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流寓日本二十年，最后客死日本，他的事迹最早流传于其家乡余姚一带。全祖望的主要活动区域宁波，也是朱舜水事迹早期回传故国的重要通道。但与黄宗羲、邵廷采等浙东史学家相比，不知何故，作为明遗民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全祖望对朱舜水却未作过任何事迹介绍和价值评判。本文即拟通过对朱舜水事迹回传故国的简要回顾，来认真梳理和分析一下全祖望的遗民观及其历史意义。

一

笔者曾在《胜国宾师——朱舜水传》中，对黄宗羲的《两异人传》及其与朱舜水的关系作过详细评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梨洲与舜水虽然同故里，但由于两人没有“同时、同地进行过共同的奋斗”，所以互不相识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互不相识并不等于在各自的著作中就没有可能论及对方。事实上，梨洲的《两异人传》所采用的材料与舜水的履历及生平事迹基本一致。这就是说，即使诸士奇与朱舜水不是同一人，那也是把朱舜水的材料的装进了诸士奇的档案袋里。而造成这种张冠李戴、阴差阳错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

这就是说，黄宗羲虽然已通过传闻触摸到朱舜水在日本的部分史料，但因为当时有关明遗民的传说层出不穷，各种未加甄别的传闻相互混杂的情况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尚不能从《两异人传》中得出是黄宗羲最早把朱舜水事迹传回故乡的结论。

应该说，最早把朱舜水事迹传回故乡的是曾经问学过黄宗羲的邵廷采。邵在舜水殁后不久即为其立传，传曰：

余姚朱之玙，字楚玙，浙东败，浮海为黄虎痴（斌卿）记室。虎痴被刺，之玙之日本乞师。长崎王留客，以书达东京大将军，许发罪囚三千。之玙以不发兵而用罪人，身入东京，面陈方略；会已大定，乃留东京。自国王以下咸师奉之。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诸王以其远客，纳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年，终而葬焉。县人张五皋如长崎岛，还，传其事以来，其孙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卒不背复。康熙十三年后尚在日本。[]

除了这篇200余字的小传，邵廷采还从甬上搜集到舜水赴日之前写的诗稿十五首，交由著名诗人张廷枚编入《国朝姚江诗存》[]，并且在引言中转引了余姚人张五皋的一段评语：      

楚屿（朱舜水字）诗，寄旨遥深，含情幽怨，读者当索之于言外。[]

由此可见，朱舜水的事迹在清代初年即开始在家乡余姚一带流传[]。只是由于传播渠道的不同，使得有关舜水事迹的早期传闻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梨洲版与念鲁版。黄宗羲的《两异人传》中有关舜水的传闻来源于普陀僧道弘，而邵廷采的《朱之瑜传》所依据的则是张五皋在长崎听到的有关舜水的一些传闻。两人不仅所据材料来源不同，而且都是仅凭传闻作传，所以不仅两传内容有较大差异，而且与今人所知之史实亦有较多出入，尤其是略早的黄宗羲《两异人传》，连姓名、字号及部分生平都传误或张冠李戴了。好在黄宗羲所作的传记因姓氏不确而在当时及以后的影响极小，反倒是晚出的邵廷采之小传成了后世不少舜水传记的蓝本，如其后的《炳烛斋逸士传》、乾隆《余姚志》、光绪《余姚志》等，均与邵氏小传有密切关系。

总之，早期在浙江沿海一带流传的有关朱舜水的传闻，有不少属于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错误信息[]。比如邵廷采有关舜水“身入东京，面陈方略，会已大定，乃留东京”的滞留日本说，以及舜水在日本“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的王学传播说[]，后皆被朱兰《朱舜水先生年谱稿》、乾隆《余姚志》和光绪《余姚志》等不加分辨地沿用了。《炳烛斋逸士传》以舜水为诗人，称其“以诗见知于张国维”[]，乾隆《余姚志》、杨泰亨补《海东逸事·朱之瑜别传》、光绪《余姚志》等亦一并照搬。实则，舜水虽能诗，却不以诗为学，认为“吟诗作赋非学也”[]。这在日本《耆旧得闻》中曾有明确记载：“先生务为古学，视时文为尘饭土羹，况于诗乎？”“先生绝不作诗词，仅有酒垆小词，游后乐园所作也。”[]而《明遗民传记资料索引》中的朱之瑜条，甚至误把黄檗禅师当作舜水之号，并称其为浙江舜水人，其阴差阳错，令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居然还把朱舜水与黄檗宗的隐元禅师混为一谈[]，足见当时讹传之程度。

二

既然有关朱舜水的传闻，在黄宗羲时就已被传得沸沸扬扬、虚虚实实，那么为什么同样致力于为明末遗民树碑立传的全祖望会“忽略”朱舜水这样的生动题材呢？难道是全祖望未接触到这些传闻或者是接触到了却因事实不清而不予采纳？

我们知道，早在全祖望之前，黄宗羲、万斯同等人就有为明遗民立传的设想。万斯同认为：“近者鼎革之际，（吾郡）更有他郡所不及者，是不可无以传之。愚尝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为也。”[]所谓“鼎革之际”，指的是明末清初浙东一带的抗清斗争。清康熙十八年，万斯同以布衣北上修史，成为《明史》主编。七年后刘献廷亦来京修史，于是万、刘便一起趁修史之便，在史局开始了不寻常的活动。两人“各以馆脯所入抄史馆密书，连甍接架”[]。然够得上“密书”的，主要就是南明的抗清野史和明末遗民的有关史料。万斯同主张以《宋史》和《元史》为例，将明末抗清遗民列入《忠义传》，并明确提出“周之顽民，即商之义士”的忠义史观[]。虽然自《明史》开修后，顺治、康熙两朝实际并不认可此议，特别是康熙帝曾专谕间接切责此议[]，直到乾隆朝重修《明史》时，才公开承认明季反清“忠义”人臣的历史地位[]，但万氏完全可以在其私撰的《明史稿》中予以记载，以弥补不能在官方修纂的《明史》中记载明末遗民的缺憾。

全祖望的情况也八九不离十。全的曾祖父全大程曾效力于鲁王朱以海，族母张氏为抗清名士张煌言的女儿。全氏自称替南明忠臣作传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完成族母的心愿，为这批孤臣“谋片石焉”[]。在全祖望看来，“近者吾乡后学，茫然于桑梓典型之望”，对前贤时哲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诸多志士仁人，多“不知其经学、史学之深沉博大，至于故国大节，足以丽日星而降霆电者，则几无一人能言之”[]。而“沧桑抢攘，文献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传者，何况著述”[]。有鉴于此，他遂数十年如一日，以搜讨“故国遗音”、传承乡邦文献为己任，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他曾苦苦搜求“残明甬上诸遗民”的遗文著述，大力辑录其乡先贤的散佚诗作，编成《续甬上耆旧诗》120卷。他还以墓志碑文及序跋等形式，如实地记述了明清易代之际诸多志士仁人的点滴事迹，藉以保存文献史料，表彰忠义大节，总结历史经验，激励世风人心。当然，与万斯同不同的是，全祖望卒于乾隆二十年，其所处的学术环境已大为改观，为明末抗清遗民立传的最大阻力已基本消除。因此，如果说黄宗羲、邵廷采、万斯同等人为朱舜水作传的各种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还不具备的话，那么这些条件到了全祖望时，可以说已基本具备。

既然如此，只要全祖望确实了解了朱舜水的事迹、掌握了他的材料，是绝对不会忽略这位明末遗民的代表性人物的。然而事实上，在全祖望所撰的大量南明史学文献著述中，却找不到有关朱舜水的点滴记载。全氏未记舜水的表面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舜水事迹当时虽已传回国内，但流传不广，仅限于家乡余姚一带，朱毓仁传回故乡的那些消息，因种种原因，根本就未扩散，更别说诉诸文字了。二是因为舜水家人、族人地位不显，与全氏家族根本不属同一层次，很难想象全祖望会从他们那里获知有关舜水的真实消息，倒是身处余姚的邵廷采会有机会从家乡人那里听到些传闻。直到清同治年间，舜水族人中有地位显者，才试图从县志开始为舜水立传，以使其事迹能最后补入国史。此前尽管有乡人张斐、张五皋乃至邵廷采等人了解到舜水的一些事迹，但这些人都进不了主流学术圈[]，无论与明史馆内臣（如万斯同）还是与馆外学者（如全祖望）均无联系，所以他们的声音是很难被修史者听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清末民初宣传舜水还有个原因，就是清初修明史，史家皆未记其事，到清末有查漏补缺之必要。三是作为全祖望老师的黄宗羲所写的《两异人传》，若不经细考，实难辩其虚实，利用这样的传闻或无法证实的材料为遗民作传，全氏显然不会干。这些理由也就是笔者在《胜国宾师——朱舜水传》中为全祖望未为舜水立传所作的原因分析。

三

如今看来，以上所述之理由，恐怕都只是全祖望不记舜水的次要原因。全氏未为舜水立传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得从舜水的特殊身份以及当时的种种误传中去寻答案。笔者认为，由舜水的特殊身份所引发的遗民定位问题，乃是导致全祖望不记舜水的主要原因。兹举二例，予以明释：

第一，朱舜水与王翊的微妙关系，似能说明他与真正意义上的明忠臣有不小的差距。

王翊(1616—1651)，字完勋，号笃庵，浙江慈溪人，徙居余姚，为明末浙东著名抗清首领。王翊幼年丧父，及长，中秀才，喜谈兵法。1646年，御史兼余姚知县王正中推荐他担任职方主事，参加江防。江防失守，败居大兰山，自号“大兰洞主”。1647年12月，清军围攻大兰山，王翊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引军退避。次年正月，王翊会合各路抗清义军回师突袭，三月破上虞县城。当时整个浙东地区有抗清义军百余部，王翊所率部队是其中力量最为雄厚的。1649年春，监国鲁王至健跳（今浙江三门），王翊前去朝见，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迁副都御史。1650年3月，王翊升为兵部右侍郎。同年8月，王翊率部退至舟山。1651年秋，清兵分三路夹击舟山，王翊率部拼死抵抗，死散殆尽。后王翊冲出重围，悄然潜回奉化招兵，欲再作抵抗，不幸被清兵俘获于途中。被俘后，面对清军的软硬兼施，王翊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死后被枭首宁波城头示众。

关于王翊的死，舜水在祭王侍郎文以及与人见节的问答中讲得相当详细：

瑜与先生初遇于滃洲，相见最晚，相知最深，言论举止，未尝有毛发之间然，而平时谈燕，都未尝以节烈气概炫之口舌，若解扬之相要约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为，于累捷之时，尝记滃洲颓垣废址之间，屏人静对，与瑜咨嗟叹息。而道一旦为丑虏所执，从容瑕豫……屹立如山。肩背为鹄，受二十余矢而不屈，亦无怒骂嚣张之气，可谓整暇，可谓贞烈矣。[]

（人见）问：先生平日悲王侍郎之忠死（翁到年年中秋月，斋居独坐，悄然不乐，谓王侍郎忌日也。）要闻其事实。名字、官号。（舜水）答：名浚[]，字完勋，为兵部左侍郎检查御史巡按浙直，虏人攻浙，王侍郎守城为防御之计，抱恢复之志。军败之前，一日与仆对案密语曰“呜呼，国家之事既不可成矣，无奈之何。”仆曰：“属兵犹多言何然乎？”曰：“属士皆贪利多通虏者，城破不日，先生冥去矣。”先是王按君荐仆于官，奸人多妨之，仆亦固辞，乃告别之时也。临别，仆犹劝之，按君垂泪相别。后闻按君属将通虏者引敌兵入城，城遂破，按君就囚胡虏，将欲降之，按君请早就死而不言其他。虏将使按君来其前责拜，按君詈虏不顾，虏将大怒，射其背三四矢，按君自若不动犹詈之，虏将增怒，命兵断按君之趾，寸寸至颈，大詈不止，遂没。仆思之不堪呜咽。[]

以往的研究者，一般皆以此为据，强调舜水对亡友的真挚缅怀和对大明王朝的赤胆忠心。但笔者总觉得背后还另有隐情。舜水与王翊初遇于舟山，时间当在1650年8月，两人一见如故，“相知最深”。在舟山时，两人对时局都相当悲观，“咨嗟叹息”，灰心至极。但不同的是，王珝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而舜水则知难而退，似有不愿白白送死之隐虑。王翊推荐他为官，希望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舜水“固辞”不就，理由仍是因奸人当道，无合作之兴趣。不出力倒也罢了，从精神上给予支持，对王翊来说也十分必要。遗憾的是，舜水偏偏在舟山兵败前月余离王翊而去。临别时，还一再劝说翊珝也跟自己一起走，以免遭杀身之祸。王翊不听，于是两人“垂泪相别”。舜水在节骨眼上离朋友而去，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不愿与奸人合作，倒不如说是在逃避危险；其见好友赴死而不救，确实显得有点不够仗义。因为谁都知道，当共同面对危急时，不能患难与共、共赴国难，这不能不说是对朋友之义、君子之道的莫大亵渎。也许正因为此，当舜水得知王翊英勇就义的消息后，不仅详细了解其就义的具体时间和细节[]，而且写了大量纪念性文章[]，并坚持在王翊的忌日不参加任何活动[]，以表示对亡友的深切悼念。而在这些悼念文字和祭祀活动中，又有谁能体味出深埋在舜水心中的对唯一知己的愧疚与悔恨呢！事已至此，舜水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越国而招”，遥祭王翊，以表示对亡友的“哀痛之义”[]了。

全祖望对王翊死节的描述，情真意切，其时其状，历历在目：

……十四日行刑，群帅愤其积年倔强，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颊，或中胁，公不稍动，如贯植木，洞胸有三，尚不仆，刲额截耳终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从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扬州人；一曰明知，余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则跪而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见之，有泣下者。[]

很显然，与张苍水、王翊等“忠义之士”相比，硬说舜水是民族英雄，的确有点勉强。尤其是他在关键时候弃朋友亲族而去，更是显得有悖常理人情[]。尽管他到日本后想极力在日人面前表现自己的“仗义”，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在为赢得具有武士文化传统的日人之心而作的表面文章呢？

第二，朱舜水抵日本后就有人误传他已归化日本，故而已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明遗民。

所谓“归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入日本籍。此说最早出自原念斋的《先哲丛谈》[]，所谓“避乱归化，客于水府（即水户）”是也。《先哲丛谈》又称：“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此说当时曾广为流传，对舜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直到上世纪初，日本学术界还在为此事争论不休。譬如1913年4月1日和5月1日，在李大钊主办的《言治》月刊上曾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之海天鸿爪》和《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前文全面介绍了1912年6月“日本志士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伦理学讲座，举行朱舜水先生二百五十年祭大典”的情况，并对朱舜水的生平事迹、学术倾向、人格品行以及在祭典活动中展出的舜水诸遗物作了详细介绍；后文则是关于祭典活动中菊池仙湖与稻叶君山有关朱舜水评价问题所进行的辨诘。当时的争执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关于舜水《凑川碑文》的评价问题。菊池氏认为：“尊王大义，始赖以深播于心，非尽舜水撰碑阴记之力也”；“楠公论赞，即舜水应加州家之属而作者，虽刻于楠公碑阴，实出偶然……则谓依舜水之文，显楠公之忠，宁谓其悯舜水之孤忠，而借以显楠公之忠也。”稻叶氏则认为：“仙湖君之解释，未必为义公意志之全体。观于躬事建凑川碑之义公侍臣，佐佐宗淳者，与安积、中村二人之覆函，知义公本意，不仅仅于悯舜水之孤忠已也。”而李大钊认为：“日本得其（舜水）学之一体，已足巩其邦家，蔚成维新之治。吾人而笃念前哲者，则所以挽人心颓丧之风，励操心持节之气，其必在先生之学矣！”二是关于舜水是否明室遗民的争论。纪念会趣意书中有“自舜水归化而入江户之水户，第于今适二百有五十年矣”的字样，当时即引起了强烈抗议。菊池氏认为：“……移籍他国者，谓之归化。舜水固非移籍日本者，且非仕水户义公者，盖亡国之遗民也……称舜水以归化人，甚非所以敬舜水也。”稻叶氏则辨之曰：“归化法未定以前之归化人，多为大陆之亡人……舜水以种族之痛，沦落天涯，自矢为明室遗民，其于归化之意，又果何所于矛盾也？”而李大钊认为：“先生不幸生遭亡种夷之痛，乃转徙遐方，避地海外，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间关万里，日向乡关泣血者，岂得已哉！而数百年后，人犹不谅其衷，反以归化诬之。使先生而归化也者，神州虽云沦陷，尚有汗颜苟活之地，则黄冠草履，遁迹深山，未尝不可以送此余年，满洲与日本奚择，而必越海以赴之哉？甚矣，稻叶氏之误也！使无菊池氏出而辩白，孤忠劲节，反有乞怜异族之嫌，先生身后之冤，无穷期也，不其痛欤！”

然而，李大钊的提醒并未消除有关朱舜水归化日本的传说。比如周作人在1938年所作的《买糖》一文中[]，便对此言信以为真，并大发感慨；日本学者若林喜三郎在《前田纲纪》一书中也认为舜水“后因失望而归化日本，故于宽文五年被德川光国招进江户后讲授朱子学”[]。

那么，朱舜水“归化”日本的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包括舜水好友安东守约、德川光国等人在内的所有与舜水同时同地活动过的日本弟子友人，从未对舜水使用过“归化”一词。据笔者推测，最早提出“归化”说的《先哲丛谈》可能根据的是板仓胜明藏板《郑成功赠归化朱舜水书》以及安积觉的摹写本。但对该信的真实性，日本学者早已提出过质疑[]。即使该信是真的，也不能证明舜水归化了日本。因为郑成功自己是归化人，其母亲又是日本人，当时的明遗民为了能在日本定居而选择“归化”的也是普遍现象[]，所以郑氏想当然地把舜水划入归化者的行列是很自然的[]。

其次，舜水本人及其日本的弟子友人的一系列言论都透露出他没有“归化”日本。要不然舜水也不可能做到乡音未改、服饰未变[]，德川光国也不会称他为“明征君”。所谓“归化”说与舜水坚持的“归葬”说也明显有矛盾。很难想象已经归化的人仍一心想着死后要“归葬”自己的祖国。归化人与非归化人的区别，恐怕主要在于是否能自由地归国。若此说能够成立，那么舜水下面的这段话，就已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

弟三四年总不适意，梦寝亦不忘。有必问台兄，皆云回府平安，弟总不敢信……住此纪念，要回，大约可回。亦不若前次人，既住则不能回也。但未知何日再得把臂？恐弟日薄西山，不能待耳。[]

在锁国政策下，已归化日本的明遗民要想返回中国是相当困难的。所谓“既住则不能回”，疑即意指这些人因归化而回不去。舜水“不若前次人”，应属于“要回，大约可回”的未归化者之列；只是担心自己年老体弱，“日薄西山”，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此外，从“弟三四年总不适意”这句话中，我们还能隐约感觉到舜水抵江户后的“不愉快”心情。这是一个流亡者的迷茫心态，也是一个归心似箭者的自闭心态，更是一个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人在身处自己完全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会时常流露出的紧张心态。与舜水齐名的隐元禅师就少有这种心态。因为隐元抵日后不久，便不再仇视清王朝，也改变了对听命于清廷而留在国内的高僧们的态度，对他们不再提出任何批评。舜水则不同，他始终坚持“庶几天日再明，沉州复陆”[]；“若唐山有再见天日之时，弟必当遄归”[]的立场和信念。这也可以用来释解舜水为何始终不“归化”的疑问。

再有，朱舜水的孤独个性也决定了他不会选择“归化”。舜水曾对流寓长崎的欧阳氏说过：“弟独处东偏，音容皆异。即使祥麟威凤，而孑焉寡俦，亦自可憎。况乃以铩羽之鸡，蹇躄之兔，而处鸑鷟虎豹之群，其有不自顾而削色者乎！”[]说是“独处东偏，音容皆异”，此话不假，但硬说自己“处鸑鷟虎豹之群”，则显然有点夸张。因为江户开府以后，曾经战乱频仍的日本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经济文化发展得相当快，是日本历史上最为稳定和谐的发展时期之一。要说“鸑鷟虎豹”指的是一群政客奸商，倒也未尝不可，但像舜水这样把自己比作“铩羽之鸡，蹇躄之兔”，而把周围的日本人比作“鸑鷟虎豹之群”，则肯定不妥。既然视日本人为“鸑鷟虎豹之群”，那么舜水选择“归化”不就自投虎穴吗！其实，舜水流露出的是一种自闭型心态或情绪性宣泄。像这样的自闭心态或情绪宣泄，在舜水的著述中还出现过多次。笔者情愿把这种心态视为孤独综合症，也不愿将其视为文化孤傲癖。舜水写给欧阳氏的信中最后以“上公（指德川光国）欲弟接取小儿小孙，托敝乡亲赵文伯任其事，惟希青盼”结尾，便说明了光国对舜水的孤独症还是有所了解的，并且也在想方设法地帮他“救治”。而在笔者看来，舜水始终未成为归化人，以孑然一身鹤立于众多归化人之外，乃是导致这种孤独综合症的根本原因。

总之，朱舜水从未“归化”日本应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全祖望时代，流寓日本者的此类真实情况与个案信息，却并不为国人所知晓，传入他们耳中可能皆为流寓日本的人等于“归化”人的种种传闻，所以坚持为南明忠臣作传的全祖望不为流寓日本的“归化”人立传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即使全祖望听到了有关朱舜水的一些传闻，在真伪难辨、误传频频的情况下，他也不会为疑似“归化”人而非明遗民更非明忠臣（详见前述）的舜水树碑立传。

众所周知，全祖望对遗民的评价很高，认为遗民即抗节不仕新朝者，因而与隐逸有别，当入忠义传。尽管遗民与死事殉难者在进退出处上有所区别，但其忠义大节则并无不同。因此，全氏主张仿万斯同辑《宋季忠义录》附入遗民之例，于《明史》忠义传后附录遗民，将明清易代之际“一二吞声丧职之徒，纪甲子，哭庚申，表独行，吟老妇，如汪沨、徐枋辈”收录其中，藉以“阐潜表微”[]。而全氏生活的宁波地区，自南宋以来就是“忠义之邦”和学术之乡，明清之际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是故“明季遗民之盛，莫如甬上”[]，舜水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对整个南明抗清活动了如指掌、对海外遗民情况大致了解的全祖望，可能只听说舜水离王翊而去，有“逃窜”之嫌[]；抵日后又为移居安身而“归化”日本，所以根本就没有把舜水这样的人划入遗民之列。全祖望不为舜水立传，其因恐在于此！

实事求是地说，朱舜水的民族气节，主要不是表现在他所部分参与的可歌可泣的抗清复明运动中，也不在流寓海外，以明遗民自居，誓死不当清朝臣民上，而是体现在他不亢不卑、不畏强暴、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倔犟品格以及为恢复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感中。既然舜水在全祖望眼里，既非“忠义之士”，又非真正的“遗民”，而他对日本社会文化所做的卓越贡献，在康乾年间还根本不为国人所知，因此，全祖望不记舜水，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