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时代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严峻境遇

全球化浪潮正日益激荡着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技术、商品、人口以及文化跨越国家和地区疆界的频繁流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和文化共同体已初具雏形，并呈现出受西方经济体制、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性价值观念支配的整体发展态势。在经济生活领域，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模式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只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框架下运转，而不可能闭关锁国独自进行。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生态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强势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是否会对建立在本土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道德教育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道德教育不得不深思的现实问题。

全球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文化现象是，西方社会将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视为“他者文化”(other culture)，以凸显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作为学术概念的“他者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文化人类学试图通过对“他者文化”的研究，阐释人类文化生活及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文化人类学一直在努力均衡地理解文化和价值观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进行跨文化比较，探寻地方性文化和价值观与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力图在文化的比较中论证不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主体性地位。如果依照文化人类学对“他者文化”概念的理解，那么，非西方社会的多样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的地位就应当是平等的，理应得到西方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是，在当今世界的文化研究话语体系中，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他者文化”不只是一个学术话题，而且隐含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意识形态，是宣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强大力量的另一种表述。西方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文化优于和高于非西方文化，人类的文明发展是围绕着西方文化这个核心展开的，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具有普遍适用性，代表着非西方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未来发展方向。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的扩张通常伴随着其文化的输出，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和20世纪以来的美国就是通过强大的权力扩张把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推广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区域。在现实的全球文化和价值观传播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含有文化介质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实现全球性的文化和价值观支配，将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经济全球化的途径加诸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登陆”和持续扩张，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它愈益提高了西方社会对其文化和价值观的普世性意识，增强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优越感。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渐成不可逆转之势的同时，保护和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亦日益高涨。“全球化是一个双面进程，它在向不同的对立方向发展，因为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层面：在经济层面，地方经济确实越来越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但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人们却看到一种本土文化身份的重建和抵制过程，与此同时，古老或新兴的非西方国家根据局势和自身利益，成为了反对或支持西方的势力。”[1]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处在现代化或正走向现代化或意欲走进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非西方社会要奔向现代化的未来，不可能不借鉴或运用西方社会已有的与现代性相关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某些文化与价值观念，因而，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现象。全球化是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化共同发展的双向过程，非西方国家随着自身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观并没有被西方现代性文化和价值观完全取代，反而增强了对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展现方式和发展形态，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的频繁“相遇”，从而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的当代全球文化景观。但是，在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过程中，经济一体化有可能导致全球文化和价值观的同质化和统一化，非西方国家时刻感受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压力。西方社会凭借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不可能公允地和平等地对待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有可能迫使非西方社会在文化发展上对西方社会产生依赖性，从而导致全球文化和价值观的同质化，消解世界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造成非西方社会民族文化自主性的丧失和多样的文化传统日渐式微。

全球化引发的世界文化的发展态势是中国道德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境遇。“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2]当代世界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趋势表明，离开全球化来谈论文化和价值观的本土化和民族性，离开全球的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来谈论民族或区域的地方性文化和价值观，离开全球不同道德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来谈论道德教育，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研究中国道德教育问题时，没有必要去谴责全球化，也不能一味地渲染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可兼容性，更不能走上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相对抗的道路，而应以开放的姿态融于全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大环境中，尊重和理解包括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激发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在生命力与活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增强道德教育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中的有效性。

二、超越道德教育领域的文化自卑心理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强势状态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文化上的自信，甚至会滋生文化自大或文化帝国主义的自负心态，力图将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化，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内予以推广；而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弱势状态时，就容易产生文化自卑心理。近代之前，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直充满自信，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越来越低，对自身文化的失望也日益加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从自信逐渐转变为自卑。文化自卑是对待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这种文化自卑情结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政制”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病因，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必须反对传统的伦常文化、反对孔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当时深入人心。“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劫数，传统文化典籍被焚烧，儒道佛宗教场所被拆除，传统道德观念被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断根之灾。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国人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并感到自惭形秽，而当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国内时，一些人崇尚西方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价值观，信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严重低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的重要性，批判甚至否定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近现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轻视和否定现象依然存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不自信，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自信，似乎不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的那些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未来发展就将陷入困境。

在道德教育领域的文化自卑心理主要表现在：一边全面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贬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多么的落后腐朽和不合时宜，一边迎合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向人们鼓吹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如何的先进高明和切合时代。文化自卑心理的蔓延，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和道德教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割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主张“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话语体系，它抽离了中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而道德教育一旦脱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就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都是与其历史生活相联系的，它们是带有历史性特征的存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进程的产物，研究文化和价值观问题不能脱离其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境遇。每一种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不能用西方社会文化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观去否定具有民族特征的地方性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守则。”[3]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阐释，包含如下主要观点：其一，对文化的自觉，既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长处，也要清醒地发现自身文化的弱点和短处，发扬优势和长处，克服弱点和短处；其二，对文化的自觉，必须要意识到自身的传统文化是在以往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要对当今的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就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三，对文化的自觉，并不在于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或个性，也不是刻意展示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在于牢固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并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化版图的建构。

超越文化自卑心理、树立正确的文化自觉意识是推进道德教育本土化和全球化紧密结合的基础性环节。在全球化及各民族文化普遍交往和碰撞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和价值观必然经历一个空前的交流和整合过程，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都会面临一个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中华民族只有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的心态，才能从容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传承和弘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无疑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使命，亦是文化自觉在道德生活领域的体现。如何向全球化时代的国民传播传统的民族道德文化？如何将简单灌输式的道德知识教育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心理认同并促使他们主动地付诸道德实践？这是超越道德教育领域文化自卑心理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所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不能脱开世界文化和价值观发展的主流趋向而固执于本土的文化传统，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是前提条件。文化自觉不仅要求知晓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还应了解其短处，理性地分析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这是当代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在传播民族传统文化时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道德教育中贯彻文化自觉，不是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绝对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坚守和保存本土的“固有文化”，更不是奉行“文化封闭主义”，而在于确立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积极的和主动的姿态包容并蓄，参与世界文化版图的建构，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发现其有助于现代人品性培育的有益养分。在道德教育中，不能将中国的道德文化视为一种绝对独特的传统，如果事先预设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已经特殊到无可比较的地步，那么，就会陷入无法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的陷阱，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本身具有的现实意义就无法得以彰显。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都是流动的和开放的，在流动的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因彼此交流而色彩斑斓、因相互借鉴而丰富多样，这是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播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

三、以文化自信引领道德教育

文化自觉是超越历史虚无主义、走向文化自信的必经阶段，只有做到文化自觉才能确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具有文化自信心，对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不可能在全球的文化交往和交流中享有自主性和话语权。

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和持久的力量，即便某一个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文化传统也不会随之而被彻底去除。任何一个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改造与创新都毫无例外地是依托在文化传统的肩膀上完成的，文化传统应被当作人类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文化传统的视界虽然带有历史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只是简单地叙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由于文化传统对人类的现实生活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着文化自信的传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充满着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并通过吸纳和消化外来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文明形态。

以文化自信引领道德教育，就是要充分展示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虽然中国文化传统历经“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但它没有被摧毁，也没有被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所同化，反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愈加展示了自身的特色和魅力，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传统叙写了一部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生活史。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已然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中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传基因，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无法抛却或摆脱的传统纽带。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应突出传播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承接的治国安邦、做人做事的价值观，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等等，这些传统价值观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依然是一种“活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精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德教育不能脱离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历史传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持守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不能脱离当代文化环境下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之所以能够为世代中国人所广泛接受，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播方式，将其所倡导的伦理文化和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有效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成为人们处理社会伦理关系和应对道德生活冲突的基本行为规则。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同对国家治理和个体道德品性的培育结合起来，达到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因此，中国道德文化传统既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传统，并因其适应时代的生命力而构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精神支撑，同时，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还是一种国家治理和生活方式的传统，它向当代社会提供了进行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道德品性的成功范例。

以文化自信引领道德教育，就是要以开放的姿态，将道德教育融于全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大环境中，培育公民理解和尊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道德精神。“世界文化是在多元互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将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与其他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4]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涵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发生交流和碰撞。在道德教育中强调对本民族道德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尊重与认同，并不是要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而是要明确地告诉受教育者，人类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等，它们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世界各民族所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但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表现形态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呈现出与民族文化底色相适应的多样性形态。因此，理解和认同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共同价值观，不可能脱离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且这些共同价值观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必然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特色。人类共同价值观只有与不同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扎根，被人们所接受并付诸道德实践。

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和公正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同价值观，因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传统虽然“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5]。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力，不是体现在抛弃旧传统再造新传统，而是体现在能在何种程度上以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吸收人类不同文明的发展成果，从而再铸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理应广泛传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同价值观，但只有将共同价值观教育融于传承和弘扬民族道德文化传统之中，与民族的道德文化形成合力和互动，才能全面理解这些共同价值观之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道德培育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郭德烈.人类学：一门拥有未来的社会科学[J].陈晋编译.民族研究，2012(1)：35-39.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3.

[3]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3-9.

[4]熊澄宇.在交流和创新中增强文化自信[J].求是，2014(18)：45.

（原载《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