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全球化时代精神象征之一,生存哲学言说何以可能?———主题性哲学　　

所谓主题性哲学,首先是指哲学将当代人类实践突显的主题转换为哲学的主题,进而作出反思性解答。进入21世纪,什么将成为人类的哲学主题?答案可能有多种,然而,其中之一必定是“生存与发展”。显然,在新全球化时代,“生存哲学的转向”,并进而成为主题性哲学,正源于哲学的时代精神精华的本性。马克思曾经深情地说过,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始终是人类对时代主题的反思性追问,是对养育自身的时代精神的自我理解。当生存与发展在公共实践中成为世界主题,当一系列危及全人类有效生存的公共性危机———全球性恐怖主义、霸权与战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南北分化及发展问题、人口暴涨、资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叩响哲学大门之时,哲学终于将自己专注的目光投射在人类生存境遇之上,“生存哲学的转向”成为主题性哲学的时代就必然到来。

其次,主题性哲学是基于时代底板的对言说空间开放性的召唤。“生存哲学的转向”被学界作过多重指认:如一个体系性、方法论概念,一种部门哲学或领域哲学,或者哲学路向的转变、一种可能态等等。我认为,“转向”表明的只是主题性的,即它需要即时地为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哲学言说开启时代的地平线,为多元差异性生存主体间对话的平台和多样性谈论的开放话语空间,而不应是某种惟一的或大写主体的独享空间或任何独断式话语霸权的专席,为某种遮蔽歧见、排斥差异的“宏大叙事”所独占。

与其说“生存哲学的转向”是从某种强调“既成性传统”的知识论向所谓具有“构成性”思维的生存论(现象学方法)的转变,不如说它表明了一个主题性哲学的概念,其意义正在于:它敞开言说空间,“主题”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对全球处于无限差异和多元生存境遇中的主体介入言谈过程的期待和召唤,这些主体从哲学言说者到芸芸众生,从超级大国到最贫穷小国,从比尔·盖茨到阿富汗难民,从跨国公司到民族、阶级、政党、社群及其个人,跨越学科、国家、民族、阶级、社区等等的界限,是林林总总、相互差异而又在全球化世界结构中彼此交往的主体的总和。

生存境遇及其对未来的憧憬总和构成他们的现实存在,从而制约着他们相互差异的生存理念,借助于言谈空间和反思性提问不断抛出“生存哲学”方案。这些理论方案,涵盖各种立场、观念和视野,哲学的和非哲学的,反思和非反思的,通过言谈而交往,构成关于生存主题的话语谱系。其中,生存哲学的谱系也是多元的:从着力把握生存底蕴的本体论哲学和知识论逻辑,到突现对人本身生存境遇更深刻、更具穿透力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的生存论转向,从中国古代“生生之为大德”的生存意识到着眼于谋划未来的“可能态”设计,到源于现象学对言说境遇更为深沉领悟的人文关怀,从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体生存境遇体验的哲学话语到马克思对社会大众生存结构的分析,到福科式对所有生存哲学方法论的谱系学考察,以及怀特的新历史视野和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研究的交叉,从而使生存这一时代主题的哲学言谈呈现出多元性、差异化,这里同样实行“领域或空间”的自由准入,生存哲学于是成为多元主体间展开哲学对话的主题,成为新全球化时代人类言谈的一个领域、一个空间、一个理论的平台和地平线。

2．作为在多元主体间对话的主题性哲学,“生存哲学转向”的内在张力结构——交往　

交往在话语层面上展示主题性哲学内在的对话结构,而生存哲学作为主题性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以交往为中心的公共性哲学。

主题向全球性多元差异主体的敞开、期待和召唤,需要一种言谈之间的张力,一种突显“我”与“他者”共同生存的活动性结构,一种可能达成某种社会生存性共识的关联,这即是交往。生存哲学之向交往的转向,首先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与公共性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随着“世界普遍交往”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任何“偶然的个人”生存不断被共同性的“有个性的个人”的生存所取代。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司和跨国公司、发达的交通、互联网和文化-政治的日益融汇使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族群化、公共化,生存需要的公共性、生存危机的公共性、生存主题的全球性将多元差异的生存主体(族群)联结在一起,彼此之间通过交往实践而结成生存的共在结构。在交往实践中,借助于商谈、对话和沟通,多元、差异性主体不断呼唤公共生存空间的合理性,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合理性,追求生存方式的合理性以及探寻共同生存、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其次,生存哲学之向交往和主体际向度的展开,是当代哲学的共同取向。马克思关于社会交往系统的三重结构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构成全球性社会生存结构的观念,已经成为全球性生存哲学考察的基本观念。最后,生存哲学之向交往和主体际展开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提问与言说方式,昭示生存哲学对话的结构,突显歧见和多元差异性视野,进而成为一种交往性哲学。

3．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生存哲学转向”的当代意义

在全球化、文明-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下,介入生存哲学对话和争鸣地平线的,首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当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这一主题将直接构成三者对话的交汇点,并以时代精神的冲击力激活三者固有的思想资源,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新儒学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理解而介入当代生活世界。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传统哲学可称之为“生存的智慧”之学,是关于“生生之大道”即生存意义的哲学,于今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而现象学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围绕生存哲学转向的时代内涵也提出了诸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从两个向度追问人类生存本性和生存方式:一是从人类超越动物生存的角度看人类生存方式的超越性、开放性、构成性。在马克思视野中,动物生存的真理是按照如何适应环境和外在尺度生存,按照自己的天然尺度进行生产;与之相反,人类则必然地超越动物状态和环境的限制,其生存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方式,以实践来高扬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谋划性,以按照任何一种可能的尺度进行生产、历史地改变生产方式的方式来不断提升人类生存层次,改变生存境遇,以价值之我超越现实之我,在历史高度的“从后思索”中反观生存的意义。二是从世界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高度观视整个人类现实的和未来的生存境遇,在交往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人类族群生存的图景,从交往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哲思去追问生存路向,将生存问题转换为交往实践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基础之上、关于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的对话。生存论作为哲学对话的主题,必将成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交汇点,成为激活三者思想文化资源、打磨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砺石。中国哲学的生存论及其现代意义武汉大学哲学系　郭齐勇当代“生存论”是指人对自身生命、存活的自觉,包括人对身体、感觉、情绪、欲望、潜能、意志、理想与精神意境的觉解觉识。其实,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缺乏此种资源,可以作创造性的诠释。从个人的身体出发,先秦哲学有关形气、身心、养气、践形、心知、性情诸说,具有如下两种向度:第一,自然气化观的向度。道家庄子“气化”的生命观和人生论,以生死为气之聚散,强调个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的联系,即“通天下一气”。庄学涉及人的魂魄神气与血气形骸、情感、欲念、志气、心性、生死等等。其要旨,一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共生共存关系论,即天、地、人、物、我之整体和谐的生态观;二是身心神形的合一与超越,以及由此而建立的道家特有的修养论、境界论。自然与人同是气化的产物并相互感通的观点,并非专属于庄学,而是中国哲学的共识。这一看法在《管子》四篇、《易传》中亦非常突出。这种自然宇宙化的身体观也是宋儒的重要思想来源。第二,道德化、社会化的身体观的向度。礼乐有陶冶身心的作用。孔子之道,同时开启了两道闸门:一是孟子的内圣的心性论,一是荀子的外王的礼治论。中国哲学有关个体生存与发展的论说,总是离不开个体与生存环境、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原文载《哲学研究》2001年12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