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计算机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推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研究纲领。正式把“信息”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纳入研究范畴，认为这一概念和存在、知识、意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信息世界”是一个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由于“信息”与“计算”紧密相关，所以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非常快，成果层出不穷。经过科学界和哲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最终确立了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独立哲学学科。

一 信息哲学的诞生

“信息哲学”（简称PI）在国际哲学界问世标志是什么？我们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1]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称：“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在国际哲学界能够出此断言，我以为作者还是经过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换句话说，此前国际哲学界并没有“信息哲学”的提法，也没有哲学家进行过类似的论证。该文主要目的便是论述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信息”这个概念被“事后追认”为“先驱”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使未来的工作从“自发的天真”转向“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再造传统，使哲学领域中的旧话题在这个新“解释学装置”中产生新的意义、染上新的气象、增添新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提出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哲学学科。

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Herbert A. Simon Lecture on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Ope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讲演。根据这次讲演写成的论文即将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2]。在这次讲演中，弗洛里迪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于1900年在数学大会上提出23个未解决的数学问题方式，为信息哲学提出了5组18个大问题。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四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这篇文章实际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界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的持续。美国哲学会（APA）的计算与哲学分会（CAP）在90年代中期曾经就“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这一主题做过一次全国普查。普查的结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Digital Phoenix: 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的文集中。在为该文集撰写导言中，计算与哲学分会新老两届会长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和穆尔（James H. Moor）坦承，在哲学的大舞台上有一股新生力量正在崭露头角，其结果便是涌现出一个“新的哲学范式”。他们说：“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3]

2003-2004年，人工智能、哲学与认知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思维与机器》（Minds and Machines）连续两期出版了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在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网站上刊出的启事中特别强调：“计算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这个新的领域已经被定义为信息哲学。”[4]这里特别指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首次将哲学这个“新的领域”与“信息哲学”联系起来。这个提法无疑肯定了弗洛里迪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中提出的哲学主张和基本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因而《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中所谓新涌现的“哲学范式”便是指“信息哲学”。这可以看作是信息哲学问世的另一个标志。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在国际哲学界经过数年的论证终于得以确立。我们认为，《什么是信息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被视为信息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前者阐明了信息哲学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后者则给出了信息哲学的问题域。

二 什么是信息哲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呢？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即（a）信息的本质研究和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1], p. 137)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是什么”的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另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5]

（a）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b）创新。以（a）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

（c）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基础。它以（b）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d）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b）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三 新的科技图式映现新的哲学观

回顾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进路。一条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如上半个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后来的超弦和混沌，以及相应的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等。物理学在20世纪是科学的典范，波普尔、卡尔纳普、库恩、查尔默斯等均以物理学为样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可以说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就是自然科学的范例，康德以牛顿的物理学建立起他的批判哲学，形成主导西方哲学数百年的大传统。

而另一条则是以“意向性科学”（intentional sciences）为代表的。[6]意向性科学指的是处理符号、意义、指称、解释、真值之类的学问。尤其是上个世纪美国提出的“脑的十年”和最近提出的“人类认知组计划”更是“意向性科学”的领军领域。再譬如，人们对逻辑的研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但却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来看待，而未能使自己成为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譬如，康德甚至认为，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是完备的，没有必要再发展。然而，自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巴贝奇计算机、布尔代数以及弗雷格和皮尔斯具有突破意义的哲学工作等。所有这些均在20世纪结成丰硕的果实，在现代逻辑、元数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工程以及整个的信息革命等方面尤为突出。图一给出了传统的“自然”（物理）科学与意向性科学两种不同的科学图式。

20世纪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物理学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现在看来，物理学关于“极大”和“极小”这两个世界的知识已经非常丰富。与此同时，介于这两个极端的宏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却遗留下了大量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回采”，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贡献。在新的世纪中，科学研究的背景将逐渐转换到这个新的层面进行作业，也就是说，以“意向性科学”为线索的探究路线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进路。意向性科学在未来将上升为主导性科学。

意向性科学的中心话题或核心概念就是“信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均要整合到“信息”概念上。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量子信息科学更是将“信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量子的范围内。1993年IBM公司科学家的本奈特（C. H. Bennet）等6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提出了利用经典与量子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的方案：将某个粒子的未知量子态（未知量子比特的量子信息）传送到另一处，把另一个粒子制备到这个量子态上，而原来的粒子仍留在原处。其基本思想是：将原物的信息分成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两部分，它们分别经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通道传送给接收者。经典信息是发送者对原物进行某种测量而获得的，量子信息是发送者在测量中未提取的其余信息。接收者在获得这两种信息之后，就可制造出原物量子态的完全复制品。这个过程中传送的仅仅是原物量子比特的量子信息，而不是原物本身。[7] 1997年，在奥地利小组的中国学者潘建伟与荷兰学者波密斯特等人合作，首次实现了未知量子态的远程传输。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实验上成功地将一个量子态从甲地的光子传送到乙地的光子上。实验中传输的只是表达量子信息的“状态”，作为信息载体的光子本身并不被传输。[8] 量子隐形传态的成功对人类认识与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对世界认识的深入，一个崭新的信息世界开始浮出水面。科学观的变革必然导致哲学观变革。具体说来，以物理学为背景科学哲学将转向以意向性科学为背景的信息哲学，这将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当代信息哲学的奠基性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首次提出“信息转向”（informational turn）（[1]，p. 125）其初衷就是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2003年出版的《思维与机器》的“信息哲学”专刊中，美国特拉华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亚当斯（Fred Adams）教授的文章《哲学的信息转向》（The Informational Turn in Philosophy）甚至认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信息论引起哲学问题，哲学已经开始了信息转向。[9]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斯诺克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在她的《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文艺复兴》（Shifting the Paradigm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a New Renaissance）这篇文章中，也指出科学哲学的范式向信息哲学转移的趋势。[10]

纵观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其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突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将对基本的哲学观念产生很大影响。

四 “信息转向”标志着哲学传统的转换

在哲学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如果没有传统，则难免没有收摄而行之不远。那么信息哲学的在哲学传统上的思想脉络究竟是什么？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或一种大的哲学传统的回归。那么这个大的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

西方哲学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教科书的编年讲法，一种是按哲学传统的讲法。牟宗三曾重新将西方哲学做了梳理。他特别强调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以及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实际上，这三大传统大致可以概括为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形式传统三种。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形式传统，“由莱布尼茨开出一个骨干，往下贯至罗素。这种讲法是大家不十分熟悉的。”因为人们大都“以大陆理性主义来赅括笛卡儿、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英国方面则由洛克、贝克莱、休谟而形成经验主义。”这是“顺哲学史的讲法”，而牟宗三则“以叙述骨干来看西方学问的精彩”，即以形式传统为主线将欧陆与英美哲学传统整合起来，以此为核心“把莱布尼茨提出来由其讲逻辑、数学而发展到罗素，这便形成一个大传统。”[11]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把莱布尼茨的工作看得很高，他说，“假如我必须为控制论从科学史上挑选出一位守护神，那就挑选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哲学集中表现在两个密切联系着的概念上：普遍符号论和推理演算的概念。”[12]不难看出，科学家认为莱布尼茨的贡献主要在于“普遍语言”和“符号逻辑”。实际上，莱布尼茨只是提出一个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工作是罗素完成的。因而要把莱布尼茨和罗素串起来，即他的逻辑代数而至罗素的数学原理。这一大传统的成就集中在罗素，即他的数学原理集大成。罗素实际上也把莱布尼茨认作数理逻辑的先驱，在《西方哲学史》中对莱布尼茨的哲学他有这样的评价：“他又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在谁也没认识到数理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重要。”[13]

从维纳和罗素对莱布尼茨的评价来看，他们之所以认为莱布尼茨工作的重要仅仅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即他关于普遍语言和推理演算的构想。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却受到了忽视。罗素甚至认为，莱布尼茨那些形而上学仅仅是些妄想。然而，从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来看，普遍语言和推理演算只不过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实际上，真正理解莱布尼茨工作的是康德，康德说他被休谟从独断论的睡梦中唤醒，那么是谁的独断论此前一直让康德昏睡的呢？正是莱布尼茨的独断论。康德非常审慎的处理了莱布尼茨的哲学，通过康德的批判、抉择、衡量，将莱布尼茨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做了扬弃，但康德却不采取独断论的态度。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哲学在康德那里有一断，这一断就是数百年。而当代信息哲学的兴起则表现出面向这一传统的回归的趋势。

传统逻辑的形式化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莱布尼茨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的四种命题以代数的方式表示出来，这在当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原本不够严格的表示方法精致起来。传统三段论中的推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便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使原本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显现出来。经过莱布尼茨的形式化工作，亚里士多德的本来已经有点形式化的逻辑体系便更加确定。但是，这一阶段的形式化工作还是在传统逻辑方面，依然有局限性。由莱布尼茨的代数逻辑到罗素数学原理建构的那个体系，便形成了实质蕴涵系统。这个系统也不是十全十美，有些逻辑真值还是不能表示出来。到了20世纪初， 美国逻辑学家C. I. 刘易斯就提出另外一套系统，称为严格蕴涵系统。

之所以强调莱布尼茨－罗素传统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用符号把逻辑表示程一个系统，只是第一阶段。到莱布尼茨的逻辑代数又表示成一个系统，由此一转便成罗素的系统，因而莱布尼茨和罗素可以合在一起。如果将莱布尼茨的逻辑代数当作一个过渡，而以罗素为代表，就是实质蕴涵系统，因此无论从头还是从尾说，莱布尼茨与罗素构成第二阶段。到刘易斯再提出严格蕴涵系统，属于第三阶段，纯粹逻辑发展到第三阶段就算是完成了。这个漫长的过程显现出“西方的成就……这是西方文化得精彩。由莱布尼茨发展到罗素是积极的，有积极的成果，而且是建设性的，构造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解构性的。”（[11], p. 28）

莱布尼茨－罗素传统仅限于现在所谓的“经典逻辑”，但由于刘易斯对罗素系统的中心概念“实质蕴涵”不满意，认为对于蕴涵这个概念做这样的理解与直觉相去甚远，过弱；按照刘易斯的意思是应该予以加强。后来他终于提出“严格蕴涵”系统，其中用到“必然”与“可能”两个模态词，并以此构造出“严格蕴涵”演算体系，开创“现代模态逻辑”。刘易斯不仅完善了罗素的形式系统，构造出严格蕴涵系统，使莱布尼茨关于可能世界的理论得到复兴。此后，美国逻辑学家克里普克（S. A. Kripke）所创建的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可能世界学说”被国际逻辑学界广为采用。开创了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从另一方面看，现代模态逻辑为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开辟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量子信息科学的成就使得量子计算机的构想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可以预见这套理论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莱布尼茨可能世界的理论及其当代的发展，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也会有所促进。在讨论可能世界的地位时，D.K.刘易斯提出模态柏拉图主义，克里普克提出模态实在论，中国哲学家张家龙则主张模态结构论。[14] 另外，我们似乎还可以将可能世界视为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world in information），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modal theory of information），或模态信息主义（modal informationalism）的解释。因而似乎可以把可能世界直接理解为信息世界（informational world）。随着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我们对信息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经典逻辑”与“现代逻辑”一样，信息同样具有“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那么，对于这两种信息的处理方法是否也与逻辑采取同样的方法，则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由于科学对信息的探讨仅仅是刚刚开始，所以对信息的哲学的探讨便尤其显得重要。

信息哲学的兴起突显了形式传统。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词源学考据，information（信息）里面就有一个form（形式）。所以信息哲学本身无疑具有形式传统的“基因”。实际上，与“形式”相关的一系列哲学理论均可纳入形式传统，如指号学、当代的形式本体论、虚拟实在、人工生命、网络结构以及基因工程中的计算机建模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因而可以说当代信息哲学将哲学探究的疆域拓展了，为人类理解做出了新贡献。

五 结束语

哲学界终于提出“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把“信息”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列入研究范畴，从而确立了当代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独立哲学学科。

哲学就像黄昏才起飞的智慧猫头鹰，在自己的领地上盘旋，看是否有新的内容，而这次发现的是“信息”。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便提出信息是比知识更为基本的思想，他认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15]后来，埃文思这一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16]

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当代著名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融入背景。作为退化的范式，需要进行扬弃。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从哲学创新的角度看，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17]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2], p. 563） 在处处遭遇解构的“后现代”，在哲学上重新提出理论的统一本身，便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参考文献

[1] Luciano Floridi: 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etaphilosophy, Vol. 33, Nos. 1/2, 2002 January, pp. 123-145.弗洛里迪著、刘钢译：什么是信息哲学？《世界哲学》（北京）2002年第4期，第73-80页。

[2] Luciano Floridi: Open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etaphilosophy, Vol. 35, No. 4， July 2004, pp. 554-582. 刘钢编译：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世界哲学》（北京），2004年第4期（2004年7月出版）；本文系原文的核心，即关于主要问题的第三部分。

[3] T. W. Bynum, J. H. Moor (eds.): The Digital Phoenix: 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the Philosophy, Blackwell Publishing Inc., Oxford, 1998, p. 1.

[4]见 http://iacap.org/communications/announcements/cfps/5.htm

[5] 刘钢：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9卷第1期，第45-49页，74页，2003年。

[6] Brian Cantwell Smith, On The Origin of Objects, The MIT Press, 1996, p. 12.

[7] C.H. Bennett, G. Brassard, C. Crepeau, R. Jozsa, A. Peres, and W. Wootters, "Teleporting an Unknown Quantum State via Dual Classical and EPR Channels", Phys. Rev. Lett. vol. 70, pp 1895-1899 (1993).

[8] Dik Bouwmeester, Jian-Wei Pan, Klaus Mattle, Manfred Eibl, Harald Weinfurter & Anton Zeilinger, Experimental Quantum Teleportation, Nature vol.390, 11 Dec 1997, pp.575.

[9] Frederick Adams, The Informational Turn in Philosophy, Minds and Machines, special issue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13:471-501, 2003.

[10] Gordana Dodig-Crnkovic, Shifting the Paradigm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a New Renaissance, 出处同上, 521-536.

[11]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12] 维纳著，郝季仁译：《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1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2页。

[14] 张家龙著：《模态逻辑与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15] G. Evans: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 Oxford: OUP, 1982, p. 292.

[16] M. Dummett：The Origin of Analytic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 1993, p. 136.

[17] D. C. Dennett and J. Haugeland, Intentionality, in R. L. Gregory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Mind, Oxford: OUP, 1987.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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