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马克思的幽灵,在欧美重新出场”。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之际,曾被西方“神圣同盟”合力驱赶、宣告其“退场”甚至“灰飞烟灭”的“马克思的幽灵”,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如今在席卷全球、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被西方社会重新“召唤”、重视,甚至被“热捧”。[1]这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全球化批判的思想具有重大当代价值。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在全球资本危机语境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批判视域,不仅是针对资本危机的经济学批判,更是针对整个资本历史命运的哲学批判;不是出于道德化“乌托邦”理想尺度的抽象否定,而是基于历史性“肯定-否定”双重维度的辩证批判。尽管资本全球化的存在形态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当代资本全球化及其危机出现了一系列新形态、新特点,需要我们做新的分析,进而创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
一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一再强调:在《资本论》中对资本批判的方法论视域就是“辩证法”。[2]如今,如何理解被西方重新“热捧”的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对于当代分析资本危机问题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解答这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阐释。
(一)关于危机及其根源———资本关系的辩证批判
探索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存在着表现形式与内在本质、结果形态与总体逻辑的差别。对于两者的关系,非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不能尽解。被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不遇”、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危机发生固然有一系列实现途径和技术机制方面的原因,涉及美国的消费模式、房地产投机、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因素。在这一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源头祸水;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监管机制滞后致使“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或者将之看做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或者归结为“信号失灵”而导致泡沫过大,或者源于信贷资本总量过剩或者干脆阐释为“银行加息过迟”,等等。仅仅从技术或具体表象层面来分析和应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只涉及表象而难以显现本质,必然掩盖了危机发生的真正根源。其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的:危机的真正根源就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本身。对于危机根源的揭示,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危机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虽然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就存在着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但是危机的现实根源只能是资本。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尽管百余年来,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的一般本性依然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本质,也就揭示了资本的逐利的根本特性。按照这一本质特性,资本在实现自己赚钱目的的同时也就强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资本来到人间最初的一百多年间所造就的生产力就“超过了历史的总和”,在当代的发展更加迅猛无比;同时,资本又不断被它创造的庞大生产力的社会形式所制约,而在受到外在阻碍时,就会一定要通过形态和方式的创新排除阻碍,重新恢复其自由逐利的本性。高额利润,支配社会的权力,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始终是资本的本质目的。资本这一本性使之曾经成为历史的最高原则和非常革命的原则,它在消灭前资本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摧枯拉朽,势不可当,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资本也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不断变革一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革文化观念,造就全球化的空间样态,成为社会改造的强大动力。资本也有自身创新的冲动,资本的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变化,是资本本性之一。
第二,危机是资本所必然导致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空间表现形态就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资产所有的有限性)矛盾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由于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不断榨取各种有利资源,占领一切领域,去扩大再生产,产能惊人的扩大造就了经济扩张与繁荣;另一方面,产权所有的局限,使资本造成分配的两极分化,造成产能的相对过剩和供求信息不对称,造成盲目扩大的生产和投机与“有效需要”(即具备市场购买力的需要)之间的脱节,因而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危机就是由资本本性造成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根本矛盾内在冲突的激化表现。资本造就的两极分化,即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和财富的积累,与相对贫困和购买力不足的积累之间矛盾直接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以及在资本驱使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所有者内部疯狂的投机扩张之间的矛盾,导致危机的发生。在当代条件下,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大量扩张,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通过极度膨胀支配社会资本的权力而使资本扩张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也使矛盾加剧和激化。这一矛盾加剧是整个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资本逻辑是一个包括资本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等多环节的完整链条。扩张与繁荣,危机与萧条,都是资本逻辑过程性展开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危机的批判,只是对整个资本逻辑链条批判的一个重要环节。危机批判只是为了更深刻地判断整个资本逻辑的状况。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危机的经济学分析,不仅需要深切关注马克思的辩证视域对于分析资本危机根源和特点的经济学意义,更需要理解马克思从新世界观高度探索资本的总体历史进程的关键意义。
第三,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矛盾的产物。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集中分析了随着信用体系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扩张而必然带来的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日益明显,活劳动主要形态从体力劳动转换为脑力劳动。实体经济转换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主要改变价值的社会集中和分配,但是改变不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资本希望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价值并使之转化为供投机驱使的“资本”,用来赚钱。投机借助于信用体系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投机本身已经不再受实体经济状况的控制,从而以多倍的暴利来赚钱。因此,在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下,生产社会化与私人6 《哲学动态》2009年第4期占有的矛盾就必然转化为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两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可见,马克思用两个“加速”的“二重性”来分析虚拟资本内在矛盾,这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本质,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资本逻辑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形态关系的辩证分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解剖了资本的秘密,科学研究了资本的一般本性和结构特点,揭示了资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既造就繁荣、又必然造成危机的原因;而且对资本可能的变异形态做了惊人的准确分析,从工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生息资本,从实体资本到虚拟资本,等等。如果说,《资本论》出场的时代是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那么,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形态和特点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经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再到今天的空间生产的资本化、知识的资本化、信息的资本化,以及形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本不断在虚拟化、社会化、弥漫化和全球化中疾步走入知识资本化统治阶段。也就是说,资本不断需要采用新科技来获取超额利润,用全球垄断竞争来加剧这一竞争,其结果使知识、文化、科技等各种能使资本迅速增殖的非物质生产要素资本化。资本不断地弥漫、渗透到日常生活与社会一切微观存在体之中,资本成为真正支配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权力”。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从市场逻辑到市民社会和国家逻辑,没有什么领域不能成为资本追逐和资本化的对象。只要有现实需要,资本就能够将一切都变成可以增殖、可以投机的对象,即资本化。在每一个创新的资本时期或每一个资本形态中,无疑都有不同于以往或其他形态的新特点、新形式、新运行机制。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实现形式也因此发生相应改变。新自由主义借此而将资本表现形态和特点的改变当做本质的变化,从而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兼管下,资本已成为一个“自觉的资本主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资本体系,已经解决了马克思所指认的“无政府状态”的盲目性难题,危机已成为历史。然而,资本形态和特点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其一般本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度表明:资本的本质并没有在根本上发生变化。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要求我们应当将资本本质的一般批判与历史形态特点变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三)关于资本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的辩证分析
怎样看待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命运,成为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批判的辩证视域的一个关键。无疑,资本是造就一切现代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苦难的根源,而对于资本全球化弊端的批判,几乎成为一切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但是,以往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甚至是“反动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而历史地分析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而仅仅将资本看做“恶”的化身,进而诉诸道德化批判。与之相反,马克思从“肯定-否定”的历史性双重维度辩证地批判资本。一方面,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域出发,对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世界历史性”进步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因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5]在推动全球现代性历史中,对于凡是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就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进步因素:“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的空间形式和世界样态,是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世界形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依然需要继续发挥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积极作用。承认资本、特别是新形式资本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资本批判”辩证视域的当代启示 的历史作用,强调自主引入境外资本和发展民营资本的积极意义,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资本毕竟是历史现象,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终究要退场。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诫我们:资本始终具有消极和否定性作用。马克思依据全球化历史规律性趋势而指明它被历史地否定的必然性。对资本这一双重的历史作用的分析始终需要马克思的辩证视域:“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7]因此,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都深刻而辩证地阐释了资本的历史命运,科学揭示了资本全球化的性质、特点、内在矛盾和规律性趋势,形成了一个关于资本全球化的历史理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结论。这对于我们从历史观的高度去看待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空间生产的投机:资本危机发端的重要领域
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房地产业即列菲伏尔、大卫·哈维所说的“空间生产”领域的过度投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顾名思义,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相对较好的贷款而言的。因为相对来说,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或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他负债较重,所以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为什么这一轮房地产的所谓“次贷危机”会引发金融危机?这说明空间生产已然成为资本逐利的重要领域,消费品资本化,特别是空间生产产品的资本化已经超越马克思当年的阶段,成为消费社会来临的一个显著信号。房地产等大宗消费品的资本化是马克思当年所分析的“商品资本”形态的一个发展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以工业生产为轴心的资本运转流程,资本形态分别经过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个阶段,形成对应的三个形态。所谓商品资本,就是商品价值本身不仅包括了成本(C+V),而且包括了剩余价值(M),商品价值实现即顺利销售后,重新变现即变回货币资本,资本家才能完成资本增殖的功能。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计到消费者生活消费商品本身也被资本利用来投机增殖,即生活消费品资本化。今天,随着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逻辑日益被资本殖民化,消费社会领域也成为资本投机的主要领域。其中,空间生产产品的消费,由于其投资额和消费额的相对集中,产生利润也相对丰厚,也由于空间生产这一使用价值形态属于不动产业或难以再生的业态,其泡沫生成比其他消费品更具有欺骗性。因而在消费社会,空间生产成为资本投机的首选。
在当年马克思时代,工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要逐利领域,而住房只是安排产业工人居住的地方,一时的居住价格上涨,也曾经引起恩格斯、马克思的关注。《论住宅问题》就是恩格斯专门研究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和集中、产业工人大量集聚而导致城市住宅价格上涨的文章。但是,住宅还仅仅是工业资本的附属物,还不是专门脱离工业化的投机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讨论土地问题时主要就土地作为“农业生产领域”的资本要素来加以研究,所以“级差地租”主要限于一个特定的产业资本领域:农业资本领域。随着时代的变迁,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工业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最关注关心的产业之后,后工业文明的一个投资投机的最主要领域,就是房地产业。作为不动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额大、回报率高,从而成为资本逐利的主要领域。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包括空间资源———土地等空间的资本化、空间生产过程的资本化、空间产品的资本化,等等。资本在城市空间通过增殖的方式,掠夺各种地块,级差地租变成了级差地价,变成了级差房价,再转化为使用房地产商品的各行各业的高价格。房地产成为一切城市行业的底价,控制房地产业就控制了一切城市产业的定价权力。富人区和穷人区、棚户区之间的差别,将贫富的差别以空间形态展现出来。房地产业的资本化表现在:
第一,一切房地产都是资本投资和为了更多地挣到剩余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变成资本赚钱的重要形态。高度城市化和高度产业化之后,作为空间载体的领域越来越成为资本投机的主要领域之一。2007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值达12万亿美元,是美国资本市场中仅次于公司股票市场的最重要市场。G-G′,即货币资本的投资增殖很重要的部分通过房地产这一中介来实现。根据标准普尔/希尔全美房价指数, 1994年至2001年这7年间全美房价已经上升53·12%,但是2001年至2006年年中这5年半时间内却继续大涨63·41%,其中2005年的房价年增长更一度高达15·66%。
第二,一切房地产运营都采取资本化、证券化的形式,如金融证券、贷款和金融衍生品。空间生产还属于实体资本领域。但是,一旦将空间生产资本化为证券化,那么就同时变成虚拟资本。金融化、票证化都是资本化的虚拟表现。炒卖房地产于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虚拟资本投机。房地产成为金融投机的中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按质量分三大类:优质贷款(Prime)、中级贷款(Alter-A)和次级贷款(Subprime)。三类贷款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份额一般分别为75%、11%和14%。由于房地产债权证券化,使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系统,因而一旦风险来临,就必然转变为整个资本系统的危机,无论虚拟资本还是实体资本,都在劫难逃。
第三,空间生产资产泡沫的破灭成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 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2006年第三季度,全美房价首次出现单季下跌,至2007年第一季度则出现年度下跌,且伴随美国经济疲软,年跌幅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1·73%快速扩大至2008年上半年的15·38%。越来越多的次贷者无力偿还本金及利息,截至2008年上半年,次级贷的断供率和90天以上未还款率分别高达11·81%和17·85%,而同期正常按揭仅为1·42%和2·35%。空间生产资本化的全球布展不仅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而且从中心到边缘呈现不断放大的剪刀差。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业价格上涨和跌幅都大大超过中心,形成放射性波摆效应。
三 金融创新的本质:逃脱国家与社会监管而恢复资本自由逐利本性
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业引入的所谓“新秀精英”都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操作方式,而大量推进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大量生产,使资本的自由本性得到了新的释放。那么,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什么呢?从资本批判的角度来看,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资本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路径找到了摆脱国家监管,使资本再一次成为自由获利而不顾结果的存在物。这一追求的自由,就是资本无拘无束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就是资本获利不需监管的自由,就是资本再一次摆脱凯恩斯主义而回归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反对国家监管,认为国家监管就是无效或腐败,不过是为资本重新获得自由叫屈。
金融危机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价格、房地产价格、土地价格、商业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马克思“资本批判”辩证视域的当代启示 落后国家与地区飞跃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与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激化。金融危机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
1929-1932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使传统的商业银行的经济投资行为被国家套上了监管的枷锁。本来,“看不见的手”之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理论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资本获利的自由被限制,从而使整个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处在一种矛盾之中。哈贝马斯因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策产出处在一种效率危机之中,因为国家无非是为资本获利而执政的政治权力,但是又不能不限制这一资本的自由,于是公共政策处于两难之中而产生危机。反过来,一些新自由主义也乐观地预计,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弊端已经被削平。
因此,资本似乎已经克服了老毛病,变成充满发展动力而又无风险的存在。但是,资本的本性依然是野兽,它始终需要噬血。自由地、不受束缚地追逐最大化的利润,始终是它的本性。因此,一旦条件适合,资本就会挣脱限制在它身上的魔咒而重新恢复兽性。新自由主义就是祛魔的神曲,它自身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创新过程,就是摆脱国家对金融的传统商业银行的监管而重新获得自由之身的关键。为此,资本积累高水平的“一流”精英人才,而国家则招揽了二流、三流人才;创新的研究在大学和金融机构不断被推崇,创新而出现的新衍生品层出不穷。国家在这些创新面前无法理解也无所适从。
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通过这些创新掠走了大量的金钱和利润,使资本获利自由化。虚拟的资本和虚拟的投机使经济财富被重新瓜分,经济虚火使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滚滚地流入了新经济巨子的囊中。次贷之所以酿成整个资本的危机,是因为次贷债券化后将风险通过美国金融创新工具放大,散播到了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领域。美国这些次级债券基本分散在五类金融机构手中,包括银行(31% )、资产管理公司(22% )、对冲基金(10% )、保险公司(19% )和养老基金(18% )。在美国,个人向银行等放贷机构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再将住房抵押贷款作为一种资产“卖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机构。后者将各种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经由标准普尔等评级公司评级,然后再出售给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等投资者。这个过程被称为“资产证券化”。这不但是一个次贷被证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衍生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如果说次贷是一个基础产品, MBS则可称之为最初级的衍生金融产品,而担保债务权证(CDO)则是衍生的衍生金融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是次贷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重要衍生金融工具,其作用是将某种风险资产的违约风险从合同买方(信用风险资产的投资者)转移到合同卖方(信用风险保险提供者)。合同买方定期向合同卖方支付“保费”,如果发生参照实体(出售公司债券的第三方)违约、破产等“信用事件”时,保险卖方(可以是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就必须向保险买方赔偿损失。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此次次贷危机就是形成链式且逐级放大的危机过程。
首先,违约率上升使提供次贷而又未实现次贷证券化的住房金融机构倒闭或申请破产保护。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其次,由于MBS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MBS和CDO的对冲基金的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如贝尔斯登公司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再次,较低级别的MBS和CDO的风险上升,导致评级机构对较高等级的MBS和CDO进行重新评估,这些产品的信用级别被调低,其市场价格也相应下跌。这就使购买信用评级较高的MBS和CDO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也随之受到冲击。可以说,金融创新不是天使,更像摆脱控制的自由逐利的野兽。
四 经济生活消费化:金融危机的深层基础
金融危机是生活世界危机的金融表现。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消费社会的统治,加上投机经济就是经济符号化、虚拟化,造成金融危机。在这一意义上说,整个消费社会的资本化,才是造成危机的最深层的原因。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的禁欲主义“清教徒”到消费至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决定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物质普遍匮乏,卖方市场使资本生产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一方面要尽快积累资金,另一方面就需要省吃俭用,于是,贪婪与吝啬必须成为原始积累时期的主要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很快,资本生产能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危机迅速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因此,刺激消费就成为解决供过于求、克服经济危机的主要措施。进而,在一个相对产能与产品过剩的市场,消费亮点就成为资本能否获利、能否实现自己的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关键,因此,消费社会就到来了。进而,决定和引导消费的又是各种品牌、符号、意像,从而使鲍德里亚的一切言论都似乎有了一个关键的理性支撑。的确,美国的超前消费观念、投机观念使生活世界、消费社会资本化,这是金融危机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从19世纪开始,美国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因为工业革命带来全球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生产能力已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消费却成为制约增长的瓶颈。美元一直被全球认可并被全世界各国持有,运用金融手段刺激消费就成为首选。引发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其实就是很典型的美国消费过度的一种现象。“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美国是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出现危机让全世界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的人来买单。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片面以为只要大印美元纸片,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向外过度举债发展,向内过度贷款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发展模式加上充分享受从发展中国家购进的低价消费品,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巨大的经济泡沫,而泡沫总是要破灭的,最终给全球酿成苦果。地产商鼓动没有能力的消费者借贷买房,提前消费。同样的做法包括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不仅如此,刺激消费的最强动力就是在证券化的引导下,将一些消费行为变成投资行为,变成可以增殖的资本化行为。消费与投资合一,使整个生活世界彻底被资本控制,生活世界在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被彻底异化了。在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就是一种社会权力,是依仗将生活世界普遍异化而支配这一世界的权力。
五 经济虚拟化、知识资本化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支撑因素
金融创新的关键支撑是那些所谓金融才子和精英们的知识创造及其使用。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金融创新表现形式是金融,本质上是知识的资本化。任何一种金融体制、金融衍生品的出现,都不过是知识创新的结果。关键是:知识创新进入金融就是资本化过程,即通过金融创新而实际地使知识成为资本自由化、增加获利机会的工具。知识资本化使马克思的关于资本的增殖是物化劳动奴役活劳动的观点正好相反:作为高级人力资本的金融界精英,利用物化的金融资本而行其道,使之成为知识资本化的载体和躯壳,然后借尸还魂般地复活为一种高级资本生命体,大获其利。知识资本化是当代资本发展和创新的新形态和新动向。虚拟资本是实体资本的重新社会化占有与分配形式。马克思说:“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8]的确,充分利用这一杠杆加以投机,以将社会资本占为己有,这就是虚拟资本的真正目的。虚拟资本其实并不创造财富,但是它可以改变分马克思“资本批判”辩证视域的当代启示 配和加速资本的集中。虚拟资本成为资本支配社会财富和实现更大的投机目的的经济权力,是对社会资本乃至“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在这一基础上,知识资本化才有了真正的实现途径。知识通过支配虚拟资本的创新而实现资本化,即更大增殖的目的。
六 新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传导与风险社会的来临
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是一次严重的金融震荡,震荡中心未必破坏结果最烈,而波及周边可能受害最甚。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建立的“知识经济———工业经济”统治体系或网络结构平时若显若隐,但是在危机中却充分凸显为“危机传导线路图”。知识经济对制造业经济的全球统治,使知识经济遭受的危机很快通过多重渠道被扩散到边缘,边缘受害更深。发展中国家已经至少在遭受三重创伤: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的吞没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国际经济依存度较高的地带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内地原料产地和相关人员就业继而遭受严重打击。最终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系统危机,发展速度遭遇“刘易斯拐点”。在新全球化时代,没有真正的旁观者,没有哪个经济体能独善其身。受害程度不仅要看绝对经济总量,而且还要看承受力。发展中国家相对弱小的受害承受力使之受害程度更甚。金融危机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思,也使人们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那些迷信资本、热衷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服清醒剂。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使人们得出一个共识:资本是风险和危机之源。在现代社会,资本仍然在占主导地位,还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放任资本必然遭遇祸害。与狼共舞的日子依然没有结束,风险社会和灾害社会愈演愈烈。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尽力防止资本对我们事业的“另类牵引”和严重危害。科学地运用资本繁荣社会,造福人民,就必须要对资本加强监管,逐步建立自主的话语权,推进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全球金融新秩序。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本进行辩证思考,尤其是分析、考察金融危机的重要指南。
【注 释】
[1]见路透社2008年10月16日的报道:《卡尔·马克思被金融危机中的欧洲热捧》。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5,第112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第499页;第498页。
[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第274页;第274页;第275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5,第24页。
(责任编辑 强乃社)
原文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