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值李氏朝鲜封建社会后期。适应这种后期的社会现实， 产生了别具特色和风格的社会思潮——实学。实学作为旧的行将崩溃，新的正在萌生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旧的批判和否定，对新的指向和启蒙。
对兴盛两个半世纪的李氏朝鲜实学，学术界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学派，“利用厚生”学派，“实事求是”学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瀷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崔汉绮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在诸学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具有“先觉者”之特色。本人拟就北学派的实学思想及其启蒙意义略述浅见。
一
“实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李氏朝鲜后期，在整个韩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已经发展到了尽头：一方面，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经多次的改朝换代，但由于本身固有的矛盾，其原有机体已无法焕发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顽固的国王专权的官僚体制，僵化陈腐的封建意识形态，无法挽救的经济凋弊，都使整个封建国家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自然科学、异质文化的冲击、科学与民主意识的抬头，等等，都以不可阻挡的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撞击着整个韩国封建社会。李氏朝鲜后期，经过十五、六世纪的繁荣和发展，到了十七世纪，经过壬辰倭乱和女真入侵的震荡，已经日薄西山。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正统朱子学也毫无理论生气和实际功效，只以其世袭的空架子和无法克服的党派之争绞在一起，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上，各种制度有其名无其实，土地兼并无法制止，偷税漏税日甚一日。农民丧失土地，穷困潦倒，坐食之辈剧增，国家财政日益枯竭……。一言以蔽之，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李朝后半期的社会内部矛盾，都使十七世纪以后的李氏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危机面前，被排挤在当权层之外的具有清醒头脑和正直良心、负有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身受一官半职要为国家和民族效犬马之劳的忠臣志士，痛感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处境，当权者的昏庸无道，在绵延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苦苦思索，寻求出路，揭露时弊，设想改革。他们立足于现实，以舍虚务实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系列救国扶民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朱子学的空理空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故而得到“实学”之名。以星湖为代表的实学思想家基于民本思想，以土地制度为核心，提出了种种政治、经济、科举等制度上的从上到下的改革；以燕京使为首的北学派思想家冲破华夷秩序的传统束缚，主张北学于清朝，强我之邦，富我之民，开始了价值观念的转向；以崔汉绮等为中心的后期实学思想家则重于考证，务于经验，提出对一切事物都要以实证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新思维方法。这些实学思想家虽然在自己的学说主张中各有自己的侧重面，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远虚文近实用，轻理学重实际，去迷信崇科学。他们在理论上批判，感情上厌恶朱子学的空理空谈，试图在高层次上复归于原始的实用儒学而探索儒学的真髓本义，以此托古改今，并对传统的只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标准的一维思维方法进行置疑与批判，再以经济的、政治的、现实的等多维价值观念审时度世，品评人情事物。
尽管这一时期的实学思想从总的思想体系来看还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圈子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从社会作用上看也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而只停留于思想或著作中，但它为启蒙封建愚昧，为社会向近代迈进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特别是其中的北学派的思想更富有这种色彩而直接成为近代开化派的思想先导。
北学派思想家活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频繁来往于汉城与燕京之间，为在当时的世界文化圈中相对来讲尚属穷乡僻壤的李氏朝鲜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扉，带进了清新的空气。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朱子性理学的轻视，对华夷观念的批判，对工商技术论的提倡，对开国贸易和发展教育的设想，对虚伪两班的揶揄，都为当时的社会开辟了新的认识层次，为传统思维模式的转变，为儒教价值观念的更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果说，星湖学派为改革旧制度，完善封建体制作出了种种探索，并以隐居或独坐书斋的方式进行消极的抗争，其思想意识里具有较浓厚的传统儒学观点的话，那么，北学派思想家的实学思想则较多地建立在唯物论的自然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汉城市民层要走出自然经济圈子，发展工商技术的时代意识，并在生活的当世积极交往，务于实事，其思想意识总体具有超出旧层次，指向近代的进步的一面。
二
北学派思想的核心是他们的北学主张。“北学”一词来源于孟子藤文公章句：陈良乃楚国人，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同向“北学”，也许是历史地理位置的偶然巧合，但学习胜于已者乃历史之必然。
十八世纪，西洋文明还没有直接叩击李氏朝鲜大门。但随传教士传人的西洋天文地理学，在中国却颇为流行。中国本身也正值乾隆盛世，国富民安，因此，相对于李氏朝鲜的先进的西洋和清朝文明都见于北部清朝。然而，当时在李氏朝鲜正统卫道士眼里，清朝和西洋都是华夷秩序中近于禽兽的夷狄，屈尊向夷狄学习可谓大逆不道。因此，在华夷名分论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朝鲜要心悦诚服地学习“夷狄”文明，必然伴随一场思想大革命，而正是北学派的北学思想为这场思想大革命揭开了序幕，北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华夷有别，内外有分的儒学名分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是天圆地方说。这种学说把大地看成是方的，在此方地中，中华置于中心，依此中心向外辐射而形成了“中华——夷狄(半人半兽)——禽兽”的秩序。此乃永恒的世界秩序。面对这种正统世界观，北学派思想家大胆予以挑战，提出地圆说和各为其正界说。洪大容说：“月掩日而蚀于日，蚀体必圆，月体之圆也。地掩日而蚀于月，蚀体亦圆，地体之圆也。然则月蚀者，地之鉴也，见月蚀而不识地圆，是犹引鉴自照而不辨其面目也”（《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147页）。又说：“今中国舟车之通，北有鄂罗，南有真腊，鄂罗之天顶，北距北极，为二十度，真腊之天顶，南距南极为六十度，两顶相距为九十度，两地相距为二万二千五百里。是以鄂罗之人，以鄂罗为正界，以真腊为横界。真腊之人，以真腊为正界，以鄂罗为横界，且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同上书149页）。在此，洪大容以极为朴素的语言和事实否定了天圆地方说，认为大地是圆的，它实无所谓标准正界，各国各地方都各以自己的天地为正界。因此，自然界并无所谓的中华这一中心。如果说中华以自己的天地为基准得出正界说的话，那么，西洋别国也都同样可以各以自己的天地为标准得出正界、中心论。可贵的是，李氏朝鲜学者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学到或是得到启发而提出这种观点，而是经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深思熟虑得出了结论。北学派的这种逻辑推论抽出了“中华——夷狄——禽兽”这一思想结构的基石而通向了“华夷一也”的思想大厦。洪大容明确指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也，凡有血气，均是人也。出类拔萃，制治一方，均是君王也。重门深濠，谨守封疆，均是邦国也。章甫委貌，文身雕题均是习俗也，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同上书）“华夷一也”的思想对朝鲜来讲富有深刻的革命意义。李氏朝鲜一直生活在中华文化圈中，倍受儒教思想熏陶，华夷之分，内外之分的名分论思想根深蒂固。自从满清入主中原所谓华夷秩序大乱以后，李氏朝鲜一直以小中华自居，自以为华夏文明之真传移到了朝鲜，并因此而深感自豪。同时，自感要为传续华夏文明之真传负责任而虔诚地维护传统文化，唯恐有丝毫的亵渎。这样，尽管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文明不断崛起，但李氏朝鲜卫道士们一概认彼为“夷狄”之货，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如此僵化愚腐的意识氛围中，北学派思想家率先用科学的地圆说得出的“华夷一也”的结论，等于是扫除了学习先进文明所面临的最大思想障碍，建立了华夷一也，皆为人类，相互学习，无可非议的新的世界观。
基于这种新的世界观，北学派思想家进一步提出“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朴趾源《北学议序》）的主张。师夷狄的思想是面对西洋文明挑战的东方中国、韩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才广为人们所提起的较为突出的思想课题。中国魏源受鸦片战争之震动，在其《海国图志》序文中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和李氏朝鲜北学派“师夷狄”的主张相比要晚近半个世纪。日本也是在进入近代以后才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可见，在华夷名分论思想那般森然的十八世纪后期的封建朝鲜，北学派思想家如此明确提出这种“师夷狄”的见解，可谓是有胆量和远见卓识的。
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当时在李氏朝鲜富有革命意义，而且后来还直接成为启迪开化派的思想先驱。
三
“进夷狄而师之”。那么，学什么呢?北学派思想家认为要学习清朝和西方“利用厚生”的技术和方法来强国富民。这种“利用厚生”“强国富民”的主张是北学派思想的主要特色。
综观儒学的学问体系，尤以“正德”为首要之事。古典经典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句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学问态度。所谓士大夫是在社会中经济上有保障的那一部分阶层。过去，这一部分人并非为数众多，他们为教化众多人以“正德”为其首要之事有其合理性。
但是，这一具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学问价值观，后来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逐渐扩大到全社会，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和人民的思想信条。“利用厚生”就作为“正德”的下位概念根植于整个社会及人们的文化潜意识中。因此，整个社会崇尚“君子不器”。这样一来，在朝鲜，随着不劳而食的两班数目的日趋庞大，这一本来具有存在合理性的学问价值观就越趋丧失其合理性，到了十八世纪，它便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的思想毒瘤。
面对这种现实，北学派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对传统的学问体系进行了头足倒置的革命。朴趾源说：“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者鲜矣，生既不足以自厚亦恶能正其德乎！”（《燕岩集》卷十一，渡江录）这样将原来的“正德利用厚生”的顺序颠倒了过来，把“利用厚生”放到了“正德”之上。这决不是对原来顺序的简单调整，而是对当时的儒学崇虚不务实的愚腐观念的根本改造。
北学派思想家还力图从哲学高度探讨理论根据，用自己独特的实用主义原则对五行说进行了新的解释。朴趾源说“夫五行者，天之所赋，地之所蓄，而人得以资焉。”（《燕岩集》卷一，洪范羽翼序）朴齐家又说：“五行者，民所资以为生，日用而不可缺者。故水火金木土谷日六府，五行之汩陈，即六府之不修也……今有千里之长江，而无一闸以磨谷，则水利废矣，石炭之钢炉不能制，宁海之铜铸不得熔，则火非火而金不金矣。行无车而屋无甓，则木工衰而土德亏矣，此所以为汨丧与陈废之道也。”（《北学议外篇》“五行泪陈之义”）将五行学说发展为这种实用的利用厚生论是北学派思想家的独到功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实学思想的鲜明特色和彻底的实用主义原则。
在上述的学问价值观和利用厚生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学派思想家在来往于汉城与燕京的一路上，关心过问的不是先王之道，婚丧礼节，而是用车、用船、用甓等和人民生活相关的能够利用厚生的实际之法，甚至还冒着砍头的危险去查看(洪大容)西洋的天文仪器。从涉猎北学派的思想家洪大容的《燕记》、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朴齐家的《北学议》等重要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所注视的皆是农工商等实事。在此，我们不仿列举朴齐家于1798年呈给国王正祖的《进北学议》上疏文的内容细目：（1）应旨进北学议疏；（2）车，九则；（3）田；（4）粪，五则；（5）桑；（6）农器，六则；（7）铁；（8）稻种；（9）谷名；（10）地利，二则；（11）水田；（12水利；（13）老农；（14）区田；（15）注秧；（16）种薯；（17）末利；（18）汰儒；（19）屯田之费；（20）浚河，三则；（21）筑仓，二则；（22）五行汨陈之义；（23）樊迟许行；（24）祈天永命等。可见，北学派作为实学思想家把农工商实事当作是自己学问研究的首要对象，并用关心和研究实事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空理空谈的朱子学的轻视。
四
北学派思想家在与中国对比考察中发现自己国家的农工商诸事落后于人的现状以后，为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主张。首先，他们主张进北学技术。每年选拔十名有经纶才技之士，派往中国，“或买其器，或传其艺”，并将其“器”与“艺”普及到国中，“设局以上教之，出力以试之”，并给每人三次入清机会，按其功之虚实以赏罚，对三入而无效者，点之而改选，如此坚持十年，将中国的种田、养蚕、水利、用甓等全部技术尽学到手。可谓是极现实的、行之有效的主张。
其次，他们还主张不仅自己走出去，还要积极请进来。北学派思想家认为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皆明于几何，精通利用厚生之方”，应将他们招聘来，让国中的年青人学习天文历学、农桑、医药、建筑、采矿、造船、武器等科学技术，如此数年，必收大效。同时，厚待停靠海口的客船，“学其技艺，访其风俗”，增长见识，“知天下之为大，井蛙之可耻”。对西洋如此积极的学习态度，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日本都是未曾见到的。尤其是在国王正祖于1786年1月下令禁止从清购入有关书籍，1788年8月又向汉城地区下令收回并烧掉西洋诸书等险恶的李氏朝鲜历史环境中，北学派思想家如此积极坚持招聘西士和千方百计学习科学技术的主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十八世纪的朝鲜，正值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日趋解体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具有生命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体系，为社会向近代迈进创造历史前提．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新的商品货币关系在不断破坏原有的旧秩序，因而，它势必遭到旧思想、旧观念、旧势力的顽强抵制。蔡济恭在韩国历史上可谓是贤明宰相，但他也于1791年的上疏中说：近来游手之辈，肆意林立店铺，建议当局不准乱廛，关闭新设店铺，以保证市廛制度（《朝鲜简史》341页，参看《万机要览》财用编五，各廛，乱廛）。就连实学思想家李瀷也由于看不惯商品货币经济的“混乱”而主张废钱策。可见，在传统观念中“商”的位置是极为下贱的。但是北学派思想家却以敏锐的经济发展的眼光和先觉之士所具有的勇气，大胆为“商”正名，并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两班指出从商的光明生路，进而提出贸易富国的先进主张。
北学派思想家针对整个社会鄙视商业，对从商者群讥众笑的现实，指出：“中国之人，贫则为商贾，苟贤矣，其风流名节自在也；故儒生直入书肆，宰相或亲往隆福寺买古董”（《北学议》内篇“商贾”），“我国之俗，尚虚文而多顾忌，士大夫宁游食而无所事，农在于野，或无有知之者，其有短襦箬笠，呼卖买而过于市，舆夫持绳墨，挟刀凿，以佣食于人家，则其不惭笑，而绝其婚姻者几希矣。故虽家无一文之钱者，率皆修饰边幅，峨冠阔袖，以游辞于国中，夫其衣食者，从何出乎?于是不得不倚势而招权，请托之习成，而侥幸之门开矣。此将市井之所不食其余。故曰：反不如中国商贾之事，为明白也”（同上书）。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啊！
如此为“商”正名后，他们又指出通商之利。朴趾源指出，由于交通不便，商货不达，岭南儿童不见虾酱，关东之人以栌代酱，西北之人不知柿子为何物，沿海地方用姨蝤沤肥，而汉城之民将此贵如黄金。这种局面只有靠车通货流来改变。朴齐家说，相互通商“则岭之绵、湖之芋、西北之丝麻可化为绫罗织绸，而竹箭、白捶，狼尾、昆布、鳆鱼之产，可以为金银、犀兕、兵甲、药饵之用矣，舟楫、车舆，宫室、器什之利可学矣，天下之图书可致，拘儒俗士偏塞固滞，纤琐之见，可不攻而自破矣。”（《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朝参时典设置别提朴齐家所怀》）这是通商给思想上、物质上带来的益处。有此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应大兴商业。那么，理想的商者又该是些何许人呢?北学派思想家认为，现在国弱民穷是因为“游民多而生之者少”(洪大容)，而这些游民又大多数是虽“颠连穷饿却拱手安坐，不执耒耙”(洪大容)的两班士大夫。要想国强民富就必须铲除这些游食之辈。因此，他们坚持主张“汰儒”，并要求让这些人数众多的好闲两班士大夫转到商业上去。在他们看来，作为淘汰之列的两班最理想的工作就是经商。因为，他们既非能工巧匠，又非力大气粗者，不宜直接从事农工之业。但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读文识数，所以，“凡水陆交通，贩卖之事，悉许士族入籍，或资装以假之，设廛以居之，显擢以劝之，使之日趋于利，以渐杀其游食之势，开其乐业之心，而消其豪强之权，此又转移之一肋也”（《丙午正月，朴齐家所怀》），而且“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之耳目……士之学实兼包农工贾之理，而三者之业必皆待士而后成”（朴趾源《课农小抄》）。就是说，从绝游食之辈开生财之道而论，两班士大夫从商极为应该，而且从振兴商业而论，两班士大夫从商也极为必要。在儒学贵贱有别，上下有分的名分论思想一统天下的封建时代，将商从传统观念的贱业中拉出来搭到“高贵”的两班士大夫的肩上，这又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主张。在十八世纪后期的中国和日本，也未曾见到象韩国北学派思想家那样鲜明地将“士”直接和“商”联系起来的进步主张。再将北学派的这种主张和韩国在一百年之后的1894年的甲午改革时“士”从商才得以承认的史实相联系，我们更为北学家的胆识所钦佩。
在主张大兴国内商业的基础上，北学派思想家还进一步主张开国贸易富国论。朴齐家认为“我国国小而民贫，今耕田疾作，用其贤才，通商惠工，尽国中之利，犹患不足，又必通远方之物而后货财殖焉，百用生焉”（《北学议》）。而“国朝四百年，不通异国之一船”（《北学议》）。他深为这种背时局面而痛心，恳请开国通商。他说，过去日本未通中国时，通过朝鲜输入中国丝，朝鲜从中获利。后来日本自知吃亏，改而直通中国，现在又同三十余国交市。可见，贸易取利是国家富强之手段，人莫不欲自己国家富强，岂有将富强之术让于别人之理呢?基于这种认识，他进一步主张走出去，行船于闽、浙、交、广(皆中国南方一带)之间，直接和日本、琉球、安南等地开展贸易。然后，再随国力的增强渐次和海外诸国相通。
至十八世纪末，西洋船只虽已频繁来往于中国南方和日本西部一带，但由于韩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西洋船只还没有正式将韩国作为自已的航程的一目标，所以，直至1797年东莱釜山来了异样船，韩国人对船上的人的身材、语言、船身的巨大等深为怪之，谁也不知其为哪国人，最后还是倭馆的日本人用望远镜认出是荷兰人的船队。在如此闭塞的时代中，李氏朝鲜自身又施行了四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加上儒学“不远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李氏朝鲜的海外知识极为贫乏，也几乎谈不上有涉海意识。在这种愚昧的时代，北学派积极主张走出去出海经商，贸易取利。这在物质上的利益姑且不论，就是在思想启蒙上的意义也是极为重要的。
除此之外，北学派思想家在四民平等、受教育机会均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等方面的—系列论述中，都闪烁着他们独特的思想光辉。
在相对于中国、日本更为闭塞，更谈不上有思想学术自由的封建朝鲜，北学派思想家能够提出这些比中国、日本都要早的积极的、富有启蒙意义的主张，在思想史上可谓是先觉之士的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北学派思想的研究和评价还很不够。
五
如上粗略探讨北学派思想之后，不禁令人置疑：同样作为实学家，为何北学派要比星湖学派更具有积极性，更富有启蒙意义？
笔者拙见以为有三。
首先，北学派思想家大都出身世代名族，且又有属执政的西人老论派这种当朝得势的政治背景。这种家庭的和政治的背景，必然使他们感受不到思想上和政洽上的压抑，导致性格开放，思想活跃；敢于冒犯传统观念的禁区。而且，他们本身又都受一官半职，有一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驱使他们努力为国强民富作出实际贡献。这种心理指向就使他们更多地关心注视国家与人民的实情，积极地立足现实说话。而星湖学派大多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思想上受到压抑，这就使他们相对地倾向于消极，思想不够活跃，不易从原有的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其次，北学派思想家都集中生活在汉城这一文化中心圈中，做为政治、经济中心的汉城，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文化水准，这就使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发现问题，分析事物。而且，当时的汉城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乱廛现象已成为旧经济秩序的一大心病，社会明显地在形成着“市民意识”，这就使他们有条件从原有的价值判断中走出来，用新的价值标准认识和对待客观事物，加上他们又好相聚，常常废寝忘食，促膝交谈，且又经常相互上门串联，传递信息，促进思考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他们提出较先进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养料。而星湖学派大多长期生活在京畿一带的农村，孤陋寡闻，而且他们又往往独坐书斋，随景发感慨，随手记笔录，这种闭塞和孤独，使他们的思想兔不了趋于保守。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北学派主要思想家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都先后跟随燕京使团到过清朝，朴齐家甚至去过四次。这种频繁的对外交往，能够使他们走出自己的天地，亲眼目睹先进的清朝文化，又通过清朝窥见和领略到西洋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扩大了见识，开启了蒙昧，给他们本来就较活趺的思想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蒙生一种符合当时历史水平的“开放”意识，使得他们能以惊人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提出一系列救国救民的新的主张。与他们相比，星湖学派则受到种种限制，大部分又被排斥在政治圈外，未曾得到增长见识的机会，谈不上获得开辟新的意识层次的思想动力。可惜的是，随着国王正祖和一代英杰的相继离世，北学思想家的先进主张，在一片呐喊声之后进入十九世纪就偃旗息鼓了。
然而，北学派救国救民的探索努力并没有付之东流，他们的思想直接为七十年后的李氏朝鲜开化派所继承和发挥。当然，开化派的思想养料并不只限于北学派的思想。由于历史造成的冤屈，1801年以后，老论派长期掌握政权，辛酉邪狱时，星湖学派直接成为受打击的对象，他们的子孙在镇压西学时也相继受到迫害。所以，在人物继承关系上，开化派和星湖学派之间无明显的继承线条。而北学派较之星湖派就要幸运一些。虽然他们在西学弹压时也受到牵连而受到一些打击，但远没有星湖学派严重。又及，实学思想的近代指向性也较突出地表现在北学派思想家的身上，致使开化派与北学派在人物继承上和思想承袭上都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早期开化派思想家朴圭寿就是北学派大思想家朴趾源的孙子一事，就证明这一点。在思想上，开化派的开化、开国等一系列主张，都可以说是北学派的上述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伸和发挥。但这又不等于说将开化派的思想和北学派的思想放在同一历史层面、同一意识层次上相提并论。北学派的进步主张是对贫穷愚腐的历史现实的反思，是基于忧患意识，试图从传统的儒教思想和价值评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的实际生活，走向国家富强，百姓富足的世界中去的一种探索和努力。而开化派的先进主张则是面对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外来的武力挑战、商品冲击的现实，基于一种危机意识，为图国家与民族的独立生存而采取的实事求是的对外部刺激的反应，是为争取人民民主与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血的斗争。因此，二者有其层次上的、本质上的差异。这是不容置疑的。
（原载《东疆学刊》1991年第2期。录入编辑：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