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问题，由全球性发展实践的大潮推动，继而受蓬勃兴起，不断擅变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冲击，终于突进了世界哲学界的视野，叩响了发展哲学的大门。各种发展哲学观应运而生。在整体上解答全球发展之谜、探索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哲学，已日益成为各国研制发展战略、建构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引起了全球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依笔者之见，目前发展哲学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体系而言都仍处在初级阶段，存在问题颇多。本文拟从元哲学角度，对于发展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略抒已见。
一、发展之谜的逻辑解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一种问答逻辑，解谜逻辑。生活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是生活之谜的解答录。发展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对全球发展之谜的逻辑解答。发展之谜首先是历史之谜。广义地说，“发展”就是历史，即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元到多元有规律的递擅。由于这一宏伟运动的持续性与规律性，将人类自我从亘古带到当代，又将今日抛向未来。这一历史通则，成为历史的哲学或广义发展哲学考察的主题。发展之谜亦是当代之谜。狭义地说，发展是指那些处于传统或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地区和人民通过发展经济、变革社会文化形态而走向现代化、发达状态的历程。
这一发展概念，应是广义发展观念的当代化、断代化，但又更凸现其时代性，个性特征。这一历程，可以追溯至19世纪，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中期便已开始;但凸现于二战后的当代世界。二战以后，伴随着欧美的崛起，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相继取得了独立，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他们刚从长期的殖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十分贫穷落后。这样，整个世界便日益鲜明地划分为两大营垒，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死枚关的问题。探索发展之谜成为社会突出的实践课题。近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一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成为后发达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但更多的国家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至今仍在苦斗。
他们迫切期望能科学地解答“发展之谜”，以便尽快走上发达之路。发展之谜更是全球之谜。发展问题在本世纪末叶正经历着一个“全球的转向。”这一转向，应当包括“对象的转向”，“内容的转向”和“实践视界的转向”三个方面。“对象的转向”，是指发展主体从仅是落后国家和地区为成员转向全球，发达国家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发展的行列。这是一个惊人的深刻转变。究其原因，是由于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战后短期辉煌的发展之后，相继陷入滞涨时期，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机体僵化，文明形态老化，活力衰退。而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则经济增长迅速，社会与文化现代化速度惊人，大有咄咄逼人的态势。一种焦虑，一种渴望，在西方有识之士中蔓延。他们一反“西方中心论”传统，在强烈的“危机意识”支配下深刻解剖自己，反省已历300余年的工业文明，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生命力，借重于尼采和斯宾格勒，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理性主义发展观为基石的西方现有社会文化发展模式加以严厉批判，以求得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力，重振雄风。各国务实的政治家，都在抛出各种“新经济学”和国际战略，以求摆脱困境、走上重新发展之路。
西方加入发展行列，使发展真正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当然，所谓“全球发展”不仅指成员的扩大，而且指全球发展结构的重组。近年来，全球的各种发展伙伴关系，从欧共体到南亚经济圈，从“非统”到世界贸易组织，各种技术、信息、人才市场，都在改组、重组;全球在重构发展主体间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所谓“内容的转向”，是指由于发展主体的扩大和发展结构的转变，引起了有关发展的定义、道路、模式以及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关系等传统见解的根本性变化。例如，在发达国家介入发展行列之后，“发展”的含义也相应扩大，她不再仅仅是指从不发达、传统状态走向发达、现代化的过程，而且包括发达国家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跃迁和转型。因此，发展应是各发展主体从一种现存经济社会形态跃迁、转型为新的、更高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过程。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从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都被纳入发展概念的含义之中。
此外，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而言，“西方中心论”被否弃，那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现代化标准模式、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全球发展的模式既高度多元化、又日益一体化。发展成为全球社会成员间交往与双向整合的产物。这一根本性变革，导致了全球“实践视界的转向。”这一转向，从过去单一的“现代化理论”，到“依附论”、“从挑战一应战”论转向“世界体系论”，最终达致“全球视界。”全球发展无可回避地将发展之谜推到历史前台，需要理论作出解答。
解答发展之谜经历了由经验而理论、由科学到哲学的飞跃过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概括发展实践经验、使之成为发展科学的并不是出自于发展中国家，而却是5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他们根据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建构出第一批发展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和发展社会学。他们的理论或多少地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间题—解答”完成了第一个逻辑环。然而，战后那些后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经验却一次又一次地否证了前者的理论，那些按照先前思路来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那些从本土实际出发独辟蹊径地摸索发展道路的国家却获得了成功。这一理论框架与本土事实的冲突引发了新的问题:究竟应如何建构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理论的连续失败催发更深刻的反思，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危机中搏击飞翔。人们在原有理论的背景和核心上，看到了哲学传统观念的阴影。无论是何种发展科学，也无论是何种发展理论，从“现代化理论”到“中心—边睡”模式和依附论，从“挑战—应战”论到“世界体系论”，其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都必然是一种发展哲学观。因此，对于发展之谜的最深刻的逻辑解答，是发展哲学。要否弃原有理论，重建发展科学，首先必须有一场发展哲学的变革。
二、发展观的深层构架
发展哲学模式是发展观的深层构架，是关于什么是发展以及应如何发展的观念框架和内在神明。当代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之谜的解答方式，不过是其深层构架在具体内容层面上的扩展和完成，当代发展理论的缺陷，无一不是其各自深藏的发展哲学观偏颇的映现。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分支之一。其基本框架，是所谓“传统—现代化”两极模式，将不发达状况归之于传统，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作为现代化“典范”，进而将发展视为如何化传统为现代化的过程。
这一框架遭致学术界批评最甚的莫过于两点:一是其“西方中心论”倾向，即自觉不自觉在取西方文明为现代化标准，来衡量、规范、剪裁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其实质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二是单线发展观，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视为从传统到现代化单一发展线索上依次排列的环节，只有先后之分，而无多样化之别。应当指出，来自于发展理论这一层面上的批评尽管正确、尖锐，但缺乏深刻性。
从哲学角度来说，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说到底便是西方近代哲学固有的单一主体论和“主体—客体”模式在时间维度上展现的结果。而单一线型发展观正是其典型表现。核心纲领和观念前提是“单一主体论，”它排斥异已主体，唯我独尊，将主体自我发展的履历表强加于全世界，成为至尊的“天规。”单一主体论映射于时间维轴上，便演化为理性主义的单线发展观，强调全世界发展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个框架。由此可见，批评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不触及发展哲学观不行;而批评理性主义发展观不追溯至单一主体框架更不行。核心是单一主体观。“依附论”或“挑战—应战”论将研究的视角从时间纵向维度转向空间横向维度，其基本框架是“中心—边睡”论或“主动—被动’论。这些理论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空间关系上，具有空间意识，这是一大进步.但究其哲学底蕴，依然是空间关系上的单一主体论，所持的亦是“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将“中心”视为唯一主体自我，视为引起、推动世界其他“客体”发展的主动者，因而是世界体系的安排者。在这里，空间关系项虽多，但说到底主体只有在“中心”这一极。被动、边睡的一极只是“客体”，其命运只能是被支配。“世界体系论”比前者又进一步。它强调发展在全球空间多极项之间进行，世界关系是一个整体;任何主体的发展均不能脱离全球关系来实现。然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一理论对极项的性质、交往关系及其运行模式，仍缺乏一个必要的、清晰的理论支撑点:哲学的完整图景。
透析上述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我们不难作出结论:要扬弃它们，重构发展科学，关键在于发展哲学的模式变革;要建立一个能合理解答全球发展之谜的逻辑，必须描绘出一个在总体观念上科学把握发展主体间关系的哲学框架和图景。这正是笔者在拙著《广义认识论原理》中倡导的“多极主体间交往及其双向整合”模式，简称多极主体模式.多极主体模式是发展哲学上的一次变革。这一变革不是在解析发展实践成果方面，或在发展理论的结论方面作出一环或几项重大发现，而是发展观总图景、总框架的根本转换，是其元理论或元方法层次上的重新审度和合理重建，是从时代和全球高度重新调整研究思路、开拓新视野的积极探索，因而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强调全球发展空间关系中的多极主体性，反对单一主体论。它表明:全球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并维护各发展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反对“西方中心论”和大国霸权主义，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在发展权上一律平等;强调各自发展的自主性，内在性、创造性、个性和自为性。多极主体模式并不排斥各主体对于资源客体的共享关系，即“主—客”关系，但应将之纳入到一个更科学的框架:“主—客—主”中作为一个片断环节而存在。
其二，强调多极发展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多极主体模式既肯定发展的内在性、主体性，更强调主体间交往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是相对应的。多极主体只有在相互间开放的交往关系、全球化结构中才能建立。反之亦然，全球发展的国际格局、秩序建立的前提应当是承认并维护各发展国人民主体地位，他们之间既不应是“目标与手段”关系，也不应是“中心—边睡”或“挑战—应战”关系，更不应是“支配—服从”关系，而应当是多极主体间平等互利的交往关系，这是唯一合理的原则。
其三，强调全球发展的总格局应当是在多极主体间交往活动中的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所谓双向建构，是指各发展主体在参与国际化交往中一方面建构自己的本土发展结构，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建构出全球的发展结构和国际格局。这种双向建构是对应、同构、同步发展的。所谓双重整合，即指各发展国主体结构是在参与世界交往中不断汲取别国的经验、科学、技术和资本并加以内化整合中完成的，而这一内化整合保持着各民族发展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各发展主体间的结构外化整合或共生性整合，它保证世界的一体化格局。“世界一体化”与民族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之间曾长期存在着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曾是“世界级难题”。各种发展理论在解答这一难题时亦发生种种偏向。推崇“世界主义”者则往往忽视各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因而或多或少有单线论之嫌。反之，强调后者又会导向“多元主义”。解答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正在于多极主体间交往的双向建构、双向整合之中。
其四，理解和把握全球发展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基本视界为“主—客—主”框架。这一框架以简约形式体现了多极主体模式，多极主体性、中介客体性、“主—客”与“主—主”双重相关性等基本特征。任何发展主体都与客体相关，也与另一极主体相关;客体作为中介，既是多极主体的共同对象，又是多极主体的交往中介。客体作为一切经济、文化、技术的交往物，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提示世人注意:任何发展主体面对的客体，即发展实践改造的对象，都是另一极主体的对象化产物，是世界普遍交往的结果。每一种实践发生之际，实际上都是通过客体的中介而与另一极主体发生交往实践关系。人类发展实践的全球性，实际上都是建构以客体为中介的人类交往结构。通过这一中介客体的联结和贯通，各种区域性、个别性的发展实践，才能形成全球化的;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学由此转化为全球发展学。总之，多极主体模式展示出一种全球视界，一个新的世界结构观，一种合理化的交往规则和精神，因而是新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
三、发展实践的人文关怀
多极主体模式的全球学视界，决不仅仅是对全球发展结构作理性化的逻辑观照，而且是文化价值系统的意义融合，是对发展主体及其发展实践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表明发展的最高意义、目的和价值，一种全球的文化价值系统。发展的属人性意义作为强制性目的贯注于全部发展实践之中，或作为原动力，或作为牵引的目标，或作为评价的标准。但是，任何意义都只有相对于特定发展主体而言;而在全球交往化发展结构中，任何单一发展主体的实践都不可能不是交往实践:即涉及中介化客体的活动，因而，中介客体及其活动对不同主体的客观意义是不均衡的。而每一主体对交往活动及其结果的评价更是大相径庭。多极主体由于各“主体势”的差异而必然产生多重意义，这些意义又在彼此之间结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便是多极主体模式常言的全球化发展意义结构。全球化发展意义结构表明:任何发展行为的属人性意义决不是孤立的、单向的、只对某主体有效的，相反，它必定会引起全球各主体意义的调整;对发展实践的人文关怀和意义设定不。29.能只来源于一种文化的投影，相反，应来源于多极主体和多元文化的意义观照。一种公正、合理的发展规则及其规范必来自多极主体间意义交往的整合。“无影灯之所以无影，正因为它的光来源于不同的角度。”
文化是意义价值系统，是发展实践的意义主轴。任何民族的发展，从价值选择层面上说，都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自我选择过程。发展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冲突，往往逼迫发展主体冲破本土文化的樊篱而走向世界，又让世界文化更深地渗入本土，导致“外来化”和“国际化”。世界文化是一面“发展之镜”:它可以衡量本土文化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差异;反之，本土文化是一面“民族之镜”:它可以由此看出本土文化发展的属人性，价值取向性和民族化。当然，从全球化视界来说，文化间的交往在发展实践过程中一般将经历三个阶段。
其一，独白式交往。在封闭的文化形态中，各民族几乎都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他们在对话时虽然言语颇激烈，但彼此视界却各不相干，没有为对方所理解，因此这种交往是独白的，外在的，形式的。
其二、文化在碰撞中某些片层的交往。它比独白式交往前进一步，两种文化开始真正接触，相互理解;但一方对另一方的体认也主要发生在文化边缘、结果形态上，而非文化本质、文化核心上。这样的交往模式只会对各自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外在变构作用，促使各区域文化呈现外在一体化。
其三，文化本性的对话。当发展的全球交往深入到一定阶段，则必然会触及到文化本性间的对话。它们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批判性对话。各文化本性、结构是各不相同的，双方的交往采取批判性。这是非规范性、没有底板的对话。其结果，或者是文化在批判性交往中走向新的意义融合，形成全球化新发展规范，或是在两极中呈现对峙地发展。二是建设性对话。双方具有共同文化—价值规范，交往将使发展主体间互补、融汇和走向一体化。这两种交往。都现实地存在着。
我们正处在一个普遍化交往的世界中。各发展主体文化之间的交往正在广阔空间里发生着难以估量的变化。每个文化民族都面临着发展的挑战，都在交往碰撞中思索自身传统的价值和命运，同时又瞻观人类的共同文化的前景，都在重构未来的精神家园。现实的物质发展提供了各民族生存的物质环境，而文化重构则赋予他们精神的存在方式。文化交往的双向整合机制为人类科学把握世界文化关系提供了一种视界、方式。交往一方面将努力融汇、整合各主体的价值体系，产生世界一体化的文化，使现代化文化成为世界主题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生生不息造就、弘扬富有生命力的具有民族个性特色的文化，使古老文明也走进现代化的殿堂。越是现代化、世界化的民族，越能汲取、融汇世界各地文化。人类通过普遍文化交往而相互沟通、双向整合，又通过文化个性创造和创生性转化而使世界丰富多彩，保持文化发展的活力。这也许就是发展哲学的全球文化观。
四、发展哲学:未来前景
发展哲学研究，已日益成为全球的中心视界。展望未来前景，似将在以下诸方面着重发展:
(一)各国在进一步总结各自发展的基本经验，概括发展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发展哲学理论。在中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解答，也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发展哲学。这一发展，既是中国亿万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摸着石头过河”，开拓创新的实践经验的汇集，更是邓小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目标、动力、条件、道路等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的理论产物。此外，在新加坡，对于“新儒家思潮”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以及朝鲜对于“主体思想”与本国发展道路的探讨，西亚北非对于伊斯兰思想与民族发展的课题的考察，等等，都在酝酿作为指导理论的民族化的发展哲学。这将是跨世纪的工程。
(二)更深入地研究发展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基本范畴，努力构建范畴体系。其中诸如对‘必然与选择”，“公平与效率”、“一元与多元”、“可逆与不可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等问题的考察，已在我国哲学界初显端倪。
(三)发展哲学的框架，模式演变将更剧烈，呈现多元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历时态的发展实践所致，因为每一时期都会产生适应于那一阶段的主导观念和框架;另一方面则是多极主体间的文化视差所致。对于发展实践的人文解释，对于发展主体的境遇关怀，对于发展目标的意义追求，各文化的视界均是独特的。而独特的视界必产生独特的发展哲学框架。这些框架的碰撞还会形成新的融合，即交往的整合产物。
(四)未来社会的兰本。随着发展学朝全球学转向，发展已不再限于哪一民族、国家、地区的间题，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问题。因此，构画未来的发展目标，无异于在各自构画未来全球社会的兰图。发展哲学的比较将日趋重要，而它们之间的交往和竞争，则意谓着是未来全球社会兰本之间的竟争。，今日的发展哲学，将可能是未来全球社会的现实模型。
责任编辑陈少英
原文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录入编辑乔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