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批判的“旧世界”,正是资本全球化的世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正是对资本全球化世界的批判性反思的“世界历史观”。对“世界历史”等资本全球化本性的反思与批判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继而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世界本性的基本视界。

一、资本全球化: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周围感性世界”,进而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和转换,成了他新哲学世界观赖以建立和完善的历史地平线。在被学界公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新哲学世界观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共产主义原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已经耀现出对这一资本全球化历史的特征、结构和状况的精彩描述。从这些资本全球化世界图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引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

其一,这是一个造就“世界历史”、“统一的世界体系”即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到处打破民族的壁垒,将分裂的人群和孤立的地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世界性工业体系、世界市场体系、世界消费体系、全球交往方式、世界阶级构成方式、世界性文学和文化等,而从物质生活的世界体系到精神生活的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基本构架。

其二,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而是工业平台上的全球化。大工业造就了世界历史,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成为造就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和世界文学的基础。

其三,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它造就的正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然这种全球化的主导、核心和轴心是资本的力量,因此,这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

其四,全球化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对乡村、西方发达民族对东方落后民族的全球性统治;它造就了世界资产阶级和“正在造就”世界无产阶级,3“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一切中间阶

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全球性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

其五,全球化的内在张力是一体化的,即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和“理性”尺度即“文明”强加于全世界,一切不符合作为自己尺度的规范或“文明”的民族及民族文化,都在应被消灭之列。

其六,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这成为世界文学、“世界精神”的尺度。从本质上说,它不过是占全球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或意识形态。一切不符合这一精神统治需要的异族文化都被斥责为“野蛮”,因而在应被消灭之列。

其七,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日益造就着两大对立阶级的冲突,在冲突中全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全球化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必然结局。在此,重要的不仅在于马克思对这一资本全球化世界图景的精彩描述,及其对今日新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而且在于:这就是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新世界观(世界历史图景)。在这些标志着新世界观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通过对资本全球化世界图景的科学分析与把握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新世界观。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特别是其历史观正是对资本全球化时代本性、规律及其后效应的科学反思。对资本全球化及其后效应问题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关注的基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语境。马克思的哲学,无论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基本价值理念,即对全球化一般本质、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理论反思方面,还是必须加以发展的成分,即受旧全球化时代制约而存在着严格的边界条件制约的方面,都源于它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性反思。

 

二、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反思: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界

 

关于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的态度,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夸大马克思对全球化“积极”的历史作用方面的描述,几乎将马克思看作资本全球化的代言人;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许许多多“新左派”则继承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传统,着重阐发马克思关于资本全球化的严重后果的论述,将马克思塑造成资本全球化的全盘否定者。其实,文本话语结构清晰地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资本全球化的分析都具有历史辩证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他们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出发,对资本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历史性”进步和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形式与世界样态,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世界交往形式。因此,他们深刻而精彩地描述了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图景,科学揭示了资本全球化的性质、特点、内在矛盾和规律性趋势,形成了一个关于资本全球化的历史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当代全球化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依据全球化历史规律性趋势而指明它被历史地否定的必然性,即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前景。从历史产生、暂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上肯定它,同时在超越性和阶级历史性层次上否定或扬弃它,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对资本全球化的深刻的批判,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筑自己新世界观的基本要件。这一批判决不是某种从原则出发的“道德化”抨击和谴责,而是基于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不是人为地对资本全球化消极后果的先天拒绝,而是对这一后果作历史的否定。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所铭记的历史真理就是:要喝“用头颅杯盛的美酒”而不要悲伤,因为“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马克思批判性视野的核心是一种反思的哲学,而马克思批判性反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的本质性环节、哲学基本视界的核心是交往实践观。在马克思看来,交往(Verkehr)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指认一个系统,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而“物质交往”即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物质交换过程。它构成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的基础。生产和交往,或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及其交往方式,是交往实践中自主活动的一部分,并与之一起构成全部世界历史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更迭的机制,成为历史规律性过程。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借助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各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88页)这一“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是资本存在的总体方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体系的总体存在样态。它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

在未完成的《资本论》手稿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普遍交换(交往)”体系内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总体系,到“世界历史性”的国际经济、阶级和政治体系,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本质所作出的深刻的逻辑分析。这一分析更深入地展示了马克思早已坚信的论点:以普遍交换(交往)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必然导致普遍异化,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体的和主体的条件。前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矛盾体系的总爆发,后者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各自联合起来,成为两大全球性阶级。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围绕资本这一全球主导资源,两大阶级成为全球性对抗的主要力量;两大阶级的关系,则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走向。作为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结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件才是可以经验的。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特别是他的历史观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规律演进的把握;政治经济学则直接深入探析资本全球化的本质、秘密、规律性趋势;而科学社会主义则不过是对旧全球化的一种前景和现实路径的揭示——即全球性两大对立阶级的对抗前途,以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言方式展现出来。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在回答关于东方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性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再一次根据各民族和地区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指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革命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取决于能否借助于在全球化中进行的世界性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技术,取决于是否与其他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补充。因而,马克思拓展深化了交往实践观,使之成为贯穿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视界。

 

 

三、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双重视野融合

 

资本全球化与交往实践观,在马克思的思想空间中成为对应生成的两极:历史地平线与哲学视界,问题谱系与解答逻辑,现实世界图景与世界观,存在对象与主体框架。两者高度地一致,很容易使人想起那著名的命题:“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反思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到追问产生资本全球化的前提和机制,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谱系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描述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发生逻辑和基本路径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在此只想指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程?从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思想形成过程来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到《形态》,乃至《宣言》和《资本论》,其中有两个“基本点”或关键点为人们所关注。与此同时,关于两者的关系也一直被争论不已:一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实践视为人的“类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它被视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客观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因此,实践构成人的“类本质”和世界历史的本质。二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指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因此而争论: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表达人的本质和世界历史的本质到底是实践、劳动等自主活动范畴,还是“社会关系”等关系范畴?显然,争论双方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前提,即认为实践与社会关系不是属于同一对象,两者难以相互兼容。在我看来,这一争论真切地表达了一个理论的事实:马克思在1844—1846年间,从《手稿》、《提纲》和《形态》往后延伸到《资本论》时期,发生了一个哲学视野的大转折,即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向以真实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研究为主线的交往实践观转变。

首先,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提纲》中,马克思超越这一哲学的关键,在于对以往实践结构观的改造,将交往、社会、社会关系等主体间向度的思维范畴介入实践概念,从而开始了走向新的交往实践观的历程。学界对马克思创立新历史观第一阶段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对“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关于马克思《提纲》中“实践观研究”的高度评价,到“主体性哲学”建构和“人学”体系的弘扬,都是如此。应当指出: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实践结构观的这一理解方式与把握方式是奠基于现代实践观的框架之上的,因而其理解的基本理路是“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强调实践观是马克思新历史观的起点、基础和一以贯之的红线,突出实践的主体性原则。然而,这一强调自觉不自觉地将实践的主体指认为没有差异的单一主体性,或“类”主体性,因而,在探寻马克思《手稿》与《提纲》两个文本中方法论的所谓一致性,推崇马克思“人本学”实践观的同时,就将马克思关于主体间交往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理论撇在了一旁。

然而,思想真实的进程与此相反。

在新历史观第二阶段,以《提纲》、《雇佣劳动与资本》、《宣言》以及《资本论》(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马克思特别强调以交往实践观为核心,以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人的本质并形成生产方式、市民社会和世界历史为理论表征的新历史观。这里存在着一种理解范式的转换,即从一般“实践的唯物主义”(包括实践人学在内)转向交往的社会关系理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为交往实践观的创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这样说:当马克思强调新哲学世界观对“对象、现实、感性”不仅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且同时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而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相区别时,这一“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对“感性的人”的单一主体性缺乏反思,仍可为学界保留对人本学方式的某种眷恋;而只是当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视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强调“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才真正上升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成为《形态》中清除实践人本学关于“抽象人”历史理解方式的遮蔽、开启“交往理论”研究的先河。

这一开拓的关键点是通过对实践结构的改造而启动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在其现实性上同样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其凝聚点和创造者,是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实践与社会关系、“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际关系”是同一过程。没有实践的社会关系和没有社会关系的实践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在《手稿》阶段,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实践是人的“类本质”,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那么,在《形态》中,马克思则明确地说:“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由此可见,人类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物化的过程,不仅是主体自觉改造客体、形成“周围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而且同时就是调整和改造主体间物质交往关系的活动。因此,实践结构一开始就必然具有双重关系:一是主体间的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因为任何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都无不是在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中展示的社会存在,都具有交往性;二是结成一定交往关系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即主体用交往所获得的社会化手段、工具对客体的改造。实践是形成这双重关系的统一过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任何劳动实践都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7页)。反过来说,社会关系是交往实践的关系,它或者是交往实践过程本身的关系,或者是其产物和积淀,转而成为新的交往实践的历史前提。循此思路,将“实践”与“社会关系”在模式上统一起来,就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反复强调的“物质交往”观或“交往实践”观。其次,交往实践观的确立,也是马克思解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人本学”和“交往唯心主义”哲学范式,科学解读历史的结果。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现交往的实践化、经济学化、唯物主义化的理论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交往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必要理论支点。在这一意义上,实践的唯物主义成为交往实践观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形态》中,马克思一再将施蒂纳的唯我论当作一个符号,将其解读为以大写主体论、“抽象人”或“类”为逻辑构造起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产物,并加以批判。马克思自觉与之对立,认为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单一主体论(以大写的“我”为核心的唯我论)的对立。在借助于新的历史观批驳施蒂纳的唯我论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两点: (1)个人当然是社会的起点,但是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形成个性是一种社会生产性行为:个体在经济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个性。而且,交往不仅是一种日常道德、心理生活行为,不是脱离生产、社会的行为,而且首先是一种社会生产行为。(2)马克思将交往生产化,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活动的历史本性,用之解释、界定精神交往过程,形成历史观的基本构架;同时强调真正的社会联系、周围感性世界不是脱离人和人的创造活动的超自然物。因此人们应当在理解周围世界时诉诸感性的交往实践,而不应该诉诸抽象的“类”的联系,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将交往仅仅理解为内在无声的类聚合,理解为一种与生产相分离、与物质实践无涉的情感性关联。其实,交往实践是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统一的基础;也惟有交往实践,才是打开历史和人双重本质的钥匙。二是马克思在探索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对经济学的高度重视。对经济关系的深度考察,是马克思区别于施蒂纳个体交往观,进入到本真的交往实践观层面并形成新的历史理解的真正关键。例如,施蒂纳强调:个人交往是构成一切组织形式的机制,但是它又不过是表现个人存在的一种机制。而马克思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任何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同时又是交往的产物。这一交往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是世世代代的产物。又如,施蒂纳认为交往是一种道德领域与生活领域的行为,而马克思首先认为交往是一种生产领域的物质性行为,首先是“物质交往”。交往固然是一个系统,但物质交往必定是其基础。

总之,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历史观形成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与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它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中独特的理解角度与理解范式,应当得到科学的研究与梳理。

(责任编辑:李登贵)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