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不见的手”及其伦理功能

亚当·斯密给后人留下了两部影响深远的巨著: 初版于1759 年的《道德情操论》和初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为《国富论》) ，这两部巨著奠定了斯密在伦理学和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斯密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

“(富人) 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道德情操论》，第230 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下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 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 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 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 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 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 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 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二、“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局限

虽然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美的自由市场伦理图景，但斯密以后二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表明，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分夸大了“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力量，其片面性显而易见。从凯恩斯主义到现代新制度学派等经济学派别看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缺陷，认为基于“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问题，主张用“看得见”的政府行为和制度体制来约束“看不见的手”的恣意扩张。在西方经济学的派别纷争中，“看不见的手”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这恐怕是斯密始料不及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完美自由市场伦理的描述是建立在完全性市场的假设之上的，但完全性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市场体制都是不完全的，因而，“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虽然在理论上是相当诱人的，但在市场运作中也只能是部分实现，不可能充分而全面地体现出来。与此相对，由于“看不见的手”所期待的完全性市场并没有出现， 而“市场失灵”的情形时常发生，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伦理效应提出质疑。有学者以现存的经济制度中“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重组”这三种制度为例， 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存在的悖论。(参见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逻辑，上述三种制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无法解释或证明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针对不完全市场，“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破产重组”这些制度的安排起着重大的作用， 仅仅依靠竞争机制(尤其是价格竞争) 无法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看不见的手”存在伦理上的局限。

局限之一，“看不见的手”不能推动市场伦理的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在斯密看来， 因为有了自由市场，而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提供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资源，人们有意识地考虑伦理准则和道德价值就是多余的。但是，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自觉地向善，它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努力和意志力，通过纯市场力量并不能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机融合或“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变。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富人对穷人的伦理和私利无意间促进公益的伦理都还是“经济人”的市场伦理，并非个人基于道德自觉的伦理实践。

局限之二，“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化解在诸如就业选择、分配制度和福利安排等经济活动中的伦理压力。市场强调竞争和适者生存。但是，在不完全的市场机制下，竞争常常是不公平的，适者生存有可能变为弱肉强食，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呢? 如果继续强化“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伦理，任由市场来调节利益关系，又何以能够建立和谐公平的社会伦理秩序呢?在就业选择、分配制度和福利安排等经济活动中， 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适当的民主方式，提出合伦理性的社会公共政策，无疑是弥补不完全市场机制缺陷的可能方案。

局限之三，“看不见的手”很难计划和实现公共伦理目标。按照“经济人”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并能够作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行为选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伦理目标有可能并不对自身最为有利或并不能带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公共物品的提供，注重于个人私利的“看不见的手”很难自觉地预计到它对全体人的益处，因而， 也就缺乏计划和实现这一公共伦理目标的动力。市场力量做不到的，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发挥其重要职能。

三、从“看不见的手”到经济伦理

历史上有学者(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 认为， 斯密的这两部著作所表达的伦理观点是相互对立的，《道德情操论》用利他主义的同情心来分析人类道德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而《国富论》则用利己主义的人性论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这便是被研究者们诘难的所谓“斯密问题”。后人曾对“斯密问题”的真伪作出多种辨析和解释，有一种看法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分析基础都是人性的利己动机，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是统一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书主张用同情心来控制自利行为，后书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因而所谓“斯密问题”是由误解产生的(参见《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 第19 页、第16～17 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如果把人性自利看作是贯穿《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中心概念，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斯密问题”， 而不是拘泥于“斯密问题”自身，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在我看来，“斯密问题”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经济伦理”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如果要追溯经济伦理的思想和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甚至更早) ，从理论承接上讲，不能不提到斯密，他留给后人的两部巨著虽各有侧重，但都讨论了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丰富的思想资源，对我们当代的经济伦理研究是非常珍贵的，而“看不见的手”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启发之一，经济伦理应把调整利益关系的伦理准则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无论怎样评价“看不见的手”，它所揭示出的人类在利益关系上的伦理难题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看不见的手”为解决这一难题开出了“自行治愈”的药方，但从前述分析中我们看到，这剂药方并不那么有效，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的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

启发之二，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 ·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 缺少了伦理价值， 交换不是变坏， 而是无交换可言。”(A ·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第3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对当代经济伦理而言，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而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和“经济人”应当成为我们分析市场及其伦理的重要概念。

启发之三，从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入手是研究经济伦理的基本方法。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在观察了市场的实际运作过程后提出来的。尽管用这只“看不见的手”尚不足以解释市场中纷繁复杂的伦理现象，但这种研究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与原则和观念先行的图解式研究方法相比，从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入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探究经济伦理的真正内涵。

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时代，现代经济学越来越热衷于复杂的数学计算、沾沾自喜于美妙的数学模型、玩弄神秘的“科学”公式，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学逐步地与每天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非理性相脱离。更重要的是，学术界把经济学归入‘科学’的倾向会逐步使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完全分离”(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第1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所幸的是，人类及时地发现了自身的迷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伦理的重要性逐步被世人所认识，经济伦理学如今已成为一门“显学”，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原载《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