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课题。文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文化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文化日益“大众化”、“消费化”、“娱乐化”的今天，文化不再仅仅是观念性的和想象性的东西，不再是少数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是已经成为了生产性的和物质性的力量，成为了一种大众性的和政治性的活动。当代社会的发展让我们愈发看到，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所具有的塑造作用。换言之，文化不再仅仅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而存在，而是直接成为了“基础”的组成部分。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的基础。英国新左派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崭新的哲学方法论概念。他的理论目标是将英国的“文化主义”传统与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总体性概念”结合起来，克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填充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上的“空白”，力求在理论上对“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以回应当代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

“文化唯物主义”确实是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不太好把握的多学科的方法论概念。除了威廉斯等人以“文化研究”为依托的“文化唯物主义”之外，还有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森（Marvin Harrison）所建构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参见他的代表作《文化唯物主义》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以及专注于文艺复兴研究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参见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顾名思义，“文化唯物主义”一般是要将“文化”与“物质”并列起来，将“文化主义”与“唯物主义”嫁接起来，这样的概念结合当然不是在字词上做拼接游戏，或是形式上简单的概念组合。事实上，“文化唯物主义”将这两个语词结合起来是要突出文化活动的物质实践形态，突出文化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理论上的作为当然有它的现实背景。按照威廉斯的逻辑，处于今天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有赖于理论上的开放和调整，尤其要取决于文化理论上的突破和完善。[1]（P1）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显然还有待修正和充实，仅仅凭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模式还不足于解释文化实践的复杂性。“文化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深度阐释，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对于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特性的一种具体阐释。[1]（P5）作为一种文化分析的理论方法论，“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要强调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另一方面也要突出文化实践的创造性。换言之，“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态度是拒绝将文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从属物，同时也拒绝无限拔高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自律性和超越性。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和生产性是要还原文化作为社会基础的应有地位，突出文化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揭示文化作为社会斗争场域的政治意义。总而言之，深入弄清文化的内涵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乃是完善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第一要义。

一、“文化”的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文化”，是威廉斯创建“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基础性工作。他所发表的许多理论著作几乎都涉及到“文化”概念的梳理，其中又以《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文化与唯物主义》（1980）、《文化》（1980）和《文化社会学》（1983）等为代表。威廉斯特别注重基本概念的梳理，尤其像“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这样一些能够反映历史变迁的“关键词”。为此，他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该书特别强调了英文里面有几个比较复杂和麻烦的词汇，“文化”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一些欧洲国家的语言里面，“文化”一词有很复杂的演变史，在不同的学科和思想体系中间出现过许多定义和争议。正是在对这些有关文化词义的定义与争议的梳理中，威廉斯逐步提炼出了自己的更为社会化和经验化的“文化”定义，即文化代表了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2]（P273）

关于“文化”词义的来源，威廉斯提出“文化”最初来自拉丁文colere，其原意包含有居住、栽种、保护和崇拜等内容。后来演变为cultura，主要意思就是栽种照料动植物，大体有培育和过程的含义。在古代也有人用来指对心灵的陶冶和关照，后来逐渐从动植物的培育延伸到人的培养。进入16和17世纪之后，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的基本意思是指人类的发展过程。例如英国思想家培根等人都喜欢用“文化”（culture）一词来讨论人类心灵的陶冶问题。文化作为“被栽培或者被培养的东西”，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和抽象的名词。它跨出了原有的自然蕴涵，指向了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过程，指向了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指向了艺术的创作（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电影等）。与此同时，文化又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搅和在一起，开始是当作同义词使用，后来又变成了完全不同意思的词语，甚至是对立起来的词义。有些人强调文化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文明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另有些人主张文化代表着精神和创造的力量，文明则是惰性的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如何，“文化”在过去更多地代表着一种社会优越感，然而在今天“文化”已经扩大到泛指人们的生活方式。[3]（P12）其实，威廉斯最先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已经对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各种“文化”定义进行了归总。他认为，“文化”大体包含了四种意思：首先，文化是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习惯，代表了人类追求完美的那些思想观念；其次，文化是指社会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再次，文化是指人类艺术发展的普遍状态；最后，文化是指由物质、知识、精神所构成起来的整个生活方式。[2]（P3）威廉斯本人显然是倾向于最后一种意思。对于他来说，“文化”词义的变化真切地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文化”仿佛就是一幅特殊的地图。我们在这幅地图上可以看到种种历史变迁的面貌。

  如果说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文化”一词的演变进行了观念史的考察，并且与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决裂，那么他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则是结合18世纪以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的变化，从理论上对“文化”展开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梳理和界定。他提出了三种定义“文化”的尺度：第一种主要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即把文化等同于人类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等同于某种永恒秩序或普遍价值；第二种主要是“文献的”文化定义，即把文化看作是记录下来的智力和想象的作品总汇，或者说是体现了英国文化学者阿诺德所讲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第三种主要是“社会的”文化定义，即把文化与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4]（P57）威廉斯一方面更认同“社会的”定义，因为这种定义为文化分析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新变化。文化分析更多要面对的是“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更多要突出的是文化的日常性；另一方面他主张文化分析应该将这三个定义包含其中，不然就会丧失对文化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判断。事实上，文化不仅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也是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肯定。一般来说，文化总是在三个层次上面呈现出来并发挥其作用的。有曾经存在过的文化，这种文化只有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生活过的人们才能完全理解；有文字记载下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将一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记录在文学艺术等文献里面；有与前面两种文化相关的选择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被各种特殊的阶级利益所左右。[4]（P66）威廉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部更加成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将文化的这些复杂性和过程性进一步地揭示出来。他区分出了在历史变化中间纠葛在一起的三种文化样式：即占主导地位的文化（the dominant culture），代表新兴力量的文化（the emergent culture），作为过去残留的文化（the residual culture）。主导文化往往体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比如封建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等；新兴文化往往代表新生力量的思想和实践，比如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反叛文化；残留文化则属于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那些过去的经验和价值，比如一些古老的传统和思想。它们之间既是互相冲突的也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统治秩序和主导文化能够囊括或是穷尽人类的所有实践，所有能量和所有意愿”。[1]（P125）

当威廉斯把文化明确定义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集体的经验”和“社会的共性因素”的时候，他又从中提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感知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这种富于时代特征的“感知结构”乃是文化存在的前提，因为它是特定人群和阶级所共有的集体无意识，是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或者说是一种源于经验的意识形态。他试图用“感知结构”来突出文化的经验性和复杂性，从而将文化定位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对文化的思考，只能是对人类的共同经验的思考”。[2]（P162）威廉斯在1958年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文化是平常之物”（“Culture is Ordinary”）的重要文章，这个文章标题以后就成为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座右铭。显然，他这里强调文化的平常性，一方面是要否定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主张文化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是要肯定平民主义的文化观念，坚持文化不过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共有经验。尽管他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即文化最终要用一定的生产方式来加以解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在边远乡村长大所看到的一切使得我相信，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艺术不过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有机体明显地要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5]（P7）当然，他并不赞同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简单地把文化实践看作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把文化活动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反映和回声。当我们承认“文化是平常之物”的时候，这并不等于说文化只能是消极地依赖于经济变化过程。其实，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皮毛依附关系，也不是机械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构成的总体性关系。在威廉斯看来，这种文化的重新定义必然导致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新思考。

二、文化与决定论

威廉斯为了确立文化活动的基础性地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向了流传甚广的“经济决定论”公式。不少研究者认为，“威廉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和毋庸置疑的，因为他是新左派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任何有关文化唯物主义的书籍都必须承认他所做的基础性工作”。[6]（P26）这是因为威廉斯不仅重新定义和扩展了文化的内涵，而且还建构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为英国新左派及其马克思主义树起了一面与“经济主义”相抗衡的“文化主义”的理论旗帜，从而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与其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相比较，特别是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相比较，威廉斯的“文化主义”一方面坚持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现实基础及其决定环节，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斗争及其组织在社会总体发展中的作为。正如一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学批评家所明示的，“文化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文化无法（也不可能）超越物质力量和生产关系。文化不是对经济政治制度的一种简单的反映，但也不能够独立于经济政治制度之外”。[7]（Pviii）威廉斯从他最擅长的文学批评研究中早已看到，小说戏剧电影等文学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在“反映”现实，而是在生产和制造“意义”，这些意义就是能够影响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因此需要为文学的社会意义进行证明，需要为文化的生产作用进行辩护。

威廉斯发现，不少人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理论，但是在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文化理论的问题上面却是一片混乱。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见解让人莫衷一是。文化究竟是消极地依赖于社会现实还是可以独立地创造社会现实？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对立分离的还是结成整体的？自马克思之后，这些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过。究其原因，首先是“任何现代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都必须从考察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入手”。[8]（P31）事实上，在从马克思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演变中，这个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时常被人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许多人都习惯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来推导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在承认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却语焉不详。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完全是一种类比性的说法，而这种类比很容易让人们把上层建筑理解成是对基础的反映和表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也在强调社会现实运动的复杂性，也看到了社会多个层面之间的彼此依存，但是这个命题总是让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用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特别是把文化仅仅看作理智的和想象的产物。威廉斯认为，“如果不是把‘基础’和‘上层建筑’视为一种启发式的类比，而是把它等同于现实的写照，自然就会产生许多谬误”。[2]（P273）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公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的时候，往往就会得出一些非常肤浅牵强的结论。因此，如果要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首先就要修正和限定这个公式，应该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概念中来把握“文化”的内涵，这也就是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所要达成的目标。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况且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建成其文化理论）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辨析其中的关键性概念，比如“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现实的生产过程”等。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说“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归结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因素是否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是不是说经济始终唱主角而文化只能演配角？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之所以深入人心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乃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接受这种简单化的公式。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曾经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2]（P257）这是因为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并没有急于将他们关于经济、政治和历史的结论推演到文化思想等领域，这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已经包含有马克思本人关于文化理论的丰富性构想。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9]（P695）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现实社会过程的复杂性，甚至也提到并使用了“相互作用”这样的概念，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公式本身的弱点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类比式的公式很容易让人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固定下来而变为两种分离的东西。然而，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并不像这个公式表示的这般泾渭分明。现实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在中立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如同我们根本观察不到遗传的精确影响因素……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用历史分析的一般方法所加以描述的现象，只能出现在一定的现实文化之中”。[2]（P272）在任何时候，经济活动都不是单独地发生的，它往往要与政治文化宗教等活动形成一种总体性关系，尤其是要与人的意识活动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过程。马克思曾经强调在劳动过程中有着想象力的作用，而且还特别指出了建筑师与蜜蜂在劳动过程中的本质区别。显而易见，无论马克思将其称为“想象力”还是劳动的必要条件，人的意识及其产物从来就是现实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等关键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论辨析。

首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基础”被表述为“物质存在”、“人的现实的社会存在”、“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代表一种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等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把“基础”更多地解释为“经济因素”、“经济状况”和“经济运动”，习惯于将“基础”对象化实体化，用一种静止的眼光来审视“基础”。事实上，马克思更多强调“基础”是生产活动。他在《资本论》中明确反对把“基础”还原为某种普遍范畴而忘记它的历史特性：“要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P269）当马克思论述到“生产力”的时候，强调了它作为“基础”的意义，指出它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物。在威廉斯看来，马克思关于“基础”的论述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例如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劳动者，因为这个劳动者在从事生产性劳动从而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而钢琴演奏者则不是生产劳动者，因为演奏者不能再生产出资本利润。钢琴制造者代表基础，钢琴演奏者则代表上层建筑。这样的论述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今天音乐的生产（不仅仅是乐器的生产）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分支。钢琴演奏既是情感的表达和享受，同时也是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基础”的外延和内涵都必须扩大，必须将文化作为一种物质生产形式而纳入到“基础”之中。文化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它也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文化不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它本身就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作为与“基础”相对的概念，“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更是让人望文生义。在德文里面，überbau（上层建筑）主要指桥梁的上部结构、船甲板上面的建筑物或是房屋的凸出部分（如阳台）。与überbau一词相对应的英文和法文是Superstructure，就是指上部结构或上层建筑。马克思借用这个概念来比喻思想观念等活动，如“观念的上层建筑”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也曾把人类社会领域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子系统”，即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其中“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活动，大体有这样一些边界：一是体现了现存生产关系的那些法律政治制度；二是指一个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自觉表达；三是代表了人们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实践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尽管提到了“上层建筑”对于“基础”反作用，但主要还是强调了“上层建筑”的派生性（在时间顺序上要排在“基础”的后面）和被决定性（在空间架构上要完全依靠“基础”）。威廉斯认为，剥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外观是对的，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为反映、回声和幻想。在社会现实生活的经验中，“从城堡、宫廷和教堂到监狱、工厂和学校，从战争武器到新闻传播，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要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生产这些社会政治体制秩序，它们从来都不只是上层建筑的活动”。[4]（P93）城堡、宫廷和教堂这些历史上产生的建筑物，并不是静止地树立在地基上的文化结晶体，而是直接渗透在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作用因子。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和丰富的网状关联，文化不是在“基础”之上而是在“基础”之中。文化与社会之间是我中有你和你中有我。如果对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公式没有很好把握的话，就很容易将文化与社会分割开来，片面地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机械论和经济决定论的理解，都是没有看到文化的物质属性和基础作用，没有看到马克思一方面肯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反对把思想和活动分离开来，反对用抽象的范畴来清除人类现实活动的具体内容。“上层建筑”这个抽象范畴和类比概念，一旦被公式化就会失去对于现实过程的总体把握。

在威廉斯看来，要做到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想建立而没有完成的文化理论，就要遇到“决定论”这个理论难题。换言之，建构“文化唯物主义”的目标是完善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决定论。于是乎，马克思主义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划上等号。可以说，“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冲着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来的。不过，“文化唯物主义”并不是要一味地否定这种决定论，而是要在理论方法上面深化这种决定论。“一种放弃了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结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种现在还固守许多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1]（P83）首先要看到“决定”一词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渊源。“决定”的词源来自拉丁语和古法语，其意思就是“设定界线”。由于与神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联系在一起，“决定”的词义一直都处于争论之中：“决定”究竟是指决定一个过程的条件还是由预知的结果所决定的过程。“决定”的德文词是bestimmen，其对应的英文词是determine，这个词大体有“设定边界”或“设定限度”的意思。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决定”就是给人的行为设定了限制的条件，给人的活动施加了各种的压力。就英文词determine而言，决定或者被决定去做某件事情都是一种意志行为。可是在论及决定作用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忽视自然规律的决定性与社会过程的决定性之间的根本区别，往往会掉进抽象决定论的泥潭中。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客观决定作用的时候都会否定人的意志，因而偏向了经济主义的决定论模式。

当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将“基础”与“生产力”等同起来，又将“生产力”与“经济生产”等同起来的时候，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就出现了偏差，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引向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死胡同。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决定论的公式中，显然缺少对于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之间，社会实践与观念意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的认识。只要我们直面社会生活的“经验”就会看到，不仅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在影响社会实践，而且文化的、语言的和象征的东西也在影响人类生活。在威廉斯看来，“我们习惯于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述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如果强调交往作为一种经验则可以看到，人和社会并不局限在权力、财富和生产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描述、学习、劝说、交流也同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所在”。[11]（P10）因此，“文化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清算这种“经济主义”的理论危害，从而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发现，这样的理论作为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所在。从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提出用“总体性范畴”（totality）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开始，葛兰西举起“实践哲学”的旗帜并且引入了“领导权”（hegemony）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概念（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有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结构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三、文化的实践逻辑

究竟怎样看待威廉斯包括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文化转向”？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中，为何会出现从经济生产转向文化生产，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政治学批判，从阶级斗争转向文化斗争的理论思潮？其中的现实历史缘由是什么？比威廉斯年轻的英国新左派理论家P·安德森认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失败、孤立和绝望的产物，其“文化主义”的泛化倾向就是证明。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了工人运动的失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东西方的冷战，于是就导致了与政治斗争实践的基本脱离，与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的紧密联系愈发稀少。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维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转向了哲学、文化和美学。当然这里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从“基础”转向了“上层建筑”，而是说他们要重新界定“上层建筑”。[12]（P52）安德森的这个评价有一些现实历史的依据，但不能完全说明威廉斯等人转向“文化唯物主义”的内在动因。他们之所以要修正“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力图确立文化的实践逻辑，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过度强调经济的实践逻辑，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当今社会中以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图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的爆炸性增长，看到了这种增长的社会政治效应。于是，探讨文化的实践逻辑就构成了他们的文化政治学取向。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及其“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威廉斯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等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度去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威廉斯从他所擅长的文学研究领域进入，率先提出了以研究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成分关系为宗旨的“文化理论”，并赋予“文化”一个新的意义，即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综合体，一种普遍的生活经验，一种物质的生产形式。霍加特带着某种伤感写出了《识字的用途》一书，用比较分析的社会学方法论述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及其现代大众传媒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这部“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跨越了学科界限，“将社会学、文学批评和政治学结合在一起”，[13]（P850因为他要突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经验的意义。汤普森作为一个新左派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著作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及其阶级意识展开了“文化主义”的分析。只是他不赞同威廉斯和霍加特的泛文化倾向，比较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条件，强调文化作为一种阶级斗争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他们之后，年轻一代的英国新左派继续将“文化研究”推向深入。比如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新左派理论家更加关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问题，也更加关注70年代以来各种青年亚文化和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实践意义。关于文化的实践逻辑的探讨，也得到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推进。比如，在关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争论中，在对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具体阐释中，尤其是在对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深入分析中，威廉斯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在文化批判实践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他们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自成一体，并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就在于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评价。

在《漫长的革命》这部颇具理论创新的著作中，威廉斯采用了“漫长的革命”这样的形容词来论述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工业、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他提出，民主和文化的革命不是经济变革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制造蒸汽印刷机与发明蒸汽纺织机是同等重要的。整个社会的运转往往由四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组成，这就是决策系统（政治）、维持系统（经济）、教育学系统和繁衍养育系统。它们之间是不能分离的，是不能按照所谓“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来把握的。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唯物主义”所建构的文化理论不仅要强调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形式，而且要对整体社会生活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深入认识文化的实践逻辑。按照美国学者D•德沃金的分析，威廉斯等人主张的“文化主义”具有两个维度，“一方面要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文化主义者把社会过程看作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结果，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决定因素是占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他们把文化当作是一个广义词——即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观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构成部分。这种文化主义立场的一个政治蕴涵是说，一个关于广告、大众传媒和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规划与实施钢铁公司的国有化一样重要”。[13]（P60）文化活动既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它就必然与政治实践相联系。没有一种文化实践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文化实践总是以某种形式在慢慢地改变社会。在威廉斯等新左派理论家的心目中，理论研究不是为了自己的学术趣味或是美学意义，而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变革之道。与旧左派主张的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实践观不同，新左派的政治策略是以文化的实践逻辑作为出发点的。面对战后的经济高增长和福利国家计划，面对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充分就业，面对电视技术带来的消费文化，面对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新左派看到了文化实践作为一种微观政治的重要意义，看到了以追求快感为目的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抵抗意义。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生长于战后英国的现实环境，生长于他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成人教育，因而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思想倾向。他试图对文化实践提出一种非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关注文化，是因为文化被轻视了，而不是说文化就拥有解释世界的绝对优先权。当代社会的发展愈发凸现了文化的基础作用，证明了文化的实践作用。或许这就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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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12月，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