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社会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也是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歧见颇深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自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关于马克思直面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评价和价值评价思想及其关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如，作为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机械论、经济决定论的反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其社会评价，实质上是以价值评价来统摄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评价。阿尔都塞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提出，以《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发生了一次“ 认识论上的断裂”，其思想从非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他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论，是无人称、无主体的理论，是反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因而，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评价只存在纯客观的历史评价。在国内，有的学者提出，“ 人的价值评价，其中包含道德意义的评价，虽然重要，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看不到占有优先的地位”，“ 马克思晚年在解决异化的思路上发生一个重大的视角转换，但不是从‘ 道德评价优先’转到‘ 历史评价优先’，而是相反，是从‘ 历史评价优先’转到‘ 价值评价优先’”。

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评价思想，如同其整个学说一样，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由非科学到逐步科学的演变过程。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具体文本与语境的变化，对其社会评价思想包括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进行历时性的解读，而非抽象的共时性的诠释，才能获得明晰的认识。

 

一

 

所谓历史评价，即着眼于历史的事实及其联系和发展，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尺度，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评价；价值评价则以社会主体（ 指社会实践中的个人和集团的总和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需要和利益等价值追求为尺度对社会进程进行评价。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并不是同时出现在马克思思想视域之中的。基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最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出发对社会进行评价与批判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理性的进步，理性的最高表现是在民主制的国家理性之中。但在主编《 莱茵报》期间，林木盗窃案与摩塞尔地区贫困问题的争论，使马克思看到，财产所有者恰恰是运用国家理性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产生了一个使马克思“ 苦恼的疑问”，即体现自由、公正的国家理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着手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他先后阅读了有关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历史著作，如瓦克斯穆特的《 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 德国史》，林加尔特的《 英国史》等，这使马克思初步觉察到黑格尔哲学的弊端，从而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此时，马克思认识到，人应该是国家制度的原则，是人决定理性，而不是相反。“ 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1]马克思还提出：“ 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2]这就意味着他在《 德法年鉴》时期，开始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从人的抽象的、先验的价值悬设出发诠释社会历史的人本史观成为马克思言说与批判社会的理论工具，因而抽象的价值评价成为马克思早期社会评价的基本维度。

马克思抽象的价值评价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 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时，其价值评价的逻辑原点，是被界定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现实的劳动即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本真状态，而是异化劳动，表现为工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工人与自己的类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和人同人等多重异化关系。因而不体现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3]由于劳动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扬弃异化劳动就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 手稿》中第一次力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给予全面批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奠定理论基础，但其批判的工具仍然是费尔巴哈的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他所说的“ 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不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先验、抽象的价值悬设。以“ 自由自觉的活动”为本质的人是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人，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人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产生于未来，而不是历史的起点。因此，《 手稿》中抽象的价值评价决定了马克思只能是外在地介入现实生活，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一种外在的价值批判。这也决定了他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脱节，还无法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现实依据与途径，从而真正地解答“ 历史之谜”。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随着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深入研究，其历史评价维度也在酝酿之中，并萌芽于《 手稿》一文。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社会评价理论指向上的重大区别。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马克思最终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价值评价的人本主义框架，走向科学的社会评价思想。

马克思在《 手稿》中提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4]“ 工业是自然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5]，而“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这就形成了从现实物质生产（ 实践和工业）出发的历史维度的雏形。当然，这一新的社会评价思想的生长点还没有从整体上改变抽象的价值评价在马克思早期社会评价理论中的主导地位，还只是自发产生的，处于潜意识之中。

 

二

 

如果说历史评价在《 手稿》中还只是思想火花的话，那么，在《 神圣家族》一书中，这一社会评价维度则在价值评价的总体框架下开始强化了。

在总体思维层面上，马克思承接原有的哲学逻辑，强调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才能成为真正现实的人。由此他反观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和反人的性质。他以赞赏的口吻写到：“ 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7]这说明，此时马克思社会评价的逻辑框架中，费尔巴哈抽象的价值评价话语还处于主导地位，其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还未能完全消除。但是，正是在《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用“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对思辨唯心主义，即黑格尔以及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唯心主义关于“ 抽象的人”的观点，首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历史评价的锋芒得以初步彰显。首先，剖析了思辨唯心主义关于“ 抽象的人”的学说的哲学前提。马克思指出：“ 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8]思辨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用抽象的“ 自我意识”代替“ 现实的人”。其次，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离开人与自然、人与工业、人与自然科学、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观点，第一次明确提出“ 生产方式”概念，指出“ 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 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 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9]。

科学的社会评价思想的正式问世是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 提纲》）一文中。在《 提纲》中，马克思一开头便在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的思维方式这一全新的理论架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0]马克思从人类客观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消解了无论是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 类”所蕴含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性。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理论基石，马克思的社会评价思想获得全新的建构，这即以历史评价为根基，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辩证统一于一体。一方面，马克思以历史评价为坐标，对费尔巴哈以及自己以前的抽象的价值评价进行了批判和清算。人类社会实践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因而，马克思在《 提纲》中强调：“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 撇开历史的进程”来空泛地谈论宗教情感；任何个人并不是孤立地、抽象地存在的，都是“ 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1]。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抛弃价值评价这一维度本身，从而导致历史宿命论，而是以历史评价为基础，将抽象的价值评价改造、转换为现实的价值评价。马克思的社会评价决不是纯客观的评判，而是内含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渗透着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强烈诉求。但这种价值评价不再是从外在价值批判出发的道德律令，不再是由“ 应该”指向“ 是”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而是建立在认识和遵循社会历史规律基础上的社会主体的价值要求。

所以，马克思在《 提纲》中使用“ 革命的”、“ 批判的”定语来规定实践范畴，并提出自己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一切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 改变世界”，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马克思科学的社会评价思想的系统阐发，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 形态》）中完成的。在《 形态》中，马克思首先将社会评价的出发点由《 提纲》中确立的人类客观的现实的实践具体化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他指出：“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12]。因而，“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3]

在马克思此时的视域中，共产主义不再像《 手稿》中那样，表现为一种价值伦理批判，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在进行历史评价的同时，马克思还从现实的价值评价的视角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了透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狭义的社会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历史地自发生成的，因而“ 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存在和发展中，“ 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14]。

对于这种人被物所奴役的不合理状态，马克思并不是像客观主义者那样视之为永恒的一般历史规律，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辩护，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提出，应消灭一切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个人才能自由地联合起来。作为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 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 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在这种新的“ 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从而真正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历史的主人。

 

三

 

科学的社会评价思想在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著作中得到了延伸和拓展。

这一时期，马克思始终坚持以历史评价为基础，并在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这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对印度社会问题的评述以及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等方面。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极为关注东方社会尤其是沦为殖民地的印度的历史命运。当时，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印度古老的村社制度，印度国家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对此，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印度所造成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认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欧洲式专制”，比萨尔赛达神庙里面目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人的价值层次，局限于道德情感上，以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来代替对历史的客观分析。他指出：“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16]。马克思提出，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英国的侵略不只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 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7]。所以，马克思认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8]基于此，马克思慨然而语：“ 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快乐？’”[19]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而辩护。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为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开创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他并未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世界历史本身；相反，他认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活动是推翻一切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它剥削制度，建立起完全平等的民族关系。在马克思晚年的思想中，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与命运是重要的内容。俄国农村公社究竟将如何发展，俄国国内的理论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再次将价值评价立足于历史评价，提出了著名的“ 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充分关心，使俄国人民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的“ 苦难”、“ 灾难”和“ 波折”，当然是马克思这一设想的重要内涵。

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深入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它与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公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所遭到的致命危机”。俄国农村公社如果能充分利用历史环境赋予它的各种有利条件，则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用社会主义形式减轻通常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所不可避免的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胎胞中分娩出的巨大痛苦。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并非根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而是以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为基础的。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提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处于各国家、民族普遍交往的历史时代，在西方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俄国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可以看出，马克思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奠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指向人类未来的理想目标，是将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内在统一于一体的科学社会评价思想的具体体现。四从以上马克思社会评价思想的演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评价思想经历了一个以抽象的价值评价为统摄、历史评价逐步生成，发展到以历史评价为根基、历史评价与现实的价值评价辩证统一的复杂的演变过程。本文开头所列的学界观点均存在着认识误区。

总体来看，对马克思社会评价思想的误读，可分为人本主义的解读与科学主义的解读两种倾向。前者以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后者以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如同“ 盲人摸象”一样，二者均抓住了马克思的部分文本与思想，但未能洞察和把握马克思社会评价思想的整体及其变迁。人本主义的解读奉《 手稿》为圭臬，将其误视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以抽象的价值评价来界定马克思的社会评价思想，未能看到马克思的历史评价思想在《 手稿》中的酝酿萌芽，经《 神圣家族》、《 评〈 李斯特〉》等的强化，从而在《 提纲》、《 形态》中完全消解抽象的价值评价，成为马克思社会评价的基石，因而无法揭示马克思早期抽象的价值评价思想如何受到动摇、逐步式微，进而受到他本人的清算，最终湮灭的历史轨迹。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的解读则将马克思《 提纲》之前的文本与思想全盘否定，同时又对马克思《 提纲》及其之后的文本与思想存在着错误的诠释。他们错误地断言，价值评价思想在马克思《 提纲》之后的著作中被彻底抛弃了。阿尔都塞以“ 断裂说”批判抽象的价值评价，在理论逻辑上固然是非常深刻的，但他无法说明这种“ 断裂”何以能发生，马克思的历史评价思想如何形成。当然，他对价值评价的全盘否定也使他在理论实质上无法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

上述认识误区何以产生？主要原因表现于两个方面：

第一，未能把握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一定的社会评价思想是一定的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评价思想的不同，抽象的价值评价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科学的社会评价思想则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以某种“ 始基”、“ 原子”、“ 理念”、“ 绝对精神”等抽象物为逻辑原点，呈现出以预设的先验的“ 应该”外在地统摄“ 是”的致思趋向。如黑格尔以“ 绝对精神”统摄整个世界，费尔巴哈以“ 类”诠释历史等。在《 提纲》之前的早期著作特别是《 手稿》之中，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 类”与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具有同样的抽象性、形而上学性，因而他与费尔巴哈一样在理论框架上以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来诠释社会，理解历史，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一哲学思维方式，其社会评价思想必然是抽象的价值评价，即从观念中人的价值目标出发来评价社会现象。尽管这一时期历史评价在《 手稿》中得以萌芽，在《 神圣家族》中得到强化，但并未突破抽象的价值评价这一主导性话语。以《 提纲》、《 形态》为标志，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从而也创立了他们新的世界观。实践是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的双向运动过程，内含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和主体对客体的超越性的双重特征。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必然止步于对社会现象作“ 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而是从“ 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透视历史，因而历史评价构成社会评价思想的基石。历史评价的优先性是马克思《 提纲》、《 形态》及其以后思想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

有的学者否认《 手稿》中价值评价居于统摄地位，又误认为，马克思晚年已由“ 历史评价优先”转到“ 价值评价优先”，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总体演变。同时，实践的思维方式内含以人类主体的价值目标为旨归而评判现实的张力。所以，马克思并未像阿尔都塞等人所说的，在《 提纲》、《 形态》之后，将价值评价作为人本异化史观的残渣全面抛弃。马克思虽然在社会评价思想的变革中摈弃了抽象的价值评价，但并未同时否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历史状况这一重要的现实，他是在新的社会评价的架构中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即建构了现实的价值评价这一重要维度。

第二，未能把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误区均抓住马克思的部分文本进行孤立地解读，而不是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马克思社会评价思想的整体演变。他们不是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研究出发，遵循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采取先验的、预成论的研究方法，从某一原理或观点出发，然后在文本中寻找论据进行论证，以确证其观点。马克思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僵化的先验的逻辑运演。在这样的研究中，不加区别地引用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来进行论证，马克思的所有文本都被置于同一水平面上，看不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区分，看不出他的社会评价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无法揭示他从早期思想的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真实历程。

【注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418页。

[3][4][5][6][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27、128、131、368页。

[7][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49、191页。

[10][11][13][14][15][16][17][18][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6、87、85、119-121、765、765、768、76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6页。

（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原文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录入编辑乔山。