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古巴的哲学研究与教育

欧阳:谢谢您接受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古巴哲学界的基本情况,例如主要的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重要的哲学家等。

龚萨里兹:古巴的每一个大学都有哲学系。在1959年革命胜利以前,最老的哲学系在哈瓦那(Havana)大学、圣地亚哥(Santiago)大学和圣塔·克雷拉(Santa Clara)大学。1979年后创建了近五十所其他的大学,如教育学院、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学院、高级警察学院等,它们各自也都有一个哲学系。在哈瓦那市有一个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研究所。古巴的哲学家各自活跃在一定的哲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也旁及相

关的学术领域。

欧阳:请您谈谈当前古巴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哲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重要的哲学思想、观点、著作、论文和哲学家。

龚萨里兹:当前古巴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后现代性和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全球化和建立可供选择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及其形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价值与个体性的发展、科学和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古巴和拉丁美洲哲学史、文化哲学、民族认同、生态问题等。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如:集体合著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从古巴的观点看》(The Downfall of the SovietModel:A Point of View from Cuba),R.撒多亚(R. Sardoya)著的《后古典哲学》(Postclasics Philosophy),T.冯(T. Fung)著的《希腊哲学》等。

欧阳:请您谈谈古巴的哲学教育。您们的教育体系中在哪个层次上开始哲学教育?是中学、学院,还是大学?有多少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权利从事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每年您们全国招收多少研究生?他们为了自己的学位学习要付多少钱?

龚萨里兹:古巴的中学生就已开始接受某些西方哲学史的教育,并接触到某些哲学的概念与问题。在大学、学院与高等专科学校中的所有专业学生在第一年里都必须更深入地学习哲学。在主要的大学,如哈瓦那大学、圣地亚哥大学和圣塔·克雷拉大学设有哲学硕士学位点,它们为博士教育作准备。而博士学位则必须接受全国性的博士论文答辩。有许多古巴学生和外来学生申请博士学位,但每年只有15到20人可以通过。古巴学生不需要付学费,但外籍人士需要花5千美元。

 

二、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与古巴哲学

 

　　欧阳:请问马克思主义在古巴哲学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的关系?古巴哲学的特点是什么?

龚萨里兹:马克思主义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前就已传入古巴,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它都非常重视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真正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架下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并特别地表现为受到前苏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式。就卡斯特罗的思想发展而言,在他早期参加反对巴蒂斯塔(Batista)的独裁统治时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但他没能公开宣布,因为当时在古巴人民以至美国人民中有很强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入,并公开宣布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尽管他对于经过前苏联文化传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多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古巴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原创性,因为它不是任何其他革命过程的照抄。古巴革命是古巴人民为了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反对美国统治和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而行的艰苦卓绝的实验。由于这种原因,她与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对于那个强大的邻国政府来说是一种危险。

欧阳:你们如何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龚萨里兹:意识形态与哲学研究的关系在古巴与其他国家多少是相似的。在古巴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中,学习和研究哲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和导向人类幸福。如果说有什么差别,只在于这种取向不是隐藏在其他事物的背后,而是以政治的形式直接表明的。

欧阳:您如何评价西方哲学和文化对于古巴哲学和社会的影响?古巴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应当向西方学习吗?你们能向他们学到什么?

龚萨里兹:古巴哲学与社会属于西方文化。古巴哲学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一种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者仅仅重复欧洲或美国哲学家的思想。我们的启蒙运动来自瓦瑞拉(Varela)、卡巴勒罗(Caballero)、瓦若那(Varona)和马蒂(Marti),他们并没照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我们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点,与此同时,我们的哲学家也发现了自己哲学的许多特殊形式和对于不同哲学问题的答案。古巴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仅能够从西方学到东西,也可以向东方和其他任何个人学习,把它们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许多普遍问题的答案,解决人类困惑。没有人单独地解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每种文化与各种哲学都能对解决许多问题提供思路,因此他们也都能为更为普遍的问题提供帮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对它的决定论解释,以为能够从中找到解决所有自然、社会和人类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三、社会主义和古巴的未来

 

欧阳:您如何看待古巴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古巴社会主义有哪些主要原则和特点?古巴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龚萨里兹:我认为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古巴的大多数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都非常艰难。与周边的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尽管在美国的封锁下,我们在医疗、教育、体育、文娱、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情况仍然很好。对此大多数古巴人都非常清楚,并且决定不像前苏联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对社会主义在古巴的命运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也相信古巴人不需要某种资本主义的经验。古巴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就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a real humanism)和社会和谐(social solidarity)。古巴的社会主义者努力地从自己和他国的失误中学习,努力地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足够竞争力的产品。古巴力图合理地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她的旅游资源。

欧阳:您如何评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龚萨里兹:关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失败,我已经在不同的书中写过一些文章。我认为这是对于人类历史的一次很大伤害。我个人有许多体验,因为我曾经在民主德国学习过。我相信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成就不仅属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它们的丧失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遗憾。

欧阳: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龚萨里兹:我相信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期望的。与此同时,被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实验过却又被抛弃了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人们所向往的。我希望人类能够发现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形式。在这方面,中国和古巴正在进行某些新的实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探索,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中,结论与道路都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能再回到那样的时代:哲学家们仅仅向我们描述了通向未来的唯一社会模式。应当有许多的模式,而且,在建设这些新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指导和要素。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类绝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扔到窗外。

 

四、中国和古巴人民相互学习、友谊长存

 

　　欧阳:您了解中国的情况吗?您知道邓小平理论吗?您如何评价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

放政策?我们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彼此能够向对方学到什么?

龚萨里兹:我当然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和文章,并通过它们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和这些年来的发展,但我知道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理论还了解得不够。我总是对我的学生说,哲学不是产生在希腊,而是产生在中国、印度和其他那些比西方文化早上几个世纪的许多更加古老的文明国度。由此,这些最古老的文化与哲学对于解决各种问题一定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于如何建设新社会也会更有教益。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古巴人意识到,在我们批评中国的改革之前,应当看到,如果前苏联能够早些借鉴中国的经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那些致力于创造一种人道主义社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应当相互学习。

欧阳:能否向中国读者介绍您自己?

龚萨里兹:谢谢您!我1985年在莱比锡(Lepzig)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在古巴获得科

学博士学位,现为古巴科学院院士,古巴圣塔·克雷拉市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Las Villas, Santa Clara)哲学教授。在古巴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版了许多关于文化哲学和古巴与拉丁美洲思想史的著作与论文。曾应邀在拉丁美洲、美国、西班牙、俄罗斯和德国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我的许多作品获得了各种奖励。

欧阳:当这篇文章以中文发表的时候,您有什么要对中国读者说吗?

龚萨里兹:我唯一想对中国读者说的话就是,我们不仅应当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应当从我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以便建设一种比当今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人道的新社会。我们也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只能学那些优秀的东西。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把这个新社会叫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捍卫和保持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斗争的成果,如何在这种具体的乌托邦社会中建立起新的和更加人道的关系。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原文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33卷第1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