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必须面向中国本土经验,以“一体两翼”的路径布展创新格局,既需要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的对话中实现发展哲学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的哲学反思中,对中国本土发展文化的提升中凝聚为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守护中国立场,倡导中国学术,基于原创精神,笔者为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新现代性”、“中国三个现代化阶段模式”、“现代化原点结构”、“环境支持”等系列创新见解。

[关键词]　中国本土　发展哲学　理论建构

 

多年来,我深度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当代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哲学理论建构。20多年前,法国著名发展哲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就曾经追问: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哲学?两者是如何关联的?“佩鲁问题”是一个时代对哲学的叩问。任何哲学总是时代问题的解答。发展哲学是发展实践、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发展目标与发展进程的人文关怀,是发展观深层的逻辑表达和理性批判。发展哲学的创新演变展示着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深度反思发展问题、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发展哲学的创新需要确定自己的理论坐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以“一体两翼”的路径布展创新格局,既需要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的对话中实现发展哲学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的哲学反思中,对中国发展文化的提升中凝聚为中国独创和特色鲜明的发展哲学。鉴于笔者在其他文章对前两点已做过阐释,限于篇幅,在此谨着力对如何在建构中国本土发展哲学中守护中国立场、倡导中国学术,基于原创精神再做进一步较深入的探索。

中国问题与中国立场:构建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出发点

在创新地布展中国发展哲学的格局中,“反思中国发展问题”(反思的问题学方式)与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和资本现代性批判(重新解读方式)以及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对话(对话方式)两者之间构成“一体”与“两翼”的关系。面向当代中国本土经验、中国问题的理性反思无疑成为贯穿整个研究视域的基础和轴心原则。

在利益结构和思想文化同样多元、多样、多变33的社会差序格局中构建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需要以时代视域总结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在重新理解中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这是我们推进发展哲学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发展哲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在巨大的言说空间中存在着“众声喧哗”,因此,表明我们的理论立场和文化身份,突出主导的话语旨趣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哲学”研究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历史观和辩证法传统相互脱节,就是说,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建构缺失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的支撑,因而需要我们廓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平,通过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历时态的两端语境出发加以反思而对接。

为此,我们首先要打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深度考察当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域,才能“接着讲”以返本开新。建构中国的发展哲学,不仅需要秉承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而且要通过与全球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的积极对话来实现本土的理论创造。这是创新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又一基本方式。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就长期从属于西方资本全球化统治。先经历百余年的“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后进入“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发展道路和发展观念的“中国化”始终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选择始终受资本全球化世界变革的影响。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模式的选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离不开全球语境的造就。

因此,“面向中国本土经验”绝不意味着忽视全球化结构对中国本土社会的造就,“中国国情”的性质、结构、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如果离开全球化就难以科学地阐明。百余年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成长史,就是与全球发展哲学的对话史,两者在对话中双向前行。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本土发展哲学以中国方式对应着全球发展的哲学逻辑。中国发展哲学就是全球发展理论的本土转换。全球发展哲学经历了发展客体论、发展主体论、全球发展论、交往论、可持续发展论,这些都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但是,所有全球的发展哲学需要经过异质性空间转换才能真正转变为中国发展哲学。后者本质上是在中国特有的发展实践和文化语境中生产的独创性理论。

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终结根源,最坚实的基础来源于中国本土发展实践,来源于中国问题。

对中国本土问题的反思,始终是创新的最根本、最终结的动力,因而是创新的主体路径。中国发展的本土经验、本土实践是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来源、动力、检验标准和根本目的。任何传入本土的域外理论,包括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发展的理论,虽然是对域外社会发展实践的反思的结果,但是如果要转变为中国本土发展哲学,还必须要经过本土发展实践的“重写”和“检验”。本土的发展实践、发展经验、发展问题是本土发展哲学最深刻、最现实和最终结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承接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传统,批判地借鉴和继承全球发展理论的成果,构成我们创新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一体两翼”的格局。

发展问题是在发展实践中各种矛盾的精神表现。问题是哲学之端,“发展问题中的哲学”是“发展哲学中的问题”的来源和基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许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率先的探索意味着率先遭遇各种发展矛盾和问题,探索和解决发展问题意味着率先形成中国本土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科学,进而提升为本土的发展哲学。发展哲学作为发展实践的哲学反思,无论是发展观念深层的逻辑构架和理性表达,或是发展价值与文化的哲学审视,或是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批判,其演变来源于发展实践格局的更新,结构的重建。在整体上解答全球发展之谜的发展哲学,在日益成为各国探索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换发展方式、研制发展战略、建构发展理论的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的同时,自身观念与模式也在发生持续转换。这一转换同时就在不断更新着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全球语境,进而使中国发展哲学不断创新。20世纪是新旧全球化大转换的世纪,因而也是全球发展哲学经历了一系列嬗变创新的世纪。

基于对中国问题的发展哲学审视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绝不能排斥对全342009.1球语境的科学把握。因为,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全球语境是影响、造就、构成中国独特本性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对全球语境的准确判断,就不可能有对中国问题的科学解析。其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有中国立场、中国视域。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近年来发展特别迅速的一个泱泱大国,一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有大量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关注,到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再到从海外大学普遍设立的“东亚研究系(所)”等,无数的学者和各界人士都在不同目的、立场、学术观点支配下,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生产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无论出于何种初衷、何种立场,其中有价值的成果始终是我们的研究可以汲取和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就总体而言,这些成果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点(不是全部)就是缺乏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所谓中国立场,就是站在为了中国本土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就是站在中国民族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立场,来观察中国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发展实践,面对自己的本土经验。这一立场就是一种根本的价值观,一种研究和解释的“前理解”,就是一种本土本位的文化态度。说到底,这是发展主体的“自我理解”:正在创造发展自己民族事业的主体站在自己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自己发展实践的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甚至是自我谋划的表现和方式。

中国立场构成了研究中国问题、构建中国发展哲学的价值前提和一以贯之的灵魂,而研究中国问题、构建中国发展哲学则成为中国立场理论展开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角度出发,守护中国立场,由此在而打开全球语境与中国发展研究的视域,是构建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基本路径。

“反思的问题学”:中国发展哲学创新的主要范式

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超越了经典现代性视域,在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标志着中国发展哲学本土建构的新时代的来临。

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的出场路径始终是“一体两翼”的。长期以来,以“一体两翼”创新方式推进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建构,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出场路径,这成为我领导的学术团队的学者们的主要致思取向。研究和解答属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努力构建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成为我们的宗旨。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概念碎片,而是以新全球化时代理论为基础,紧密关联、相互支撑的创新思想的理论星丛。

1.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发展的全球语境在当代,尽管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和反全球化组织的愤怒抵制,全球化作为世界大生产的一种扩张形式,依然在加速扩展。研究全球化观念的理论范式,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都针对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正面临一个新旧全球化大转变的时代。新全球化浪潮在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也在转换着中国本土发展的历史地平线,造成了一系列资本全球化的新问题、新矛盾、新形式和新挑战,需要今天的中国重新面对。

我曾经指出: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的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两者的产业轴心从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或知识文明。知本全球化正在取代资本全球化而成为主要形态。制造业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是“自主创新型国家”而不单纯是制造业大国,才能成为世界发展的引领者。

其二,在全球化结构构成内涵上,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知识资本正在崛起成为所有生产要素中的主导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35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现代)化全球新霸主。知本家阶级正在作为新的资本家阶级而全面取代工业或金融资本家阶级而成为新世纪的霸主。发达国家采取“腾笼换鸟”策略将大量高耗能、高耗资源和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扩散到欠发达地区,同时借助于知识资本这一“头脑工业”对全球“躯体工业”即制造业进行支配和统治,形成了高控制或高依附型的产业经济链条。全球的阶级分布和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重大改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各个国家核心竞争力。

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这一变化为多元发展模式、特色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可能。

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控制,造就全球“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与“新帝国”结构。科技文化的比拼成为全球发展关注的焦点。

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主导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后现代主义打破现代学科壁垒,流动的能指无所不在。新全球化时代的发现和阐释,为构建中国发展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提供了全新的知识基础。

2.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

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时空压缩”造成“倒错重叠”,使中国现代性的性质、目标和内涵都发生了根本变革。在西方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原本是一个相继问世的历史阶段,而在中国,在一个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甚至颠倒错乱地呈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同时交织地存在,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摆在面前:究竟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与何种发展思路对话和“嫁接”?中国倡导科学发展观进而对于经典现代性的批判,同时面对两种新的现代性选择:“欧洲价值观”或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等人倡导的“反思的现代性”以及国内学者提出的所谓“第二次现代性”。究竟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现代性?

国内学界的解答分三种思路:

其一是主张继续“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以“工业化”、“市场化”、“科学”、“民主”为标识的韦伯式经典现代性模式。然而,尽管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些标识,但是作为旧全球化时代的经典现代性模式弊端丛生,在新全球化时代已经被科学发展观所否弃和替代。

其二是主张跨越这一模式,直接导入后现代模式(通过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抑或创新社会等途径)。言之者谓:在全球后现代和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如果依然先完成工业化等现代性形态,那么仍然是一个边缘国家。只有跨越现代性这一卡夫丁峡谷,依靠“科教兴国”和“知识经济”,发扬创新精神和培育高素质人才,就可以直接导入知识社会。显然,这一思路超越中国初级阶段国情,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

其三是倡言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和鲍曼等人主张的或“流动的”、“反思的”现代性模式为准绳,走“第二次现代性”道路。问题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性尚未完成,何来完全的第二次?我认为: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处在一种独特的历史境遇: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获得“新现代性”的新现代化运动。中国发展的路径,不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不是后现代,不是“第二次现代性”,而就是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改造的现代性,构成新现代性。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而所谓新方法论,颇似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以“全球观”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在一个特殊的交往结构中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理,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境地:她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新现代化运动”。新现代性主要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造就的“新型工业化”不过是这一新现代性的产业经济基础;而主张以知识化引导现代化,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触及到新现代性的本质。如果说,经典现代化造成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人与自然对立、区域对立”成为其主要特征,那么,当代中国要建构的是以知识文明引导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引导人类发展、城乡协调引导城市化进程、区域协调引导区域发展、政治文明—先进文化引导物质文明、社会和谐引导经济增长和以可持续发展引导加快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的建设需要全球交往的语境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跨越两大支撑。深入阐释新现代性理论,是我们今天面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3.环境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选择

在新全球化时代,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必然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念。问题也随之而来:虽然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全球的共识,但是,这一共识却包括了许多差异性、分歧性的观念和道路。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码有两大差异。

其一,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大多是通过工业文明步入后现代社会的,曾经走过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目前,他们已经普遍跨越了工业文明而向后工业社会迈进阶段上,借助于百余年工业文明所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向信息产业和洁净生产体系转变。新全球化时代产业布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西方国家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全球化经济体系为主干,实现本国产业的空心化,依然能够从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高额利润,保持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和国民生活的高质量;不断将耗能高、资源消耗量大、环污风险大、劳动报酬低的制造业不断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带。反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绝不可能通过经济零增长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反,作为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没有高速高效的发展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按照常规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高速高效发展的前提就是能够获得环境资源的越来越大的支撑力,然而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与环境污染速度、生态破坏的速度与工业化积聚速度是同步攀升,从而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国既要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又要避免走“先污染、先破坏、后治理”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才可能提出并实施的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其二,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虽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在世界上仍处于后列。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人的生活高度融合于生态环境之中,需要我们探索一种与西方国家人口与环境布局相对隔离状态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过程,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创造。

回答本土化所必然面临的特殊难题与矛盾,“环境支持”就是我们的选择。严格说来,“环境保护”和“环境支持”是在眼界上有着重要区别的两个概念。虽然环境保护是环境支持的基础,然而环境保护观多半带有消极眼光,它的目的是全力拯救和保护已遭工业社会严重破坏濒临绝境的生态资源,让生态得以自我修复,让环境价值在不受人类干扰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环保战略着眼于从各方面来堵塞破坏环境的途径,遏制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趋势,致力于恢复生态系统,改善环境质量。可见,这一眼界最高目标不过是达到“零污染”,即人类完全停止向自然输出污染。且不论“零污染”可能与否,即便达到这一状态,此环保眼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亦十分明显。其一,割断了人与自然生态的有机联系,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这两个系统发生不对等的发展与进化,这样一来,环境保护就只能延缓环境的衰亡,而不能使人类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其二,生态环境没37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有从人类社会发展中得到好处,即处在原生态,当然也难以给予人类社会发展以越来越大的支持。与此相反,环境支持观则强调一种积极的可持续发展观,它源于传统文化的“和合文化”,强调天人共生共存共长共荣,相互优化,相互促进。人类在不污染或少污染环境的同时,需要积极改造环境、优化生态系统、营造生态文明、发展生态产业、培育生态物种、提高生态质量,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日益优化的生态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将环境与生态质量的提高建立在人类生产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反过来以越来越优质的生态环境支持人类生存质量的改善,支持经济系统的发展,生态产业革命的发展,这是一个适合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也是一个大战略。

4.自主创新型国家: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到辐射型现代化

在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依靠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垄断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经济的控制,造成了“头脑工业”对“躯体工业”的全球统治体系。为了打破这一垄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必然需要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向辐射型现代化阶段转变。

一个必然被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辐射型现代化以及如何向辐射型现代化转变?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经历着全球化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向全球扩张,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商品输出与殖民扩张;第二阶段,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扩张;第三阶段,新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知识全球化的扩张。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从旧全球化到新全球化的时代转换。资本全球扩张的形态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再到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形态越来越多样化。西方国家产业基础和全球化扩张方式的重大转变带来的新旧全球化语境的重大变化,也必然导致当代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历史与空间差异性规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新旧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或必将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持续一百年,可以将之称为“三百年工程”:

第一阶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跨度109年,为“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西方列强用工业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古老封闭的中华大清帝国的大门,使之变成逐步丧失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应对旧全球化时代资本侵入的挑战,中国经历了物质科技层次的现代化(洋务运动)、制度变迁层次的现代化(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观念文化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体模式的现代化(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的实施),但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所谓被动,是指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主权丧失,受制于人,西方列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中国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切都要听命于西方。所谓“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因素主要来自外部输入,而且不能自主地决定输入什么、怎么输入。外源型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西方国家控制的过程。这一被动输入现代化的本质是使中国一步一步变成西方列强的附庸和殖民主义全球体系的奴仆。“西方工业资本———东方农业文明”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全球统治结构;依附型增长与发展就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的基本模式。当然,奴役、剥削和压榨引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对这一现状的反抗,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内容成为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2050年,时间跨度大约100年,可以称之为“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是我们党经常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现代化阶段分期来看,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从温饱、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现代化模式话语来说,是“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所谓“自主”,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发展的命运,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权。此外,中国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绝不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更不依附于西方。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大量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需要一个开放体系来加快提升自己的独立创新的发展能力。就工业、资本、科技主要力量来看,还是由西方国家牢牢掌控。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和优秀文化,需要熟悉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需要参与其中并学会向外开拓,为自主创新积累资本、经验和技术。在这一阶段,以引进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区建设是必然的;从“招商引资”逐步转变为“招商选资”也是必然的。这一阶段达到的最高点,之所以称之为“基本实现”的现代化,不仅是因为它在量的方面(如人均GDP)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更因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纵向比较的概念,即不仅仅与自己的以往历史做比较,而是看一个民族国家在全世界中的地位和功能,是否处在一个发展中心极或发展极上。为此,即便一个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再高,但如果它仍然主要靠输入别国的技术、文化来发展,那么仍然不是合格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达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才能成为世界的发展极,才是合格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向辐射型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

第三阶段,从2050到2150年,时间跨度大约也是一百年,就是“辐射型现代化”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高级阶段。需要回答的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辐射型现代化”?其二,怎样实现?对前者问题的解答,主要针对一个疑虑:在旧全球化时代,西方列强的商品—资本输出都伴随着武力扩张,表现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式,中国曾经成为这一侵略扩张的牺牲品。那么,未来的中国发展成为“辐射型现代化”国家,是否重蹈西方扩张的覆辙?答案是否定的。在新全球化时代,作为主张和谐、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辐射”只不过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使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对外扩散,引领和帮助世界成员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因此中国不但不是世界不稳定的因素,相反是世界和平的强大稳定器。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我们“请进来”是为了更好地和平发展;在辐射型现代化阶段,我们“走出去”依然是为了更好地和平发展。我们靠经济、技术、文化“走出去”,我们走出去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技术、文化能够和平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造福于全世界。对后者问题的解答,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今天的自主创新战略在未来的实施程度。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向辐射型现代化转变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为了明天的辐射型现代化,我们今天就需要自主创新,实施好国家创新战略。以观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再带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发明、中国设计,培育现代民族精神与先进文化,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观,增强软实力,为“走出去”而不断积累我们的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的实力。另一个因素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和平辐射、和谐世界的方针,我们绝不成为新霸权主义国家,我们的强大只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中国是“和合文化”之邦,也必将是和谐世界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三个时期现代化理论不但深刻地解释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特点,而且指明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阐述了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性作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责任编辑:赵　涛〕

原文载2009年第1期《江海学刊》，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