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渊源而言,哲学发端于对话;就本性而言,哲学侧重于对话;就功能而言,哲学推动着对话。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着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呼唤着新时代的哲学对话。在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有效地开展哲学对话,其历史的背景是超越长期以来由于哲学的内部分化与隔离所造成的学科划界和思想藩篱;其基本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与融通,推动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内部整合和形态建构;其重要的前提是在哲学观念层面上加强沟通并力求达成一定的共识;其根本的焦点则应集中在当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应当以问题为中心促进哲学与实践、与时代的良性互动,以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内部整合和哲学形态的整体性建构。

一、背景:超越我国哲学研究的学科隔离和思想藩篱

在本来的含义上,哲学既产生于对话,也倚重于对话,还推动着对话。从古到今,莫不如此。为什么要在今天的中国突出地强调开展哲学对话呢?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最重要的针对性就是多年来我国哲学研究在分化中所造成的学科隔离和思想藩篱。

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哲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哲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得到了深化、分化和专门化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干,以科技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为依托的多种哲学二级分支学科分化发展的局面。这相对于过去哲学研究不分化和不深入的局面来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同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哲学内部的分化、隔离甚至思想藩篱。哲学工作者,由于学术训练的要求和学术传承的需要,也由于学术兴趣的驱使和学术评价标准的规范,尤其是由于哲学职业的定位与分割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分别被纳入到和定位于一定的哲学二级学科之中,走向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各个学者基本上在各自所在的二级学科内部活动,不少二级学科内部又分出了不少的“社区”或“部落”,其间少有实质性的学术交往与对话。 

尽管在一些学者的个体性学术研究活动中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并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学术活动内部或不同个体之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哲学二级学科之间,在不同学科的教师群体之间,在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方法之间,却很难说是真正自觉、合理、有效地在开展对话,甚至从来没有召开过高层次的跨二级学科的实质性学术对话会。学术研究专门化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细化和深化的,但它与片面化却是一线之隔。如果不能自觉地对其加以注意和克服,甚至有意无意对其加以强化,则必然转变为一种哲学的内部隔离、思想桎梏和发展藩篱。从总体上看,这种状况所带来的显著问题与困难在于:

第一,对于哲学的理解是分化的而不是总体性的。不同二级学科的学者之间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前提性问题的理解往往是从各自所在的二级学科来做出的,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对立,这就使得哲学内部的即便是“家族相似”也缺乏了必要的共同基础。例如,如果仅仅以西方哲学观念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产生出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深度质疑和尖锐争论,中国哲学研究者不得不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必要的前提性辩护。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的角度来看待和界说哲学,也会有很大的视阈差异。而在不同的视阈下从事哲学研究,必然有很多的难以转换和沟通之处。也许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哲学争论,有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哲学观念的争论,产生于哲学观的差异。由于对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哲学的内部对话也很难说有共同的基础。

第二,哲学的发展缺乏科学的学科布局和学术支撑。根据国家颁布的学位和研究生专业分类体系,我国哲学内部目前的8个二级学科的划分实际上是国别标准和学科标准交错运用而形成的,其间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很难说非常科学和合理。但它们作为一种官方的评价体系,不仅规定着各相关学科的学术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各相关学科的发展空间。一是学科之间难以合理地相互支撑和互动,二是新生的学科难以在现有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这既不利于我国哲学的进一步分化,也难以促进它们的时代性综合。

第三,哲学研究视野的局限与偏狭。哲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历史上所师承的和现实中所从事的二级学科中活动,提问的角度、观察的视野、解题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话语等都带有明显的学科特征。这不能不是一种必要,却也往往是一种局限。跨学科的研究既难以有足够的内在动力,也难以被相关学科所真正接受,有时还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出某种对于这种学术“插足者”的抵制心态。这种带有明显学术阈限的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宏大视野和自由创造精神严重违背,很难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

第四,哲学专业教育尤其是高级哲学人才培养的片面化发展。学科的不合理分类和教师的片面化发展必然延伸到哲学教育体系中,并通过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等各方面系统地和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的教育和教学很难说是真正按照哲学的本性所要求的那样来进行的。哲学的丰富内容被简化成了若干条文式的命题,而这些命题中还有不少是似是而非的、过时的;哲学的教学变成了某种原理与例证的组合,成了运用各种例证对于命题的论证与发挥,一种单向的灌输与说白,学生很难进入哲学的境界和从事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哲学考试变成了哲学知识的检测,应试成了机械的记忆和复写,等等。而哲学的所谓试题库建设和标准化考试更是把哲学变成了简单的选择与判断,远远背离了哲学的基本精神。这种哲学教育,不仅加强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难以成为哲学事业延续和发展的健康机制,反而极有可能误导哲学事业的新生代,使他们离哲学的精神越来越远,甚至成为哲学发展的障碍。

由此我们认为,只有积极地和自觉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哲学对话,才有可能超越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中所严重存在的学科隔离和思想藩篱,促成哲学在新的时代高度上的融通与整合。

 

二、目标: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内部整合和当代形态建构

 

积极推进和开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值或价值取向,这就是促进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的交流与融通,促进中国哲学研究的内部整合与当代哲学形态的整体建构。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在中国大地上对话、互动、融通和整合的可能性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已经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自从西学传入中国,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就一直在进行。一个半世纪多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中不断反思和更新自己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界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问题,激发了新儒学的探讨与建构。我们在这里需要着重讨论的,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及其在当代中国哲学对话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体系中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来就是一种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它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通过中国思想家的长期学习和研究已经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当代哲学体系中的主导内容。时至今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有两种基本的要求:一方面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继续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实际相结合,这实际上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内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文化,强调它的外化和世界化的问题。

那么,我们自己目前的理论定位究竟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应当被看作一种中国哲学还是外来哲学?它在当今中国的根源性和基础性究竟何在?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自觉合理设定我们在对话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本来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同时由于它依托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加上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特别关注并将对其的思考自觉地融会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因而又具有强烈的人类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对其他地域和民族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正是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自己作为一种世界哲学的功能和作用。而对每个民族来说,则有一个对于外来哲学的了解和认同的问题。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结合中,尤其是在与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认同,也得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现实基地,然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当代人类文明。这就提出了与当代世界哲学进行对话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谈对话问题,最为重要的就是既要讲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又要从学术上超越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悬置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上而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它哲学的不良倾向,应以一种特别开放的心态寻求一种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建设性对话。

为此,应当着重在三个方面开展对话。

首先,要自觉地与马克思哲学对话,努力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争取把握其本真精神。在历史上,中国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理解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前苏联哲学,尤其是哲学教科书。前苏联的哲学和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天看来,它的内容中却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存在着不少误读和歧解,有些地方甚至偏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而正是这种哲学培养和影响了我国的几代哲学工作者,包括目前的中青年一代,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们的研究视野有了很大拓展,研究范式有了很大变换,研究方法有了很大更新,但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角度看,还有很大的距离。为此,我们应当努力重新学习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其次,要从根本上改变忽视甚至拒斥西方哲学的态度和做法,把西方哲学及其研究成果纳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作为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客观要求也实际地促进了当代哲学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改变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背景和哲学基础。当代哲学的深度分化即哲学内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加强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当代哲学的高度综合则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和多样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一方面是古老的自然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人的哲学、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等传统分支哲学都在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撞击中探寻着自己的当代命运和当代意义,获得新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另一方面是实践问题、语言问题、思维问题、逻辑问题、符号问题、价值问题、意义问题、生态问题、理解问题、解释问题、情感问题、女权问题等更加鲜明地凸现出来,形成一系列具有新的当代特色的分支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新的结合点,成为探索和建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新的问题群和新的生长点。

再次,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资源,拓宽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基地。哲学既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在以往的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其最大的特点是;对外关注天人关系、群己关系、人我关系,对内关注知行关系、理欲关系、义利关系等,注重对人自身的整体把握,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中国优秀思想家历来强调知识与德性、理智与情感、认识与行动、理性与信仰、法度与自由、责任与道德、权利与义务等的统一,主张仁智双彰、美善相乐、德才兼备,讲中庸、仁义、和谐、礼仪、统一、内省,重视人格修炼、道德崇高,寻求智、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尽管带着中国漫长封建专制文化的历史痕迹,有其消极的方面,但如能正确扬弃其历史局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提炼和阐发,纳入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有机内容,则必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提供极为宝贵而丰富的思想材料。

我们认为,只有自觉地立足于当代哲学研究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时代趋势与现实状态,从建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的高度来考虑现有各分支哲学的对话的问题,才能真正超越各具体学科的局限和狭隘眼界,促进各分支哲学的沟通与融合,建构起既有传统根基又有当代内涵、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

 

三、基础:强化哲学的“爱智”本性和“致极性”特点

 

在现实社会中,哲学对话是在许多层面上展开的:直接地是研究者个体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与不同哲学传统、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居中的是立足于不同哲学传统与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在更高的层面上是在不同哲学分支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以达到对一定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最高的层面上则是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等之间的对话。在哲学观念层面开展对话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开展这种对话的关键之点,也是这种对话的难点所在。我们知道,即便在西方哲学内部,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还有一个彼此之间是否把对方看作哲学的问题,他们都在实际上对对方作为哲学的合法性与生存权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挑战。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与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不同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的不同与差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来说,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哲学对话就应当在哲学观念、哲学理想和哲学方法的层面和高度上来进行。

哲学的对话应当服从于哲学的“爱智”本性,并在“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智慧有许多层次,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智慧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哲学的发生正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时代性跃迁,其显著标志就是把对于智慧的追求提升为一种自觉的活动,并且将其提升到哲理的层次和水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指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1]亚里士多德更把哲学看作头等智慧,认为哲学是“最神圣的学问也是最可贵的”,哲学智慧的活动是被公认为所有美德活动中最愉快的,因此哲学“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2]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智慧之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而是一个不断跃迁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爱智慧的运动。在这种运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的矛盾和冲突。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最高的智慧,首先具有致极性的特点。极,就是极限。极限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是最大、最多、最广、最全、最深、最完整、最根本、最彻底的有限。致极,就是追求极限,趋向极限,达至极限。我们过去常说,科学思维是有限思维,哲学思维是无限思维。实际上,追求无限只是一种人类理想,对于每个时代的有限的人类来说,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所能真正达到的只是一种极限。哲学思维,无论就其历史性还是现实性而言,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极限思维,其本质在于通过超越有限、达至极限而去接近无限。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一个通过—13—

加强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追求极限而不断地“超越界限前进到无限”[3]的过程。哲学智慧的致极性,在哲学思维的进程中展示出来的特点,就是寻根究底、追踪溯源:它追寻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等。尽管就人们的目标而言总是希望达到对于它们的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最终的、无限的认识和把握,但实际上所真正能够达到的,却不过是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相对而言最充分、最完备、最全面、最深刻、最合理、最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说明和解释,这就是在每个时代在哲理层面上的极限性认识。

对于人类智慧极限的触摸与超越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由于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只能达到一定的极限,而人类由其求知欲望和创造性本能所驱使又不甘于停留在已经达到的极限,为此,每个时代的人又都力求挑战已有的极限,超越极限,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和更深的程度上去扩大有限,去追寻和创造新的极限,以更加逼近无限。这就是与哲学智慧的致极性特征所密不可分的超越性特征。每一个时代的真正哲学家都把前人已经达到的极限当作有限而力图加以超越,以便扩大有限、寻求新的极限以更逼近无限。这种努力代代相传而又代代发展,构成了哲学的发展历程,这正是哲学思维万世不绝而且不断更新的秘诀所在。

正是在对于极限性的追寻与超越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内部各个主要分支学科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它们正是由于对于相关领域中的一些极限性、根本性、终极性问题的关注而获得自己的永恒魅力和生命力。例如,本体论从发生学和存在论的意义上提出和探索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规律,探索世界的本原、本性、本质,力求对世界的存在、运动和变化做出根本性的说明和解释;认识论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寻求对世界的终极认识、终极理解、终极解释,寻求普遍必然性知识和真理的条件与根据;价值论从人生论和评价论高度探寻世界的终极意义、终极价值,寻求人生的最高意义,追求至善、至美、至利,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寻求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本、之根。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关注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求自己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终极性答案,后代的哲学家们又都立足于自己的时代来超越前人已经达到的极限,寻求新的极限,从而推动着哲学思维的不断提升和跃迁。[4]由此可以看出,哲学所“爱”的智慧是一种大智大慧,是哲理意义上的头等智慧,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水准。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慧”的高级精神运动,就是对于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和极限状态的一种不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测度,也是一种对于已经达到的最高智慧水准和极限哲理状态的不断质疑、挑战和超越,其目标在于不断更新和提升人类智慧的哲理水平。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教育的本质、地位和作用:它既是传承哲学智慧的必要机制,也是挑战哲理极限的必要准备,更是超越哲学极限的必要条件。在这里,传承哲学智慧的途径就是激发学生的“爱智”旨趣,使他们能智慧地学习哲学,并在对哲学的学习中提升智慧和习得大智慧;挑战哲理极限的条件是让学生知道极限何在,并把学生真正引到极限的边缘,让他们知道挑战极限的可能方向、方式和途径;超越极限的前提在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哲思能力,培养具有更高水平的哲学新生代。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提出和思考问题,并以其统摄整个哲学教改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哲学教育教学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种传承和提升哲学智慧的神圣事业。

 

四、焦点:以时代性的问题为纽带开展哲学对话

 

真正的对话应当是以问题来引发、激起和带动的,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对于当代人类在生活生存中的难题与困惑、生产实践的多重价值、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人文命运的前途忧患,活动方式的合理化规范、社会发展空间及其阈限等问题的深度哲学关注与前提性追问中,有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不同学术传统的哲学家可能发现共同的兴趣,找到共同的语言,运用相关的方法,并相互有所启发,有所借鉴,有所共鸣。

哲学家之间的真正的哲学对话既需要共通的哲学理念、哲学思维和哲学话语,也需要共同感兴趣和有思考的哲学话题,它们构成了真正的哲学对话的必要基础和纽带。当代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应当被提升为当代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就其宏观层次而言,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民族矛盾与区域冲突,人性扭曲与个性丧失可被看作当代人类实践问题的三个基本层次。这三个层次又都在横切层面上包含着各种具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既有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与对抗问题,也有南北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增长极限和生存危机。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一体化与多样化、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冲突正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造成各种区域性战争和文化冲突。在各民族和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殊问题和矛盾。在个性层面上,各种形式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吸毒、性放纵、暴力等,表明理智与情感、知识与德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巨大冲突,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问题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这就形成一个各种问题交织互渗的问题群体系。正是在对这种种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理论诠释中,当代哲学体系才能得以建构和发展。

从“爱智”与“致极”的高度考察和反思哲学话题,不难看到,它应当具有根本性、时代性和学理性等特点。所谓根本性,在于哲学话题应当是与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认识、终极评价和终极解释等密切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原初性、极限性问题,是人类以理性方式对于世界极限和智慧极限的一种再反思和再追问。所谓“时代性”,在于哲学话题又是久远而长新的,对那些根本性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绝对的、唯一的、完成态的解答,它们会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以各种翻新的方式重新凸现出来,成为新时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兴奋点,成为时代性的新问题。所谓“学理性”,就在于哲学有自己的思想高度和话语体系,存在于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进程之中,构成自己相对独特的哲理性表述方式,只能也应当在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展开。学习和研究哲学,就是学习运用哲学的话语体系来思考问题和表达问题。

哲学话题的根本性、时代性和学理性使哲学对话要求也能够帮助哲学对话保持在相当的思想高度上和必要的理论层次上,使哲学家去逼近人类智慧的已有边界和极限,并有所超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对话是和各种形式的非哲学对话、与生活完全脱离甚至彼此隔绝的。恰恰相反,哲学正是以这种特殊的超越性方式而与日常生活对话保持着联系,使之不断地有所提升,并展示出哲学的特有功能和魅力。

当前哲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论是那些看来远离尘世生活的原初性的元哲学问题,还是与当代人类现实命运息息相关的各种类别与层次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特哲学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它们而展开的真正哲学对话,都是推进哲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

应该说,只有当哲学家们真正能够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新高度上以真正哲理的方式来思想和回答那些在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在现实中又不断凸现的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才能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个体与人类、哲学与生活的全新高度上激发出自己的智慧,并为人类哲理智慧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责任编辑:钟　和）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中文1版,第26、25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中文1版,第119页。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6年中文1版,第141页。

[4]关于哲学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特点,请参见拙著《哲学研究方法论》第一章,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原文载《学术界》2005年第5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