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庭与钟离权、吕洞宾都生活于唐末五代。杜光庭曾提出过一些有关内丹修炼的理论，而与他同时代的钟、吕却有着比较完整的内丹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将通过杜光庭与钟吕内丹道的比较研究，以说明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为内丹心性学在唐末五代的迅速发展，并在宋代以后成为道教思想与实践的主流奠定了基础。

 

一

 

道教的内丹修炼术虽然以人体为炉鼎，以身体内部的精、气、神为药物，以在人体内炼成丹为基本特征，但其哲学基础却是对性命关系的辩证思考，这种思考所涉及的道、一、玄、阴阳、有无、太极、无极、精气神、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都是围绕着挺立道教信仰的特质──神仙是存在的、人是可以成仙的等问题而展开。内丹心性学的特色并不在于它具有多么丰富深奥的思辨性，而在于它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最终落实到形而下之术上，通过“性命双修”而使“道”与“术”紧密地连接，使之成为引导人获得生命超越的理论与实践的保证。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倡导为道教内丹心性学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方法。

哲学寻求理解而宗教则是按一个人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因此，一切宗教问题最终都将归于实践。对于杜光庭来说，纯理论地言说“道”并不是他的目的，事实上道也不可言诠，言也无法尽意，只有在修道的过程中才能体道悟道，而修道悟道是为了经国理身，实现生命的超越，这就使他对道教的理论探讨，最终落实到对社会的完善和对人的生命永恒的追求上。从杜光庭对炼心修性的重要性的强调中可见他对烧炼五金八石的外丹术的强烈失望感，他正是由此而回归到人自身去寻找内在超越之路，提倡性命双修，从而促进了道教修炼术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并对道教仙学内涵之转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追索内丹道的产生之源，一般认为，它肇始于先秦神仙家所发明的各种养生延年术。从历史上看，先秦至汉代是内丹道的准备期，从东汉道教的创立到隋唐是内丹道的形成期。隋代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内丹道的创立者。中唐以后，内丹道在叶法善、罗公远、僧一行以及元阳子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将古代长生成仙的观念、传统道教的行气、服饵、存思、辟谷、导引、房中等诸种养生术与中医学的脏腑经络之学相结合，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而形成了以人体内的精气神为药物、以性命双修为理论内涵和具体操作进路的内丹道。唐末五代时，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钟吕内丹道的出现标志着内丹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

杜光庭生活的年代正是钟吕内丹道开始兴起之时。要弄清杜光庭的思想在内丹道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杜光庭与钟吕内丹道的关系，就需要先简要地考察一下钟吕内丹道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钟吕内丹道的代表人物是钟离权和吕洞宾。钟离权，据元代赵道一所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一记载，姓钟离，名权，后改名觉，字寂道，号和谷子，一号正阳子，又号云房先生，燕台人也，一云京兆咸阳人[1]。但金末元初秦志安所作的《金莲正宗记》却说钟离权是京兆咸阳人，并对钟离权的籍贯、名号、身世等有不同的说法[2]。由于钟离权后被奉为道教的“八仙“之一，因此，历史上有关钟离权的传说很多，有的说他是汉代武将，有的说他是晋人周处的偏将，《宋史》则认为他是陈抟的朋友，但一般都认为是唐末五代人。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钟离权曾在终南山遇东华真人王玄甫，得受长生真诀、金丹火候及青龙剑法。后又遇华阳真人，传太乙刀圭，火符内丹，洞晓玄玄之道，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最后在崆峒山得道成仙。宋钦宗封为“正阳真人”。后全真道尊之为北宗五祖中的第二祖——“正阳祖师”。钟离权传道予吕洞宾。

吕洞宾，姓吕，名嵒，字洞宾，号纯阳子，以字行世。其生平未入正史，加上被后世道教徒奉为吕祖，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的“八仙”之一，因而其生平事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披上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五记载，吕洞宾在“武宗会昌（841～846）中，两举进士不第，因于长安道中，拟游华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长髯碧眼，自西而来，亦憩此肆，遂与共饮”，此人即是居于终南山的钟离权，吕洞宾“于是弃儒业而从游，师事之而得道”[3]。后又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从崔希范学道。崔希范（生卒年不详），号至一真人，著有《入药境》专述内丹，该书在内丹史上影响甚大。崔希范将《入药境》传给吕洞宾，吕洞宾“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发”[4]。据《宋史·陈抟传》记载，陈抟在隐居华山时，与吕洞宾有过交往[5]。由此推论，吕洞宾大约生于唐末，活动于五代至北宋初年。吕洞宾能诗好剑，据说其曾自云：“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法也。”[6]后传道予施肩吾，最终羽化而登仙。

钟离权和吕洞宾与杜光庭大约是同时代人。杜光庭只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内丹修炼的理论，而钟离权和吕洞宾留下的内丹著作却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方法。如成书于唐末五代，题为钟离权述、吕嵒集、施肩吾传的《钟吕传道集》，其主要内容就是钟离权向吕洞宾传授丹法的问答记录，其中分别论述了真仙、大道、天地、日月、四时、五行、水火、龙虎、丹药、铅汞、抽添、河车、还丹、炼形、朝元、内观、魔难、证验等丹法要旨。其中强调，修丹应当效法天地阴阳之化，五行生克之则，日月交合之度，取肾水中所藏先天元阳真气以为丹本，以真阴真阳交媾合和，以阳炼阴，三田返复，使精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道，以修成金丹，阳神超脱而成仙。该书将修丹的程序分为：匹配阴阳、聚散水火、交媾龙虎、烧炼丹药、肘后飞金精、玉液还丹、玉液炼形、金液还丹、金液炼形、朝元炼气、内观交换、超脱分形等十二科，从而对内丹道作出了的新发展。[7]

钟吕内丹道的丹法具有可操作性，这大概是它能够很快得以广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文献记载，唐末五代至宋初道教中有名有姓的内丹家多达百余人，而他们的内丹学说大多宗承钟离权、吕洞宾而来。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从唐末至宋代，内丹道异军突起，日益兴盛，几乎取代了所有的传统道教的修仙炼养术而一枝独秀。随着道士们对内丹的热情关注、理论探讨和实际践行，修炼内丹的方法种类繁多，研讨内丹的著作也纷纷问世，主要有还阳子撰《大还丹金虎白龙论》一卷、柳冲用撰《巨胜歌》一卷、张元（玄）德撰《丹论诀旨心鉴》一卷、寒山子撰《大还心鉴》一卷、陈朴撰《陈先生内丹诀》一卷、钟离权述《破迷正道歌》一卷、钟离权述、吕嵒集、施肩吾传《钟吕传道集》三卷、施肩吾撰《学仙辨真诀》一卷。还有一些撰者不详的著作，如《金液大丹诗》一卷、《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三卷、《固气还神九转琼丹论》一卷、《太初元气接要保生之论》一卷、《养命机关金丹真诀》一卷等。其中最为重要且又系统论述内丹修炼的著作是《灵宝毕法》和《钟吕传道集》。这些炼丹者或内丹著作大多与钟、吕有关。例如，《陈先生内丹诀·序》在介绍陈朴的生平时就说：

 

先生名朴，字冲用。唐末五代初人也。五代离乱，避世入蜀，隐居青城大面山，受道于钟离先生，与吕洞宾同师也。先生才质奇伟，德行高妙，积年累功，今不知其几百岁，或出世间，为性不常，以歌酒为乐。元丰戊午间（1078），游南都，宋城张方平宫保以其年高，传接气之术，延寿一纪，盘桓南都，不啻半载，携一无底土罐，游于市，人少有识之者。淮南野叟敬信尊崇，或师事之，先生怜其至诚，授以内丹诀，因以记之。先生内丹之诀，直指玄关，九转成道。每一转，先述短歌，又托意于望江南，欲后来学方外之道者易晓也。[8]

 

陈朴与杜光庭大约同时活动于青城山，由“受道于钟离先生，与吕洞宾同师”可以推论，那时钟、吕内丹道可能已在蜀中青城山流传开来了[9]。

在钟吕内丹道出现之前，内丹道已显雏形。但当时虽有内丹之称，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钟吕内丹道与中唐时期的各种原初的内丹道形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可以说是将内丹道奠基于形而上之道的基础上，使丹道与道性、心性相贯通[10]。唐末五代以来流行的钟吕内丹道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里所说的前人主要是指谭峭、陈抟“逆以成丹”的思想、陈抟《无极图》中所包含的丹法次第，但似乎还应该包括杜光庭等人的有关性命双修的学说。如果说，钟吕内丹道探天地造化之理，究人的生命之道，开辟了道教修道论发展的新阶段，使内丹修行不再局限于一种内修方术，而是建立起一种体系化的内丹之道，那么，杜光庭对“性命双修”的强调以及对内丹修炼的有关论述不仅可以看作是对“各种原初的内丹道形态”的一种历史终结，而且还促进了传统仙学的转型。

 

二

 

在内丹道的成长过程中，人们一般都比较关注唐末五代宋初的道士钟离权、吕洞宾、施肩吾、陈抟、彭晓等人在其中的努力，而并不提及同时代的“道门领袖”杜光庭。但实际上，从杜光庭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性命”的重视与阐释，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对“三丹田”之类修炼方法的简要介绍。他说：

 

人能保精养气爱神，调和于元气，填补于脑，烹炼神水，变化精神，神气若全，即得上升三界，朝礼太上高尊。凡学仙之士所说朝元即有二种：一论天地，二论人身，即明三丹田且三界。朝元者，即上中下是三元也。上元者，上应玉清始气所化，号天宝君，理玉清圣境清微天，总一十二部圣行之经，为洞真教主，下于人身中为上丹田，脑宫亦号泥丸宫，帝君以主于气。中元者，上应上清元气所化，号灵宝君，理上清境禹馀天，总一十二部真行之经，为洞玄教主，下于人身中为中丹田，心府绛宫，帝君主于神。下元者，上应太清玄气所化，号神宝君，理太清仙境大赤天，总一十二部仙行之经，为洞神教主，下于人身中为下丹田，气海肾宫，帝君主于命。此三元、三官、三宝者，天地得之以成，失之以倾，人身得之以生，失之以死。故《黄庭经》云，一身精神慎勿失，故要保爱也。又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成真。凡学道之人，若能运用精华，存想神气，朝拜三元，修功不退，久而行之，自得真道。故圣人云，心为使气神，若知行气主，便是得仙人。此明存想之道皆以心而使之也。[11]

 

有人认为，内丹术的产生与丹田学说密切相关[12]。杜光庭在这里吸收了《黄庭经》的内修思想，明确提出了上中下“三丹田”的修炼，并将它与人的精气神修炼和对道教的三清神的崇拜结合起来。虽然杜光庭主要还是把这种修炼方法定位在“存想之道”，这反映了他对上清派道法的继承和对唐代刚刚兴起的内丹道的初步阐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钟吕内丹道的几乎每一步功夫中都离不开存想。这些现象使人不得不怀疑钟吕内丹道与早期道教的存想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系由存想术为基础发展而来。到了宋代以后，内丹功法中的几乎所有的关乎存想的内容都被一一删弃。内丹道至此具有更为纯粹的形式。”[13]对照杜光庭的有关论述，即使就内丹的修炼术而言，仍然依稀可见杜光庭在内丹道成长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和作用。

杜光庭思想在内丹道成长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以“性命双修”作为修炼内丹的基本内容。杜光庭认为，“三元掌人性命，且上元主泥丸脑宫，为上丹田；中元主心府绛宫，则为中丹田；下元主气海属肾宫，为下丹田。此之三元，上主于神，中主于气，下主于精，故乃掌人之性命也。”[14]他所说的修性是指修心养神，修命是指炼精化气。从阳动阴静的思想出发，杜光庭认为，动中修性要虚心，静中修命要炼气，静气以存神明，以此作为性命双修的主旨。他说：“圣人虚心以原道德，静气以存神明，实其聪听于无声，杜其明视于无形，览天地之变动，睹万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为者乱，无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无为也。”[15]据此，杜光庭所说的修道就与传统的从外部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找灵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而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从“有形之物，有情无情之众，禀冲和道气则生，失冲和道气则死也”[16]的思想出发，主张从人体内部去寻找先天的道气，以炼精化气为主要内容的命功成为追求长生的重要方法，同时，他又特别强调了性功，将修心炼性放到了炼气修命的前头。这种具有浓厚的心性论色彩的性命双修成为以后内丹心性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提出了内丹修炼的果位。杜光庭曾说：“其人有形有气有神，三者周备，虽变化不测，坐在立亡，隐显自由，神通无碍，须待炼形为气，方出三界之外。然无年寿之数，尔其炼神成气，已为真人。炼气成神，即为圣人。其真人圣人永超数运，无复变迁，以亿劫为斯，须以万天为指掌。道果所极，皆起于炼心。”[17]这里，杜光庭提出了内丹修炼的次第，并确立了出三界、为真人、成圣人等不同的仙道果位，要人依此而不断地努力修行。比较而言，这与钟吕内丹道对仙道果位的论述是很相近的。《钟吕传道集》中说：“仙非一也。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惟人可以为鬼，可以为仙。少年不修，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也，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而脱质为仙也。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随分者也。”[18]人处于仙鬼之间，是一种具有两种可能性的生命存在，或修道而成仙，或纵情而成鬼。就内丹修炼的效果来说，“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于神，天仙不离于天。”[19]这五等仙代表了内丹修证的不同果位，使得修炼成为一种不断晋升的过程，最终位登天仙，跻升于三清之境。内丹修炼果位的确立，明确强调了仙是由人修炼性命而成的，是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结果，“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20]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全真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第三，对内丹修炼所采用的药物作了说明。内丹所采用的药物实际上是出于人体中的精、气、神，对此，钟吕内丹道有比较清楚的说明，他们认为，所谓的炼内丹的药物出于人的心肾之中，是人生之初禀于父母的先天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发自于人的二肾之中，既是生命之本，也是内丹之源。“父母之真气，即精血为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气足，而形备神来，与母分离，形外既合，合则形生形矣。奉道之人，肾气交心气，气中藏真一之水，负载正阳之气，以气交气，水为胞胎，状同黍米，温养无亏始也。即阴留阳，次以用阳炼阴，气变为精，精变为汞，汞变为珠，珠变为砂，砂变为金丹。金丹既就，真气自生，炼气成神，而得超脱。”[21]钟吕内丹道不仅认为内丹修炼的药物出于人的心肾之中，而且还具体描述了如何通过修炼精气神而得圣胎。而关于这方面的思想，杜光庭其实也已有所说明，例如他曾说：“所生我身，大约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气。……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当受精养气存神则能长生。”[22]而且，如本文第五章中所述，杜光庭还特别联系修心来谈精气神的修炼，以从心性中寻求实现生命超越的途径。杜光庭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内丹心性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第四，将修仙的进路定位于“炼阴为阳”[23]，最终炼成纯阳之体。杜光庭认为，“仙与阳为徒也。炼阳气尽，则沦于九泉而为鬼，鬼与阴为徒也。故当保守阳魂，营护阴魄，以全其生”[24]，表现出了浓厚的“尚阳”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思想以贵柔崇阴尚和为特征，杜光庭的尚阳思想可能是受到了唐玄宗的影响。唐玄宗在疏《老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时说：“人初载虚魄，当营护阳气，常使盈满，人则生全。若动用不恒，败散阳气复成虚魄而死灭矣。”[25]其中所表现出的尚阳思想为杜光庭所发扬。杜光庭进一步认为，阳气为神，阴气为形。人之所以具有灵明智慧，之所以能够成仙，都在于阳气的作用。阳气为性命之根蒂，阳气绝就神亡形散，因此，“世之得道者，炼阴而全阳，阴渣都尽，阳华独存，故能上宾于天，与道冥合”[26]。杜光庭认为，修道的过程也就是通过“炼阴为阳”来维护身体的健康，最终祛除阴气成就纯阳之体，从而与道冥合。杜光庭所宣扬的“炼阴气尽，即超九天而为仙”[27]的尚阳思想对后世内丹心性学的纯阳崇拜应该是有所影响的。有学者认为，钟吕内丹道的纯阳观念之缘起，一是受《周易》卦象思想的影响，二是受外丹道尚阳观念的影响。[28]笔者在赞同此说的同时还认为，如果联系唐代道教思想的成长，就可见尚阳观念已经有了一条较为明显的发展线索，这条线索发展到杜光庭时已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思想，反映了道教仙学理论发展的一种转型轨迹。与杜光庭差不多同时的钟吕内丹道，也有明显的尚阳思想，其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体为炉鼎，通过修炼精气神，炼成纯阳之质而结成内丹，认为“以心肾之间而有真气真水，气水之间而有真阴真阳，配合为大药”[29]，内丹修炼就是通过真阴真阳的交合以炼成圣胎，“当取日月之交会，以阳炼阴，使阴不生，以气养神，使神不散，五气朝元，三花聚顶，谢绝俗流，以归三岛。”[30] “炼阴为阳”，“以阳炼阴”，最终炼成纯阳之体，这成为后来内丹心性学的基本修仙进路。

从上可见，杜光庭虽然已经多次提到了“性命”、“丹田”、“精气神”等，但与钟吕内丹道相比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实现其理论的修炼方法。值得重视的是，杜光庭以不灭的心性为修仙之本，他所说的神仙已不是简单的肉体不死，而是一个保全性命之真的精神超越者。他对神仙内涵的界定，以及对修道不必外求，只须反身内求的强调，不仅使道教仙学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也使神仙的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杜光庭的思想在内丹道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承上启下更多地表现为对唐代道教思想的终结，其所开启的宋代以后道教发展的内丹心性学的新走向，在钟吕内丹道中也有特别的展开。虽然与杜光庭思想相比，钟吕内丹道的修学体系显得更为系统而全面，更适合在广大道徒中传播和发展，但杜光庭思想在道教仙学内涵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三

 

修道即是修心，修心即是要依自己心中的道性而性命双修以实现返性归元、得道成仙，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杜光庭的这些思想促进了道教仙学内涵的转型，而钟吕内丹道则从实证内修的角度，对顺应时代需要的道教新仙学做了发挥，它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以《周易参同契》为基点，吸收唐代以前道教的各种修仙法，并博采佛教禅、密诸家的法门，更多地从术的层面为后世的内丹心性学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钟吕内丹道也有许多创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丹的名词术语作了新的解释。内丹与外丹虽然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也采用了相同的名词术语，但却有着许多新的内涵。《钟吕传道集》作为系统的内丹著作，将玉液、金液、神水、琼浆、华池、黄芽、黄婆、金翁、姹女、金乌、玉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外丹常用的名词术语放到内丹的背景下加以解释，从而使之与外丹具有了根本不同的内涵。钟离权说：“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还丹。抽添有度，以应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炼形。玉药金花，变就黄白之体，醍醐甘露，炼成奇异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肾气以生真水，肾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气，小则降魔除病，大则炼质烧丹，用周天则火起，焚身勒阳关，则还元炼药。别九州之势，以养阳神烧三尸之累，以除阴鬼，上行则一撞三关，下运则消磨七魄，炼形成气而轻举如飞，炼气成神而脱胎如蜕。”[31]钟吕内丹道之所以能确立内丹发展的新理路，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利用外丹的名词术语来附会人体的脏腑器官和描绘修行所达到的境界，正是通过对术语内涵的新阐释而建构起了内丹道的理论体系。

第二，对内丹修炼的阶次作了系统的论述。钟吕内丹道将修炼的阶次分为“炼形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32]三个阶段。为了使内丹修炼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进路，钟离权在《灵宝毕法》中又将修炼的阶次分为三乘十门：小乘安乐延年法四门：匹配阴阳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龙虎第三、烧炼丹药第四；中乘长生不死法三门：肘后飞金晶第五、玉液还丹第六、金液还丹第七；大乘超凡入圣法三门：朝元第八、内观第九、超脱第十。[33]如果据此三乘十门而依次修炼，循序渐进，就可以使生命得到超脱。这种修道次第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以心肾相交作为丹法之秘诀。钟、吕认为，后天的坎（）、离（）两卦是由先天的乾（）、坤（）两卦中间的阴阳两爻互换位置造成的。在他们看来，坎为水，为人体之肾，肾主气，气中包藏真一之水。离为火，为人体之心，心主液，液中包藏正阳之气。“人之长生者，炼就金丹。欲炼金丹，先采黄芽。欲得黄芽，须得龙虎。所谓真龙出于离宫，真虎生于坎位。离坎之中而有水火。”[34]因此，心肾相交就意味着内丹修炼乃是使人体内部的心肾气液能够顺利地交往循环。“故知肾中真一之水，心中正阳之液，二者交焉，在人生人，在身生神，其名曰内丹。”[35]心肾相交，肾气上升，“液中有真气，气中有真水，互相交合，相恋而下，名曰交媾龙虎。若以火候无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养就真胎而成大药。”[36]心肾相交又可谓取坎填离，或抽铅添汞，这其实是一种“还精补脑”的功夫。“始也得汞须用铅，用铅终是错，故以抽之，而入上宫。元气不传，还精入脑，日得之汞，阴尽阳纯，精变为砂而砂变为金，乃曰真铅。真铅者，自身之真气合而得之也，真铅生真气之中，气中真一之水。五气朝元而三阳聚顶。”[37]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内丹修炼中的“还精补脑”实际上是从调整人的内分泌入手来改善人体整个神经系统的状况，协调人体性腺和丘脑的功能，由生理的和谐来推进心理的和谐，以恢复大脑的青春活力，开发人体的潜能，由此而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38]这也是内丹道能够为人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炼丹的火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内丹以火比喻修炼的功力，以候为修炼的次序，以元神与精气相合于任督二脉运转烹炼叫火候。火侯为内丹道之秘要，以至于有“圣人传药不传火”[39]的神秘说法。钟吕内丹道特别强调参照宇宙天地的生成造化来把握人体内部的真龙真虎的修炼火候，此谓“火候取日月往复之数”[40]。钟离权不仅用十二地支来度量人体中阴阳二气的循环，而且还用来描述炼丹过程中火候的进退，“子之时，肾之气生。卯之时，其气至于肝。肝，阳也，故其气盛。于是阳升而入于阳位，春分之比也。午之时，气至于心，积气生液，斯盖夏至阳升于天而阴生者也。心之液既生，至酉之时，其液至于肺。肺，阴也，故其液盛，于是阴降而入于阴位，秋分之比也。子之时，液至于肾，积液生气，斯盖冬至阴降于地而阳生者也。日用如循环焉，其能无亏，可以延年矣！”[41]在火候的把握中，钟、吕认为，人体十二时的修炼可以夺天地一年之造化，而在十二时中，子、午、卯、酉四时最为重要，因为它们与宇宙中的春夏秋冬四季相配。这样，在炼丹中把握这四候就成了把握火侯的关键。

钟吕内丹道以祛病健身为初效，以延年益寿为中效，以阳神飞升为最高目标。虽然它最终以长生成仙为宗旨，但由于它建立在古代中医学的基础之上，并集古代炼养术之大成，因此，它的出现不仅对后来全真道的内丹心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民间的气功与养生术的发展也有着相当广泛的幅射。南宋时李简易编《玉溪子丹经指要》时在卷首列有“混元仙派之图”[42]，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专主内丹修炼的道派的代表人物和递嬗演变的情况。该图以太上老君为始祖，钟、吕为首传，下列了九十余位道教内丹修炼家，所提及的人物及传承虽难以尽信，但它作为全面记述宋代钟吕内丹道派的最早资料，“亦可供研究道教宗派源流者取资”[43]。从此图可见，到宋代时，钟吕内丹道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影响从宋代兴起的吕祖崇拜及八仙崇拜中都可见一斑。这也是后来的全真道依附于它的主要原因之一。钟吕内丹道的崛起虽然意味着以杜光庭为集大成的唐代道教思想走向终结，但他们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宋元道教的新发展。

元代全真道士彭志祖在撰写《通真观碑》时，简要地追溯了道教的源流及对金元全真道创立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到了杜光庭，他说：“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凡主盟斯道者，代不乏人。我□□□祖立言垂训之后，文、庚、庄、列四子翼而张之，汉魏唐宋以来，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陈图南辈，迭起而弘畅之。至金源氏，重阳王祖师度高弟曰丹阳、曰长真、曰长生、曰长春、曰玉阳、曰太古，相继而布护之，其教遂大行于世。”[44]总之，全真道是在继承杜光庭的性命双修、陈抟的“逆以成仙”和钟吕内丹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改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