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指出，全党全国都要以道德模范为榜样，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道德模范是时代的道德典范、道德榜样，是社会的巨大精神财富。弘扬社会正气、树立道德新风，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公民道德建设需要道德榜样的引领和带动，褒扬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对于推进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公民的价值选择呈多元化趋势，在生活价值和道德价值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虽然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共存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在多元化价值中，那些错误的或消极的价值观念对公民道德建设形成了强大冲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是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的重要思想保证。

道德模范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榜样，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和现实生活中，遵循作为行为规范的荣辱观，一以贯之地用荣辱观指导自己的行为。学习道德模范，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明荣、知耻”的道德氛围。公民道德品性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道德实践环节。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需要每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悟荣辱的道德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在制定行为规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道德行为规范的制定和建设对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平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要转化为人的内在自律要求，使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培养公民的道德情感，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至为关键。道德情感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不可能通过外在强制的方法实现，而需主要依靠公民自身内在的主动和积极的道德努力。在这方面，道德模范为人们做出了榜样，为全社会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道德模范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神仙”，他们都是普通人，都做着普通人的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道德模范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普通人在普通的事情上、在普通的生活中，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自觉自愿地将一般的道德要求化为切实的具体行动，就可以培育高尚的道德品性。道德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特征表明，只要人们愿意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经过不断的道德努力，道德模范能够做的，其他人也能够做到。因此，公民自身要注重培养以同情心、正义感和责任感为核心的道德情感，提高以自主、自尊和自律为主要内容的道德素质；政府部门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把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作为重要一环予以高度重视。

评选道德模范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可以想见，这些道德模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公众人物而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公民道德建设需要道德模范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宣传员和示范者。

在社会生活中，公众人物尤其是文体明星因其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强大的示范效应，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着特殊的影响力，青少年常常会将公众人物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模仿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而某些文体明星公众人物道德素质有待提高，给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公众人物能否从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需要公众人物充分认识自身行为的道德影响力，并做出切实的道德行动。同时，要抓住公众人物影响力巨大这一特点，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着力提升公众人物各方面的素质，树立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典范，对缺乏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要予以批评和谴责，以此促进公众人物提高行为自律意识，提升公众人物的道德形象。

在学习道德模范、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领导干部的道德表率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领导干部做道德表率，不只是个人修炼道德品性的需要，还是领导干部能否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试金石。领导干部不同于普通的公民，他们的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如果他们的道德品性低下，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其行为对公民道德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荣辱观念的缺乏或混乱、是非和善恶观念颠倒等道德问题的产生，与部分领导干部公权私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行为给普通公民的负面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期望很高，他们既希望领导干部具有高超的管理才能，又期盼领导干部能够成为道德榜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真正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学习道德模范，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之本，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法之念、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官之德。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精神支柱，是拒腐防变的根本。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珍惜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实践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道德行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9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