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思考和解决当代社会生态问题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生态批判理论和绿色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构理论组成，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红”（社会革命）“绿” （生态运动、生态革命）结合的理论旨趣。

一、“红”加“绿”的理论来源

作为西方绿色运动的左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生态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一些“绿”色思想，体现出“红”加“绿”的特征。

1.深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少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阿格尔、格伦德曼和奥康纳等人质疑马克思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生态学派。但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其历史唯物主义大量论及生态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且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以及人类本性的破坏，主要代表有拉卡比、卢西那·卡斯特林那以及福斯特等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的生态思想并不成熟也不彻底，它不仅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与其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等思想相矛盾，需要结合当今社会现实以及生态科学的发展等各种因素来加以扬弃。

具体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异化理论、人本主义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等。譬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方法和具体内容上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作了继承。在方法上，他们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具体内容上，他们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而非对立关系。人类从自然界进化而来，并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赋予自然存在社会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确信，通过生态革命而建成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自主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实现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继承了马克思将环境问题与当时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将自然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密切联系起来。它从多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必然性，明确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好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双赢。

2.直接理论前提———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等书中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的异化以及人类解放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人的自由解放以自然的解放为前提条件。马尔库塞则提出了较系统的技术生态、“虚假需求”以及消费异化等思想。这些思想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马尔库塞认为，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深刻体现。他非常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认为技术确实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变成了“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1] (P128)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自身生存直接受到威胁。只有改变技术的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及其存在形式，发展一种对自然实行解放的统治的新技术，科学技术才能够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激发人类潜力，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

莱斯直接继承了马尔库塞的关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结合起来。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面临生态环境恶化难题的直接原因在于，人们把自然界当做商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竞争的工具；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应该被重新考虑，人的需求问题应被看做更大且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出发，激烈地批判了异化消费，阐述了摆脱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战略，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高兹则认为生态运动必须成为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把它看做目的本身。

3.不可缺少的理论内涵———对“绿”色思想（生态主义）的扬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鉴了生态主义的现代生态学原则以及系统论等合理思想，比如，以整体、平衡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主张；自由主义与生态学在理论上相互背离、在实践上表现为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悖论的主张等。但是，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否矛盾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主义者的答案截然相反。生态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互矛盾，两者根本不存在共同的价值基础。

两者不可能合流的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生态学思维的痕迹，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价值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不可能给予生态学以合理位置。社会主义坚持“生产主义”，它是一种无限制的、存在盲目增长的意识形态。生态主义反对“生产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第二，生态主义“以小为美”，其原则天然地等同于“地方主义”。它不仅与资本主义的中央权力相对立，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也有怨恨情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生态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互矛盾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他们仅仅看到了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片面追求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生态问题这一表象，而没有看到其环境问题的历史、政治层面的原因，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不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

社会主义的财产、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关系都有别于资本主义，它能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工业结构、社会劳动分配等方面作出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官僚体制中不协调的机制。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具备生态可能性的社会主义更能达到生态平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生态问题的一体化及其解决方式的趋同性，为生态学与社会正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原则）的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生态主义者与西方社会主义者在环境问题的补救措施上有着一致性，他们都主张对现有的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这充分说明两者具有合作的潜能。[2] (P24-26，68)

既然生态主义不能把人类从生态危机中拯救出来，那生态学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既需要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终结市场统治、商品拜物教以及人对人的剥削，又需要生态学在生产力上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模式是一种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二、“红”加“绿”的理论演进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产生期的“从红到绿”到发展期的“红绿交融”再到后期的“绿色红化”的深刻演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绿色生态运动。鲁道夫·巴罗在20世纪70年代叛逃到西方后，他积极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其关于生态问题的代表作是《从红到绿》。作为前波兰意识形态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波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沙夫是1972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发出“全球危机”警告的组织“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共产党人代表，被视为“红色”的“绿化”。

莱斯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阿格尔在1974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一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正式标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总的说来，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汇合，表现出绿色主导下的红色取向，可以看成是“从红到绿”的理论产生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6·发展迅速，初步形成有自身特点的理论体系。以高兹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表现出“红绿交融”的理论特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已经出现向社会主义转向趋势的绿色运动中占据相对稳固的位置，并逐渐扩大自身对绿色运动中其他派别（如深层生态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佩珀、福斯特等人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生态运动，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来探讨生态社会主义未来趋势、政治要求乃至价值观念，把生态社会主义引向社会主义方向，这种主张和做法在不同程度上为其他绿色运动派别所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各项主张开始表达得更加准确、清晰，内含于“绿色”主张中的“红色”理论被凸现出来，绿色逐渐红化。

佩珀开始区分生态运动的各种政治派别，提出划分“红色绿党”（即生态运动中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派别，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其左翼）和“绿色绿党”（即生态运动中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生态主义的派别，包括生态原教旨主义者和“深绿派”、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和主流绿党等）的概念。“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二元分野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处于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三、“红”“绿”交融的理论主张

 

生态批判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红”“绿”交融的色彩非常明显。在其生态批判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点批判了既不“红”也不可能“绿”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不够绿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缺乏绿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反自然、反生态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利润生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严重的生态危害；自由市场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科学技术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资本主义的生态殖民主义行径使生态危机获得全球向度。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反自然、反生态性根源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或者说资本的自我扩张与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如果用“生态可持续性”来给“持续”下定义的话，除非等到资本改变自身面貌，否则，那种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绝无可能。[3] (P382)“绿色”资本主义的前景十分黯淡，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都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生态社会主义所取代。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红色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更加绿化。否认马克思有丰富生态思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很少谈论生态问题，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其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点关注人类系统，只给自然系统保留很小空间，甚至自然界的本真自主运作性逐渐被遗忘。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工业资本主义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压力。肯定马克思有生态思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明晰的生态维度，它必须加以革新并重新建构成为一种生态唯物主义，以成功应对现代生态学所提出的严肃挑战。

在马克思以后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一直存在忽视生态环境问题的倾向以及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不彻底性有关。除了明确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环境的态度，他们还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绿色运动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的绿色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反思苏东式社会主义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大规模污染和环境破坏，认为苏东式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遵循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工业化的思路，严重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重视和及时整治其工业化实践中所产生的严重生态问题。高兹认为，苏东式社会主义“计划”模式无法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的恶果，它并没有真正统一组织起来的各个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过程，个人意志和愿望丧失，国家机构独裁专制，各种腐败横生。原因在于，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仍然奉行经济理性而非生态理性，它所造成的后果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是一样的。只要受制于经济理性，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苏东式社会主义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变种，同样存在不自由、异化以及严重的生态失衡等问题。未来绿色社会的构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充满红色和绿色。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也达到了和谐和正义。

在经济层面，他们反对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及其不考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张采取适度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体制上主张实行“混合型”，即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作用与地方当局作用相互补充。在政治层面，他们追求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相处；维护社会公正；实行“基层民主”，把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分散化和基层自治，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非暴力”的社会革命方式。在文化层面，他们主张加强多方面的文化教育，培育社会成员的才能，积极开展基层健康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生态教育、环境道德教育和生态工作道德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提高人们的生态觉悟，号召人们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崇尚绿色文明生活道德；坚持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抵制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

 

四、“红”“绿”联盟的政治实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现实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在具体政治实践层面，其所倡导的“红”“绿”联盟从无到有。在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7·者把目光从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中间阶级”转到“红色”和“绿色”政治力量的汇合上。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已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不能担当未来革命领导阶级的重任。只有那些未被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所毒害，既热衷于生态运动又关心社会前途，具有极大革命热情以及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人才能充当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他们是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级”。

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的中间力量普遍右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中间阶级”的领导作用普遍失去信心。他们认为，未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对工人阶级不能作为社会变革主体力量的看法有所改变，比以前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仍然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遭受环境污染最严重的阶级，蕴藏着巨大革命性，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佩珀认为，在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无产阶级在代理人和行为者这种角色上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4] (P35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把生态运动（“绿色”）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红色”）结合起来，使“绿色”和“红色”的政治力量相汇合，建立一个由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以及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盟。他们甚至强调，当代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应该形成一支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体系”。拉卡比认为，“红色”和“绿色”的结合即工人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结合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5] (P5-8)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绿色运动具备与红色运动联姻的客观基础，而西方传统的红色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与绿色运动联合的客观需要。拉卡比认为，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目标具有客观上的一致性。两者的矛头都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衍生物：剥削、不平等和贫困。要想通过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其他阶层的劳动者、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6] (P5-8)高兹和亚当·沙夫则从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社会主义前途以及新左派历史使命三个层面论证了“红绿联盟”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来，生态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壮观。但红绿之间关系紧张，两者互不理睬，甚至相互抵触，严重影响生态运动的成效以及各自的发展、壮大。为了更好地探求两者的联合，佩珀和格伦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新概念，要求结合当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给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指导和方法，把当前的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佩珀认为，绿党和社会主义者这两大分支合流形成的三角洲是一块肥沃的政治土壤。在实践中，“绿色绿党”应当通过弱化自身那些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政治学，与“红色绿党”达成更多的和解；而“红色绿党”应当通过复兴社会主义的传统，团结“绿色绿党”。红绿联盟最根本的共同基础在于优先考虑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共同制定新的红绿联盟战略，把生态主义推进到生态社会主义。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类生存问题，并将之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试图将理论融入现实生态环境运动之中，天然具有“红”“绿”结合的性质，是一种内在的“红”“绿”联盟。从“红”“绿”理论视角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其在从“绿”到“红”理论谱系中的合理位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源于“绿”但又超越“绿”，不能在认识论上将它与一般的绿色理论相混同。

作为一种“红”“绿”交融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指导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政坛占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它面临着巨大挑战。首先，执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一些右派组织会限制、排挤它；其次，左翼组织同它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政治图谋和现实需要，“红”与“绿”的真正融合需要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反自然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代的理论困境，系统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在生态方面的失误和教训，为广大国家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但它想要成为一种真正独立且有影响的学派，就必须在深刻批判现实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能够有效改变现实环境状况的理论和具体措施，真正做到批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而且，它不能够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层面或者根本制度性变革主张的层面，而应该逐步应对其他生态政治理论如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正义理论等提出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美]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王子坤.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J].成都大学学报，2003，（4）.

[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英]戴维·佩珀.深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李其庆.法国学者拉卡比谈“生态学社会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1993，（2）

.[6]周穗明.“红绿联盟”———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进展[J].当代世界，1998，（12）.

（责任编辑 张晓予）

原文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