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场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

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进而提出出场学范式首先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993年,《哈姆莱特》的这一句戏词,被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新全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等等,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狂热的话语中,似乎“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1]如何在一个“脱节的时代”重新回答“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语境,深刻反思当代问题谱系和理论前沿,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就成为全球左派学者深切关注的时代聚焦点。

在批判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深度反思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思想设计,从德里达对马克思遗产“幽灵复活”路径的“幽灵学设计”,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从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人们批判地反思苏联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理解方式;深刻思索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的可能性,及其当代出场路径和在场方式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方法,对什么是“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出场”的问题做出科学系统的解答,由此必然召唤出场学视域。从历史语境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始终看作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历史逻辑,这一思维方式,就是出场学视域。其次,出场学视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出场方式的深刻反思和“研究的方法论自觉”的产物。30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随着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等“改变世界”实践主题的不断转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化进程中的出场不仅“与时俱进”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中国学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不仅包括破除一系列教条主义的观点和结论,而且包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按照库恩的见解,“范式”就是一种视野、规范、规则和方法论,它是一种见解、观点和理论的根基与灵魂。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可以带动整个理论视域、理论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学—文献学研究、与中西哲学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研究范式,深刻破除了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

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方面、路径的创新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相互间还存在着矛盾,带有一个时期的历史痕迹,还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的应有的总体高度。“教科书改革”应当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起步最早、成效显著的研究范式。它在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理解、新运用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非历史”地对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容易造成对“原理”的僵化理解。

此外,“原理体系+事例”的叙述方式也不断遭人诟病。因此,为了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思想的发展,主张“回到马克思”的学者批判以往教科书“非法(非历史)”引用文本的方法,主张从历史发生的角度,从文本学与文献学范式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进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2]正如这一范式的提出者所说的:为了今天的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廓清理论的地平线”,以时代的视野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初语境。在它的视野中,马克思的文本不是“现成在手”而是需要“重新上手”和“重新打开”;对马克思哲学原初语境的分析是一种渐次展开的“历史现象学”。这一阐释范式借助于当代解释学方法,取得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成果。但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考订与解读、仅仅通过文本学—文献学研究来达到。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形态对出场语境与出场路径具有深度的依赖性,因而是历史的出场形态。要科学深刻理解马克思文本思想,必须要穿越文本,深入其背后去把握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文本形态的关联。此外,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意义,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与当代西方思想积极展开深入的对话,于是成为一种新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与在场性的研究范式。本着“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和“让马克思走入当代”的基本判断,这一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通过与当代西方一系列思想的对话,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才能够彰显。[3]的确,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对话既是打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锋的砺石,更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汲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路径之一。但是,对话需要历史的底板、时代的基础和实践的尺度。否则,对话就失去了时代真理的标准。从历史实践这一语境出发去理解对话和评判对话,建立与时俱进的理解范式,这就重新呼唤出场学研究。

以“问题反思”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同样需要出场学视域。这一范式涉及两个基本层面的相互关系:一是“问题中的哲学”,就是将时代实践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二是“哲学中的问题”,就是考察哲学的问题意识,看哲学如何反映、把握时代问题,并在哲学中加以解答。两者的结合,就是时代实践与哲学的与时俱进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如何从历史语境出发去看待问题与哲学的关系。这一研究,不能不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因此,出场学视域就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也是其他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的必然产物。其三,“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内在地召唤出场学视域。把在一个时代语境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僵化为“永恒在场”的“终结真理”,这是一切旧形而上学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4]要求理论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重新选择出场路径与方式,与时俱进地创造新的在场形态。因此,笔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视域,旨在探索在差异化的时空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不断选择自己恰当的出场路径、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进而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

 

二、出场学视域:语境、路径与形态

 

作为“与时俱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条件和过程、路径和方式的哲学范式,“出场学”视域着眼于以下几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坚定地“出场”。“出场”首先相对于“退场”、“缺场”而言。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同盟”当然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和在场的可能性,祈望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导权、话语权,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退场”和“缺场”,只不过是一种“幽灵的梦幻”。虽然有新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当年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见解和结论可能会因为与时代脱节而退场,然而正如萨特所说: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不可超越的旗帜”,本质上仍然是我们时代问题的科学解答。因此,根据时代的呼唤而坚定地出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历史使命。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意味着在差异性的时空语境中不断创新理论形态。“出场”不同于“在场”。一切教条主义总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现成在场形态”,一劳永逸的僵化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一种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从来就坚决反对将思想变成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变世界”的方式出场,通过“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出场,因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空间语境转换而不断创新和出场的。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永远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出场学视域决不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简单反映和概括,而是对其现实和未来在场可能性的谋划和探索。每一次出场都是一次创新,“重新出场”、“不断出场”意味着“出场学”具有差异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本质造就着理解历史与民族的理论差异性。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内在地具有历史性维度。对此,我们可以用包括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的范式来阐释。所谓两大地平线,即历史地平线与哲学地平线;而每一个地平线的变化又界分为从“当年”到“当代”两个时代维度,因此可以区分为四个基本模块。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就呈现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当年马克思哲学”就必然地需要转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

这里,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其中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语境即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加达默尔曾经说过:“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5]尽管这一阐明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在这里,出场语境不仅是文本意义的结构,而且首先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结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造就的出场条件。

关键是要追问:从当年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原初语境”向当代新语境的转换及其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新世界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历史地平线所作的深刻批判的反思。它的问题谱系与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一般本质和规定的揭示,因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与日俱增的价值;然而也无可否认的是,与旧全球化时代相比,新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方式、全球结构、内在张力、控制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因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出场新的历史地平线。高度关注一系列新全球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路径与出场方式。解答问题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就成为与时俱进的出场形态。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这里应当关注两点:首先,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文本的意义、理论表现方式、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文本意义、把握文本理论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文本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 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时代问题的实践反思,所谓“两翼”,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及与各种时代思潮的对话。“一体”之所以是“体”,是因为“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形而上学、实现哲学革命的基本出场路径。“两翼”需要以“一体”为基础。解读文本的“前理解”需要时代尺度。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借助于与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对话。判定这一时代对话的真理性标准,依然是时代实践。

三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出场形态。在这里,需要确立的出场学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意义、文本形态是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理论表现。无论我们追问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以往形态还是当代形态,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文本的意义结构只是那一语境、路径中的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对文本意义结构的理解,也不能舍弃语境和路径来孤立地研究。随着语境和路径的历史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也会发生变化,也需要重新设计和选择。将某种哲学形态的“在场性”永恒化始终是形而上学的梦想。四是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球化出场路径的空间关联性。出场学的差异性原则还内在地包括“空间性”,它包括“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维度。就本土化而言,思想传播的文化地理学图景表明:由于各地民族和历史文化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就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性。本土化语境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认同具有再创造和再理解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来自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再创造、重新出场的过程,其间存在着“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土化“再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关系。这一空间坐标不仅造成中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差异,而且必然造成当代中国化形态与“原版”理论的差异。某些当年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在中国语境中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的和空间的张力。围绕这一张力,我们才能理解原初同一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语境中产生了多样性形态,各自具有了民族特色和本土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就全球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语境是资本全球化,它历史地造就东方与西方、发达与不发达两极结构,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在空间布展中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但是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都是针对同一个对象:资本全球化,是对同一个出场语境即资本全球化这样或那样的总体批判。因此,我们的研究视域即要着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能脱离我们的实践的和民族的语境谈论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因此无视在对资本全球化总体批判基础上建设全球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形态。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场的逻辑

 

如何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从当年马克思哲学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逻辑?笔者认为应当深度思考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历史—地理图景的分析。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原初出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对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思想出场和传播的“路线图”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就实践成效而言,落在资本现代性尺度上相对边缘的国家,从德国到俄国,从中国到东南亚及拉美国家,思想的实践走了一条“边缘化”传播之路。相反,处于资本现代性中心、先导和典范的英国和美国,大多以温和的实践和相对“前卫”的思想批判来伴随历史进程。分化的历史地理传播路线图是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效应之一。应当从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空间生产”角度,来考察同一的资本在全球性布展如何造成了“中心—边缘”的两极结构,造成了一种差异性的空间语境。

反过来,也应当考察这种差异性空间语境如何造就了分化的或差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历史传播的维度也是如此。要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首先就要充分考察当年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进而将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意义和理论形态看作是依存于这一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判定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关键要看它与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在当代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究竟只是德里达所提出的要从本然基础上全盘接受的一份遗产,一种可以召唤的、甚至可以超越历史地徘徊(“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的幽灵,还是以时代视域与历史视域“融合”的名义来对马克思哲学和文本进行当代性的僭越?这里存在着两个“非法化”前提:其一,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当代视域”与历史视域具有“断裂性”历史间距,而今天的解读是一种“效果历史”的行为,那么,构成当代解读视域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其二,如何把握造就当年到当代的历史间距和“效果历史”?对这两者的追问,使我们必然面对出场学。在马克思之后,世界经历了从旧全球化向新全球化时代的大转变,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之后的列宁、考斯基、斯大林、毛泽东、普雷维什、沃勒斯坦、弗兰克、阿明等人的全球化观念做一系统考察,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以交往实践观为基础的全球化理论的时代洞察力与穿透力。

依据这一见解,我们对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马尔库塞与阿尔都塞、科拉科夫斯基、哈贝马斯以及德里达等人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视野都可以做出深入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对新全球化时代的深层逻辑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交往实践观,做出系统的阐述。

其二,关于出场的时间性(历史性)变换。应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当代地平线即新全球化时代本性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当代语境和路径做出科学分析。当代语境主要包括两大对应要素:新全球问题和后现代思潮。新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全球问题的谱系包括知识生产或者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象征与符号世界,网络和虚拟世界,现代性的衰落与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后资本主义道路的重新设计与选择,以及生态问题、发展问题、日常生活与消费社会问题等等。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重新寻找马克思思想作为精神传统,考察马克思思想中的公共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新全球化时代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应与力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当代西方思想家展开对话。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等人对当代政治哲学与公共哲学的研究,其核心思想无不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中活的东西依然在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其三,关于出场的空间性差异及其统一。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主题是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既不是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甚至不是“反思的现代性”或者“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类似“新民主主义”的“新现代化”,它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以知识化为基础的后现代和二次现代性不同,其基础是新型工业化,需要研究一系列新问题,既不同于当年马克思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于当代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独特语境,独特问题谱系和独特解答思维。既不能照搬当年马克思的思想,也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包括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但是,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中心—边缘”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不同空间语境。两者的分裂状况正好是资本全球化与全球分裂的思想产物。因此,至少对于今日全球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共产党宣言》强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仍然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其四,对出场学视域和方法本身的省思。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出场路径”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被学界所使用,“出场学”一词不可避免地在传播中越来越变得具有“脱域性”。因此,我认为,作为一种创新的研究范式,出场学研究需要接受学界的和实际研究的双重评判。诚如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言,创新的研究方法或者解释模式作为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应当具备三个标准:

标准之一是能够接纳其他哲学范式中一切不受反驳的合理成分。在这一意义上,出场学不仅不与其他范式相对立,而且是对其他范式的深化。比如,它不仅要求文本解释,而且更要求研究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同样,出场学也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价值,因而与“马克思与我们是同时代人”的现代性研究范式具有研究旨趣上的一致性。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在出场学看来,随着历史语境和路径的变化,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将始终保持与时代的关联性,始终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作为时代的思想。这并不是思想的本然性所致,恰好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时代性与其说源自马克思思想自身的魅力,毋宁说是历史的魅力;保持对时代问题的解答能力与其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深邃的穿透力和预见性,不如说是来自崇尚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力和反思性。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文本形态对历史境遇、出场路径的依赖性,坚持任何理论形态都不过是一种依赖历史境遇和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是出场学的宗旨。

标准之二是出场学可以合理解释其他哲学范式中存在的主要反常事实,进而超越旧模式的狭隘眼界。文本解释学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怎样评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和文本样式的意义和价值?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意义形态与思想本真意义的关系?如何评价其思想出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与文本意义的关系?哪些代表他们的真实思想?标准是什么?等等。出场学认为,对当年马克思思想的出场不能仅满足于文本意义的解释,更不能将文本意义和形态固定化,将之等同于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要深度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从文本针对的历史问题、从其出场路径去探索文本意义的源泉,将文本形态和意义形态看作一种对历史语境和路径具有深刻依赖性的出场形态。历史语境的变迁,始终是文本意义变迁的现实基础。标准之三是出场学比其他哲学范式具有更大预见性和解释力。出场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变迁性,从而将马克思文本—思想—意义层面的流动性作为历史语境变化的必然产物,从而为理解提供了指向未来的开放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属于指向未来的时代性思想,因此才具有时代性和强大生命力,才可能不断出场。 　

【注释】

[1]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75页。

[2]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3]参见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文汇报》2000年8月2日,第1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17页。

[5]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第387页。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