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使用中国整理古典文献的传统方法，更使用世界不同逻辑传统比较研究的创新方法，正确校释墨辩，揭示墨家逻辑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梁启超的墨辩研究，使墨辩由死变活，是新旧墨辩的分水岭与里程碑。这是梁氏墨辩研究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关键性意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造性诠释墨辩，把墨辩改造转型为人们的思维工具之一，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梁启超；墨家逻辑；墨辩研究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率先高举墨辩与世界逻辑比较研究的新旗，抢救挖掘中绝两千多年，无人过问，无人能懂的墨辩，荡涤尘封，注入活力，赋以新生命。梁氏的墨辩研究，使墨辩由死变活，是新旧墨辩的分水岭与里程碑。这是梁氏墨辩研究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关键性意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造性诠释墨辩，把墨辩改造转型为人们的思维工具之一，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一、知人论世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是“知人论世”成语的出典。讨论梁氏的墨辩研究课题，不能不从其所处的时代、世界大势和生平经历谈起，因为这是梁氏墨辩研究的历史背景、钻研动力和广义语境。
20世纪，世界历史迈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商品互换，人员交流，信息畅通，文化融合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梁氏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形容新世纪的特征为“全球若比邻”，梁氏热切盼望中西文明融合，促生新文化。
1901年梁氏《灭国新法论》说：“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1903年梁氏作《爱国歌》说：“结我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他热切期盼中华民族能振翅高飞于新世纪的环宇之中。
1929年2月17日上海静安寺追悼挽联赞称梁启超：“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1929年4月版《美国历史评论·史学界消息》赞称梁启超：“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自幼受中国传统教育。1884年12岁中秀才，1889年17岁成举人。1890年18岁赴京会试不中，结识康有为，“执业为弟子”，并接受康有为思想，倡导变法。
1895年梁氏23岁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上书，申请变法，助康创建强学会，担任书记，并主笔北京《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成为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人称“康梁”。
1896年24岁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赴澳门办《知新报》批评弊政。1897年25岁主持长沙时务学堂讲席，宣传变法，日讲课4小时，夜批改学生笔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列举清代“失政，盛倡革命”，“传播革命思想”。
1898年梁氏26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奉旨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失败，梁氏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学说，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新生。
1912年梁氏40岁，结束14年流亡生活回国。1913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8至1920年旅欧，后专心从事学术和教育。1920冬48岁在清华讲国学史，1922年50岁在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1926年54岁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
梁氏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说，“启超既亡居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创办《新民丛报》等杂志，“国人竞喜读之”，“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为文“务为平易畅达”，“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针对“思想界之闭塞委靡”，“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梁氏自称：“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
梁氏1901年《自励》诗说：“著论求为百世师。”“更研哲理牖新知。”梁氏是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新星，以新颖理论，严密推理，深邃智慧，激扬文字，熏染读者。梁文通俗流畅，口语化，大众化，形象化，富于情感，感染力强，善用新词，反复论证，排比夸张，善用比喻，开创新文体。
梁实秋评梁启超云：“学术文章确有启迪领导作用。”吴其昌评梁氏：“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黄遵宪赞梁氏的宣传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有所向无前之能”，“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胡适说梁氏“笔锋常带感情”。胡适《四十自述》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二、服膺墨学
梁启超钟情墨学。1897年孙诒让《籀庼述林·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称梁氏“夙服膺墨学”。1890年梁启超18岁就读康有为万木草堂时，自称“治周秦诸子”，“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1896年梁氏24岁撰《西学书目表后序》论“读子”说：“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
梁启超1904年32岁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1920冬48岁在清华讲国学史，课余整理《墨经校释》。两年内出版《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墨经校释·自序》称：“启超幼而好墨，20年来于兹经有所校释。”
胡适1921年2月26日为梁氏撰《墨经校释·后序》说：“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梁启超1922年《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呼应胡适说：“我和胡先生都是极崇拜墨子的人。”梁氏《墨子学案》说：“既从知识范围内立论，我自然是左袒墨子。”1922年《先秦政治思想史》，说墨家思想“俊伟而深挚”。
1924年4月23日，梁氏交往34年的挚友夏曾佑逝世后6日，梁氏写《亡友夏穗卿先生》说：“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梁氏说夏曾佑挖苦他是“墨学狂”。“兼士”即信奉和实行墨子兼爱学说的人。方授楚《墨学源流》说，梁氏“自号任公，乃取墨义”。“任”，即任侠，侠义精神，源出墨家。
墨家有对“任”，即任侠精神的定义。《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即士人损己利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为社会、民族、国家和集团的利益或急务，勇于牺牲一切，直至生命。陆贾《新语·思务》说：“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梁氏自号“任公”，青年毛泽东模仿梁氏，取名“子任”。梁氏号“中国之新民”，毛泽东对梁氏办《新民丛报》爱不释手，韶山纪念馆现存毛泽东批注《新民丛报》。毛泽东对梁氏著《新民说》反复钻研，加以批注。毛泽东1918年组织社团取名“新民学会”，有梁氏“新民”的影子。毛泽东把人们惯称的“康梁”，改称称为“梁康”，把梁氏视为伟人的楷模。
三、比较研究
20世纪初文化巨人梁启超，发比较研究的先声，率先高举墨辩与世界逻辑比较研究的新旗，为长期埋没的墨辩开辟新生路。他1904至1921年推出精研墨辩的重要文献《墨子之论理学》、《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等论著。
梁氏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凡教人必当因其性所近而利导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较之，则事半功倍焉。”
清代乾嘉以来，毕沅、孙诒让等校释《墨子》，但对墨家逻辑进行系统的义理研究，尚未开始。清代对《墨子》的文献整理，孙诒让是集大成者。对《墨经》的校释和义理研究，存在特殊困难。包括孙诒让在内，到清末梁启超以前，不仅对墨家逻辑的系统义理研究，尚未开展，即使对墨家逻辑元典《墨经》的文献整理，也远未完成。
综合清代成果，数十年致力于《墨子》校释的孙诒让说：“盖先秦诸子之伪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而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4篇。”孙氏“研核有年，用思略尽”，写定《墨子间诂》后，曾寄给梁氏一部。
梁氏1923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此书（指《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孙诒让）先生寄我一部，我才23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由此书导之。”
1897年孙氏致信梁氏，自述他对《墨子》“研校十年，略识旨要”，“然《经》、《说》诸篇，闳义眇旨，所未窥者尚多”。他说，《墨经》揭举精理，“为周名家言之宗”。孙氏认为《墨经》“必有微言大例（规律），如欧士论理家亚里大得勒（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缺，不能尽得其条理。”“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
孙氏估计《墨经》中有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相似的学问，但他自认不能对其具体说明。孙氏认为《墨经》学问“赅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学者“罕能尽逮”。梁氏是当代“研综中西”的首选人才，“又夙服膺墨学”，所以鼓励梁氏，从事对墨家逻辑进行比较研究的“旷代盛业”。
孙氏给梁氏此信，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就像孙氏亲手把墨辩义理研究的接力棒，交到梁氏手中，等于向世人宣告，清中叶以来一个半世纪中之久，由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用传统注经方法，不可能完成校释《墨经》，并开展墨辩现代义理研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这一历史重担恰恰放在梁氏的双肩。
梁氏既有国学根底，又有西方现代科学素养，是20世纪新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能够用现代方法和语言接班完成校释研究墨辩的历史任务。历史赋予20世纪中国学者的使命，是把校释《墨经》和对墨家逻辑进行系统义理研究的工作，齐头并进，合并完成。梁氏在20世纪的头20 几年，果然不负孙诒让的热切盼望，以学界领袖的地位，率先拓荒性地从事墨辩比较研究的“盛业”。
梁氏把促进中国古学（包括墨辩）在20世纪新时代的再生，视为自己的使命。他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
梁氏1921年《墨子学案》，讲完“墨家之论理学（逻辑学）”之后，感慨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这都是指从汉到清代墨辩中绝的历史悲剧。
梁氏《墨子之论理学》开宗明义说，“举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学”，“苟诚为古人所见及者，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之责任也。”“故使其学诚为吾古人所引端而未竟者，今表而出之，则为子孙者，若有手泽（先人遗物）之思，而研究之心因以骤炽。”
梁氏说：“《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引释印证，即比较研究法。梁氏1927年写《墨经通解·序》说：“或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这是比较研究的经验之谈。
梁氏《墨子之论理学》“释名”部分，列举辩、名、辞、说、实、意、故、类、或、假、效、譬、侔、援、推等墨家逻辑范畴，用西方逻辑术语对比解释，是中国人借用外国逻辑工具，研究墨家逻辑的开拓性工作。梁氏《墨子学案》有“论理学的界说及其用语”，研究有进展，解释更精要。
梁氏《墨子之论理学》说：“墨子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此释论理学之定义及其功用，今泰西斯学名家所下界说，不是过也。”梁氏《墨子学案》说：“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墨辩’两字，用现在的通行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
梁氏《墨子学案》，把《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解为西方逻辑概念Concept、判断Judgment、推论Inference。“名”是主观概念，“实”是客观对境（对象）。“名”又叫名词Term（词项），“辞”又叫命题Proposition。“意”含判断。“以辞抒意”，是用命题表示判断。“说”是证明所以然之故。“故”即原因Cause。
梁氏把《小取》的“或”，解为特称命题Particular Proposition。“假”，解为假言命题Hypothetical Proposition。“譬”，解为譬喻。“侔”，解为“用那个判断说明这个判断”。“援”，解为援例，“援子以例我”。
对《墨经》推论式的比较研究，梁氏在《墨经校释》前附《读〈墨经〉余记》说：“《墨经》最重要之部分，自然是在名学。《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其名学之布式，则与印度之‘因明’有绝相类处”。
梁氏在《墨子学案》“论理的方式”，开宗明义说：“《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这是梁氏在对《墨经》进行20年研究后作出的结论。
《墨经》的论证，如梁氏所言，普遍使用逻辑的演绎归纳，其逻辑形式与因明相似，这是对《墨经》推论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经下》和《经说下》的结构，是推论式。《经下》先提出论题，然后用“说在某某”的形式，举出个别事例或一般理由的论据。
个别事例的论据和论题构成归纳推论的形式。一般理由的论据和论题构成演绎推论的形式。如“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其中“知而不以五路”是论题，“久”是一个典型事例，其推论形式是从典型事例，抽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用西方逻辑语言，把这种归纳论证符号化，公式化即：“凡S是P，说在S1。”
《大取》用“其类在”的形式。如：“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即凡兴办有利的事情，都包含着除害的因素。如兴办水利，要堵堤防溃漏之害。用西方逻辑语言，把这种归纳论证符号化，公式化即：“凡S是P，其类在S1。”
“说在”或“其类在”的形式，都是先列举一般命题，然后列举进行证明的典型个案。这在形式上，等同于印度因明中喻体和喻依的关系。就同喻体和同喻依的关系而言，如：“凡有烟的地方是有火的地方，如灶。”“凡人为制造的，都是非永恒的，如瓶。”就异喻体和异喻依的关系而言，如：“凡无火的地方是无烟的地方，如湖。”
梁氏《墨子学案》“论理的方式”说，“全部《墨经》”，“和因明的三支极相类。内中最要紧的是‘因’；‘因’即‘以说出故’之‘故’”。《墨经》的演绎论证式，多为因明三支式或亚氏三段论的省略式。
《墨经》的演绎论证式，多是先列举一般命题，相当于因明三支式的“宗”或亚氏三段论的“结论”）。然后再举出用概念（词项）压缩了的一般理由，相当于因明三支式的“因”或亚氏三段论的“中项”。对《墨经》推论式进行比较研究，可将其所列举的论题与中项加以整理，补充完全，可见其论证式在实质上与因明三支式、亚氏三段论一致。
《经下》说：“行修以久，说在先后。”《经说下》说：“行者必先近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其论证式可用因明三支式和亚氏三段论的形式表达如下：
〔宗、结论〕行修以久。（走一定长度路程需要一定时间）
〔因、小前提〕行修有先后。（走一定长度路程有先后）
〔喻、大前提〕有先后以久。（有先后需要一定时间）
《经说下》引论敌的议论说：“唱无过：无所用，若稗。”其中“唱无过”是“宗”（论题，结论），“无所用”是“因”（只浓缩为中项，小项被省略），“若稗”是喻依（被省略了的喻体，即大前提的例证），极像因明三支式的省略式，补充完整并与亚氏三段论比较如下：
〔宗、结论〕唱无过。（主犯没有过错）
〔因、小前提〕唱无所用。（主犯没有亲自实施犯罪）
〔喻、大前提〕无所用无过，若稗。（没有亲自实施犯罪没有过错，如稗草）
梁氏指出，《墨经》推论式与印度因明相似。《墨经》对某一论题论证的论据，经常是一般理由和典型事例并举，类似因明的论证方式。在印度陈那的新因明中，尽管其推论式主体部分的演绎性质，已经与亚氏三段论基本一致，但仍保留着论证喻体（即大前提）的典型事例。《墨经》论证式，与因明三支式、亚氏三段论，在整体和实质上一致，就其注意列举事实论据说，接近因明。
梁氏在《墨子之论理学》中说，《小取》的“效”，包含“法式”之义，它兼有西语的Form（形式）和Law（法则、规律）两种意思。《小取》对“效”的定义是“为之法”，认为“中效则是，不中效则非”，所以“效”就是提供可以被效法、遵循的标准辩论方式。
《墨经》规定譬、侔、援、推、止等论证方式的作用，形式结构和规则，作为区分运用中是非正误的标准。《经上》说：“止，因以别道。”即止是用来区别和限制一个一般命题的。这是止的功用定义。
《经说上》和《经说下》说：“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即对方列举若干正面事例，仓促归纳推论出一个并不正确的一般命题，我则列举反面事例加以反驳。对方若再从其并不正确的一般命题出发，演绎推论出一个个别结论，我则以对其大前提的否定，怀疑其演绎出的个别结论的可靠性。这是止的步骤。
《经下》说：“止，类以行之，说在同。”即止要依据类的关系来进行，因为我所要反驳的，与对方所要证明的，本是同一论题。这是止的规则。“然者”，相当于西方逻辑的表达式“S1是P”、“S2是P”等。“此其然也”，相当于西方逻辑的表达式“所有S是P”。“不然者”，相当于西方逻辑的表达式“有S不是P”。“是其然也”，相当于西方逻辑的表达式“这个S是P”。“此其不然也”，相当于西方逻辑的表达式“并非所有S是P”。
墨家用古汉语特有的代词、虚词作变项符号，对其常用的论证式作出初步的符号化、形式化或公式化处理，已经上升到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理论高度，并将其运用于当时百家争鸣和科学思维的目的。
四、学案校释
研究工作第一步，是掌握全面可靠的资料。到梁启超，想要对墨家逻辑进行理论研究时，前人没有为他准备好正确的《墨经》校释本。梁氏需要把《墨经》的校释和研究工作，齐头并进。梁氏《墨经校释·自序》说：“《墨子》全书，本称难读，而兹四篇（指《墨经》）者特甚。”
梁氏说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全书疑滞，剖抉略尽”，而独此《墨经》四篇，“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即以校勘论，其犁然而有当者，亦未始得半。作始之难，理固然也。”梁氏1923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孙氏《间诂》，于他篇诠释殆已十得八九，独此四篇（《墨经》）者，所释虽较孙（星衍）、张（惠言）稍进步，然遗义及误解仍极多。”
孙诒让是清代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对《墨子》中除《墨经》以外的部分，作出较好的校释，但对《墨经》这一特殊的逻辑原典，孙氏竭尽全力，还不能对其义理作出准确阐发。孙氏校释《墨经》，应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但正如梁氏所言，孙氏对《墨经》清楚恰当的校释，连一半也不到。对《墨经》的义理研究，更需专门知识，孙氏也谈不上。对《墨经》的正确校释，不单是校勘学和古文字学的功夫，而更依赖于正确的义理研究。如果对《墨经》逻辑概念和原理不了解，就不可能对其文字作出正确校释。
梁氏在20世纪前20年，一直从事校释《墨经》的工作。他在《墨经校释·自序》说：“启超幼而好墨，20年来，于兹《经》有所校释，随札记于卷端，得若干条。”“遂检旧稿，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其于毕、张、孙诸君子之说持异同者盖过半。”
梁氏所说与毕沅、张惠言、孙诒让等有很多不同部分，即梁氏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梁氏的校释成果，近百年不断为人引用，足证梁氏对《墨经》的校释，有不可磨灭的真理成分。梁氏对《墨经》的校释，为他对《墨经》开创性的义理研究，提供充分资料依据。
梁氏《墨子之论理学》，揭开在中国近代研究墨家逻辑的序幕。梁氏说：“墨子于九流之中较为晚出。其时儒道法三家，既已有中分天下之势，而百家言纷起并出，亦皆成一壁垒，据一方面，而墨子以后进崛起其间，非有坚固之理论，博捷之辩才，不足以排他说而申己义，故论理学（逻辑学）、格致学（自然科学）之应用最要焉，此《经上》、《经下》、《经说》、《大取》、《小取》诸篇所由立也。”
梁氏论述墨家逻辑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是当时的百家争鸣。墨家逻辑是适应当时百家争鸣的需要，作为百家争鸣的工具，总结百家争鸣辩论而产生。墨家站在百家争鸣潮流前列，从正面总结百家争鸣和思维方法，将其提升为逻辑形式和规律，指导百家争鸣向更高水平发展。没有古代百家争鸣，就没有墨家逻辑。没有墨家逻辑，也没有古代百家争鸣的辉煌成果。
梁氏说：“（先秦）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书，“有论理学为之城壁”，“故今欲论墨子全体之学说，不可不先识其所根据之论理学”，指明逻辑在墨学中的重要地位。
梁氏说：“《墨经》最重要之部分，自然是在名学（逻辑学）。《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分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墨经》除自觉论述逻辑学的内容外，其余的确是逻辑学的自觉和典范运用。逻辑是《墨经》的灵魂、精神和架构。鲁胜把《墨经》称为《墨辩》，正确反映逻辑在《墨经》中的核心地位。
梁氏说墨子是“全世界论理学一大祖师，而二千年来，莫或知之，莫或述之。若鲁胜者，其亦空谷足音也已。惜其所注，今亦已亡，无以助我张目。吾草此篇，恨不能起其人于九原而共语之也。”梁氏上承鲁胜，接续弘扬墨辩的事业。
梁氏指出，墨家逻辑的内容和价值，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英国的培根、穆勒和印度的陈那学说相比。在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梁启超这样具有世界意识的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容忍墨家逻辑这一中国文化瑰宝，仍处于被埋没，无人研究弘扬的境地。
梁氏在国外学到西方现代知识，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结合，必然产生中肯的比较研究成果。他说：“在我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故每标一义训，其观念皆颖异而刻入；与二千年来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含义奥衍，且与儒家理解殊致，持旧观念以释之，必致误谬。”
梁氏说：“《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则学者徒以空疏玄妙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知识界之榛塞穷饿，乃及于今日。”梁氏重视墨辩的现代研究，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赶上世界进步潮流，汲纳西方先进思维方法，改变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旧思维方式。
梁氏肯定墨家逻辑的科学性，是探求真理的工具。他说：“墨子之论理学，非以骋辩才也，将据之以研究真理，而树一坚确不拔之学说也。”“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堕谬，皆析之极精，而出之极显，于是持之以辩名实御事理。”
梁氏批判儒家传统思维方式重演绎的弊端，学习西方近代归纳科学思维方式，褒扬墨家逻辑重归纳的精神。认为“中国人所以不能发明新理，而往往为疑似谬悖之俗说所蒙蔽”，是由于没有发扬墨家两千年前倡导的归纳逻辑。
五、志业未酬
梁氏的墨辩研究，取得不可磨灭的成就。他用现代知识，正确校释墨辩，揭示墨家逻辑的性质、价值和意义。对久被埋没的墨辩在近代复苏，启蒙指路。他使用中国整理古典文献的传统方法，更使用世界不同逻辑传统比较研究的创新方法。
梁氏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功底，又在国外学习西方现代科学，率先使用西方逻辑工具，对墨家逻辑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发表有深远影响的见解。他的世界眼光，科学态度与真知灼见，是学术宝库的珍品。
梁氏对《墨经》研究事业的长期性，研究成果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得失功过的两面性，对未来研究的期待，都提出正面见解，对自己墨辩研究的成果有清醒估价，表现严肃学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梁氏1920年除夕写《墨经校释·自序》说：“故知学问之业，非一人一时代所能就，在善继而已。”“兹所校释，倘能什得四五，以待来哲之绳墨，则为荣多矣。”梁氏1921年4月3日就《墨经》研究《复胡适之书》说：“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自感其不足。”
梁氏1921年4月5日写《墨子学案·自序》说：“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人人各自贡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唤起社会研究之兴味；其疏漏误谬，则自必有人焉补苴而匡正之；斯学术之所以见其进未见其止也。”
梁氏1927年《墨经通解·序》论《墨经》校释说：“故前贤与时彦，用力虽劬，而得失功罪，正尔均半。”而对自著《墨经校释》，“每一复阅，觉武断凿解宜自挝责者已不下十数事。”梁氏《志未酬》诗说：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少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梁氏诗意，恰切适用于他对自身墨辩研究的估价。梁氏墨家逻辑研究的未酬志业，由后继者学者胡适、沈有鼎等接续。“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恰可形容中国逻辑研究世代相承，递相演进的道路、机制和规律。
（原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7页。这里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