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并宴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王方名和黄顺基等先生，一直被逻辑学界乃至理论界视为一大盛事。其对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全国性的学习逻辑热潮的兴起、对逻辑理论联糸思维实际的应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直到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仍在发酵。根据接近前后和接见中所交谈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对亊实的认定，这次接见的主调可以肯定是学术性的，但是个别学者却认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就涉及到了对这次接见的定性问题了，同时，他也

涉及到对逻辑教研室的老同志在上世纪后五十年的工作如何评价的问题，需要加以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键词   毛泽东  接见与宴请  学术问题  政治问题…………………………………………………………..

 

    今年4月24日至26日，北京大学为逻辑界的前辈、本校逻辑教研室教授王宪钧先生举办了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社科院以及主要高校的逻辑教学或科研单位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我校共有6名同志参加。会上，我校逻辑教研室的一位教授作了发言，发言中的两个主要观点，引起了我校一些与会者的严重关注！一是他说：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我校逻辑教研室主任王方名和黄顺基先生的接见“实质上是政治性的”；二是他说，从21世纪开始，逻辑学的教学与科研“才算走上了正轨”。这位教授的上述发言，引起与会老同志们的不满！中间休息时，赵总宽教授与我彼此不约而同地走向对方，快要碰面时，赵总宽教授说：你觉得刚才那位教授的发言有问题吗？我答：他把毛泽东接见王方名、黄顺基老师视作政治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我想要求临时发言！赵教授表示支持。后来一想，在一个讨论王宪钧先生的学术思想的会上，插入一个与大会主题无关的问题，似乎不太适宜，便作罢了，主张会后建议我院逻辑教研室，在职的与离退的全体同志好好地讨论一下，以统一认识。何况，老中青相聚一堂讨论学术问题，在教研室近十多年来，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议结速返校后，我先向已离退休的黄顺基教授、王聘兴教授、麻保安教授等通报了这位教授的上述观点，并转告了希望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的建议，他们不约而同的表示支持。认为上述两个问题，是涉及毛泽东那次接见的根本性质，以及对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的老同志们，在上世纪后五十年里的工作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换言之，它是事关尊重历史事实和我校及逻辑揖教研室的荣誉问题，是不能不依据实亊求是的原则予以澄清的。于是，我立即向教研室主任于俊伟老师拨通了电话，说明了这次学术讨论的必要性。先后约谈了三次，虽然他本人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但因当事人以没有时间难以参加为由而未能落实，所以，只好借贵刋一隅，谈谈我们老同志的看法，同时欢迎这位教授也参与讨论，以展现人民大学学术自由争鸣的良好风气，并力求取得共识，

                    一、毛泽东接见王方名、黄顺甚等学者的主题是逻辑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次会见的主题是逻辑的，而不是政治性的。这从接见的起因、接见中所谈的內容、接见后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证明。

    首先，从接见的起因来看，毛泽东接见王方名、黄顺基并不是心血耒潮，也不是为了贯彻某种政治导向，或者施以某种政治高压，而是在读了王方名、周谷城、黄顺基等的逻辑文章之后，在逻辑的认同上，毛泽东同志与上述先生的思想发生了共鸣而进行的学术约见与聚会。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接见和宴请这些逻辑学家之前，毛泽东已经深入地阅读了这些先生们的逻辑文章。按照黄顺基老师的回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曾经讲过：毛主席经常夜读国内的各种报章杂志，其中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当时我校唯一的学术刊物)情有独钟。每当该刋物送到床边，毛主席往往会聚精会神地读到深夜，所以，他十分赞赏我校王方名和黄顺基对逻辑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的质疑，如关于“形式逻辑科学对象”的质疑，关于“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的质疑，关于“形式逻辑科学性质”的质疑等等；他还了解人大两位先生的见解与周谷城先生的“观点相同”，而与北京师范大学马特教授的看法相悖。所以，毛泽东责成康生在给人民大学当时的胡锡奎校长打电话，要胡锡奎校长转告王、黄两位先生，毛泽东准备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近他们并讨论逻辑问题，因此，这次接近的初衷绝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出于对逻辑学术问题的重视，对当时逻辑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不良偏向的纠正。自然，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于逻辑偏爱的表现。

    其次，从讨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同与会同志的讨论主要也是围绕着逻辑的问题进行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其一，与会的同志，虽然除了逻辑学家之外，还有哲学家(如贺麟)、社会学家(如费孝通)、哲学史家(如冯友兰) 等，但毛泽东同志与之交谈的对象是逻辑学家，而且，主要是在当时敢于对在我国处于主流地位的苏联逻辑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王方名先生、周谷城先生和黄顺基先生进行讨论，主题非常突出。其中与王方名先生讨论的时间最长，以致把其他也想与毛泽东讨论逻辑或其它问题的先生们的时间，都“剥夺”了！对王先生“霸占”时间的做法颇有微词。

   其二，从讨论的内容来看，主要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哲学、中外哲学史或社会学问题，而是围绕逻辑的问题展开的。例如，周谷城在1956年《新建设》第二期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不去管它的真假或对错，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故而，它既可以为辩证法服务，又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既可以为正确的观点服务，又可以为错误的观点服务。”他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不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而是“主”与“从”的关系。“主从虽然有别，却是时刻不能分离的。”((参肩《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6页)这些见解，对于当时流行的逻辑学“要管内容”、“具有阶级性与党性”、与辩证法有“高级与低级之分”等观点，无疑是一种挑战！毛泽东对于这些观点表示欣赏，认为周先生的“观点比较对”。当周先生向毛泽东表示自己比较孤立时，毛泽东指着王方名与黄顺基对周先生说：“他们的观点和你的相同，你不孤立呵！”再如，毛泽东之所以要接见并宴请王方名和黄顺基先生，也是因为他们下列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就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王、黄讨论，王执笔)、《关于“客观事物的稳定状态和本质的规定性”--形式逻辑客观基础问题的质疑》(王、黄讨论，王执笔)、《关于“形式逻辑和哲学科学”--形式逻辑科学性质问题的质疑》(王独立完成)、《关于“形式逻辑和问题”--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王独立完成)。此外，黄顺基先生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前提的内容和推理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古典形式逻辑的根本性质及其理论基础”等等。正是这些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认同，这才成了毛泽东要接见周谷城、王方名、黄顺基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毛泽东会见过程中的讨论中心！个别教授把本是以讨论逻辑问题为中心的接见，硬要往政治上拉是没有道理的。不错，毛泽东在接见过程中，针对逻辑学术讨论中出现了唯苏联的观点是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教条主义提出了批评，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要走我们的路子”。还说：“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冯俊：《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感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第6页)毛泽东当时这样说，中心思想是在鼓劢学术争鸣应该提倡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不可人云亦云，目的全在于为逻辑科学的学术争鸣清除思想障碍、厘清逻辑学术发展的道路。如果说毛泽东的一生有无数的政治谈话或政治接见的话，在我们看来，唯独这一次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个别教授把它界定为政治性的，我们认为：这与事实不符。

   其三，从这次接见后的后果来看，他不是引发了逻辑界的政治斗争，更不是引发其它学术领域里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线，而是带来了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心情舒畅与逻辑界的学术普及与繁荣。这从下几点可以看出：一是被接见的先生们回到自己的单位以后，普遍显示出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据麻保安教授回忆(曾是北大哲学糸学生)：郑昕回北大后，心情曾有一段压制不住的冲动，他对人说：毛泽东对讨论学术问题，反对扣政治帽子，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开展心平气和的讨论，看来，唯心主义又有可能上讲台了！自由、宽松、心情舒畅的愉悦溢于言表。二是毛泽东接见王方名、黄顺基等先生以后，由于深感写文章和说话不讲逻辑的问题严重，一再发出学点逻辑的号召，这夲质上是毛泽东接近逻辑界的学者动因的継续。早在1955年的10月，毛泽东就说过一段对逻辑工作者很有影响的话：“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7页)毛泽东接见以后的1958年1月，又在他的《工作方法(草案)》中发出了“学点文法和逻辑”的号召，并且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一些文章或说话，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之后，即便是大中小学全都仃课的“文革”混乱时期，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号召学习逻辑的问题。1967年，毛泽东在论及“教育革命”的问题时指出：“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由此可见，毛泽东重视逻辑是一贯的，而对自然语言的逻辑及其应用，尤为重视，对于当时报刊、文件中不讲逻辑的现象，几乎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因而才会有在逻辑学术论争出现了某些偏差而接见在他看来比较正确的逻辑学者的行动，以便保证逻辑学术的深入发展，这是符合毛泽东的思想逻辑的。三是在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号召学点逻辑、鼓励逻辑工作者要勇于创新、学以致用的鼓午下，我国逻辑学的普及、应用以及理论的探索很快出现了一个热潮。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毛泽东接见王、黄等先生后不久，在京各大报刊闻风而动。他们联合起来，举办了“逻辑与办报”的系列讲座，参加讲座的有主管领导和各编辑室的负责人；讲座由黄顺基先生主讲，讲稿则由《新闻战线》如数刊发，由此拉开了全国学习逻辑学的序幕。其二，逻辑理论的学术争鸣，掀起了一个新的热潮。具有标志性的学术盛会，要算1959年5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灰楼二层召开的北京学术论坛。当时，举办这次会议的地点有两处可供选择：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是中国人民大学。但金岳霖会长经过慎思之后，执意要由人民大学来办，理由是：学术讨论要勇于向权威挑战，勇于进行理论创新，而人大的王、黄两位先生，对当时在逻辑学中的主流思想大胆质疑，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是年五月四日，会议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名流，想得起来的除金岳霖、王方名、黄顺基外，还有于光远、胡世华、王宪钓、吴允增、沈有奠、杜国痒、周礼全、李世繁、马特等数十人，人大胡锡奎校长亲自出席会议。会上，学者们就逻辑学的基础理论和热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为深入贯彻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开启了大门。一些有心的学者，还将这期间发表的众多的学术论文汇编成《逻辑文集》正式出版，以为逻辑学术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同时也为逻辑学的升级、后来的现代逻辑的教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其三，逻辑的通俗读物纷纷出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逻辑界的一些权威也领衔上阵，如社科院的逻辑研究室主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金岳霖教授亲自挂帅，编写了通俗读物《普通逻辑》，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在王方名的带领下也编写了与社科院逻辑研究室相类似的读物；而这一开端，到了上一世纪的80年代，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一批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趣味逻辑”相継问世。其四，在各高等院校，一时间里，逻辑学的教学，几乎成了文理工科各系或各个专业的必修课程，而且也是各函授学院和80年代后的成人教育学院、継续教育学院以及自学考试的文科必考课程，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形式逻辑》教材，虽然未经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通用的的逻辑教科书，但却被各高校广泛使用，直到90年代初(中间进行过一次大的修订)总计印刷了六百万册。其五，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逻辑理论要学以致用的号召，逻辑工作者开始了逻辑科学的理论应用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以王方名为代表的关于议论文的篇章逻辑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刊登在1959年10月份的特刊号上的对“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篇章逻辑结构的解剖，引起了全国高校的广泛关注，这被我国一些逻辑学家视为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最早开拓者。“文革”以后，我校逻辑教研室一些应用型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如《文章与逻辑》、《说话写文章的逻辑》、《应用逻辑学》以及90年代初的《逻辑应用多视角丛书》、《逻辑应用新视野丛书》、《逻辑应用智慧丛书》，可以说就是由以王、黄两位先生开启的逻辑应用传统的延伸与継续，许多高校在这阶段的教学中，都把这些应用丛书作为自已教学的重要参考。现在看来，人们把这段时间视作我国20世纪逻辑学术的活跃期、黄金期，并不为过；而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究室对此所作的贡献，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毛泽东接见王、黄两位先生的动因，还是从接见过程中所谈的内容以及接见后毛泽东在逻辑方面的继续呼唤和逻辑界的实际响应，都是对逻辑的强化，而不是政治的挿入！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逻辑教研室的这位教授，何以要牵强附会地硬往政治上拉？是不是因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了教条主义？但教条主义本身是指一种错误的学习方法：不顾中国客观实际，把别国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或理论，生般硬套中国的革命或实践，那确实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因为照抄照搬的政治内容所致，而不是教条主义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思维方法，既可以用于政治理论的内容，又可以用于非政治理论的内容。当教条主义表现在形式逻辑理论的継承和发展上时，因为形式逻辑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没有阶级性的，因而，毛泽东提醒逻辑学者，对于当时苏联关于逻辑学的理论是有“阶级性、党性”等观点，不应采取教条主义人云亦云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主旨，是要制止个别学者硬把逻辑学术讨论往政治上拉的不良倾向，主张逻辑学的学术讨论应当回归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中来。他不是要把逻辑学术政治化，而是要去逻辑学术政治化。要为逻辑学的科学性质正本清源，同时也是要把个别硬要把逻辑学术政治化的学者(如马特教授)，重新拉回到学术自由讨论上来的苦心！

                            二、把接见视为是“政治性的”带来的危害及后果

    教研室的这位教授说的，“接见实质上是政治性的”观点，看似简单，但它造成的误读及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它歪曲了毛泽东这次接见的主题，并且等于说毛泽东是不懂逻辑的，因而把逻辑上的交流转化为政治的交流了，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客观的情况是：毛泽东不但了解古典的形式逻辑，而且是下了翻功夫的。根据高路“毛泽东与逻辑学”一文提供的资料表明：早在1912年的青年毛泽东，就对逻辑发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lill.John.Stuart)的归纳逻辑已有翻译，但因西方的逻辑理论对于中国的陌生以及翻译水平的原因，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可是毛泽东却把它啃了下来，并在1920年11月，他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信里，谈及了日常思维中常见的四种“逻辑的错误”，即“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等四项，并声称：“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小，唯感情一项，颇不能免。”虽然，把以上四种归结为“逻辑错误”，其科学性有的还可商榷，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很值得学习。1938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春，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一出版就寄给了毛洋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把正在热读中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放下，转而兴致勃勃地阅读《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只一天的功夫就读了93页，打破了毛泽东一段时期以来“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五十五页”的记录。接下去，“只用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学术著作。”(《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2页)毛泽东仔细阅读过的此书，在毛泽东辞世以后，至今仍保存在毛泽故居的卧室里。(参考上书第124页)

    上一世纪的四十年代，形式逻辑的学习在当时的苏联得以恢复，但把逻辑确定为“哲学的组成部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具有阶级性、党性”的“科学”，依然占其统治的地位。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批判了语言学中与形式逻辑相类似的错误观点。苏联的逻辑学界就逻辑中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大讨论，形式逻辑具有阶级性、党性等问题受到了批评，但仍保留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即斯持罗果维奇的《逻辑》被译成中文，随后成为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高校辅助教材。毛泽东读了该书之后，不同意斯特罗果维奇的看法。正因如此，当我国逻辑学界出现了赞同苏联观点和不赞成的两种意见之后，毛泽东很自然地就表示对后者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维护了逻辑理论的全人类性与科学性，不同意形式逻辑是“有阶级性、党性”的观点，也不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在这里，毛泽东纯然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支持观点比较正确的学者，以还逻辑科学的本来面目，并旗帜鲜明的主张应当按照逻辑自身的要求，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假如毛泽东这次接见，真如那位教授所说是“政治性”的，那他就不会支持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观点，并且会釆取政治高压的手段实现其政治的目的。但是众所周知，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是极力为逻辑学的独立自主地、富于创新性地研究扫清道路，因而认为接见是“政治性的”，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如果把毛泽东的这次接见界定为是”政治性”的，那无异于是说：毛泽东接见王、黄两位先生时，王、黄两位先生向毛泽东所汇报的内容不是逻辑的，而是政治的。因为要得出接见是“政治性”的结论，必须要有政治性的言论或行动作为支撐，进而还可以得出：王、黄两位先生以及当时逻辑教研室的同仁都不是搞逻辑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那位教授在随后的发言里实际上自己就做了注脚！他说：直到进入了新的世纪，逻辑教研室的教学与研究才算是步入了正轨。俗话说：“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大家听得出来，这句话中的预设是：在这以前，至少包括从五十年代成立教研室到新世纪初那位教授主持教研室工作以前，教研室的教学与科研是没有走上正轨的；联系他前面的那句话，毛泽东的接见是“政治性”的，这是对逻辑主题的否定，也是对王、黄两位先生作为逻辑工作者的身份的否定，自然，也是对逻辑教研室十数位同仁的逻辑工作者的身份的否定，一句话，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逻辑教研室的老同志包括王、黄两位先生在内，都是“不务正业”，放着逻辑不搞，转而去搞政治了，事实是这样的吗？

    第一，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经过两千多年发展的传统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虽然我国逻辑界的个别同志，曾经有过否定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包括国内外的许多现代逻辑的权威，无不认为它是现代逻辑的基础，是不能否定的。今日的数理逻辑，乃是昨日的古典形式逻辑的现代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续。而且，传统的形式逻辑，在自然语言的日常思维里，、人际交往与思维表达之中，有着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近年来，由我国民办的《中国逻辑和语言大学》组织的“逻辑与国民素质”的多次讨论会上，参与讨论的在京的与外地的逻辑学家，点评了我国报刊、传媒、文件及日常人际交往中的大量违反逻辑常识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全国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数十种报刊，纷纷报道这些讨论，并呼吁教育及宣传的主管部门以及各种传媒，务必注意提高逻辑的素养，进一步加强逻辑的普及与应用，就是证明。

笫二，上一世纪以传授传统形逻辑为主，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由于我国教育系统受到当时苏联的影响，在高等学校里主要开传统的形式逻辑而少开或不开数理逻辑的做法，这是一种国家的行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同时，也是受到逻辑队伍普遍缺乏数理逻辑知识的客观条件所使然。如果作为教研室的代表王、黄两位先生在毛泽东接见他们时，所谈的主题并非逻辑的而是政治的，那岂不是等于说，逻辑教研究室的同志，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到新世纪初那位教授主持教研室的工作之前，从事的并非逻辑的教学工作，而是政治性的工作；发表的逻辑论文，也并非逻辑的学术论文，而是属于政治工作的论文；对于自然语言、日常思维、文章逻辑结构的具体剖析，也并非逻辑的应用，而是某种政治的“操弄”？事实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上一世纪逻辑教研室的所有同志，他们本着对教育的忠诚、对逻辑教学科研工作的热爱，承担了几乎全校所有各系的逻辑学课，承担了北京考试院逻辑学的自学考试的命题工作十数载，完成了逻辑学自学考试题庫的编制；在科研方面，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学术论文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或者为社会或逻辑界的同仁所关注；在传统逻辑应用的层面，开启了对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先河！先后出版了逻辑应用方面的专著以及《应用丛书》30余种，除此之外，他们还承担了我校函授学院和后来的成人教育学院的逻辑学课的很多教学工作，以及社会上的大量有关逻辑学自考的辅导任务，而且，在教育部的核准下，举办了逻辑专业的本科班、逻辑硕士研究班、逻辑专业理论研讨班，一批当前活跃在逻辑战线并担任校、系、处领导和博士生导师的学者，如张建军(南京大学)、武宏志(延安大学科研处长、教务处长)、易江(南华商学院院长)、徐継春(辽宁师院院长长) ，以及丁煌、周祯祥、李建华、曲王波等众多知名教授，就是这些班里的姣姣者！何况，即便是以传统的形式逻辑教学为主的期间，也并没有完全仃止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其中黄顺基老师还在逻辑教研室期间，可以说是最早关注数理逻辑普及与教育的先驱之一，而赵总宽教授，则是我国企图将数理逻辑引入辩证逻辑研究的探索者；教研室招收硕士生后，李萌老师一直在从事数理逻辑教学。……对此，那位教授并非全然不知，为什么在上世纪的后五十年代，明明是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的前辈，在逻辑学的基础理论上提出了与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相对立的新思想，为中国人民大学、也为逻辑教研室赢得了荣誉，那位教授却要以毛泽东的接见是“政治性”的结论来否定呢？为什从上世纪的中期一直兢兢业业奋斗至世纪末，才纷纷离退下岗的同志，始终都在为逻辑学的发展竭心尽力，那位教授作为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却视而不见，毫无感情，竟用一句直到新世纪到来“教研室才算走上了正轨”的话，轻易地将其否定，我们实在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再次，它割断了人大逻辑教研室的历史，甚至把他主持教研室的工作之前的历史，与工作之后的历史对立了起来。

    那位教授的两句话，最为明显的后果是割断了我校逻辑教研室的发展史，而教研室的发展史，是不应该割断、也不可以割断的。可是他却将其“陈河为界”，一刀两断了！

   其一，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砍掉辩证逻辑课程，仃止辩证逻辑硕士生的招生。自从教授主持教研室工作之后不久，釆取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取消辩证逻辑课程、仃止辩证逻辑硕士点的招生。辩证逻辑是恩格斯与列宁都肯定过的。在我国高校中，最早举办辩证逻辑的系列讲座，非我人大莫属。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还是吴江任系主任之时，请了校外的关锋、吴传启、林聿时加上我校的萧前教授，举办了辩证逻辑的系列讲座，。当时，北京高校的哲学与逻辑学教师，闻风而至，把个两三百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其后的油印讲稿，流向全国，影响甚广。直至所谓文化大年命的发生，讲座才被迫中断。待到“四人帮”垮台，各高等院校恢复正常招生，才又走上正轨，辩证逻辑的教学与研究终于得以恢复，编写教材(获我校优秀教材奖)、发表学术论文、招收硕士，工作如火如萘；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对于辩证逻辑的研究，出现了形式化与非形式化并驾齐驱的研究局面，不同学术见解，取长补短、谦容发展！但当那位教授主持工作以后，由于从事辩证逻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授先后退休，便将辩证逻辑的课程及其硕士生招生都取消了！按理，涉及到人民大学，特别是逻辑教研室的特色课程的大事，事先应该将在职的与刚退休不久的导师召集起来认真讨论一次，但是没有，自己的心一横，便把辩证逻辑及硕士点给砍掉了。

   其二，逻辑应用研究也被中断。逻辑应用研究，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逻辑教研室成立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与特色，是应当加以尊重和发扬的，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没有加以发扬。例如，《逻辑应用多视角丛书》中，由韦泽民教授撰写的《现代逻辑推理技法》一书，实际上就是运用数理逻辑去求解计算机难题与发展的一次尝式。作者曾在湖北大学召开的一次逻辑学年会上做过演示，由作者手持根据推理技法而设计出的计算器物，同两个手持小型计算器的高手做同一道算题，结果是作者的计算器优于两位高手的计算速度，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一位全国有名的逻辑学家，同时又是一名计算机专家，已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的教授，在庆祝中国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亲自对我说：韦先生的“推理技法”，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还有，已退休的老同志中，有两位(其中一位已经作古多年)曾经进行过“归纳逻辑与人工智能”的国家项目的研究，这些处于逻辑科学应用前沿的研究课题，不论它的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应该成为后来者的宝贵财富，継续向前探索，但遗憾的是，这些財富随着主持人的退休，已被作为“垃圾”而丢弃！

    其三，老同志们的敬业、爱岗、勤奋的传统已被遗忘。回想起来，上一世纪的后五十年，是这批已经完全离退休甚至有的已先后故去的老同志，为了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并在科学研究的崎岖小道上，努力前行的五十年，无数的周末都是在没有空调、条件简陋、常常冒着3、40度的酷暑，在教师阅览室里孜孜不倦、不仃写作。虽然不能说每个月都有一定质量的文章发表，但一年之内，发表三至五篇经过深思熟虑、具有一定新鲜见解的文章还是有保证的；个别月份，同时发表两三篇论文也不是没有。老同志的这种精神，本来应该成为在岗的年轻人的精神财富，但遗憾没有。一些青年人智商很高，文字能力也强，但对学校规定的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完不成。应该说，并非这位教授“不能为也”，是“不为也”；其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做学问上，而是用在别的事情上了。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说得更具体一点，它是一个既有継承又有发展的辩证过程。完全否定自己以前的历史，一切都从零开始是错误的；完全肯定以往的历史，以为过去所做的都对，只是重复过去，没有自主创新，那也是错误的。継承是发展的基础。它有助于了解自己的家底，可以更为准确地确定发展方向，既从中吸取教训，又从中吸取经验；发展是継承的目的；有了发展，才会有历史的不断演化和永恒进步。两者缺一不可。

 

(鸣谢：拙文在醖酿、构思、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黄顺基、赵总宽、麻保安、王聘兴等教授的全力支持，特别是黄顺基、麻保安教授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初稿草就后，又一一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1、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2、王方名、张兆梅等，关于形逻辑基础理论问题的质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欣社，1957

3、北京师范大学逻辑教研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形式逻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78

4、王方名等，说话写文章的逻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5冯俊，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感言(J)，北京：教学与研究，2007.05

6、黄顺基，追忆中南海逻辑学问题座谈会(J)，北京：教学与研究，2007.0

 

姓名：苏越    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逻辑教研室

住址：校内静园10楼36号

联系电话：62512765或15901413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