通过抽象的思辨方法得到的,而当出现并应用了形式化的逻辑方法之后,人们发现本体论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形式化的分析来探讨的,如可将语句分析为专名和谓词,专名表示对象,谓词表示对象的性质,这就突破了陈旧的传统哲学观念和方法,而从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倾向,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形式化逻辑方法的出现,一改思辨的传统方式,帮助哲学走出了语言表达含混、晦涩的困境。用形式化语言准确、清晰地分析和表达科学理论,可使不同的哲学观点找到共同的话语形式,为其交流、对话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样式。罗素就曾在解决悖论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日常生活语言是含混模糊的,致使许多哲学问题陷于混乱之中。为此，他力求使用精密准确的人工符号系统来陈述哲学概念、哲学思想,他通过刻画摹状词,对命题和语词意义进行具体分析,将哲学研究引向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关于为思想的表达划清一条界限的阐述,也将形式化的逻辑方法引向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究,他甚至视哲学本身为逻辑的形式化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描述语言和实在的关系,描述命题的意义,从而取得了现代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事实上,哲学在自身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中,总是要注意反映研究的对象及其性质,从中形成基本概念、基本命题,由基本概念定义其他概念,由基本命题推导其他命题,这就需要借助形式化的逻辑方法使系统结构明晰、严谨,从而有利于解决某些传统哲学的争论和哲学难题。如果不经过这种“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1](P44)的处理,探索人类生活的智慧,将会走许多弯路。
从逻辑方法的更新过程中,显而易见自然科学成果与哲学研究成果的相互转换,尤其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逻辑方法的形式化成为可能,为现代逻辑方法的日趋成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莱布尼茨、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诸多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的辛勤努力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有效方法得以借鉴和运用,进而锻造成为指导哲学研究发生深刻变革的现代逻辑方法。
三、 拓宽哲学视野的逻辑方法由形式化的方法
发展而来的逻辑分析方法,深入到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和重要的哲学命题中,引发了“语言转向”,形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分析时代”,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宽了哲学的视野。在此之前,西方哲学家们关心的是认识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而转向后的西方哲学则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借助于逻辑分析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现代逻辑方法的形成和应用,是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方哲学应对19世纪末遭遇危机的必然选择,这种顺应时代要求的现代逻辑方法,为哲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全新的手段。可以说,语言分析在哲学史上不乏经典之作,但均未导致语言转向,只有到了20世纪,源于弗雷格对分析哲学提供的现代逻辑手段,突破了旧有的传统哲学观念和思维模式,进而出现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的西方哲学的第三次大转折,这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充分显示出逻辑方法带给哲学发展方向的深远影响。
作为20世纪主流思潮的分析哲学,其主要特征是运用逻辑分析技术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的意义进行澄清,使传统哲学难以接纳新理念的弊端得以暴露,并通过对语言的意义分析达到世界和人类的科学认识。应该说,没有现代逻辑的建立,就没有现代哲学中的革命;没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对逻辑分析的运用,就没有现代的分析哲学。
不仅如此,在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还形成了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产物,诸如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出现,充分体现了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将哲学带入了新的发展领域。
20世纪30年代,重建中国哲学问题成为思想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金岳霖、冯友兰等著名哲学家曾引入英美分析哲学的逻辑方法,试图使之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以创造出新的方法和哲学体系。同时,他们还以客观的眼界指出不应把逻辑分析绝对化。金岳霖先生在哲学本质的认识上,主张运用逻辑分析工具,为基本的哲学思想作论证,强调逻辑对哲学家的重要作用,认为严格的逻辑分析对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排除无意义的论说是必要的。在他看来,严格的逻辑分析是哲学体系赖以建立的重要保证。力主将逻辑分析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冯友兰先生认为,要使中国哲学像西方哲学那样充分体现理性主义,重要的是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即必须努力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之中,他指出哲学命题的得出应以逻辑分析为前提,他在《新理学》中,通过逻辑分析使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清晰化,并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严谨的逻辑系统,并运用逻辑分析法理清类和名词所具有的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还对善恶、道德、人性等概念的意义给予了形式的阐释。金岳霖、冯友兰在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充分重视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哲学流派,成为那一时期最富创造性的哲学家。
在对现代逻辑方法的研究过程中,台港学人殷海光先生认为,自然语言的文字或语句意谓的多义性、模糊性,容易使非逻辑的成分自然而然地随着自然语言的运用而表现出来。符号逻辑中的推论方式是人类长期努力得到的运算方式,将其作为哲学的解析技术,是现代逻辑的任务。为此,他主张把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哲学分析,文化批判和捍卫真理的活动中,以科学的、理性的方式重新整合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以现代逻辑分析系统改造民族思维方式。应该说这些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启发性。
如果说20世纪初,逻辑分析运用于哲学研究而产生了分析哲学,那么,如今逻辑分析方法仍为哲学家手中的工具,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儆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研究和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上存在着较大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法论研究的进程,正如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曾指出的那样,在明代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其中有着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可是,近代科学并未产生于中国,如果也从方法论上分析的话,不能说不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习惯于笼统的整体思维、鄙视和排斥逻辑的分析方法的影响。显然,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发展与逻辑方法的更新密切相关。
近些年来,在我国的哲学界和逻辑学界涌现出一批新生代学人,他们通过分析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发现存在大量意义模糊或根本无意义的概念,乃致于由概念不清而引起的争论严重地影响了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甚至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他们已经着手运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将哲学研究引向新的途径。这对于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然,由于受我国历史文化等因素的限制,人们的思维方式还存有重思辨轻分析的习惯,缺乏对逻辑分析技术的重视和严格的逻辑论证方式;同时,由于现代逻辑分析技术的先天不足,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的作用尚未充分体现出来,各执一词、避重就轻的研究态度还普遍存在。为此,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断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自觉地运用和掌握现代逻辑的分析工具,充分展示现代逻辑方法的开放性、对话式的思维特征,使当代中国哲学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世界哲学中占居应有的地位,促进我国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和不断创新。
四、 超越哲学视野的逻辑方法
现代逻辑方法的作用,已远远超出哲学一般理论的研究范围,正在将触角伸向其他科学领域中,在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建立起种种链接形式。现代逻辑方法,曾极大地影响了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学派,该学派认为,只有以实证方法为基础、以逻辑分析为操作手段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正是以此为标志的实证精神,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曾较长时间地居于主导地位。从弗雷格经过罗素到维特根斯坦,都十分关注语言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并运用现代逻辑提供了一套关于语言使用和语言意义的研究方法,明确指出应该对语言作出逻辑分析,从而促成了现代语言哲学的诞生。显然,现代逻辑方法极大地提升了对于话语形式运用的哲学意识,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焦点,为语言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手段。随着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各种哲学研究都涉足一个共同的领域,面对着可交流的同一话语形式,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由互相排斥开始走向融合,解释学的理解论吸收了现代逻辑的方法,与分析哲学的说明理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实现了英美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相互融合。由于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移向美国,在美国居主流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也逐渐与分析哲学合流。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也高度重视由现代逻辑方法引发的哲学革命,并将此作为其交往理论的前提条件。他说,“只有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才为交往行为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分析准备了概念手段”。[2](P165)在他看来,“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语言哲学转向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2](P222)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逻辑方法导致语言转向后的哲学思维的中心问题由主客体关系变为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转向后带给哲学的重大变化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被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所取代。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语言的言说,人对于对象的认识是通过语言才能表达的,而语言又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语言的交往要遵循有效性原则,使交往活动的参与者能够实现沟通。显然,这场由语言范式的引进带给哲学方法的巨大变革,对语言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哲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代逻辑方法最初是为了解决哲学难题而被运用,即在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存在、必然、同一性、因果性等等受到质疑时,为了摆脱困境,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们作出了选择,他们着手于:“(1)研究语言在实践和思维中的作用,特别是研究怎样在语言的使用中识别意义、获得意义或确保意义的存在。(2)考查探究的逻辑和方法。这里,这种逻辑必须对获得真信念和可靠知识的各种技术和条件进行估价。(3)从哲学上考察获得新生的形式逻辑的功能以及运用这些功能来帮助解决各种哲学问题的若干方法”[3](P8)。现代逻辑方法不仅给处于困境中的哲学带来了转机,它还超越了哲学研究的范围,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于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人们对现代逻辑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现代逻辑方法的局限性表示不满,但这种方法曾在20世纪改变了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以此产生了波动效应,而且至今它以澄清概念、命题意义为己任,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奠基。其实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是万能的,逻辑分析方法当然如此,它的形式化分析技术不可能解决纷繁复杂的人类思维的全部问题,我们要正视它的局限性,同时,又不要忽视对哲学基本命题进行抽象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话形式,也不要忽视它对哲学的必然性论证,更不要忽视它在哲学问题表述过程中便于交流的话语样式。
哲学的精神在于超越,在于以理性思维的超越推动现实的超越。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哲学这所精神的家园要保持勃勃生机,就要以开放、接纳的眼光吸收人类认识成果的精华。对于现代逻辑方法的运用,无疑会促进哲学向着跨学科领域拓展,其意义远远超过逻辑和哲学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 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原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