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学”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核心要素就是两个对应概念:“出场”与“差异”。两者之间存在着两个对应的阐释循环:第一，“出场”与“在场”的循环;第二，“同一”与“差异”的循环。两个循环是“出场学”辩证法的集中表现。在这一意义上，阐明两个循环，就阐明了“出场学”的本质，进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

一、“出场”与“差异”:本真意义与关联方式

作为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出场学”专指一种视域，即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的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出场学的理论框架涉及对“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的辩证关联分析，其核心范畴就是“出场”与“差异”。“出场”一词源于舞台表演艺术。在哲学阐释的语义分析中，“出”是摆脱被遮蔽状态而“进人”某一特定场域中的行动;“场”也不是一个通常剧院的台场，而是人类历史的宏大舞台。“出场”也因此而成为人类亲临历史舞台的现身行动。人类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由何种思想与主体(“出场者”)扮演主角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出场，一直成为“创造历史”的关键。

“出场”是对“缺场”的否定，是一种“未在场者”向“在场者”身份转变的谋划，是一种“不在场”状态向“在场”状态的转变，是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亲临”和“现身”。一般地说，“出场”是“出场者”的行为方式，而“出场”与“出场者”是由“出场语境”—历史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大工业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占据令哲学关注主导地位，新的历史“出场者”—大工业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独立登场，相应出场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同时，“出场”总是依赖于一定的“出场路径”:一百六十年前，德国的“正义者同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借助于这一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问世的路径，《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幽灵”的原初出场，引起“神圣同盟”的无比恐慌与竭力驱逐。“出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总是采取不同的“出场形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性现实形态的出场。因此，“出场”是在一定的“出场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形成一定“出场形态”的行动过程。与“出场”相对应，“缺场”既可能源于“从未出场”，也可能源于“退场”。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制度遭受挫折，导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退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大声宣告:“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神圣同盟”希望就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永远“退场”，“自由思想已无可匹敌”，历史已经终结。谁还在场?谁是在场者?福山宣告作为自由民主的“最初的人”定格为永久占据历史舞台的“最后的人”。那么，“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在著名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追问:面对一个时代的挑战，“马克思的幽灵”还要不要出场、怎样出场?[1]回答是肯定的。“出场”基于“立场”，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因此，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定地出场，“缺场”、“退场”、“边缘化”或“自我放逐”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品格，唯有积极而科学地解答时代问题，才能成为“我们的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

“出场”是对“空场”的扬弃。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通向一切重大实践领域，解答一切重大的时代问题，填补历史与理论的“空场”。“空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部“缺场”，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出场。锁定领域，将某些重大时代问题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言说与行动的空间之外，本身就是一种僵化。众所周知，萨特曾经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沙夫也指认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生态学空场”，等等。除了“偏见”或“误解”之外，“空场”的产生或是因为时代变迁导致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问题的“某种脱节”，或是因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当年马克思仅具有的原则意见(如生态观点)需要拓展为一个当代的完整理论，或是因为原有理论需要转化为一种出场的实际行动。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与德谨克利特所说，“虚空”是原子实体必然运动的原因，而“空场”感就是一个时代的信号，表明当代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神圣召唤。“空场”先天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必要性，而“出场”行动则是将必要性转变为在场的可能性。

“出场”也不等于“在场”。“出场”是朝向在场开放与转变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既成的在场状态。作为过程，出场行动不是一种原有在场状态的重复和复制，而是一种重新现身。“出场者”的新变化、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新变化，都可能造成对整个场域结构的重新安排与历史设计。历史剧的每一幕都需要出场者的重新出场，而每一次出场都不是原有场域结构的简单重复、原有场景意义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重新布展和意义重构。因此，每一次出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因而是差异:出场者身份的重新设定、场域结构的重新安排与剧情内容的重写、意义结构的重新设计。出场本身就是差异的集合，而不是同一的集合。

“出场”一般是“出场者”的行动方式，但出场者也是出场行动的主体产物。出场者的在场状态是由出场方式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差异，’?差异是打破同一的现存结构而造成的特性。打破在场的同一镜像，彼此之间产生不同，或者是场域的差别，或者是出场者的差别，或者是出场语境、路径和形态的差别。差异作为动态过程，是一种空间和历史连续性的断裂，或是一种格式塔转换，即整个场景的重新转换。在差异中，出场意义之间存在着连续与断裂的统一。

然而，“差异”决不是德里达所说的“碎片”或“撒播”行动，不是“根本冲突”与“对抗性矛盾”，更不是本真意义上的“质变”。相互差异的出场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同一性，同一性不是等同体。因此，“差异”的规定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必然的边界:一边是“对抗性矛盾”，一边是“完全同一”。差异是居于两极之间的范畴。

“出场”与“差异”是出场学辩证法的两个核心概念。两者的关联是一种历史或时代的关联。自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以来，如何看待“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等一直在思索的重大问题。“神圣同盟”当然极力否定马克思思想出场和在场的可能性，而教条主义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过去、现在、将来一劳永逸地指向“在场”，似乎我们只需要去认真解读和理解其原初意义。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旨趣是不断“出场”的，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现成“在场”状态。马克思哲学从来就不是德里达在指认海德格尔哲学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通过“改变世界”的方式出场，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对资本全球化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从来就坚决反对将自己的思想奉为一成不变的圭桌，而具有一种随若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出场的思想旨趣。出场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超越，永远是对出场路径、出场方式与出场形态的时代选择。“差异”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行动与创新历史的必然品格。因此，在历史中出场，“出场”与“差异”的矛盾就始终客观地呈现。进而，当人们一方面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在场形态”，另一方面又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将其理解为各自的、多元的现存体系时，“出场”与“差异”的矛盾就会反复地出现。马克思思想的“在场”一旦进人这些理解中，就不断地被撕裂为多种样态的存在方式。出场学视域决不是对现成在场状态的简单反映和概括，而是对其现实和未来在场可能性的谋划和探索。

“出场”与“差异”的矛盾关联在出场历史中具体呈现为两个循环:“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

 

二、“出场”与“在场”的循环

 

出场学的辩证法博大精深，涉及“出场”与“缺场”、“出场”与“空场”、“出场”与“在场”、“出场”与“退场”等矛盾关系，发生着各种辩证的循环。这些矛盾首先是由“出场”与“在场”的循环决定的。“出场”与“在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循环。首先，“出场”是为了“在场”。“在场”的想象与愿景推动着“出场者”的“出场”。“在世之梦”既成为“出场”的目的，又是“出场”的动力。因此，要理解“出场”，必须要理解出场“所为”的目的，即“可能的在场”本身。在场的可能性引导、推动、召唤着出场者的出场，使出场变成一个朝向在场转变的谋划行动。其次，出场是生产，在场是结果，两者是相互规定、关联阐明的，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出场学结构。如果“出”而不“在”，那么任何出场行动就失去了最后的结果，在场状态是出场行动的相对完成。如果“在”而未“出”，那么就没有新的“在”。再次，出场决定了在场状态。原初出场之前，场域仅仅是一个空场。只有出场才使空场转变为在场。在场的一切可能性状态，都是由出场的本质、结构、指向等造就的，生产决定结果。因此，理解现存在场，就是理解此前的出场;否定现存在场，就是召唤新的出场。因此，出场与在场存在着阐释循环的关系。

“出场”与“在场”也相互对立。出场是在场的虚无，因为对于出场而言，无论是空场或现存在场状态都是被否定和消解的对象，因而是虚无。在场也是出场的虚无，因为已然在场的存在没有叭空位”，排斥异己的出场。在场秉持自身存在的同一性，强调当下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持续性甚至永恒性，出场则强调在场的差异性与转换性。出场是对在场状态的超越与变革，是对在场的重写。出场与在场相互对立、相互否定，彼此都是任何一方不能脱离的“他者”。“出场”与“在场”的循环也是哲学自我反思之镜。

一切形而上学之梦幻就是企求过去、现在、将来一劳永逸地“永恒在场”。形而上学都将自己奉为超越时空、超越现实、超越有限的永恒真理，一旦被施行于世界就能够建立起千年王国。这一梦幻借助于“先验存在”而在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都企图构建一种“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尽管海德格尔的“压哭in”是一种对未来的谋划，一种生存论的解释，希望打开被遮蔽的存在，强调世界是被不断祛蔽而显现的世界，一种可以谋划未来意义的世界，然而还是被德里达指为“在场的形而上学”。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的那样:哲学史变成一个死人的王国。哲学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建构自己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的休系，然而又被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解构。生生灭灭，不断“出场”而又“退场”，“在场的永恒”是一个永远被追求而无法实现的梦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打破了这一梦幻，宣告了“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彻底瓦解与旧哲学的终结。但是，马克思之后，人们很快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变成一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一经发现就一成不变的真理体系，又恢复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苏联任化教条的理解，就是这一表现。德里达“解构主义”力图打破这一佩化，强调马克思两大遗产:“无情批判的精神”成为解构的激进民主，而恤憬未来就是将一切“托付”给未来。苏东剧变导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当令哲学关注代退场，使永恒在场、一成不变的梦幻再次破灭。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当代重新出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僵化体系，重新判定出场语境，重新选择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变自身，不断自我否定旧的在场形态，通过“不断出场，，’’秉持在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从过程性和暂时性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三 “同一”与“差异”的循环

 

“在场”追求“同一”，而“出场”呈现“差异”。因为每一次出场，都是内在地遭遇时空变换，从而使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都相应发生变化，产生差异。因而，“在场”与“出场”的循环，又转化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

“同一”是在场的本质。因为“在场”维系自己的在场形态的同一、持续、稳定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追求永恒、绝对、普遍、静止、终结是其根本理想。“同一”是肯定范畴。“差异”是出场的本质。因为出场的必要性是由于原初的空场，或者是因为要否定、修正现存在场状态。对在场状态的改变、否定与超越，以新的出场取代旧的在场，是出场行动的根本宗旨。因此，每一次出场都是一种重新打开，一种创新，一种与原初在场的差异性行动。在区别于在场、否定在场的意义上，差异是否定范畴。

在场的同一与出场的差异是相互循环的。在场的同一形成了存在状态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形成了差异的出场赖以行动的前提条件。差异对同一的否定，是一个“间接性范畴”，必须首先理解在场的同一，才能深刻理解出场的差异本身。反之亦然，要理解、选择和设计在场的同一，必须要深刻理解出场带来的差异，在差异中坚守同一，在否定中保持肯定，在多元化中守护一元，这是在场的阐释逻辑与行动逻辑。同一与差异，不仅相互区别，相互对应，而且相互循环。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同一与差异的循环发生在两个维度、两重关系之中:同一与差异在历史维度中呈现当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空间维度中产生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存在着历史的同一与差异的循环。历史就是同一，因为在场者的存在具有同一性;历史就是差异，每一次出场总是一种差异。如何看待历史的差异与同一，如何看待当年马克思原初思想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引起当代学界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论。破除苏联教条的理解体系之后，人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在思想源头上“廓清地平”，追问当年马克思思想的“原初语境”，通过文本解读发现一个有别于苏联僵化理解的“原版马克思”。通过文本解读重新发现，让马克思原初思想重新出场，是否意味着以“一个原版的马克思”取代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原版说”、倡导“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口号的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理解、当代价值与当代形态，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尖锐的:在当年与当代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历史差异”?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同一的?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出场语境—历史地平线转换进行思考。它包括:什么曾经构成当年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或“原初语境”?什么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新语境?从历史语境到当代语境，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具有怎样的“历史间距”?

这一差异对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全球化造就了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周围感性世界”，成为其新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历史地平线。这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到处打破民族壁垒、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资本全球化形成了两极化的世界体系:使乡村服从城市、农业服从工业、劳动服从资本、东方服从西方。资本全球化成为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新哲学世界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历史地平线所作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它的问题谱系与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一般本质和规定的揭示，因而在新全球化时代具有与日俱增的价值。这就是“历史的同一”存在的基础。然而无可否认，旧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历史的边界与局限性，从而必须要为当代语境所修正。

今天，与旧全球化时代相比，新全球化时代在生产方式、全球结构、内在张力、控制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转换，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新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主义斋要在新全球化时代语境中重薪出场。差异化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造就了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出场学的理解框架包括两大地平线、四个模块。所谓两大地平线，即历史地平线与理论地平线;而每一个地平线的变化又界分为从“当年”到“当代”两个时代维度，因此可以区分为四个基本模块。历史地平线的转换呈现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新旧更迭，“当年马克思”就必然需要转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通过重新出场而秉持在场，通过历史的差异而保持同一，通过否定与创新而保持思想的生命与活力。这就是“同一”与“差异”的历史循环。空间的“同一”与“差异”涉及全球与本土的关系。

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空间分裂造成“中心一边缘”两极结构，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出场的差异性语境。国情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具有差异的内容与形态。马克思主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就是在差异化的空间语境中的重新出场。选择本土化出场方式成为一次次理论的重写、差异化理论形态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实践与文化语境中重新出场、重新创造的差异化过程。不懂得这一差异性规律，照搬照抄，坚守形式的同一性，必然使马克思主义丢失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本真精神，成为僵化的教条。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中心一边缘”两极结构造就的差异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同样保持着同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站在资本全球化的两端，面对的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的现实。他们各自所作的批判性解读，虽然出自发达和不发达两种不同的国情和境遇，然而他们批判的对象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资本全球化。差异化的语境、两极分化的全球结构，正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需要。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发达与不发达“二元世界体系”的存在依赖于“二元”支撑，其中任何一个支柱的毁灭都必然意味着对这一空间体系的颠覆。来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根本上也是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反之亦然。因此，他们从发达与不发达各自角度对同一资本全球化对象的批判，就形成了互动与联合的效应。这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历史基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深度对话中探索统一之路。          

对话是在全球化结构的“空间间距”—学术思想在地理学意义上出场的差异中实现的。在相互差异和分离而又被全球化紧密结合的空间中，在彼此有别而又不断交往的异质性解读主体和实践(民族)主体之间，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又由于出场的空间语境和路径的差异而造成了形态差异，因而就有对话的必要。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思想互动，造成中心序列的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和边缘序列马克思主义演进的逻辑。两个逻辑在不同空间语境中繁衍，彼此之间也在不断对话。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对话纬度因而就有了深刻而积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话中也必然可以“全球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同一个资本全球化本质的批判，尽管语境不同、针对的角度不同，但是各自的语境、批判的对象都是由同一个资本全球落长现实造成的。因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斋要有一个超越分裂的世界联合，需要有积极而深人的相互对话，彼此的差异不是对立和完全的异质性。如前所说，差异决不是断裂成思想与理论的碎片，不是后现代的“撒播”，而是有内在关联、差异的同一。

 

四、“出场”的辩证循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

 

两个循环成为“出场”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了出场学循环，就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机制。历史地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理论形态、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

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奉为在场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理论结构，更要深度考察在场理论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仅表现在理论主题和理论内容的变迁，也同样表现在理论形态的变化上。正是后者，召唤马克思主义形态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在两大循环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出场方式构成“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方式。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根本的出场方式必然是令哲学关注一种行动的逻辑，永远需要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出场。出场方式和出场路径的实践化，是颠覆形而上学、哲学革命的理论旨趣。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场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改变世界”的实践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式，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基本品质。文本重读或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都是在实践反思的基本路径上生成的具体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将对新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进行反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基本方式，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时代性品格使然;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和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之所以成为两翼，是因为它们的创新之纬度都来源于时代，问题的解答都围绕时代主题，它们的评判标准或者“前理解结构”都依赖时代底版。解读式创新之所以能够创新理解，不是现成“在手”而是“上手”，主要是因为这一解读建立在当代解读者的时代视域之上，他们是依靠时代视域(前理解结构)、带着时代问题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进行重新解读，从而读出新意、推进创新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是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神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

“空间差异”之间的对话式创新同样基于时代。全球与本土的思想差异不仅存在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虽然当代西方思潮在总体上难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可否认，它们依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之出场是因为时代困境，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的，而它们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也是时代的。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代西方学者头脑中的哲学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滋养。承认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全盘否定到科学分析，从外在旁观到参与对话。对当代中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重新认识，必然引领马克思主义走向对话，在思想撞击和学术对话中磨砺思想之锋，在不断批判和重新汲取对话者的优秀思想资源中成为当代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同样需要汲取当代优秀思想资源，也体现在对话和批判性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对话，实际上就是基于时代底版、围绕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的对话。判定这一时代对话的真理性标准，依然是时代实践。此外，展开对话必然对打破学科壁垒，融会中、西、马哲学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5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3.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贵任编样:常山客 盛丹艳)                                                                                                                                                     

                                  原文载《学术月刊》2008年9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