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美国世界统一科学学会和国际研究交流协会邀请资助，受国家教委和武汉大学派遣，我于1997年11月下旬到1998年3月到美国华盛顿参加第21届世界统一科学大会，随后到美国国际研究交流协会从事“亚洲人的价值观”学术研究，其间又应邀到美国7个研究机构从事8次学术讲演，与美国的一大批哲学家和亚洲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了比较广泛深人的学术交流。兹将有关情况分类报告如下。
一、参加世界统一科学大会和美国哲学学会1997年年会
此次赴美的首要任务是参加第21届世界统一科学大会。该会由国际文化基金会资助，世界统一科学学会主办，每3年召开1次。上届会议在韩国汉城召开，我国多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于1997年11月24日到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谢尔顿大酒店召开。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一些高校代表与会。大会主题为“科学与人类幸福”。整个大会分6个学术研讨会，其研讨主题分别为:信息革命和高等教育与研究;多方面中的对称美:探索世界秩序;人类普遍性和艺术的生物学基础;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非线性系统及其对策;智慧与整体性探索;生命、死亡与永生希望。本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一种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学术探讨。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几百位学者聚集一堂，磋商学术，探索科学的内在统一性与人类利益和幸福的相关性，体现着一种统一科学观。
我所参加的会议主题是“生命、死亡与永生希望”。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和中国的数十位代表提交论文，从各种角度探讨各种宗教与哲学文化中的生死观念，尤其永生信念问题。会议由英国威尔士兰皮特大学宗教学系主任巴哈姆(PaulBadham)教授和日本物加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伯克教授主持，每篇论文配有一至二位评议员。整个报告会紧张而有序，热烈而富于成效。
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哲学与宗教中的生死观》。文章首先对永生希望问题在中国哲学与宗教中的产生和中国文化传统中超越死亡的努力做了寻根究底式的探究，然后分别分析在儒学、中国佛教和道教中的生死观念和永生希望以及各自的特点，最后探讨当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和人生态度。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观点，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的希望与对死的理解内在相关，人们如何理解死亡，就相应地如何对待生命和生活;儒学的永生希望分家族永生和个体永生两个主要方面，孝是家族延续和群体永生的主要途径，立德、立功、立言则是个体延续其精神生活留芳千古的最基本途径;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其重要特征是孝被吸收到中国佛教中成为佛学教义的内在组成部分;与儒学重生厌死形成对照，中国道教虽然具有厌生重死的倾向，同时也有寻求长生不老的积极探索;当代中国人学、人生哲学，宗教哲学等的全面兴起，反映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对生死问题的自觉理论探索。该文在会上报告后引起与会者强烈兴趣和热烈讨论。文章已被选优收人一部叫做《当代世界哲学和宗教中的永生希望》的英文志著，将在美国出版。
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1997年年会是我此次参加的一个重要专业哲学会议。美国哲学会是全美最大的哲学学会之一，分东部、中部和太平洋分部三个分会，.每年各召开一次年会。由于东部高校和研究机构较多，因此东部分会规模最大。东部分会的年会每年12月27日至30日举行，正是圣诞节期间，便于学者安排时间参加。1997年全美哲学会东部分会在费城召开，我应邀参加了会议，并注册为美国哲学学会的国际会员。美国哲学学会有近万名注册会员。此次会议规模很大，参会人数达二千多人。三天的会议每天从早上9时起至晚上11时，同时安排许多分场连续进行，信息量非常之大。分会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哲学的几乎所有二级学科领城和当前的主要热点问题。我在不到三天中先后参加8场讨论会，涉及中国哲学，东西方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的教学方法和亚洲人的价值观等不同方面。
参加此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接触到“旅美中国哲学家协会”的一批华人学者，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该会于1995年12月成立，其成员主要是由大陆赴美的一批华人学者，其会员有60余人。他们不少人在美国大学任教或就读，主要从事哲学或相关专业，其中有的已晋升副教授，有的为助教授，通过多年努力已逐渐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展露头角。该会成立两年来先后建成了自己的电脑信息网络，进行了关于旅美中国哲学家的职责的讨论，在1995年3月在美国哲学促进会组织了“中国和美国哲学家的对话”的分会，在1996年4月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中组织了“种族、自由、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分会，在1996年12月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上组织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何不同”和“孺家的道德理论”分会，在1997年3月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上组织了“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对话”的分会。在本次会议上他们组织了“中国/亚洲哲学教学”，“中国哲学和语言”的分会。
目前该会已创办了自己的会刊并正在积极联络和团结旅美华人哲学家，广泛参与各种学术活动，扩大学术影响，加强与各地中国哲学家尤其与大陆哲学家的联系与合作。
二、从事亚洲人的价值观研究
此次访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是到美国国际研究交流学会从事访问研究，研究的主题是“亚洲人的价值观”(Asian Values)。国际研究交流协会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的学术研究机构，过去主要从事与前苏联和东欧的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增设了亚洲和中国项目，主要邀请和资助中国大陆学者去美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关于“亚洲人的价值观”的讨论于70年代由新加坡学者提出，80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西方媒体强调亚洲人的价值观，并将其区别于西方人的价值观，宜传其特殊的历史和内涵，由此而拒斥西方一些国家对东亚国家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指责。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多次在亚洲和太平洋会议上坚持和强调亚洲人的价值观，引起各界关注。
此后“亚洲人的价值观”成为东西方之间文化碰撞与交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学术界多年来主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似乎没太直接参与关于“亚洲人价值观”的讨论，但是在80年代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涉及新加坡发展模式，涉及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等，与在.“亚洲人的价值观”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近十年来随着亚洲经济腾飞，尤其“四小龙”(美国人多年称“四小虎)的崛起，亚洲尤其一些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改变，实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趋显要。与之相应，围绕亚洲发展道路、亚洲发展模式的讨论日趋热烈。亚洲人的价值观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大。去年以来席卷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把“亚洲人的价值观”是否还有价值、是否正确、合理的问题凸现出来了。对此问题，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均非常鲜明，可谓众说纷纭、尖锐对立。
我过去对围绕“亚洲人的价值观”的争论缺乏了解，但意识到本问题之所以引起东西方之间的广泛兴趣和尖锐冲突，主要在于它是东西方之间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异和冲突的一个焦点。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透视可以看作考察东西方之间文化和价值冲突的一个窗口。经过大量查阅有关文献，走访有关专家，反复深入思考，完成了《在“亚洲人的价值观”争论的背后》的长篇英文研究论文。该文共分5个部分，1.争论的缘起，主要考察亚洲人价值观这个问题的提出及争论焦点的转变，2.亚洲人的价值观与西方人的价值观，主要对亚洲人的价值观与西方人的价值观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做了比较研究，3.亚洲人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主要分析亚洲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现代意，4.亚洲人的价值观与人权，主要探讨东西方价值观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与冲突，5.亚洲人的价值观与亚洲发展道路，主要探讨亚洲国家发展道路的特点及其世界意义等。该文在国际研究交流协会于3月11日专门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做了报告。著名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r地训dHitchcock和AnneThurston作为评议员参加学术会并且发表评论。不少学者与会。他们充分肯定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整个学术会气氛热烈，讨论深人。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亚洲问题的关注和热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在美国高校与研究机构从事讲学和学术交流
此次访美，时间不长，前后4个月左右，但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学术演讲;二是学术会晤;三是学术访谈。
1.学术演讲
应有关各方邀请，我先后到美国国家外交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柏切斯分校，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田大学，国际研究交流协会，夏威夷大学，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从事8次学术演讲，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与宗教中的生死观;二是“亚洲人的价值观”研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八次演讲中有一次为中文，其余皆为英文。每次均是演讲近一个小时，回答问题和讨论近一个小时。
演讲的三个题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一题最为受人关注并引起极大兴趣，先后应邀就此做了四次英文演讲。我的演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真理标准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发展;2.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改革;3.中国哲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4.哲学新领域的探索与建构;5.马克国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6.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7.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以上内容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兴趣，每次均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国家外交学院隶属美国国务院，专门培训美国驻外国的使节和官员。参加讲座的学员都将赴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从事外交工作，对中国的问题自然尤为关心。其他高校的听众中，有中国和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也有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师生。从听众的反馈和提问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知识界部分人士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中国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在经济上较高速度持续增长的事实给予肯定;其二，对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表示赞赏;其三，对中国未来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投资场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其四，对中国儒学和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及其现代意义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五，对中国自邓小平去世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从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出发，对中国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存疑虑，例如，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如何进一步改善人权状况等。对其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明显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等有关。
2.学术访问
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是美国的亚洲尤其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之一。在那里参加的四项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儒学班。该班由燕京学社现任主席杜维明教授主持，每星期一上午举办一次，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中有广泛影响。该儒学班每次讨论一个主题，通常由一个学者主讲，然后大家提问研讨。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的不少人曾在该班上做过讲座。我参加的一次研讨班主题是自由主义与儒学传统。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做了“从徐复观看儒学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的主题发言，然后与会者展开热烈讨论。一大批精英华人学者聚集哈佛，在那里营造出汉学、儒学的浓烈气氛。
二是名为“康桥新语”的学术报告会。该会由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在自己家中主办，一般是每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召开一次，也是一人主讲，大家研讨。其特点是席间主人为每位与会者赠饮一碗豆粥，故又名粥会。这次报告会题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报告人为旅美学者崔之元博士。感兴趣者趋之甚众，不小的客厅密密地挤满了50余人。报告人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过程及未来趋势，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情况表示出乐观的态度。此次讨论争论非常激烈，对不少问题均有明显歧见。
三是波士顿孔子学派。这是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莱维利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一个儒学研究群体。它经过持续的努力已形成自己的特色。据该学派第二号人物，副院长伯士荣教授介绍，波士顿孔子学派直接受新儒学研究的影响，实际上是NeviUe为首的一批美国哲学家对儒学兴起一种回应，它与哈佛燕京社杜维明教授为代表的儒学研究者隔波士顿的查尔斯河遥相呼应、密切合作，共同推进着海外尤其美国的孺学研究。
四是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成立。哈佛大学原有两个学术机构与亚洲问题研究直接相关，一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这两个机构并存已有时日。随着亚洲的迅速发展和亚洲问题研究的日趋紧迫，哈佛大学经过长期酝酿成立了更高层次的亚洲研究中心。该机构现暂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署办公，将逐渐超拔出来成为协调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的机构。该中心执行主任夏滴翠女士向我详细介绍了该中心的未来设想，表现出对拓宽和深化亚洲问题研究的浓烈兴趣和周密思考。我在哈佛大学时正好是亚洲中心成立后举办的亚洲宜传周，当时各种形式的文化文娱活动和学术报告会正在热烈举行，那里的亚洲人尤其中国人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浓厚喜庆气氛之中。
3.学术访谈
此次在美期间与一些美国学者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个人访谈与交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哲学家或学者，其中有不少是研究亚洲以至中国问题专家;一类是美籍或旅美华人学者。在第一类专家中有美国前驻日本使节，现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他是亚洲问题尤其日本问题专家，对亚洲人的价值观问题有专门研究，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亚洲人的价值观与美国—到底有多大冲突》，另一部是《影响美国的东亚观的一些因素》，在美国和东南亚政界与学术圈均有很大影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等均多次引用或评论他的研究成果。由于他出任我关于亚洲人的价值观的研究报告的评论员，因而有较多机会与他接触。他的基本看法是，面对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政府对亚洲和中国的看法应当有相应的调整，美国应当尽量避免缺乏根据地对亚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而应该坐下来，冷静地看看亚洲人在做什么，听听他们在想什么，根据亚洲社会经济的本来发展和亚洲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特点来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他们这种友好灵活务家的基本态度受到不少人的首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前系主任、资深教授赫尔博士(Peter Hale)是一位对中国怀着美好情感的著名哲学家。他现担任美国《皮尔士杂志》主编，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建树。笔者赴该校讲学期间对他进行了以“当代美国哲学”为题的学术专访。他认为本世纪以来逻辑和语言分析成为分析哲学的主潮，美国哲学家们将分析哲学的方法极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特殊的哲学领域，形成了具有分析哲学特点的分支哲学。近年来，曾被边缘化的美国实用主义又重新回到哲学的中心，并与分析哲学相伴随。他认为，美国可以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哲学生产基地，美国哲学在当代
世界哲学发展的地位比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等其他各领域中的影响要大、地位要高。当前美国哲学正呈着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各国优秀哲学人才大量涌人美国，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当前世界哲学的中心。美国哲学对欧洲大陆哲学的影响大于大陆哲学对英美哲学的影响。迄今为止亚洲和中国的哲学在美国哲学发展中的影响尽管目前还不十分明显，但作用正在增强。在他看来对认知现象及其本质的深刻哲学揭示应当是21世纪哲学的最重要任务。尽管也许有人会不赞同，他还是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近年来一大批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的哲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也许当数杜维明、成中英和唐力权先生。笔者此次访美期间有幸分别对他们进行了学术专访。
杜维明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主席。他多年来致力于新儒学研究和儒学的国际传播，曾提出“儒学第三期复兴”和“文化中国”等学术主张，蜚声海内外。在访谈中他重点介绍了他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
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是现代性的传统根基问题。例如，东亚现代性的儒家传统的问题。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是否还保持着其东亚特质，这种现代性既深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又与其有所不同。通常认为西方现代化有三个特点:(1)市场经济;(2)民主政治;(3)个人主义。现在看来许多问题需要再反思。例如，在经济上，在东亚有一个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问题;民主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有与各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具体实现方式，西方人权观念是否可以普遍地推行到世界各国;到底个人主义还是团队精神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这一切的反思提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如何再生的问题，为此应当探讨把中华民族的再生与儒学创新相结合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应当发挥儒学的积极文化资源，不仅立足于中国，而且立足世界文明的发展来考虑儒学资源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他说，我们之所以在哈佛燕京学社长期开办儒学班，组织“康桥新语”报告会等，正在于不仅要坚持在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深人研究，相信会对未来发生影响。
成中英博士是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现兼任国际东西方大学佼长，《中国哲学季刊》主编等。他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不折不挠地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促进中西哲学的融通。在成中英教授看来中西方哲学各有所长，应相互理解沟通，互相取长补短，增进相互融合，这就形成了他所尤为关注的本体论诊释的新方向。成中英认为过去的诊释学强调诊释的主体方面，而缺乏对本体论的深层思考，他的诊释学则力图把诊释学的原则运用于对本体的了解与确定。他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的诊解标准和原则，建构了独具特色并已产生很大影响的本体诊释学。近年来，成中英教授的一个兴趣点是把伦理学与管理的研究结合起来，发掘中国传统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意义。他运用本体诊释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力图建立一种现代人类整体伦理学。他的又一个积极尝试是创办东西方大学，与各方面联合培养高级哲学与管理人才。在一次会谈中，他表达了他的一个久远愿望，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大学。这是他民族心的一种真实表现。与杜维明和成中英先生相比，唐力权教授的研究方向显得更加专一和深沉，这就是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他所称的“场有哲学”。“场有”乃是依场而有或是有在场中的意思。他高度重视并努力推进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非实体主义转向，重视场与有之间的相关性。唐力权先生的场有哲学，可以说是怀德海的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的结合，而将其沟通的灵感和契机则发自中国的《周易》哲学。正是由此，他把自己的“场有哲学序论”定位在“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并创造性地提出权能场有、场外观、场内观、形上姿态、根身性相学、仁性、材性等一系列概念体系，主张一种仁材并建的人性论。笔者访问美田大学之时，他正积极组织关于场有哲学的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为今年8月将在波士顿召开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组织分会。他所创办和主持的“场有哲学国际研究中心”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
（责任编挥 :张盾）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录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