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回顾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展望21世纪的哲学走向,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为什么“交往”和“交往实践观”研究浮出历史的地平线,成为哲学重要视界或主要趋向之一?

作为这一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我曾经多次指出:其原因可以从全球与中国两者相关大变动所产生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相关性似构成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和后工业文明为基础,全球正进入一个高度交往的社会(新全球化时代),多元共生主体彼此之间的对话与冲突将构成跨世纪的主题。作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核心———交往实践观因此而成为当代全球主题、全球问题与全球化趋势的共同指向,时代精神的辐辏点;其二,与此相关,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当代哲学的主题也发生了重大转换,从单一的“主体—客体”问题进展到“主体—客体”与主体际双重关系问题,其中主体际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科学解析;主体际思维又是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绪,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和扬弃;其三,受全球多元文化与思潮对话机制的激活,作为跨世纪哲学的新视野,交往实践观将在深刻而准确地反思当代全球多元存在状态间交往结构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变化的主脉,融会中(中国传统哲学)、西(当代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范式。

就其直接的话语谱系而言,交往话语的浮现,不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

学表现,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或理解视野在对话与争鸣中两次大转变的产物。第一次,可以视为“实践观”的转向。20年前,导致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那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地位与作用突显出来,导致了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运动,进而导致哲学范式的转变。在讨论的起始点上,一个必然的哲学追问是:实践具有什么要素、性质和结构能够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观在哲学中的地位如何?尽管答案出现了多元化,但是,“实践哲学”转向,即将实践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核心与一以贯之的逻辑的观念走到了理论的前台。

实践与主体性视野的崛起,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之一。大写的人或主体性的出现,既是现代化的思维产物,更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在讨论实践结构的过程中,一种旨在超越“主观—客体”二分模式的“主体—客体”两极新框架应运而生,成为人们理解哲学史、把握哲学的基本范式。在整个80年代,占据话语中心的哲学对话就是在客体论(“辩证唯物主义”或物质本体论)与主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或“主体—客体”两极框架)之间展开的,“物质”(客体向度)与“实践”(主体向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成为双方争鸣的焦点。这一对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多年来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出现了两元对峙的哲学范式。

继之而来,进入90年代,第二次转向是“交往”、“主体际”及“交往实践观”的转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产物。当中国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加速转变的时候,人们在哲学上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前者在实践结构上是大写的单一主体(中央计划主体)与无数工具客体(地方与企业)的关系模式,而后者是以多元利益主体(企业法人)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间平等竞争的交往社会。此外,开放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必然要反对经济霸权与文化霸权,强调多极化、多元化与双向选择性,因而在哲学上就需要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观。当然,这也是全球从现代性为主导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然产物。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前工业文明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工业文明社会主要是人与机器的矛盾,而后工业文明由于服务业与知识业占主导地位,则必然是人与人、主体与主体间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勿庸置疑,以赶超型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其哲学演化逻辑必然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再现或映射世界哲学发展的历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哲学经历了两大世纪性转向。第一次,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世界哲学的主题和主导性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阶段向实践论哲学阶段的转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论哲学。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性原则,成为20世纪前半叶全部哲学的主题。但随之而来,第二次是“主体际困境”问题。为了摆脱“唯我论”,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都在倾心思索主体际问题的哲学解释而难以企及;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了大写主体、大写的人之后也一直在主体际问题上徘徊;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方案依然是主体际交往。

在80年代初期,当“主体—客体”两极框架浮现于哲学地平线的时候,我在解读之余心存一个疑虑:“大写的主体”、“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忽视了主体际关系,未免有失偏颇。然而,对后现代(包括哈贝马斯在内)哲学抛弃客观底板的“主体际”框架也未敢认同。经过几年的思索,我认为:一个新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范式,应当是既包括现代性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又包括后现代的主体际关系而能够超越两者缺陷的交往实践观,它内含“主体—客体—主体”三极框架。从1986年起,我在《光明日报》、《学术月刊》、《哲学研究》等刊物就这一观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术讨论。从此以后,交往及交往实践观研究浮现在学术地平线上。在关于交往实践观的讨论中,引起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交往”与“主体际”的关系问题。哈贝马斯、布劳等西方学者在讨论交往问题的时候主要是将之看成“主体际”关系,或“互主体”关系。反之,国内一些学者推崇“交往”研究,但是却否定“主体际”视野。在他们看来,交往就是一个主体—客体两极互动过程,无须、也难以涉及“主体际”问题。我认为,交往本质上是一个包括“主体—客体—主体”三极框架的过程,是以客体为中介的主体际关系。

其实,从理论史来看,自互主体观问世以来,交往是作为解决主体际问题的一种重要或主要的媒介的设想才被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两种原因,交往范畴未能成为科学的范式。

一是用传统的“主—客”框架去规范和解释交往问题,进而去解释主体际问题,当然会陷入困境。持“主—客”交往观的学者认为,任何交往都包含着两者:主体和客体。主体是交往的主动者,客体是交往的对象。交往过程即是主体接触、作用于对象他者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像主体的其他实践一样,颇似一对正跳华尔兹舞的伴侣,一个雄心勃勃而不断主动出击的“主体”支配着一个顺从旋转的舞伴“客体”,呈现单一中心结构。然而,“主—客”结构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与交往的本性相对立的。首先,交往问题之所以出现,正是由全球一体化和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另一极主体”问题而派生出来的,其导向应是多极主体。而“主—客”模式仍然坚持单一主体论,这在实践上势必导致“单一中心论”或“自我中心论”,而与交往的本性相抵牾。其次,交往从语义学分析来看,即是“有来有往”,平等交互作用的过程,其前提是交往各方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确认,并在上述基础上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主—客”交往观从一开始即破坏这一前提,将一方奉为主体,他方贬为顺从、受支配的客体;这种活动也必然从一开始就沦为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谈何平等交往。从全球发展的早期阶段来看,西方国家早期殖民主义者在对外扩张,将世界各地松散的板块纳入统一版图时所信奉的“交往观”正是“主—客”式的。将西方基督教文明奉为惟一的文明,将西方现代奉为惟一的现代化模式,将被征服的对象统称为“野蛮人”,这种西方中心论—15—式的全球“交往观”曾盛行数百年,至今仍有余孽,然终究因其不合理性而正走向灭亡。交往,只有摆脱单一“主体—客体”的束缚,才能解答主体际之谜。

二是交往的唯心化问题。尽管当代西方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主体际转向”,但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主体际”和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而未能从交往实践、物质交往的角度对主体加以现实的、客观的、感性的规定。显然,将主体际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精神的交往,意义的理解、本文的诠释、认知的交往,这是一种主体际交往层面的唯心主义。它们的谬误不在于肯定和弘扬精神交往中意义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而在于忘却和否定了真实的基础———现实、客观的交往实践。不在于肯定和“主体际”框架对于“主—客”模式的扬弃,而在于对这一转向作了唯心的、片面的理解,导出了一种新的唯心化的交往哲学。用这一模式去解析全球性当代问题和面对后工业文明,其弊利自见。

总之,主体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困扰当代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的一个难题,因而是跨世纪哲学发展的主题。对主体际问题静思默想、作抽象的直观是无法解释的。而只有在实践中、在交往实践中,只有转化为交往实践问题,才能获得科学解答。交往实践观之所以是对主体际问题的科学解答,是因为它科学地实现了问题的转换,综合了当代哲学有关主体际和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提出了解答的新思路。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比旧理论“科学”,应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其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其二,能够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其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

交往实践观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首先,交往实践问题内含了所有主体际问题的一切待解成分,从而可以取代;交往实践观积极包容了以往主体际研究的所有积极成果,其中包括多极主体性,主体际关系,主体际意义理解和本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交往实践观所固有的本性。在这一方面,交往实践观与“主体际”交往观一致,都是对“主—客”哲学框架的变革。这一变革是划时代的:是从现代实践哲学走向未来哲学的大转折点。

其次,交往实践观科学地解释了以往理论的困境和难题。主体际问题在直观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交往实践的境遇中才能作科学解答。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将“主体际”交往视作为一个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内的交往体系,而交往实践是这一全部交往社会体系的基础。意义理解和语言解释,不过是交往实践的派生过程和衍生形态,是精神交往层面的存在,是对交往实践的反映、派生和表象。因此,这一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以往交往行动的唯心主义的超越和否定,它将交往和主体际理论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层次。

当然更重要的是:交往实践观也是对于以往交往理论中存在的“美杜莎之谜”的科学解答。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因此,它通过自身而建立起“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相互规定,因此符合“主—客”相关律的定义规则。同时,作为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它是建立在“主—客”关系之上的、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并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

再次,交往实践观对于跨世纪全球发展的趋势,具有新的预测力。当代全球发展的总格局是既多极化又高度一体化,主体际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现实的存在不断叩响哲学的大门,要求理论作出解答。然而它恰似当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面临的:我们已经承认主体际在现实中的存在性,问题在于如何批判地考察和论证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前提,提出和推断理论建立的条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解释理论,来准确地把握当代全球的趋势,并预测未来,交往实践正堪当此任,因为,只有它一方面指明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之源正在于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源于交往的宏观整合。全球交往结构是由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辩证结构逐层递进模式构成的。

总之,交往实践观科学解析主体际难题,对全球发展更具有预测力,从而成为跨世纪全球哲学的中心视野。

学界可能更为关心:面向21世纪,在新全球化时代,“交往”与“交往实践观”研究应当如何深入?我认为,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这也正是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方案:

第一,应当重新深入考察马克思关于“交往”与“交往实践观”的思想与理论,将之放在历史观的轴心范畴的地位重新研究。其中,着重考察其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主体”观、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观、未来发展观等的内在关联。从世界交往的高度重新审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全球化问题以及政治哲学问题。科学把握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当代意义,重构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交往观。

第二,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梳理当代西方学者关于“主体际”理论,“交往”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从罗蒂到布劳等等,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当代交往实践观的思想来源之一。第三,应当深入挖掘和批判整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哲学中的“主体际”观与交往实践观思想资源,力求返本而开新。第四,从世界普遍交往的高度,重新探索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特点,包括与后现代对话的“新现代化”运动、结构与趋势,等等。

总之,在一个新全球化高度交往的时代,关于“交往”、“交往实践观”的研究应当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而以往的研究,还只是开篇或序幕。

原文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